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始于70年代，迄今已走过近20年的光辉历程。正是这场除旧布新的教育改革，拯救了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教育，使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正是这场成就卓著的教育改革，有力地启动并高质量地构筑了教育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从而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所有这一切都与邓小平这一世纪伟人的名字紧密相联。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过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1]教育改革的现实和科学的理智都告诉我们，对于邓小平在教育改革中的功绩应给予同样的评价，没有他那高层建瓴的总体设计，没有他那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理论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就没有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崭新局面，就没有中国教育的今天。
一
科学的理论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2]邓小平的教育改革思想便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科学分析，并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大体分四个阶段而逐步形成、确立、深化和完善起来的。
1975年2月至1978年11月，是邓小平新时期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阶段。1975年2月至1976年4月，他在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其中便包涵了教育的整顿与改革。从邓小平复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的教育改革进入实质性的拔乱反正时期，邓小平的教育改革思想在这一时期得以初步形成。他在这一时期的文稿有16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其中有6篇直接论述教育问题，另有6篇也多与教育有关。教育是他在这一时期集中关注的问题，其教育改革思想也“先于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而形成。[3]。其基本要点是：冲破禁锢，正本清源，恢复高考制度，整顿教学秩序，讨伐僵化思想，提倡实事求是，为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思想路线和理论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他解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切问题的一贯立场和基本方法。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否定“两个凡是”、推翻“两个估计”为起点的。否定“两个凡是”、推翻“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拔乱反正的关键，也是教育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创榛辟莽，率先发出了讨伐僵化思想的檄文，使教育战线冲破了“左”的樊笼，思想大解放，为拨乱反正澄清了认识，为教育改革开辟了道路。1978年5月他又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意义深远的论战，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进一步打破了思想僵化的局面，为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全面展开扫清障碍，并逐步使其睿智明达、深谋远虑的见解转化为党的集体认识。他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等重要讲话中，就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是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了论证和回答，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4]主张恢复教师的职称制度，重奖贡献突出的科教人员。他还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科技人才培养的基础在教育；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为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鹄的。[5]
1978年12月至1985年3月，是邓小平新时期教育改革思想的确立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错误，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新的工作重点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发展教育。[6]邓小平教育改革思想在这一时期得以在全党确立，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关于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的思想写入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并更进一步明确。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确立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体制”。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邓小平主持和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以“大革文化命”为部分内容的“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了“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了“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7]科学论断，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1983年10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8]进一步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1985年3月，邓小平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要求，确定了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和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昭示了21世纪中华民族优良素质的灿烂黎明。
1985年5月至1991年12月，是邓小平新时期教育改革思想的深化阶段。1985年5月在他主持下制定和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则更明确地指出了我国新时期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的蓝图、方针、原则和步骤，确立了教育事业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深化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促进新教育体系的构建起到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之后，我国的教育改革激流勇进，由最初的恢复、调整与单项改革(1977—1985)进展到了整体性深化阶段(1985—1991)和法制化时期，农村和城市综合教育改革实验分别在1986、1987年启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于1986年4月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成熟的义务教育法，标志着我国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我国的教育改革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在此期间邓小平还就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和精辟论述，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改进和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等。
