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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人间四月天”谈起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每个准备过联考的台湾高中生大概都会背上这么一句。可是，梁启超“究竟”是谁？对于迷上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的网路世代而言，与其说他是清末立宪派的大将、民初护国倒袁运动的领袖，或笔锋常带感情的启蒙先驱、开启中国现代史学的钜子，不如说他是徐志摩的老师，林徽音的公公，那个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大骂新郎新娘的证婚人吧：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祝你们这次是最后的一次结婚！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严肃的学界研究之下，梁启超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代表某种运动、领导某些思潮；梁启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魅力与真实性，不容易让人感受领略得出来。而这出戏使得五四时代重新活了过来，开始在一向对“历史”与“中国”双重冷感的台湾年轻人心中有了意义。只不过，一代风云人物，竟以这样的身分重现江湖，作为世俗的旧道德的代表、以反衬出年轻一代的勇敢真爱，恐怕要令他啼笑皆非。
任公尝谓：“吾之做政治谈也，常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还以刺激他人之感情。”从胡适到龙应台，凡是读过梁任公的文章的人，很难不为他笔下流露的浓烈感情所感动。（注：李喜所、胡至刚，《百年家族——梁启超》台北：立绪，2001，页131-132。）萧公权读到他“独居深念则歌哭无端，啸俦晤言则欷歔相对”之语时，也不禁感叹：年过四十的人还这样歌哭不制，“则其感情之浓郁真挚，诚可谓得天独厚，大过寻常。”他相信，任公一生光明磊落，爱国之忱不能自已，实与此充沛感情密切相关。我们不禁好奇：这样一个“情圣”，为什么会阻止另一个“情圣”徐志摩去追求真爱？
笔者不敏，对梁启超的丰富饱满初次有“感觉”，是从今年寒假阅读丁文江编的《梁庄公年谱长编》（以下简称“丁编《年谱》”）才开始的。而《年谱》之所以具有感动力，不仅在于原始史料的采录，更在于梁氏私领域生活面相的大量呈现。这些私领域的讯息，个别而言，也许只是一些“摩迷”“徽迷”所不知道的“八卦”，在梁启超专家看来早就耳熟能详，不足为奇。
可是，当我们把梁启超这许多“八卦”或“家务琐事”拼凑起来後，一个重要的课题浮现了：这个《新民说》 (1902-1903)的作者，为了改造中国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大胆提出了诸如“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等“公德”；那么，他对於“少年中国”的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又有什么样的想望或假设？
譬如说，任公早年曾支持女权运动，并与同志共组“一夫一妻世界会”。二十八岁时在檀香山一度发生婚外情，当妻子有意为他纳妾时，他期期以为不可，宁可挥泪斩断情丝，也不愿“违背公理，侵犯女权”。可是，当他痛骂徐志摩、陆小曼时，五十四岁的任公已蓄妾多年。他凭什么律己从宽，责人从严，责怪别人用情不专？他心目中理想的婚姻生活，是“男女有别”，还是“夫妇有爱”？女性在他的生命中占了什么样的位置？令人好奇的不只是任公感情生活中的矛盾。他扮演的“丈夫”角色容或不脱传统格局，但从他宠爱子女（特别是女儿）的情形来看，他绝对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父亲。（——当然，所谓“传统”并不必然代表“落伍”，而“现代”也不必然等于“进步”。）他的矛盾还包括：身为康有为的弟子，他不惜为“真理”而与老师冲突；而身为徐志摩的老师，他也面对了学生为“真情”而不惜与他决裂的场面，使传统的“拟父子”式的师生关系，一次次地受到冲击……
我们要问：这些私领域的道德和伦理生活，和任公所期待的“公德”有何关系？是互相配合，还是平行而互不相干？如果是互相配合，那么，私人领域中的伦理能否支撑他在公共领域中的主张？公共领域的理论有多少来自他在私领域的经验？或者，如果“公”“私”两界可以平行而互不相干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一方面同意任公所提出的新民公德，另一方面尊重任公（及任何人）所选择的个人生活方式，没有“好”“坏”可言？而在这个缺乏一致标准的私领域中，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多样性，还是榛芜一片的荒凉？
二、公领域和私领域
当然，我们必须先将公领域与私领域做一界说。近代西方学者在讨论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的区分及关连时，大致有如下两种不同看法。自由主义者认为，公共领域是国家政治生活，私人领域则包括了道德与宗教良心、自由市场经济、家庭内的亲密关系及日常生活。凡是会牵涉他人的行为举止，才构成公众的关怀，必要时政府或国家有权利予以干涉。至于只与个人利害有关的行为或思想，政府或社会就没有置喙之余地。质言之，私领域的生活弥足珍贵，必须刻意维护，避免公权力乃至社会舆论的不当侵犯。相反的，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1906-1975)有感于近代以降西方政治哲学太过强调保障私权，危及公共生活空间，因之大声疾呼恢复公众领域。她认为希腊城邦时代的公私之别最有意义：代表公共领域的是城邦政治生活，在此领域中人人平等，透过言语和说服来决定一切事情：而在代表私人领域的家庭中，成员为生活需求而结合，家长凭藉暴力来统御。两相比较，即使实际生活中公私领域难免重叠，但在理念上，不论是自由主义的维护私人生活领域、抵制公权力和社会舆论侵犯，或是鄂兰的推崇古希腊公共领域生活、贬抑私领域的家庭生活，西方学者对公私领域的区隔都是截然分明，甚至针锋相对。
