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视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评介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进程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现代化问题正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这是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在深化，它要求在理论上做出回答；随着亚太经济圈在世界范围的崛起，东亚诸国现代化的成功与繁荣，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它的现代化进程将影响亚太地区和世界未来的格局；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化的古老、浩瀚、深邃、凝重、赋予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某种神圣性质。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现代时期的今天，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正成为一项对人类现代文明史昨天、今天、明天的跨文化探索。
胡福明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一书是90年代国内为数不多的全面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著。它采取史论结合，中外对比，共时态与历时态并行的角度，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中国现代化问题，显现出独特的理论份量。
80年代的“文化热”中，各种现代化丛书的出版曾大量介绍西方现代化的概念、理论与实践，激起强烈的文化反省和对中国现代化的渴望，那时，“现代化”意味着新的社会动员。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现代化”、“现代的”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短短15年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增长了7倍，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0%， 我们已开始迈向“小康”，已经能够按照现代化的若干标准来给现实生活打分了。
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触角应该伸向那里呢？《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作者们用冷峻、沉稳的笔调替代了80年代那种激昂、热烈的言辞。作者认为现代化作为人类近代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迁，它“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应该重视对过去与现在活生生的历史过程的研究。
因此，一般化的给现代化下定义并不难，但是，“在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完成前，真正意义上的明确的现代化概念是无从产生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已经经历了前现代阶段，现代化阶段，后现代阶段，但明确自觉的现代化概念是20世纪二次大战以后才形成的，即后现代时期的产物。中国目前还处在前现代时期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依然不能说是很成熟的。
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中西时空上的发展落差，反映出巨大的文化差异及其各自的发展逻辑。作者用两套话语表述了西欧和中国两种文化过程，即西方——“从进步、进化到现代化”；中国——“从变法到现代化”。在前者，现代化是一个自发自然的发展过程。它为新兴阶级的进步要求所驱动，为工业革命的大潮所裹挟，为市场竞争的规律所拉动。在其“自发性”的背后是新的社会化生产力所包含的自组织机制。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以启蒙主义价值观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进步”、“进化”、“理性”等一整套知识／权力话语，赋予了这个变革以新的文化合法性解释。“现代化”这个词似乎成了这一过程完成时态的表述，它使“理性”、“进化”的目标指向、现实内容更为确切了。在中国，“从变法到现代化”，意味着来自西方文明的“理性”、“进化”一开始就在否定我们原来的文化规则，否定我们的母体文化。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将被迫改变我们现有的结构去适应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始端，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自觉的”，它是痛苦的两难选择：西方枪炮战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现代化的力量，迫使他们不得不拜鬼子为师，实行变法维新；但是民族尊严受辱，殖民者的强权，使他们只能借助于母体文化的抚慰和支撑。同时，由于殖民者并不允许我们走出一条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变法”难以彻底。所以，与“从变法到现代化”相联结的是双重文化情境——“民主启蒙”和“民族救亡”。两者缺一不可，又处在尖锐的矛盾缠绕中。为此，近代以来，人们常从不同方面对中现代化的合理性提出疑问。这是西方现代化过程所不曾有过的。它的后滞效应一直延续到今天。
正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步履太沉重，太曲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始终象一座海面上露出尖顶的冰山，让人看不清海面下冰山的全部。作者认为，对中国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认识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本世纪50—60年代，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大多倾向于把中国的传统社会视为一个缺少变化和稳定或平衡的社会”，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是互不相容的。60年代晚期，尤其到了70年代，这些观点受到了指责。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非完全全对立，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存在着有助于现代化的“现代潜力。90年代初，随着东亚工业化国家的兴起，研究者进一步看到了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共存性。
然而，既然中国前现代社会应存在许多“现代潜力”，那么为什么它在可能为现代化准备条件时，“跑反了方向”呢？！，特别是当西方殖民者用炮舰砸开中国大门后，中国士大夫，统治者的反应是那样迟钝呢？！
《进程》的作者在研究中指出，中国不能对现代化挑战迅速作出反应的内在原因从根本上说，不是别的而是深深扎根于传统社会土壤中的文化主义。它既表现为传统士大夫的政治哲学和行为准则，又表现为世界秩序观的准则。
这种文化主义在19世纪初期反映出中西世界秩序观上的巨大差异：
其一，西欧国家在世界秩序观上已完成了从世界主义向世俗国家转变；而在中国，中华天朝的世界观仍普遍流行，依然驻留在自我封闭状态；
其二，西欧国家已经经历了由文艺复兴开始的漫长的现代化的前期阶段，民族与国家的界限趋于同一，从而为日后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的基础，而中国依然以文化作为区别华夷的根本标准。