1992年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在教育与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相互依靠的维度上审视、把握和确定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动向，从而使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教育改革思想也步入完善阶段。这一点在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重要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教育改革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199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了新时期乃至下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奋斗目标。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颁布实施；1994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9月，中宣部拟定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1995年3月，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这一系列文件，完整地、科学地构画出了我国教育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宏伟蓝图，是邓小平的教育改革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拓展和完善，从而使其不仅体系完整、内蕴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发人深省，是马列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产物，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当代发展。
同任何科学思想一样，邓小平的教育改革思想经历了如上形成和发展的诸阶段。从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看，这一进程主要地表现为由“教育解放”向“教育解放与社会改革相互依赖与促进”的转换。“教育解放”指的是教育全方位的革故鼎新。所“革”之“故”是“文革”及“文革教育”所体现的“左”倾错误、僵化思想及“文革教育”模式；所“鼎”之“新”则是通过思想的启蒙与解放所形成的新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到教育的体制与内容等全方位的更新。没有“教育解放”就没有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就没有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启动。然而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教育改革思想的落实和教育改革实践的深化又必须和社会改革相互依赖与促进。经济的和政治的社会改革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在改革中既意识到了经济和政治对它的作用，也明确了它对经济和政治的推动。这种新型的双向关系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被制度化，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9]正是经过这样的转换，教育才由启蒙与解放走向改革与发展，教育改革思想才由思想化为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与完善。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而教育改革思想也将继续地发展和完善。
二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改革思想，综括而言，主要由三个有机部分构成。
（一）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适应经济发展，提高民族素质，确立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是中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指针。
任何改革伟业的实施，总是首先要确定改革的方向和进行改革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根据新时期党在教育工作中的总体构思，提出了教育改革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始终不渝地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为经济腾飞、民族振兴培养优秀人才。
坚持“三个面向”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教育的“三个面向”总的讲来就是教育通过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培养具有将国家引向未来的现代人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推进教育的现代化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教育面向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我们是在开放的世界中从事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因此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培养需要面向世界。这既是教育面向现代化的条件，同时又是教育面向现代化的表现。现代化作为一个朝着特定目标有序发展的过程，其本身便是指向未来的，而这一未来的实现需要教育培养一大批能将现代化建设引向未来的人才。“三个面向”直接针对教育提出，而其理论指向却涵盖了整体改革，构成了整体改革的方法论，可以说“三个面向”构成了直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基调。从“教育解放与社会改革相互联系和促进”的意义上、从现代化建设宏观背景下把握“三个面向”，我们便会对它具有更加全面的理解：“三个面向”之所以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不仅仅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
培养“四有”新人，提高民族素质，是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既然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出发点，就理应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一代新人，其标准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理想”就是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因为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有道德”就是要有崇高的道德风尚和良好的行为规范。“有文化”就是要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科技文化知识和能力。“有纪律”就是要有法制和秩序观念，遵纪守法，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现代化建设。在这四条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因为有了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才能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四有”人才标准是一个有机整体，是新时期的“红专”观，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依据客观情况对其中的某些标准加以特别强调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这绝不意味着其它指标的不重要，否则便是对“四有”标准的割裂。此外，“四有”人才标准还具有广泛的涵盖性，它不仅指向青少年，而且指向于全国人民，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一大批符合“四有”标准的人才，而且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综合国力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能涌现出杰出人才。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10]既注意“四有”人才的培养又注重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坚持提高与普及并重，这是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所在，也是衡量一切教育工作的重要标准。