相形之下，传统中国文化对公私领域的区分则显得暧昧。从某些方面来看，它主张“公私分明”，赞扬人“公而忘私”，责备人“假公济私”；但从另一方面看，“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公私不分”才是中国文化中的常态。《大学》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主张，不但假定了从私领域到公领域有一贯的逻辑，而且公私之际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群己界限十分模糊。比方说，“家”相对于“己”是公，相对于国”则是私；“国”相对于“家”是“公”，相对于“天下”则“私”。
在社会学家费孝通看来，中西方对公私领域的不同观念，反映了“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有如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产生的一圈圈波纹，可大可小；“团体格局”则是一束束捆扎清楚的柴，范围明确。“差序格局”中讲究的是人伦差等，不可逾越，把“克己”视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而“团体格局”则强调同一团体中各份子的地位平等，个人权利受到宪法保障，团体不可任意抹煞个人。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公私不分”的传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公私分明”观念的挑战？梁任公的生平与思想，提供给我们一个有趣的研究个案。
梁任公是最早认识中国公德不足、须加以重新建构的先驱之一。他在《新民说》中说：
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其中所教者，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
他试图找出中国旧伦理与西方新伦理的对应关系，以照见中式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国家的不足。他认为旧伦理的重点是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而新伦理则强调私人对于团体的关系。以新伦理之分类来归纳旧伦理，那么传统的父子、兄弟、夫妇三伦属于家族伦理，朋友一伦属于社会伦理，君臣之际属于国家伦理。“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任公作了“公德”与“私德”的区分，点出了传统伦理的限制，但他却不曾像西方学者那般视“公”与“私”为针锋相对的两个领域。他认知了个人、家族、社会与国家的区隔，但并不认为各范畴之间是对立的：相应于各范畴之间的道德，也不足各行其是，互不相干。在他看来，“公德”与“私德”乃是一个连续体：
公德与私德，岂尝有一界线焉？区划之为异物哉？德之所由起，起于人与人之有交涉。而对于少数之交涉，与对于多数之交涉，对于私人之交涉，与对于公人之交涉，其客体虽异，其主体则同。……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一名词，以为体验践履之法门。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公德者，私德之推也。
因为传统中国的旧伦理在公领域中有明显缺陷，所以任公在鼓吹“公德”、建立新的国家与社会伦理上著墨最多，宜其最受学者瞩目。相形之下，他仅用甚少篇幅交代“私德”，而其范围不出“正本”、“慎独”、“谨小”等属于传统王学“修身”范畴的德目，并不引人注意。至于属于传统“齐家”这一部份，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家族伦理”相对来讲比较完整，在他的“新民”主张中就略而不谈。既然任公本人著作中甚少触及这个层面，过去的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时，也就较少讨论这个问题。可是，笔者认为，略而不谈的部份并不代表它不重要。相反的，正因为这些私领域的伦理道德仍是当时整个文化中人人皆晓，不言可喻的共识，因此他才不必特别发挥。如一棵巨木一般，地表上的枝繁叶茂，都要以看不见的、地下的盘根错节为基础。旧有的伦常架构正是任公一切视听言动的根基。
在这种情形下，笔者研究梁任公的私领域生活的动机，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谈。其一，单纯地为了多了解任公的实际生命。在知道任公怕太太、爱小孩、习惯熬夜、偶尔打牌、爱抽烟喝酒……之后，他不再是图腾，而是有血有肉、有历史实感的人。其二，笔者希望透过对私领域的观照，为任公在公领域引起的争议提供参考。譬如说，任公是否接近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者，透过“开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个人得到最高的人格发展，如萧公权所言？或者，他还是以“群”的观念为思想核心，认为群体比个人重要，并未掌握西方自由主义精义，如张灏所主张？如果他基本上倾向于集体主义，那么任公此种思想的根源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还是中国传统？他和中国传统的关系究是理智上的抛弃、情感上的牵系、还是另有其他可能？探讨任公的家庭生活，也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因为，家族伦理，上接个人，下按社会与国家，既是私德的实践场域，又是公德的预备初阶，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最后，笔者选定这个题目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私领域本身即有研究价值。