清议、舆论与宣传——清末民初的报人与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议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人与论文,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以降，西方的教会报刊逐渐进入中国，开始是聚集在中国的一些周边地区，然后逐渐向沿海口岸城市拓展，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15年新教伦敦布道会教士米怜创刊于马六甲)、《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年荷兰布道会郭士立创刊于广州)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的力量开始向沿海城市和内陆社会渗透，宗教性报刊也就同样扩展其传播空间。这些传教士创刊的报刊，刊载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教义以及西方社会的自然地理、风俗习惯等，办刊的宗旨往往是吸纳中国人入教和普及现代文明知识。这些报刊所处位置边缘，办报的传教士也无法进入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因此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社会影响，尤其无法触动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士绅阶层。1840-1895年间，中国社会开始了急剧的社会变迁。间歇性的对外战争、洋务运动兴起、国家权力结构下移、地方督抚力量扩大、太平天国运动的持续，这些都搅动了中国社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洋务派以富强为核心的国家主义诉求，清流秉持儒家义理，从天下意识和苍生意识出发，试图平衡洋务派的急功近利，而在国富与民生之间寻求一个妥当的平衡点。在这一大变局之中，士人的清议得到了最后的张扬，这种张扬是在与趋新的洋务派和维新派的论争中展现的，其历史主体是清流。清流仍旧秉持传统义理，而洋务派等认为这套义理已经无法应对政治危机，“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主导型的社会观念。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清议开始式微。如同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千年清议之所以能够寄托千年公论，本在于以义理为天下立普遍性、统一性和至上性。裁断、纠正、评判、褒贬、界分都是义理之外无原由。这种狭而且深决定了千年清议不讲利害，只论是非。就前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固性；就后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刚性。儒学中的固性不尚应时而变，所以，在一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不会讲利害的清议不能不走向式微。”①
一 清议与舆论的此消彼长
与清流、清议的式微同时出现的就是名士和舆论的鼓嚣一时，具体表现就是甲午海战以后中国政论报刊的繁荣，社团、公园聚会②和各种公共空间的剧增，而公共领域的典型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③。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认为，“迨光绪二十一年，时适中日战后，国人敌忾之心颇盛，强学会之《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于京沪，执笔者皆魁儒硕士，声光炳然。我国人民之发表政论，盖自此始”④。自1895年起到1911年，林语堂称之为中国报刊史的“黄金时期”⑤，张灏也在关于转型时代的论述里，特别强调了这一阶段的传播媒介的崛起及其价值，尤其指出“这些新型报纸杂志的主持人多半出身士绅阶层，言论受到社会的尊重，影响容易扩散。因此这种新型报刊可称之为精英报刊”⑥。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史家杨国强的论述，他在肯定清末这十五年的报刊舆论的发达的同时指出：“晚清最后十年间的士议鼓荡，正显示了传统士人之近代化演变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知识人凌越庙堂与大众，岿然居于天下之中心的时期。但与这个过程相始终的思想多、思想浅和思想驳杂，又使鼓荡的士议久以纷歧舛错与多变善变为常态。由此形成的不相匹配非常明白地说明，当知识人越来越明显地居于天下之中心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缺少自主的理性，缺少立言的责任意识。”⑦
如何看待不同史家对于这同一时期的报刊舆论存在较大分歧的评论？从纵向来看，从清流到名士，从清议到舆论，虽然公共讨论的主体仍旧主要是士绅或者士绅演变而成的名士，但是参与者的广度扩展了，更多的体制边缘士人、留学生群体也可以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舆论的话题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清议所框定的臧否人物和政治事务，而是涉及中国问题的方方面面，讨论的知识资源也逃逸出儒家义理的规约，古今中西之学都成为舆论家(或谓言论界)信手拈来的知识资源⑧，更重要的是报刊这种新型的传播工具所提供的话题空间，远非传统士人所能想象。此外，相对于儒家经典的受众面而言，报刊的读者面要广泛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兴办和士绅权力的扩展，报刊等新式出版业的出现，开始吸纳一大批边缘读书人和自甘于体制边缘的读书人。传统中国政统与道统二元的政治权威呈现建制化的分化迹象。《苏报》发表的一篇时评很典型地折射了这一点：“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舆论何自起，必起于民气之不平，民气之不平，官场有以激之也。是故舆论者，与官场万不能相容者也，既不相容，必生冲突。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曰某事有碍于国民之公利，曰某官不能容于国民，然后官场所忌惮或能逐渐改良以成就多数之幸福。此报馆之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⑨