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现代化建设是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这既是我国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由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我国新时期的改革伟业是由经济层面开始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面对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及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全面转型的新形势，面对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新挑战，教育的不相适应愈见明显，这就要求教育体制要适应经济体制以及其它的社会变化，加以相应改革。在现代化建设中，由现代化生产和现代化社会进步的特点所决定，教育的作用日渐突出，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邓小平对此作了科学把握和精辟论述，指出要将教育放在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依靠教育。这是因为：(1)教育是现代化人才培养的基础。邓小平明确指出：“靠空话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1]而且“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2)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奠基工程，是经济振兴的必要条件。“二战”以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所促成的智力和人才储备。对此邓小平十分重视，他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12]。不仅如此，教育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内容，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改革教育体制，优化教育结构，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学改革，由重点到一般，由单项到整体，是中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内容和步骤。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1993年3月颁发的使邓小平的教育改革思想得以进一步完善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立了新时期乃至下世纪教育改革的思路、内容和步骤。其要点有：(1)教育改革要从体制改革入手，贯彻简政放权的原则。邓小平认为：“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发挥主动创造精神”。[13]按照一这精神，新成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掌握教育的大政方针，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增加和扩大了地方政府和业务部门发展教育的责任和权力，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和岗位责任制。(2)优化教育结构，建立新型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邓小平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重普及，又注意提高”；在继续办好普通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时，“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14]“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15]根据这些指示精神，我国确立了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基本框架，即逐渐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公办学校与私立学校并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大教育体系。(3)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教育经费。早在1980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解决国民经济内部比例失调问题时便严肃地指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科教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经费不可，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16]根据这一思想，《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教育费用逐渐增长”。1994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再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教育投资是战略投资的观念，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在安排财政预算时，优先保证教育的需求，并切实做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提出的“三个增长”。(4)加强和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首先要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教学素养与水平。在教师队伍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希望广大教师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不断提高。在教材建设方面，他早在1977年8月就指出：“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17]。在教学手段和方法上，他主张，一方面要逐步改善办学条件，不断充实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一方面要提倡启发式，注意智力开发，开辟第二课堂，改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和形式。教学是教育的中心环节，教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5)在其步骤上，教育改革要由重点到一般，由单项到整体逐步展开并使之深化。从1978年到1985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在恢复中进行政策性调整，改革主要是单项进行的。1985年5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教育改革全方位地展开，呈现出了整体改革的态势。1992年以后，教育改革进入了深化和完善阶段，此前十几年的教育改革主要是打破与计划经济不相适应的传统的教育模式，是“拆旧房子”，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改革的重心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教育改革的重心转向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面向21世纪的教育体制，是“建新大厦”，《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便是为“建新大厦”所设计的宏伟蓝图。
（三）各级领导解放思想，精心施工，齐抓共管，是中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关键和保证。
在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指导方针、有了进行教育改革的总体方案后，邓小平强调指出，关键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真正重视，精心施工。他在1985年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教育体制改革的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现在，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18]它之所以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因为如果没有各级领导的真正重视，不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任何的教育改革方案都无法落到实处，改革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各级领导要重视教育，“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是转移得不完全”。[19]重视教育就必须尊师。这是因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因此，“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要尊重教师”。尊师重教就要“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20]，就要为教师多办事、办实事。邓小平指出，不仅要明确教师的政治地位，给以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各级领导要抓紧、抓好教育，就要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做好教育的“后勤部长”。教育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在实施过程中尤其需要各行各业的重视和协调。为此邓小平指出：“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21]