特别是因为：时隔一世纪，任公所提出的公领域的道德，寖假已成为台湾这个时代的规范（尽管现实中仍无法完全落实），而那些数千年来被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私领域的儒家伦理——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却随着百年来社会与家庭的巨大变迁而备受挞伐，乃至被湮没遗忘。中国文化在近代遭到挑战的不仅在于公领域，更在私领域：前者从形式到内容都经过了“从无到有”的重新建构，而后者虽形式不变，但原有的内容则几乎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幻灭。借着百年来的古今对照，我们可以思考周遭仍在进行中的私领域的变化的意义。
当然，在研究私领域相关议题时，我们会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这么做是不是探人隐私、有失厚道？第二，任公并未对以上议题提供直接答案，如何着手研究？对于第一个可能的质疑，笔者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接受任公“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的逻辑，那么一个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是该受到检视的。若是采取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确应该极力保护“在世者”的隐私不受好事者骚扰；可是，基于学术动机，研究80年前去世的人的个人生活，似应不构成冒犯。这固差别，有如“盗墓”与“考古”之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第二点，虽然任公本人并没有正面讨论这些问题，但丁编《年谱》却提供了大量资料让我们探索他的私领域：不是他关于这些个问题的“思想”，却更难能可贵——它让我们看到了任公全幅生命的“实践”。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身为当代思想先驱的梁任公，对于为人子、人夫、人父的角色界定，与传统形态有何异同。
三、维新人物的家族伦理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曾极论家人强合之苦：“以乔居乡里之日殆三十年，所闻无非妇姑诟谇之声，嫂叔怨言之语。张公艺九世同居，千古号为美谈，然其道不过百忍。夫至于忍，则已含兄弟斗阋之状。先圣格言，徒虚语耳。他因此认为有家之害大碍于太平，而主张“去家界为天民”。同样地，幼年曾受庶母虐待的谭嗣同，也力主冲决一切网罗，打破三纲五常。相形之下，激进时期（1900年）的任公虽亦曾有“言自由者无他，不过始知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束缚而已”之语（《年谱》，页127。下文夹注者亦均为丁编《年谱》页码），但终其一生，他对家庭的眷恋远超过他的师友，与他在公领域的温和主张若合符节。
也许是当事人或修谱者的隐瞒，在《年谱初稿》中我们看不出太多梁氏家族“强合”的痕迹。相反的，任公的“原生家庭”呈现出典型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景象。身为聪慧的长子，任公是在钟爱与夸赞中长大的。他极受祖父镜泉先生宠爱，白天跟祖父读四书、听古人故事，晚上还要挤到祖父床上一起睡。母亲赵氏“终日含笑”。“温良之德，全乡皆知”；除了在他六岁说谎时狠狠修理了他一顿以外，“凡百罪过皆可饶恕”，可惜在他15岁时就因难产去世。会对任公拉下脸的大概只有父亲莲涧先生了：他十岁以后跟着当塾师的父亲读书劳作，言行稍有不谨，就要挨骂：“汝自视乃如常儿乎？”（页3-6。）据说莲涧先生“平生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页5）。戍戌政变后任公流亡日本，其父特别作长赋一篇，表示心境安适，以慰游子；而任公则惦念老人心中苦楚，特别交代太太要善为慰解，并让老人手上常有二百金可以取用：“因大人之性情，心中有话口里每每不肯说出，若欲用钱时手内无钱，又不欲向卿取，则必生烦恼也。”（页81-82）
父亲是老式人物，任公也用传统的方式去讨老人欢心。他长年海内外奔波，不能晨昏定省，父亲多半时间住在南方。1915年老人六十五岁大寿，任公专程返粤祝寿。“初拟一切从简，而群情所趋，遂不许尔尔。”虽然他刚卸下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之职，但家人期待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意味还是很浓厚。在相当程度上，他也动用了公家资源来摆排场。于是兵舰迎迓，开筵受贺，广州官绅商合力赞助演剧，全城为之轰动，忙得他吃不得一顿正经饭、睡不上一场正经觉。回到乡下扫墓，又是十余小兵轮护送，数百军警环卫巡缉（的确有人行刺任公不果），犒赏之费不赀。任公计算，此趟庆寿省墓之旅花费超过一万，实在太过，但看到老人精神矍铄，兴会淋漓，至可欣慰，“藉此承欢，殊值得也。”（页450-452）的确值得——不到一年之後，莲涧先生就病逝了。其时任公为反对袁世凯帝制，正冒险南下，劝说陆荣廷、龙济光独立。他的家人朋友为顾全大局，秉承“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古训，过了两个多月才让他知道，使他“魂魄都失掉了”。（页494）在这里，“公”与“私”是互相渗透的。
嫡庶合计，任公共有五位弟弟，四位姊妹，其中他与大他三岁的大姊最为亲厚。光绪三十年大姊因生双胞胎力不胜而死，使他再度遭到身边女性因生育而死亡的痛苦。他写信给朋友：“仆少丧母，与姐相依为命，觐此大故，痛澈心骨，心绪恶劣，不能自胜……”（页198）除此之外，和任公一生情笃不渝的是小他四岁的大弟仲策（启勋）。仲策曾和他一同在万木草堂读书，他一直不忘在学问上和生计上提携弟弟：在日本时希望弟弟来从学于他，回国和子女讲国学源流时也邀弟弟来听讲。（页301,545）他“内举不避亲”，在担任京师图书馆时，请弟弟担任总务长兼会计：在弟弟返回广东为父亲营葬时，任公还“假公济私”，请朋友徐佛苏给他一个调查名义，提供部份旅费。（页707,629）而除了日常生活照应帮忙之外，仲策对伯兄的最大回报，就是在大嫂去世时弹精竭虑的代营坟园、为大哥预留生圹了。（页679）