舆论被理解成民气的象征，并且与政治权力必然处于对抗状态，从而监督权力而成就民意所向，这里的舆论显然已经完全被当成了政治体制外的制衡力量了，与传统中国体制内的清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1895-1920年这个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的精神魅力，恰恰在于很多观念与现象都是晦暗未明而混沌一片的，尤其是清末这一段。比如，在舆论逐渐浮出历史水面的时候，清议并未消逝，两者经常被并置在一起使用。如1905年的《东方杂志》在检讨中国书报不发达的评论里就同时使用了“舆论”与“清议”：“夫新闻为舆论之母，清议之所从出，左挈国民，右督政府。有利于社会者则鼓吹之，有害于社会则纠正之。社会所疑，昭而析之；社会隔阂，沟而通之。有所褒，则社会荣之，有所贬，则社会羞之。此新闻纸之良知良能也。”⑩作者似乎将新闻、舆论与清议分为三个阶段，新闻提供真相，舆论造就公共讨论空间，而清议几乎成为某种类似“公理公例”的最后裁决(11)。
但从横向比较的视角来看，晚清的舆论显然驳杂万象、纷繁迷离，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多元而丰富，从不好的方面来说是粗浅淡薄，很多西方学理一进来就变形，艰深的学术迅速意识形态化(12)，浅俗的迅速口号化，名士呈现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随意性与迎合民意(13)。清议是个体性的言论，强调的是自由之精神与独立之思想，清流不会去迎合大众意见，也不会屈从多数意见，而名士就不一样了，往往屈从于民意，沉溺于借报刊文字暴得大名的陶陶然之中，自我反省的一面相对稀薄。这确实是一种立论者缺乏责任意识和自主性下降的表现征兆。从晚清言论界巨子梁启超的反思中也可以窥探到这一特征：“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14)当时的官员和士绅阶层对于报人和名士的不满，也间接地说明了报刊文字的粗疏。姚公鹤如此记述报人之社会形象：“一般报馆主笔、访员在当时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一般人，也以其搬弄是非而轻薄之。”(15)
晚清民办报刊开始一般是依托于社团或学会，这个时期的舆论基本上还是一种自主性的言论表达，到了后来，很多有明显政治目标的政党直接创办报刊，这时候的报刊舆论就直接服从于宣传的需要了。方平的研究发现：“辛亥革命前的二三年中，一些新创办的政治性报刊几乎完全成为政治集团的喉舌和传声筒，如《政论》之于政闻社，《国风报》之于立宪派，《预备立宪公会》之于预备立宪公会，‘竖三民’之于革命党等。这些报刊的政治立场虽不尽相同，甚或截然对立，但它们却有一些共通的准则，即首先提出一个目标，继而鼓吹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并相信通过一致行动可以达到预定的目标。因此，在这些报刊中，社会舆论几乎完全为政治宣传所取代，甚或成为政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代称，而独立的受众的声音则难觅踪影。社会舆论随政治集团的政治主张而流转，日渐政治化、党派化，既是公共领域趋于繁盛的表现，也是其发生某种转折和畸变的开始。”(16)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清议和独立的舆论都似乎相对边缘化了。
如果我们横向对照哈贝马斯所描述的欧洲公共舆论的产生过程来看(17)，就会发现晚清民初公共领域里的舆论呈现出如此面貌的深层原因之一是，中国式的公共舆论是直接从政论报刊的创办开始的，之前并无一个欧洲近代的公共领域诸种机制的充分发育，没有一个类似咖啡馆、沙龙等社会空间的发达，形成理性自主能力和批评意识，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在对话中遵守话语伦理的习性，更不用说论辩理性的发展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家庭作为私有领域在塑造公共领域里的主体的意义，只有在家庭的非商业逻辑和非权力逻辑的私密空间里，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意识才会得到充分发育，共同体的社群意识也才会形成。可是晚清以来的中国，家庭恰恰是需要被疏离、背叛甚至推翻的传统价值的载体，家庭被阐释成了宰制个体自由的牢笼。到了五四的时候尤其如此。这样，个体直接被抛掷到社会，心态上极易游离失守，言论上极易浮躁不安，无所可退守的个体要组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众极其困难，反而更容易与群众结盟。
二 民初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的纠结