邓小平宏富的教育改革思想不仅体系完整，内蕴丰富，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它的社会主义方向性。邓小平的教育改革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产物，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当代发展，其中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是它的核心内容。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宗旨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它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注重时代特点的切实把握，既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又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的科技进程及教育趋势；(2)着力于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求发展。教育改革的思想体系是随着教育改革实践的逐步深化渐趋完善起来的，是教育改革经验的科学总结与理论升华。三是它的大教育观念，即确立与现代化的大生产、大经济、大科学相适应的教育观。邓小平从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人才成长的全过程审视教育，在教育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与经济发展相互依靠的维度上确立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他所说的教育是“全民的教育”，既指向学校教育，也指向社会中的一切教育。
三
教育改革从其启动起便是一个“自觉”而非“自发”的运动，其“自觉”性是由邓小平的教育改革思想所赋予，并在其教育改革思想指导下使这一运动渐次展开、层层深入的。可以说，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运动是邓小平教育改革思想的现实化，是“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22]通过改革，我国已基本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多层次、多功能、门类齐全、形式多样的现代教育体系，并且正在实现跨世纪中国教育的历史性转变。
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邓小平教育改革思想的现实化，既因为这一思想的科学性，更在于这一运动自身，也就是说这一运动具备了如列宁所说的“理论的意义显得尤为突出”的三种情况[23]：一是改革之初存在着并不被普遍认为错误的错误思想主导教育的现象。“两个凡是”的提出至少说明“文革”思想仍被一部分人视为正确而拥护和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时却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更说明思想界的僵化和混乱。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原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24]这说明在当时的教育界还存在着思想滞后的现象，还需要澄清思想。二是如同现代的任何社会运动一样，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具有世界性特征。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所言：“20世纪的历史名副其实是全世界的历史”。[25]从“教育封闭”转向“教育开放”，从而和整个的中国社会一起融入“全世界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教育改革鲜明的特征。这意味着发展中国教育必须科学利用外国的经验，怎样科学利用非有理论指导不可。三是我国的教育在本范围内担负着世界上其它教育都未曾担负过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发展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外无榜样的历史性运动，因此它更有赖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定方向、指思路。
从教育改革的现实进程看，它主要经历了思想解放、方针确立、方案实施及与此相伴而行的整顿、恢复与单项改革、整体深化改革和在改革中发展几大阶段。新时期教育的拨乱反正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整顿、恢复为现实行为。否定“两个凡是”、推翻“两个估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不仅在这几个方面作出了无可比拟的理论贡献，而且就许多具体问题作了指示，将教育列为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恢复和兴办重点学校、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及整顿和加强师资队伍等都是对邓小平有关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在确立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及绘制教育改革的蓝图——《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过程中，邓小平都给予理论指导，教育改革的蓝图便是依据他的理论编绘而成的。在此之后，教育改革全面展开，并且在各方面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而基本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教育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和巨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德育工作通过改革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教育改革进程中，较之于其它方面的改革德育改革更加充满了曲折和探索，也正是通过改革使得德育工作富有成效。虽然在教育改革的前十年，德育工作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被动局面，从而成为了“十年最大的失误”，[26]但纵观整个改革进程，德育改革着实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主要表现为：(1)德育工作的科学化。调查基础上制定实验大纲，在实验基础上推行，这是德育工作科学化的标志之一，80年代中期中小学德育大纲及政治课的改革便是如此。标志之二是德育科研兴旺，一大批德育研究机构建立，并招收了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研究生。(2)德育工作的法制化。各级各类学校德育工作的法规基本健全。(3)德育手段的现代化。电影、电视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已被应用于德育工作之中。(4)德育工作的社会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德育新模式，如“家长学校”、“家长—学校联谊会”、“社区教育委员会”等的出现标志着德育工作在社会化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二是，普通教育的整体改革逐步深化并初见成效。普通教育的改革成就主要表现在：(1)调整了中等教育结构。早在1994年，高中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占高中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已达到54%，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2)推进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1994年全国已有92%以上的地区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大城市及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1994年全国小学7—11周岁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8.39%，初中阶段学龄人口的入学率达到了65%。(3)改革了中小学领导体制。这包括实施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新体制；试行了中小学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岗位责任制等。(4)开展了教学改革实验。它包括学制改革实验，主要是“六三”制与“五四”制的比较实验和课程改革实验。根据实验的成果，国家教委制定了中小学课程改革方案，多套中小学教材相继出版发行。(5)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得到了发展。幼儿教育事业已形成了公办、民办并举，社会力量与个人办园增多的局面。三是，高等教育改革全方位展开。这主要有：(1)调整了高等学校科类及专业结构，文理科比例失调现象有所改善，文科的比重提高，文科生占高校在校生的比例已由1979年的8.5%提高到1985年的18.23%，1985年后基本上保持了这一比例；层次结构有所改善，专科教育得到加强，本专科招生数的比例由1982年的1:0.37提高到1994年1:0.92（含本科院校中的专科生数），另外兴办了一批以培养专科人才为主的短期职业大学，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增设了一批应用性文理专业和新兴学科专业，使专业设置更趋合理，更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2)改革了高校管理体制。