生在一个大家族中，任公对亲人的照顾远超出于今日我们的小家庭之外。父亲过世后，他费了千辛万苦说动庶母（其父小妾）到天津同住，将他对先人的一点孝心，寄托在这个“细婆”身上。同父异母妹妹过世时，他不但伤悼妹妹，更为“细婆”的悲痛而悲痛，为此血尿病状加剧。（页705）除此之外，他也留意家乡他房子弟的求学、婚配情形，并特意提携优秀子侄在他身边担任书记、劳役工作，以随时领受教言，学习实务。（页452,471）他也以相似的细心，去为他的妻党打算。
任公在公领域鼓吹自由、权利时，特别强调“群体”与“个人”的相互依赖性：他虽也强调“自我”的重要，但“自我”是以道德为内涵的。虽然《新民说》所谓“群”主要是指国家而非家族，但从家族对他的荫庇与他对家族的回馈来看，他不可能主张西式个人主义。而他的“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利的争取之外，更强调道德自律，也反映了儒家传统家族生活经验。只不过，将家族看作一个整体事业来经营，期待它枝繁叶茂、绵衍不绝，一百年前的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而今日在台湾已绝无仅有。社会单位从大家族而小家庭，从小家庭而个人，不再将“不朽”的理想寄寓于子子孙孙瓜瓞绵绵，不再以家族为座标去定位自己。我们今日讲的“自由主义”，因之有更浓厚的“个体原子化”的意味，而与任公所主张者大相迳庭。与其说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毋宁说他是个“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
四、“男女有别”格局下的两性观
诚如费孝通所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中，家族是个延续性的事业社群，以父子、婆媳等纵的关系为主轴，横向的夫妇关系只是配轴，而这两轴都因为事业的纪律需要而排斥了感情。传统夫妻之间“男女有别”，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和生育的事业，不向对方企求心里的契合。因为，若以男女相恋为结合基础，爱情所包含的浮土德精神——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对未知作无穷探索——势必引起感情的激动起伏，使家庭的生育事业摇摇欲坠。因此，宁可让夫妻之间维持淡漠而稳定的关系，而各自在同性团体中寻求“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感情生活。
的确，任公丰富的“感情”，生活，主要寄托在他与众多男性友人的往来中。他们的交集面十分广大，既可以谈心，可以责善，又可以论学，可以共事。万木草堂时期，一群“天真烂漫，而志气振踔向上”的少年从康有为游，课堂内外，论文辩难，联臂高歌，树上栖鸦拍拍而起，其乐无穷。（页17）而他自谓生平中印象最深的事，是25岁时，和几个提倡新学的朋友共度的一个夜晚：江建霞为了帮他镌刻唐绂丞所赠、谭壮飞所铭一方菊花砚，特地在远行之际耽搁行程，抱猫而至，“且奏刀且侃侃谈当世事，又泛滥艺文，间以诙谑。夜分余等送之舟中。翦烛观所为日记”，天亮才依依而别。（页47）更不用说，戊戌政变时谭嗣同与他死别的那一幕，是如何感动了一整代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两人遂一抱而别。（页80）
我们可以说，任公与众多同性友人之间的互动不但够成了他的公领域生活，而且也成为他在私领域中情感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我们不能确定其中是否有同性恋的成份）。相形之下，女性在任公生命中的份量显得单薄。以任公这样热情澎湃的个性，我们很难想像他会对异性太上忘情。可是，和现代一般男性相比，梁任公所遭遇、往来过的女性似乎相当稀少。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他读书时没有女同学，就业时没有女同事，教书时的女学生也不多；《年谱》中可见的，几乎全是家族中的女性。与他最亲近的，只有一妻、一妾和女儿。而除了女儿之外，妻妾与他的相知程度似乎相当有限。
1909年的“民呼日报”曾有人介绍法国男女对异性对象的期待，以供“研究男女者之考镜，并为酒后茶余之谈柄”。其中“男子之望女子者”包括年轻貌美、受过高等教育、有相当资产、吃苦耐劳、身体强健、明治家之道、巧于交际、通达事理、能与男子相和等等。至于女性心目中理想的对象，则是眉清目秀、意志巩固、脑筋清晰、体格完全、勇气充足、永不外宿、不耽逸乐、有财产、有职业，但不专事职业而不顾家庭……。这现在看起来不足为奇的“新闻”，之所以能在当时成为“酒后茶余之谈柄”，正是因为这些“理想条件”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奢求；当时的青年男女根本没有“择偶”的权利。
任公的婚姻是由妻舅和父亲所决定的。17岁那年，这个浓眉大眼的英俊少年参加广东乡试，中了第八名举人。两个主考官都看中了他：侍郎李端想许配以堂妹李蕙仙，修撰王可壮也有女待字闺中，不料李侍郎先提出，王可壮只好受托作媒，向梁父提亲。梁父以齐大非偶之语谦辞不受，不过对方表示：启超虽为寒士，但终非池中物，早晚会飞黄腾达。而蕙仙深明大义，故敢为这主婚，请勿推却。两年后(1891)，还在康有为万木草堂就读的梁启超，就到京师去完婚了。新娘李蕙仙大他四岁，祖籍贵州，生於宦族。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谓：“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由于冯氏政治立场与任公相左，我们不能确定他的叙述可信程度如何。但这门亲事的着眼点是两个家族的互蒙其利，则是可以肯定的。