其三，文艺复兴以后，随着政教分离和世俗国家观念的流行，西欧不再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它已被分割为众多以国家为主体的亚文化单元，在这些以种族为基础的国家中，不存在文化上绝对的优越性，相反，它们的生存总伴随着一种竞争意识和不安全感，担心自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被其他亚文化单元所淹没，而中国呈现出文化和国家的同一，视国为天下，文化上唯我独尊，使其民生活在“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文化圈中。
从这种差异我们可看出：
中国有丰厚的文化养料去支撑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但其文化主义的世界秩序观，使其对终极价值的信仰带有朦昧性的麻木性，这种信仰可能安邦抚民，却不能创造出理性的现代经济成果。
中国在前现代时期科学技术曾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它的“商业化、城市化和识字率水平及先进的土地制度、货币制度、考试制度和耕作技术”均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它始终未获得使这种因素转化为“工具合理性”的社会机制，它没有工具理性所需要的那种价值中立、科学至上，重视薄记和效率，契约文明的传统。特别是当文化主义秩序观把前现代社会的合理因素置于封闭的伦理结构中时，也就禁锢了创造出新的“结构组合”，新的思维方式的可能性。
由此，《进程》作者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准备阶段是从“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跨越，是解构“文化主义”的世界秩序观。从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代表了一种“世俗化的世界秩序观和政治发展法则”，但是由于“文化主义”世界秩序观的基础是皇权意识，宗法意识，在文化主义的外壳裂解后，民族主义的发展缺少现代政治民主的文化素养和社会机制，同时也缺少独立民族国家得以发展的国际环境。所以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与现代化政治框架的引进相伴随的却是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连绵不绝的内战，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瓜分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20世纪初以后，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开始大量向中国传播，中国的交通通讯事业，现代金融业，民族工业都有了较大发展时，但它不可能建成一个西洋式的民族国家，而只是显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虚假繁荣与畸型。
从“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向中国化的民族主义的过渡”，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次大的转变，这个任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得以完成。指导这一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理论打破了以西方的“理性”“进化”话语为唯一的参照系的局面，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崭新的解释系统，它重申中国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结合了起来。
当然，“文化主义”世界秩序观的衰退，并不等于中国历史传统就与现代化无缘了。在一定意义上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利用了传统”，“毛泽东能够领导革命走向成功，也是因为他有传统的根源”。中国现代化是一个独特的文化过程。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姻缘”还没完全为我们破译。
二
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了我们对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不同方式的选择。
西方社会学家对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们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进行了概括。如滕尼斯对“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区分；韦伯对权威类型的划分，帕森斯的“模式变相”理论等等，这些都是对早发展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的理性总结。他们较早地看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对社会结构的重组作用。这些论述丰富了我们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特别是当我们也进入了市场经济环境后，它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某些共同的文化特质。但正如《进程》一书所指出的，他们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两分法分析很容易使人们把焦点放在社会内部的诸因素上，低估忽视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同时，由于他们完全是以欧美经验为基础的概括，难免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既然中国现代化是一个独特的文化过程，它就无法简单选择被西方学者所规范过的“理想类型”。中国人民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变迁道路的选择，决定了它的变革很难套入“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公式中。
《进程》以较大的理论篇幅与实证方法去探讨了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揭示其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影响中国20世纪下半期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是二次选择：即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从而确立了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起点，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过程。“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方案的实施，不仅使中国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始了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过渡，结束了各种工业品均依赖外国进口的历史，并把现代科学技术渗透到工业生产活动之中。以工业发展为契机、城市化的过程日渐加快。正如书中所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是我国经济现代化有目的、有计划实施的起点标志，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第一个伟大成就。这些建设成就，在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大国建立了现代化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标志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全面开辟”。