民国成立以后，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既非直线式的进步，也非完全的衰退，而是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形成了博弈互动的局面。民国刚成立的时候，报刊的自主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戈公振说当时的报界是“朝气甚盛，上足以监督政府，下足以指导人民。”(18)对于当时报刊舆论之激荡，孙中山没有采用政治暴力压制，而是试图将之引导至良性温和的建言：“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其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用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19)但他的这番劝说并无实效，言论界愈演愈烈，最后临时政府出台《中华民国暂行报律》来规约新闻界，这导致言论界的强烈不满，掀起了一场“报律与报界名誉之争”(20)。民初共和政府成立时，全国共有500多家报纸，而当袁世凯夺取权力并压制新闻界后，最后北京只剩下20多家“顺从”的报纸，上海剩下5家，汉口剩下2家(21)。林语堂认为京沪等地的报纸不愿在政治强暴之下苟且偷生，而是自愿关闭报馆，这说明了当时言论界的风骨，而袁世凯政权的迅速坍塌，更说明了被压抑的舆论事实上有着强大的政治功能(22)。这种功能，其实就是晚清以降的公共舆论，事实上是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如果政治统治得不到民意和舆论的支持，那么这种政权就势必脆弱而速朽。
戈公振也曾谈及这一点：“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于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价值而非伪造。否则，报纸自报纸，国民自国民，政治自政治，固毫无关系也。”(23)公共意志借舆论得以表达，而民主政治应该受到公共意志(即公意)之规约，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戈公振在“制造舆论”与“代表舆论”之间所做的区分。清末以来的一些政论报刊往往依附于某个政党，为了宣传其主义与主张，常不惜杜撰新闻，从而制造舆论和“民意”。如章太炎说《苏报》：“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24)张季鸾更是从一个职业报人的视角检讨新闻业：“报馆记事，不自采访，投稿多系虚造，报纸惟取之以充满篇幅，其真伪不问也。以故政界轻视报纸，尤鄙夷访员，几于报纸为谣言之代称。”(25)而新闻报刊的天职本应该是代表舆论，反映公共意志，这看似消极，却坚守了舆论机关的底线。
袁世凯称帝败亡以后，中国的报刊出版业再度崛起，其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晚清以来中国报刊业的又一个“黄金时期”(26)。各种主义与思潮，在报刊上争相表达，形成充满两歧性的五四思想世界(27)。这个时期的新闻与言论之所以能够从袁世凯时期的“黑暗时代”重返“黄金时期”，与其外部的自由空间的呈现有莫大关系。如论者所指出：“其一，上海、天津、汉口等地有租界，在租界内所办的报刊，其言论虽为政府所不喜，因为法权不及，很难禁止，仅能在邮寄方面加以检查。其二，各派军人各有地盘，在甲地盘之报刊，对乙地盘的政治加以批评，乙地盘的当道无从干涉。其三，当时军人当政，忽视文化思想问题，传布思想、学说的文章，只要不直接批评政治，很少受到禁止。”(28)
从李大钊的一篇讨论政论家与政治家之关系的文章，也可以管窥当时的“言论界”的集体心态与自我定位：“政论家宜高揭其理想，政治家宜近据乎事实；政论家主于言，政治家主于行。政论家之权威，在以理之力摧法之力，而以辟其新机；政治家之权威，在以法之力融理之力，而以善其现状。政论家之眼光，多注于将来；政治家之眼光，多注于现在。政论家之主义，多重乎进步；政治家之主义，多重乎秩序。政论家之责任，在常于现代之国民理想，悬一高远之理想，而即本之以指导其国民，使政治之空气，息息流通于崭新理想之域，以排除其沉滞之质；政治家之责任，在常准现代之政治实况，立一适切之政策，而即因之以实施于政治，使国民之理想，渐渐显著于实际政象之中，以顺应其活泼之机。故为政论家者，虽标旨树义超乎事实不为过；而为政治家者，则非准情察实酌乎学理莫为功。世有厚责政论家，以驰于渺远之理想，空倡难行之玄论，而曲谅政治家以制于一时之政象，难施久远之长图者，迨两失之矣。”(29)在这种论述里，政治家与政论家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互补的两极。政论应该引导和规约政治，俨然政论所代表的应然之理具有客观的效力，这种思维方式，溯其本源，类似于传统读书人惯常的对于道统与政统之关系的思考。简言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言论界，张扬着一种个人本位和自我醒觉的主体性意识，虽然强调舆论的重要，而没有强求舆论的一律，仍旧基本上是一个多元而丰富的思想世界(30)。
三 主义崛起与宣传意识的勃兴
到了五四运动之后，激荡的时代思潮如潮水缓缓消退之后，国人的心灵重新陷溺在空虚之中，而民初以来的黑暗政治与军阀割据，以及社会秩序的失范，导致时人开始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理念来统合整个社会。这种政治理念往往以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的“主义”形式彰显(31)。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及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开始与各自的主义结合，并仿效苏联的政治体制与宣传模式，一种类似于政教合一的新的政治形式开始收编五四之子的多数。这个历史的变动对于公共舆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可以说此前的舆论到了此时已渐有被“宣传”所取代之态势。舆论是自发的对话，它预设了个体具有理性的能力，能够通过对话而形成对真理的认知，而宣传是预设了政治立场的自上而下的灌输，是将一种政党所持有的主义通过宣传系统伸展到其组织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宣传者是几乎丧失了自主性的，而服从于政党机器的需要。舆论相信理性的力量，而“主义的宣传”则走向大众动员式的政治解决与社会革命了。《大公报》对于国民党日益加紧对舆论的控制和对党义的宣传极其不满，多次发表社论批评。如1929年12月29日的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写道：“查党国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多少有承袭苏联式或法西斯式理论之趋势，将完全置全国言论界于党部指导管理之下，而绝对统一之。其所谓统一，非仅言论已也，纪事亦然，故其理想的境界，为全国报纸言论一律，纪事亦一律，当局谓黑，则俱黑之，谓白则俱白之，其所是否者是否之，是此种制度下之报纸，其职责乃完全为当局作政策之宣传，不复含自由宣达民隐之意也。”(32)该文指出这种将新闻言论审查与宣传党义融为一炉的制度将导致两大恶果：“其一，宣传过于统一严整之结果，人民神经久而麻痹，反使宣传失效；其二，报纸专为政府作宣传机关之结果，全国言论界单调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失读报之兴味，最后足使报纸失其信用。由前者言，政府之不利也，由后者言，报纸之不利也，可谓两失之矣。”(33)