任公曾对女权运动投入相当心力，包括1897年与谭嗣同、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不缠足会”，并与经元善等人创立近代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办女校——上海桂墅里女学堂。但从今日眼光看来，他的女权思想仍有很大的限制。近代中国女权思想受新教传教士影响而兴起，但不分男性女性，早期国人鼓吹女权者的动机多出于强国强种之要求，而与新教徒“上帝之前人人平等”的动机有别。换言之，是以提高女性生产力为手段，以达成国富民强的目的，并非完全非着眼于人格平等而提倡女权。年轻时代的任公也不例外：
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護，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
在公领域中，他认为女性教育权的争取最为紧要，对女性参政权有很大保留。在私领域内，他的家庭依旧是男主外，女主内：“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仍是他对妻子的期待。换言之，他的女性观不出“贤妻良母主义”，与五四时代着眼于女性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人格独立的观念有很大差别。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下，从整体社会来看是男尊女卑的形态，但在家庭内“主妇”享有相当大的权力。据任公说，蕙仙是个“厚於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的女子，她的家世背景显赫，又长任公四岁，冯自由谓任公“素有季常之癖”，的确很有可能。不过，旧时所谓“怕老婆”，在现代看来却也意味著对妻子较平等的对待。当年上海女学堂成立时，许多维新志士的妻子加入女学堂共事，蕙仙也在其中担任“提调”一职，调遣吏役、处理事务。只是一年后戊戌事发，女学堂渐入困境，蕙仙恐怕也因此离职，放弃她在公领域的发展。加上任公长年奔走国事、流亡海外，逼使蕙仙必须坚强扛起媳妇、母亲、大嫂的责任。任公对此显得欣慰：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密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页83）即使蕙仙对远行的丈夫有思念与依恋，也被任公浇冷水，希望她以大局为重。委婉的说法是：“卿日来心绪何如？烦闷否？望告知。想必烦闷，不待问矣。然我深望卿之不烦闷也。”（页83）明白一点的说法是：“卿问别后相思否？我答以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页137），因为任公所向往的境界是：“丈夫有壮别，不做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高楼一挥手，来去有何难。”（〈壮别〉，页95）他在公领域愈活跃，她就愈须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也因此愈来愈像贾母、凤姐般的传统中国女性——从公领域退却，但在私领域中撑起一片天。于是，这个公众人物的妻子的一生，就被丈夫归纳如下：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夫人之来归也，先母见背既六年，先继母长于夫人二岁耳。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弱女避难澳门，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厌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樽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尽瘁焉。……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受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婴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页663）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下，任公夫妻两人是共同经营家族的伙伴，爱情淡而亲情浓，但在家中大致上是平起平坐的：“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页664）任公希望蕙仙也能在家居生活中多读书，庶不致无聊烦闷，但蕙仙似乎志不在此。（页83）她一辈子为家族付出，少有自我空间，年老时儿女离巢，在家常感寂寞，忙于政治与学术工作的任公也爱莫能助。（页651）他们有对酌杂谈至夜分的亲密时刻，（页575-576），但也有大打出手的时侯。1915年蕙仙得了乳癌，两度割治不果，1924年病发去世。弥留之际，她在病榻上引咎自忏，任公哀痛悔恨万分，一直自责是若干年前那场架才导致太太得病。（页664,685）蕙仙死後，任公透过扶乩通灵，继续请她保佑家人。（页670,682）“妻者齐也”，任公夫妻虽然在家内平等，但是固定的男女角色模式，成全了任公和整个家族，却牺牲了蕙仙个人。
五、“恋爱神圣”？
任公夫妻情感深厚，但是有如人伦之常，从一开始就压抑激情。就可见的文献中考察，一生中唯一令他真正动心的女性，是他28岁时（1900年）在檀香山邂逅的华侨何蕙珍。更奇妙的是，他把这桩情事的始末源源本本、老老实实地向太太说，而这两封“自白书”也成为《年谱》中夫妻二人最长的通信。（页135-138）