与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初期巨大的社会解体、社会混乱不同，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树立起社会主义的理想道义的旗帜。
其一，它建立了低水平、低效率，但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保障系统，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新的价值取向。
其二，第一次在公有制下，对中国社会的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控制，迅速治理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支离破碎和高通货膨胀的经济；
其三，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肯定了“人民当家作主”、“不劳动者不得失”、“男女平等”、“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等社会主义新的伦理尺度，使旧中国遗留下的陋俗恶习得到了改造；
其四，国民教育获得巨大发展，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
其五，有序的社会组织系统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的状态。
这些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曾使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同步发展。这一发展同时又是以政治现代化新的进展为前题。新中国建立以来，现代中国政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已由封建政治、官僚资本主义政治演进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它使社会主义中国自己的“权威合法性、政策合理性和结构有序化”的过程展现出生机。我们当然不可能在西方政治学、社会学词典中找到这种“合法性”的论证。但现实的奇迹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作者认为新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上巨大成就，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拯救了中国”。对于遭受了一个世纪外族入侵，心理上倍受折磨的中华民族来说，“新社会的建立在心理上形成的巨大飞跃甚至大于物质的现实”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奇迹不仅补偿了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文化失落感”，而且赋予这个民族新的信念，“并让这种信念保持到现在”。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任何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其实都是特定的民族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乃至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都包含着新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也使后者成为奇迹。
从历史角度看，5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也并不是顺利的。由于我们基本否认了现代商品经济活动，基本取消市场的作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是完全依靠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来推动的。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之后很快显现出深刻的弊端。计划经济成为了指令性经济、长官经济。经济与社会现代化逐渐失去了内在活力，它的发展、变动不是与经济规律相联系，而是受之于党的政治生活周期变化的影响。致使我国社会逐步陷于生产效率低下，商品匮乏、流通缓慢，金融业萎缩，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日趋扩大的窘境。直至在十年内乱中国民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不仅使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越走越窄，而且使民众的政治参与变成对制度和权威的无限认同与盲从。在我们可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开辟新的前景时，似乎又一次“跑反了方向”。
本世纪80年代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次重大选择。对“市场经济”这个现代经济运行一般载体的确认，是对现代文明中不可愈越的规律的承认，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现阶段目标意味着我们对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重新认识；也意味着中国人民正在进一步摒弃以往思维方式、价值评价的封闭化、狭窄化和意识形态化；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它将以自己民族化的方式去达到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
《进程》以翔实的材料和论证，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在计划体制下建立的工业化体系大大扩展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门类更加齐全，产业结构更加合量，整个经济运行正在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信息业的发展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处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双重跨越中。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经济成份的多元化，推进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及其全要素市场机制的完善。这不仅使工业组织结构和经济运行更加合理，而且使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社会结构的异质性特征增加，各类社会主体和自主权与利益在扩大，以职业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取代以往城乡隔绝下的各种社会身份系列。亦工亦农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承包厂长经理层等“社会新阶层的成长”，尚未定型的边缘性群体、阶层的出现，使得社会结构处在“动态的分化与重组”中，从而提出了社会整合新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我国新一轮的城市化建设。不仅城市作为多种中心的辐射作用更加显著，布局更为合理，而且促进了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城市生活更加世俗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带动了我国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二元城乡格局的状况，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城市化的新路。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开辟法制化经济的轨道，这将提供政治民主化进程最有力的经济推动力，从而形成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全面的制度创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法理化、程序化，全民族民主与法制素养的提高，才能为中国现代人的持续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而最终走出近代以来一直缠绕中国人的“民主启蒙”与“民族救亡”的双重文化情境。