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也诉诸“阶级战争”来解决社会问题。他在《谈政治》一文中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34)在这种阶级分析话语背后，显露的是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迫心态，这种激进的心态自然容易与许诺可以总体性地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主义”合流，而留给舆论的正常发展的便只有一条窄路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俄国革命的成功，让左翼知识分子的论述展现出巨大的无远弗届的理论力量与现实感召力。如论者所指出：“新主义者(主要是指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引者注)与晚清以来各种主义者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他们想用一种最新、最进步的主义来指导一切，涵盖一切，解释一切，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的领域。激烈的新主义者认为立即参与群众运动，马上着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根本之务。”(35)正因为政党意识形态的两极化(36)，导致舆论的公共空间遭受挤压。其时在上海的林语堂敏锐感知到了这一变化：“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四五年的客观事实。其实在这段时期，新闻的力量几乎不复存在了，而且当时对新闻自由的管制是自1900年以来历史上最严厉的，出版物也是最少的，甚至连欧洲法西斯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者的出现、统一的需要等都被限制讨论，而这一切都敦促当局统治者继续剥夺公民自由。”(37)公民自由被剥夺同时呈现的是宣传话语的甚嚣一时，在政党看来，宣传无异于“另一种启蒙”，将个体编织进“主义之网罗”，而在一般读者看来，宣传的意义则大打折扣。如其时任职《申报》馆的杨荫杭在《非宣传》一文直接质疑宣传的功效：“以宣传为政治，其基弗固；以宣传为外交，其信弗孚；以宣传徼民誉，谓之标榜；以宣传售苦窳，谓之欺罔。”(38)即此可见宣传话语在被宣传者处所激荡之反感。在1920年代，虽然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涌动和传播，但是由于前两者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做支撑，并熟谙宣传技术和党化教育，逐渐吸纳其他思潮的信奉者，而自由主义者的声音便日益显得微弱，而其政治空间则更趋单薄(39)。
从清流到名士再到政党喉舌的主体变迁，所对应的就是清议到舆论再到公然的意识形态式宣传的过程。其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核心价值的变化，或者说是言论的正当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如王汎森先生所归纳的那样，是一个从“天理”到“公理、公例时代”再到“德先生、赛先生”最后折入到“主义的时代”(40)，这其实就反映了公共舆论背后的客观性逐步衰落，内在的统一性(虽然清末思想源流驳杂，但都诉诸或标榜公理、公例(41)，说明还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分崩离析了。儒学意识形态逐渐成为游魂，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双峰并峙，最后前者胜出，报刊舆论定于一尊。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晚清以后，传统的天理世界观不再成为中国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之后，中国政治秩序重新寻找和建构政治正当性的过程，清议的淡出历史标志着儒学意识形态的退出舞台，而舆论背后的政治正当性有着一个从公理到公意到民意(42)的变迁历程，客观性逐步消解，民意成为政治权力可以操弄的对象，宣传意识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里产生，并为朝野政党所利用，政治的正当性成为可以以宣传建构舆论来构造的道具。
自然，上述仅仅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个主要趋向，与此趋向相始终的是一些并不直接隶属于某个政党的报刊的“自由言论”，在权力的缝隙之中，这些报刊努力在主义的喧嚣之中挤出一条言路，倡导理性对话，重视个人价值，捍卫民主自由。这之中尤其以倡导“四不方针”的《大公报》和追求言论自由的《申报》为代表。在这些非党报的背后，是寻求自由言论的知识群体和崛起的中产阶层，他们在两党竞争的夹缝中，试图捍卫舆论的独立空间。
注释：
①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76页。
②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③详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一文的分析，载《史林》2003年第2期，另可参阅瞿骏博士论文《辛亥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以1911-1913年间的上海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2007年。