年方20、担任小学教职的何蕙珍长于英文，全檀华埠无一男子能及。她的父亲是保皇会会友，任公演说酬酢都请她翻译。据任公说，她“目光炯炯”，学问见识皆甚好，善谈国事，有丈夫气，是一“绝好女子”。换言之，她是能出入公领域的女性，为任公同辈中少见。两人之间，据冯自由言，是任公主动追求，而蕙珍“以文明国律不许重婚却之”，使任公知难而退。但任公的版本，则是蕙珍较为主动：“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敬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当友人前来游说任公接受蕙珍时，任公婉拒，一来他不愿违背早年与谭嗣同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初衷，二来他万里流亡，与妻子尚且聚少离多，岂可再连累人家好女子？他为国是奔走天下，一言一动为万国观瞻，若再娶势必不为众人所谅。他想为她做媒，但她除了任公之外，其他男子都不放在眼里，宁可独身不嫁。在这个滔滔不绝谈论抱负的女性面前，他发现性别的差异似乎不复存在，两人都忘了她是女子。他们相约要为未来中国之妇女教育努力，握手珍重而别。可是，
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有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自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此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我意蕙仙不笑我，不恼我，亦将以我敬爱蕙珍之心而敬爱之也。（页136）
蕙仙接到丈夫的信和他要她保存的蕙珍的扇子后，做了一个“顾全大局”的决定：她打算禀告公公，让任公纳妾，成全丈夫这段感情。任公接信大惊，说是万万不可，别害他捱老人的骂。再说，卿来书所论，君非女子，不能说从一而终云云，此实无理。吾辈向来倡男女平权之论，不应做此语。……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页138-139）
除了写二十四首“纪事诗”抒发怅惘之情外，这个“准外遇事件”，就在任公“发乎情，止乎礼”、蕙仙“一笑”之下落幕。
1903年任公曾有一段警语：“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有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欲，而无过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则其才正为其欲之奴隶。”
言犹在耳，次年任公竟然和蕙仙随嫁婢女王来喜生了儿子思永，日后并纳之为妾！这一次，因为事情发生在横滨家中，没有书信透露夫妻两人心事，但蕙仙的愤怒可想而知。据说来喜原来深受蕙仙宠用，在日本时期，举家财务及锁钥均托付她掌管。来喜得孕後，极为女主人所不喜，任公不得不托朋友送她到上海生产。过去的人置妾时，往往以元配无子嗣为理由，但是到此时为止，蕙仙和任公已有思顺，思成一双儿女。除了情欲难遏之外，我们不知任公如何自解。这个“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倡始人，对这样的发展想必十分难堪。最后“顾全大局”的还是蕙仙；她让来喜母子回到横滨，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们对这个在任公信中分别称作“来喜”、“王姨”、“王姑娘”、“小妾”的女性所知不多。梁家子女似乎没有嫡庶之别，为任公生了三男两女的来喜，在家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特殊（注：李喜所、胡至刚，《百年家族——梁启超》台北：立绪，2001，页131-132。），所以任公特别交代女儿思顺：“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他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信给她，令他欢喜。”（页651）来喜当然不像何蕙珍那般在才智上与任公相埒。但我们看到，任公每次出门远行，往往要急急召来喜前来照料饮食起居，否则即大感狼狈。比方说，1915-1916年间他为讨袁运动奔走，初到上海，只有一仆服役，每日由远邻送饭两次，起床后两个钟头才有水洗脸，每日茶水矜贵有如甘露，是以“王姨非来不可，既来则可借丫头一二人来用，一切妥当矣”。（页461）又如1925年他刚搬到清华，王姑娘尚未来，他“有点发烧，想洗热水澡也没有，找如意油、甘露茶也没有，颇觉狼狈。”（页683）固然当时的日常起居不如今日便利，但任公在生活上的无能，还是令人吃惊。笔者也怀疑，在他心目中，妻与妾分别扮演襄赞内务的工作，前者照顾他的大家族，后者则贴身料理他的个人起居。即使像何蕙珍这样出众的女性，激起任公如是眷恋，一旦和任公结缟，恐怕亦不出担任他的英文秘书之类，而未必能在公领域一展长才。换言之，这是以任公为中心的关系结构，男女有别，家族本位，而任公正是此刻梁氏家族的轴心，“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因此，晚年的他可以对蔡松坡与小凤仙的韵事报以宽容的谅解，因为蔡氏既有的家族结构没有受到这段感情的挑战，一如他之纳小妾：
其实男女之相幕悦，何害於好德。道学先生乃固神秘歧视，於男女之间，高筑厚墙以杜隔之，毋乃太迂乎？松坡所为，纵非以此谋自脱於袁氏，英雄恋美人，岂非增香艳于青史？
可是，徐志摩追求“灵魂之伴侣”就不同了。徐氏是“发了恋爱狂——变态心理的犯罪”，因为他离婚、再娶，打破了既有家族结构，不但伤害了张幼仪和张徐两家老人，更伤害了两个幼子。“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冲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
那么住公对男女爱情究竟有何看法？他告诉徐志摩说，人类两性之间的感情，最好是让它“无着落”，至少可以减少无量痛苦。他知道感情丰富的徐志摩不容易听进这些话，但他自审自己的感情不比这个学生贫弱，他是有资格这么劝他的。