如果说，五四以后的中西方化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的开始”，那么，这种意识还主要体现在一种文化反省上，即看清了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性及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状。 20 世纪最后20年中国领导阶层及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则是这种自觉意识的深化。我们已经找到了更为现实、更为有效的现代化途径，并且中国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和借鉴西方市场机制运行中的理论和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走向新的综合。
三
我们曾经认为，中国几乎可以跨过市场经济，直接用计划经济手段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下子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今，这个“神话”的结束，使我们方才看清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只是经济数字的差距，而且也是文化心理的差距。《进程》一书回顾了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不难从这些论述与分析中发现，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具有跨越文化表层、中层、深层的复合内含。它体现出现代生活方式的某种物化水准，又包含了对人的心理世界、行为准则的规范；它通过现代生活方式的消费传递着世界性的文化语言，如通俗歌曲、迪斯科、时装、家用电脑等；同时它也在表达一种民族化的人格特征。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同时又蕴含着某种超越现代化的东西。它让我们去思考：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支撑应该是什么？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精神风貌？
美国学者托克维尔曾在《论美国民主》中谈到“适应现代化与超越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当人们刚从神话、宗教和英雄崇拜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以为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终极意义，于是将自己的终极关怀寄托在自由、理性、进步这些世俗价值上面，然而，随着世俗化的扩展。人们会日益感到这些价值本身并不能构成人类真正的终极关怀，并不能提供完整的意义世界。而如果没有终极价值和神圣世界对现代化起着平衡的张力，现代化本身将演变成对人类的一次大浩劫”。这些一个多世纪以前说的话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依然那么语重心长、发人深省！
当今中国人已经走出了文化主义的外壳，也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文化政治化，开始享受宽松、民主、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少有的精神生活空前丰富，思想活跃的时期。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们的精神富足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物质条件，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格局、价值观念，改变着社会文化的结构。由于市场变成了文化与人的交汇点，文化的消遣化、通俗化、娱乐化、个人化的商业性质日益突出。于是，市场在推动文化（大众文化）的发展，推动文化工业和文化需求的扩展，商业价值也就成了文化价值的重要尺度。广告、时尚、流行歌曲、地摊文学的变化无形引导着社会心理新走向。当然，这是大众消费时代的一般特征，甚至也是现代生活方式的某种消费特征。文化的消费化、商业化趋向确实给人们的世俗生活带来多方面的调适和享受，并使人的需求和潜能得到更多的满足和开发，它体现出人的生存环境及生活质量的优化与进步。
然而，在当代一茬接一茬的大众文化时潮中，能够反映一个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的那种文化的神圣性，伦理性、教化性，自省性被淡漠了。“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包装”语言，一种物化符号。与之相比，社会的价值理想变得模糊了，社会的道德失范严重了。在人们精神享受变得富足的同时，又并存着精神世界的“空洞化”，信仰的虚无，物欲的贪婪。青年一代对民族文化的了解更多是名胜游览与古装戏中的表演。这不能不是一种文化生态的危机。
也许，我们不应该穿着孔乙己的长衫来咀咒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我们需要有健全睿智的思维去深思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未来。对于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东方大国，耽于商业文化的繁荣是一种浅薄和虚弱，况且大众文化包括各种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并不能成为支撑我们民族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内在文化精神，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文化也绝不具有终极关怀的文化价值。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生命力，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并非只取决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它也应该是文化生态中精神资源与物质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应该展现出我们民族不同凡响的精神气质。为此，我们需确立高于市场经济中一般价值取向的文化意义系统。
当年我们的前辈从“文化主义”外壳中挣扎出来转向“民族主义”，以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今天，我们将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求文化的回归，寻求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新途径。这种“轮回”意味着我们在追求经济尺度与人文尺度，世界化与民族化更深层次的统一，我们在发展现代化又在超越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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