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113页。
⑤详见林语堂著，王海、刘家林译：《中国新闻舆论史》第八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⑥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载氏著：《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⑦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10页。
⑧这方面的研究可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⑨《论湖南官报之腐败》，《苏报》1903年5月26日。
⑩《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东方杂志》第2卷第1期，1905年2月28日。
(11)李仁渊在他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讨论晚清的言论空间时说：“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去解释、理解西洋思想，例如以清议的传统去理解言论自由，一方面是为了合理化接受西洋思想资源的举动，一方面也利用原有的思想资源对西洋思想可以有所限制、拣选，转化成中国可以接受的方式。”(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载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先生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5页)包括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的报名都可以窥见这一端倪。
(12)余英时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最大特色便在于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显然分离为二……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基本上只是一部意识形态史。……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当时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传统完全是隔膜的，因此所接触到的只是经过了通俗化的各种意识形态。”详细分析见其《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一文，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72页。正因为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分离(这自然只是原因之一，还包括心态、民族危机等其他方面影响)，导致公共舆论缺乏持续的知识来源与学理支撑，因而显得空疏与浮躁。但从晚清以降中国思想自身的脉络来看，学术思想似乎与意识形态“貌离神合”，学术思想一直被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所限制，后来又被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权力所干预，学术思想一直无法独立于政治之外。这才有从晚清开始的对于独立学术社会的呼唤，比如王国维、陈寅恪的言论与实践。学术思想无法深入，公共舆论自然失却源头活水，与此相对照的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学术与公共舆论的双峰并峙的发展。关于中国学者建构独立学术社会的努力，可参阅王汎森：《“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13)李仁渊在其清末新式报刊出版业的研究中发现：“由于各种思想(即使只是少数人的思想)都可能经由此途径(指通过报刊等大众传媒，引者注)放大，而内容又要吸引读者的现实关注，激烈的、极端的想法因此可以得到较以往更多的回响。几句骇人的危言警句可以经由报刊书本反复引用，而当让人印象深刻的文句屡屡出现(即使覆颂的不过是少数固定的一群人)，则这文句本身似乎也成为真理。”(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载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先生七秩祝寿论文集》，第46页)传媒机制提供了一个意见世界和话语竞争的舞台，一些定力不足或者心术不正的体制内边缘读书人便极可能用“出格”言论博取名声，转化成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4、73页。
(15)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年7月15日。
(16)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17)可参阅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的第二章“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以及第七章“论公众舆论概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哈贝马斯详细描绘了文学公共领域是如何发展出批评意识和理性主体，然后如何转向政治公共领域，从而对政治权威构成规约。在这个过程中间，公共舆论所扮演的其实是将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从神意、上帝转移到世俗时代的理性主体的同意和共识。此外，还具体地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是如何展现的，还可参阅安东尼·德·巴克、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著，朱静、许光华译：《法国文化史Ⅲ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论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页。