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最乐道，吾於兹议，固不反对。然吾以为天下神圣之事亦多矣，以兹视为唯一之神圣，非吾之所敢闻。且兹事盖可欲而不可求，非可谓吾欲云云即云云也。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矣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可是，徐志摩没有接受老师的劝告。他回信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当梁启超以家族为重、压抑爱情的追求、而以小妾为欲望出口时，徐志摩却认为旧式婚姻法斫伤个人人格——对男人如此，对女人也是如此。于是，为了访求他灵魂的伴侣林徽音，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却未能得到林徽音垂青。他转而与陆小曼相爱，在陆小曼离异后结婚，但两人的爱情也很快变质，娇惯的陆小曼另有情人翁瑞午，使徐志摩在苦涩中英年早逝。而在儿子徐积锴的心中，只留下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的淡淡影子。这样看来，任公的预言真是准确得令人惊心。
五四以后到今天，一夫一妻制成为唯一合法婚姻制度，小家庭取代大家族。人们对配偶的要求，从梁启超式的“多重生活伴侣”转为徐志摩式的“单一灵魂伴倡”。更精确一点地说，在女性教育程度、自主能力普遍提高之际，我们期待的配偶是“灵魂伴侣”与“生活伴侣”的综合体。男性希望女性同时扮演情人、知己、事业伙伴、贤妻，良母等角色，而女性则要求男性减少外务，加重父亲、丈夫角色，分担家务及育儿工作。可是，80年的实验下来，人们又渐渐发现这个期待不切实际。把太多要求放在一个人身上，宜乎婚后常感幻灭。于是，激进的人又开始抨击一夫一妻制，主张男女双方在婚前婚后都未必要忠实于配偶，而可以维持多个“情欲伴侣”。可想而知，一夫一妻制瓦解后，小家庭会因个人的进一步膨胀而分崩离析。
我们不知道这场“革命”会伊于胡底，但仿佛听到了一百年前康有为《大同书》的回音：男女平等独立，婚姻限期由一月至一年，期满各凭喜好续约或另结新欢，婴幼由政府公养公教，老病由政府公恤公疗。于是人人无家，天下大同。可是，一旦男女性生活无拘无束，仰事俯蓄托于公家机构，国家权力因此无限膨胀，私领域就会被严重侵夺，这又岂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所乐见？回头来看梁启超的家族本位和一妻一妾婚姻生活，我们竟无词以对。既然没有一种可以适用于所有人，可以兼顾到人生各阶段的婚姻家庭制度，我们又拿什么标准来批判任公和他的时代？
六、“大大小小的孩子们”
旧式婚姻及家族生活，照顾到人的幼年及老年阶段，对于青壮年人构成最大的负担和牵绊，但任公似乎对这些负担与牵绊甘之如饴。如果说，任公在“人子”的角色谨守旧伦理，在“人夫”的角色上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那么他对“人父”的扮演则颇有“新好男人”之风。
任公共有四女六子，长女思顺生于1892年，其时任公21岁（页20）：到幼子思同生时（1926年），任公已54岁，（页709）而思顺也已有数个子女了。他和大孩子谈心，亲密有如朋友，和小孩子玩耍，慈爱犹如弄孙。（页678）过年时，不管成年已婚与否，大大小小的孩子一律发压岁钱“买糖吃去”（页654,715）。放暑假了，一家人到北戴河渡假游泳，一个个都晒黑了：（页649）孩子们怂恿老爸一起去钓鱼，不料全部淋成落汤鸡，任公只觉得好笑。（页681）两个念大学的儿子出车祸住医院，弟弟嘴巴破，哥哥就大嚼大啖去气他；哥哥撞断腿，弟弟就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的岂有此理！”可是老爸爸还是对孩子的勇敢肫挚十分欢喜。（页643）“家庭中春气盎然”（页576），从他信中对他们的昵称——“我的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忠忠”、“达达”、“司马懿”，“老白鼻”、“小白鼻”——，也可以看出。虽然教养的重担是落在蕙仙身上（她扮黑脸，他扮白脸？），但比起他与莲涧先生的父子关系，任公和子女之间显然轻松自在得多。
除了流亡日本时期之外，任公提供家人的经济环境，算是相当优渥——比方说，1921年即有小汽车（页641），1925年在北戴河买避暑别墅（页680）——，但是任公常担心孩子在富裕安乐中失去砥砺人格的机会。（页471,730）他盼望孩子以他为模范，不因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永远不放松自己，时时保持“朝旭升天，新荷出水”的生命朝气。（页731,745）他也希望孩子学习他处理感情的态度：虽然他情感如是强烈，但经过若干时候，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不致因感情牵动而糟蹋身体、妨碍事业。（页691）儿女均习新学，为了让他们粗知国学崖略，除了指定阅读原典之外，他并亲自为他们讲中国学术源流，虽然“颇有对牛谈琴之感”。（页545）“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页745），他不无自满地说。
不过，任公是一个严重偏心的父亲——他爱女儿远胜过儿子，尤其是长女思顺（令娴）。“我有所爱女，晨夕依我肩”，思顺婚前经常随父远游，照料起居（如1911年台湾之行）；婚后她随担任外交官的夫婿周国贤长年驻外，使任公思念不置，《年谱》中所收家书十分之九是写给她的。他和女儿谈国是，叙家务，抒心事，几乎无所不谈。每当为国忧瘁、难以排解时，呼唤女儿的名字，也能使他聊以自慰（页418）。有缘游赏山水佳境，又以不克与女偕游为恨。（页455）即使家居无事，好端端地他也会满纸涂满“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页624）。更不用说发病时想得特别厉害，希望向顺儿“撒一撒娇”，痛苦便能减少，虽然他从不真的要求她特别为他回来。（页774）有人说，“女儿是男人前世的情人”，任公似乎在大女儿身上，找到了情感上的寄托。
任公这个女儿特别受宠，所以她孝顺懂事，为娘家全力付出：
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衣不解带的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得力十倍。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页752）
任公所期待于长女的，是不是另一个牺牲小我，成全家族的角色呢？（吊诡的是，从夫家的立场来看，这样的媳妇未必受欢迎。）赴北美读书的“小宝贝庄庄”，就不必挑起那么重的家庭责任了：任公希望她去念自然科学，做一个中国生物学的先驱。——“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页745-6）
相对于对女儿的偏爱，儿子在任公心中“不甚宝贝”。（页676）1922年后任公开始用俏皮的白话文和“我的宝贝思顺”写信，可是和儿子的通信仍维持了严肃文言“父示思成”。（页643）对女儿的“倾诉”，一转身对儿子就变成“教训”。但责之深，也因为爱之切，对长子思成尤其如此。任公怕他在美念书太过节俭，伤了身体。（页689）担心他所学专门偏枯，缺乏艺文涵泳。（页744-5）子媳学成归国，他为他们规划游历路线，又为他们的工作伤透脑筋。任公虽自云不姑息溺爱子女，（页730）但从种种细节来看，他实在是对儿女过度保护，而子女也有反弹的时候。他最放心不下思成，思成却老没有消息来安慰他一下。（页748）他宁可思成学成归国后暂在家里跟着他当一两年学生，也不愿儿子为生计独立而屈就不乐意的工作，结果儿子不以为然，他气得向女儿抱怨儿子少不更事。可是最后东北大学的教职，还是老爸去张罗来的。（页761-3）
为了求取家族与个人、理智与感情之间的平衡，对于儿女的婚姻，任公发明了一个“理想的婚姻制度”：由他留心观察看定了一个人，给子女介绍，最后的决定在儿女自己。透过这个方式，他撮合了思顺与周国贤、思成与林徽音两对婚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的孩子一样，（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唉，但也太费心力了。”（页650）他对女婿周国贤非常满意，虽然周氏不见得才气高华，但他“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我实在喜欢他。”（页650）。对于林徽音，他似乎有所保留。他认为思成、徽音都性情狷急，徽音父亲战死后，他一面设法筹措徽音学费，一面担心徽音若胸襟窄狭而当不住忧伤，会“把我的思成毁了”。（页695,733）直到二人结婚返国，看到新娘子大方亲热，既没有从前旧家庭虚伪的面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他才放下了心。（页768）他承认，对女婿、媳妇的感情，毕竟不可能像爱女儿、儿子那般直接自然，（页650）但他已勉力做到爱屋及乌。
任公晚年疾病缠身，先是血尿割肾，后又患痔疾肺痨。其时自思顺以下五名年长子女均在国外就学，任公起居全赖来喜照料，弟弟张罗。但我们看他在信中几乎从不提生病的苦痛，而总是要强调自己的“快活顽皮样子”：
大孩子、小孩子们：贺寿的电报接到了、你们猜我在哪里接到，乃在协和医院三○四号房。你们猜我现在干什么，刚被医生灌了一杯蓖麻油，禁止吃晚饭，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捱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页697）你们的话完全不对题，什么疲倦不疲倦，食欲好不好，……我简直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受术后十天，早已和无病人一样，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有兴致，绝不疲倦，一点钟以上的演讲已经讲过几次了。……（页699）
他很欣慰孩子个个拿爸爸当宝贝（页749）’但也抱怨孩子“罗唆”，“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页741）他嫌这些病是“老太爷病”，需要安心修养，与他的积极任事性格太不相容（页742）。临死之前，他还在撰写《辛稼轩年谱》。思成夫妇回来不到半年，他的生命就戛然而止，来不及看到正准备举家返国的大女儿，度他那“眉飞色舞”想望的新生活。但在家人的关爱环绕中离开，应是了无遗憾吧。
七、结论
在公领域中，梁任公的思想流质多变，波澜壮阔。政治上从激进破坏转为温和，文化上从醉心国学转为引进西说，最后又重新肯定中国文化，企图“新学输入，古义调和”。为了研究多变的任公，除了可以在公领域上做“史”的追溯之外，笔者认为从私领域切入也提供了对照的参考点。本文企图了解任公时代家族本位的生活方式，和任公在此架构中形成的两性及亲子关系。我们看到，旧式的婚姻生活抑制激烈的感情追求，也限制了女性在公领域的发展，但是换得了老小成员的安全感，和家族的稳定壮大。从戊戌到五四，中国制度遭到西方观念剧烈冲击，不仅公领域如此，私领域亦然。处于过渡时期的任公，以传统孝道侍奉亲长，以不完全的“男女平权”对待妻子，而以宽容慈爱呵护下一代。任公在政治上讲温和，在文化上讲调适，论公德不忘私德，论自我不忘利群，他的“社群主义”色彩，远比“自由主义”色彩来的浓厚。从他的私领域生活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私领域的孝悌之行将导向公领域的“不好犯上作乱”，那么我们大可怀疑在这一套教养熏陶下的“贤良子弟”能扮演独立思考、进取冒险、勇于争取团体权益的公民。不过，在任公个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他一方面在私领域谨守儒家家族伦理，另一方面在公领域又体现了现代公民风范，早就超脱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传统“君臣”思维。徐志摩在“恋爱神圣”上和他不同的看法，预示了中国家族社会的解体，和由之而来的私领域中个人的自由与不确定性。而家族伦理及任公所谓“私德”解构之后，公领域的公民社会是否能安放得稳，就目前台湾社会来看，却大有可议。笔者之志不在鼓吹家族社会，但求对任公的时代做相应的理解。至于公领域重新建立之后，要以怎么样的私领域与之配合，或至少容许不同的实验进行，多元并进，还有待我们继续思考。
2000年4月18日初稿
2000年7月14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