(19)《孙先生之治粤谈》，《民立报》1912年4月27日。
(20)相关情形可参阅赵建国的专著《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21)这些数据出自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22)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99—100页。
(23)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第19页。
(24)章炳麟：《疏“皇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5)张季鸾：《追悼邵飘萍先生》，《京报特刊》1929年4月24日。
(26)余英时认为五四时期知识人延续了清末的似乎“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影响力：“大体上说，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边缘化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但是在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却看到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接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所以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详见氏著：《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
(27)张灏曾在一篇研究新文化运动的论文里指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详见氏著：《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载氏著：《张灏自选集》，第232—233页。更详尽的对五四思想“两歧性”的分析参阅该书里的《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一文。还可参阅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
(28)张玉法：《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1915-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第327页。
(29)守常(李大钊)：《政论家与政治家(二)》，《甲寅·社论》，1917年3月2日，转引自《李大钊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15—516页。
(30)张玉法通过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量的报刊的新闻与言论的考察发现：“尽管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政治环境不良，与其他时期比较，新闻界仍是享有较多自由的时期。当时报纸、杂志众多，而且无论因财务不继而停刊，还是因政治压力而停刊，报刊总数日增。全国数百种报纸与杂志，彼此对立、呼应、关注，已形成庞大的新闻界。新闻界的言论不一，影响较大者每有党派立场。对政治上的批评，敢言者多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不一定基于记者职责。”而在作者看来，“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结束之后，无论是国民党壮大，还是中共崛起，都表示中国的政治发展已进入新时代”。详见氏著：《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1915-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第328—329页。
(31)王汎森先生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主义崇拜”，他说，“许多思想家称颂主义的神妙作用，傅斯年甚至说有主义总比没有主义好。所以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发展，一方面是追求新学术，另一方面是要找‘主义’，两条矛盾的路数平行前进。而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用一套主义来指导思想学术的发展。不同的是国民党心有余而力不足，虽想以‘主义’干预思想文化领域，但实际收效极微，反而招致大量知识分子的不满，而共产党在这方面便做得游刃有余了。”详见氏著：《“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载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470页。
(32)《大公报》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29年12月29日。
(33)《大公报》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29年12月29日。
(34)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1日。
(35)王汎森：《“主义”与“学问”——一九二○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载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意识形态对于1920年代公共思想界的影响，亦可参阅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36)王奇生对国民党党史的研究也从一个断面说明了这种两极化的意识形态对公共舆论的毁伤：“晚清以来，先后历经‘中西之争’、‘新旧之争’以及‘革命’与‘改良’之争，到20年代，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与‘革命’相对峙的，已不再是称为‘改良’，而是称为‘反革命’。由于‘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故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势力之上，即意味着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到‘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亦声称：‘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个！谁反对我的，谁就是反革命！’显然蒋已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即可置对方为‘反革命’。从此以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反革命’，以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从晚清的‘革命’与‘改良’，到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其间不难窥视出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流变。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语汇日趋于专断，同时又隐含着相当的任意性。”载氏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37)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141—142页。
(38)杨荫杭(老圃)：《非宣传》，载杨绛整理：《老圃遗文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564页。
(39)关于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潮的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以及政治主张，可参阅张玉法：《—九二○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8年新第7期。
(40)王汎森：《从公理到主义——近代思想中的几条线索》(论文提纲)，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第一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讨班教学参考文献，2008年11月。
(41)比如清末《苏报》反复申明“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曾开辟“舆论商榷”栏目“转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苏报》，1903年6月2日和4日)。可见在清末的士绅的思想观念之中，舆论是与公理天然的勾连在一起，舆论表述公理，这背后其实也反映了士绅阶层的“教主心态”，即一种掌握公理而向民众启蒙的精英心态。这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文人群体”或者“哲学家群体”有着一些显著的差异。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当时欧洲“哲学家的讨论面向公众，目的是对政府加以指导和监督；同样，哲学家的讨论也面向公众，目的是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公众具有双重地位：一方面，他们是不成熟的，还需要启蒙；另一方面，他们之所形成公众，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要求，具有了启蒙的能力。因为不仅哲学家，而是每个懂得公开运用其理性的人都具有启蒙的能力”(详见氏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23页)。中国的政论家似乎更多的是直接将“公理”灌输给受众，而不是引导受众去运用其自身的理性。
(42)关于五四时期的公意之内涵，可参阅许纪霖：《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史林》2008年l期。值得注意的还有杜亚泉的一篇文章《天意与民意》，杜认为“天意行，不显现于人类意识中之自然意志也。其显现于人类意识中者为民意。然尚有不显现于人类意识中而为人类所认知者，更足为天意存在之证明，此狭义之说也。以广义言，则民意亦天意，反背民意者，即为违逆天意。以狭义言，则民意之外，尚有天意。故凡运动选举以制多数于议院者，及威迫利诱，以制造民意者，虽能使一时之民意陷于迷乱，而天意终不能假托也”(详见《东方杂志》13卷7号，1916年7月)。此处天意颇类似于具有客观性的公意，若从舆论角度来看，公共舆论从应然角度而言是公共意志和公共理性的统一，但是舆论也有可能被操控和制造以代表“民意”，从而呼应权力者的需要，这时候民意与公意(或行说天意)就脱节了，即此而言，代表舆论的媒介之自由独立便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