1986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划分了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在高教管理方面的权限职责，扩大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稳步推开。同时，推动联合办学，改革了单一办学体制，已由过去的“条块分割”变为“条块结合”。四是，多渠道投资与多形式办学。在办学投资方面，改变了单独依靠国家拨款的传统做法，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为补充的投资新格局。在办学形式方面，在积极发展普通全日制大学的同时，广播电视大学、高校函授教育、刊授大学、夜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办学形式得以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在学位制度建立和研究生教育发展、校办产业的兴办、招生和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也都有重大进展。除此之外，教育法制建设进展显著，对外教育交流和国际合作得到加强。
在领导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主要是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远大眼光“抓头头，抓方针”，在中国的整体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又作了一次“再启动”，使其再上台阶，这就是1992年春他的南巡讲话。在其讲话精神指导下，跨世纪中国教育的发展蓝图得以描绘，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国教育的跨世纪性的历史转变正在实现。在教育发展上，从数量扩张型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方式转变；在教育体制上，从体制转轨向制度创新转变；在人才培养上，从以学科为中心向以学习者为中心转变等构成了这一历史性转变的主要内涵，总的说来，这一具有整体性的转变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四
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进展如此顺利，成绩如此巨大，与邓小平的正确领导及其教育改革思想的科学指导是分不开的。这位世纪伟人虽已溘然长逝，但由他开创的事业将彪炳史册；他在世时开创了中国新时期教育的辉煌，在其身后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仍将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指南，这是因为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不仅具有现实价值，而且具有未来价值。与此同时，与新时期教育改革的世界性特征相联系，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也具有世界意义。
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实现，终将取决于跨世纪的一代青年。我们的教育不仅要为90年代的经济腾飞培养人才，而且要为21世纪的更大发展储备人才，使他们能适应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和第三个步骤的需要，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至关重要。这便是未来我国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在这一总体目标指导下，根据国际教育发展目标，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我国未来的教育改革将呈现如下几大趋势：一是进一步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教育与经济和生产力相结合的特征在未来世界将会愈益突出，教育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将会显著加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落实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二是教育结构进一步合理与优化。合理的教育结构应当是既能与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需求保持协调，又能使教育自身的各组成部分比例适当，其实质就是教育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我国的教育现状及社会的发展趋势，合理教育结构的建立尤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即教育规模的适度及建立全国教育梯度性的区域布局。三是教育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国际性。未来教育以人和社会的发展为目标，既要充分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社会成员对教育的需求，又要保证社会各行业、各部门对劳动者和人才的需求，因此未来教育在类型、学制、课程、教学形式与手段上都将呈现多样化趋势，从而推动教育的开放性，这既意味着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又表现为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内容和学制上的彼此沟通。教育面向世界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21世纪的中国教育必然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开放的体系。四是教育改革的综合性与整体性。学习化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与趋势之一，整体性与综合性将是未来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向。因此，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进一步落实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以适当的规模，合理的结构，多规格、高质量为发展目标，在整体性、综合性改革中建立开放的、多元化的、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面向世界的教育体系。上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未来趋向与邓小平对现代教育的分析及所确立的“三个面向”的教育改革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就此而言，邓小平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不仅成功地指导了十余年来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而且同样应是我国21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
从世界范围内看，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是始自70年代并持续至今的现代第三次世界性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教育改革与本世纪初至30年代的第一次世界性教育改革和“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性教育改革相比，其突出特点是：范围更广、时间更长，且很少局限在教育的具体细节上，而是从教育体制入手，全面调整教育布局，根本改变教育面貌；各国都不仅把教育改革看作解决教育自身的问题，而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前提。然而，综观全球的教育改革，许多国家目前都呈现出胶柱鼓瑟、举步维难的局面。教育在未来社会中究竟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处理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教育改革到底怎样突破、怎样深入？这些问题，如今仍是众说纷纭。可以说，第三次世界性教育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对世界性教育改革中人们犹豫、沉思而又难以排解的一系列难题从理论与实践上给予了科学的回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为第三次世界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对全球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与借鉴价值。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页。
[3][10][11][12][13][14][15][16][17][20][21][2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96、40、40、54、40、54、250、55、108～109、95、68页。
[4]董标：《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论纲》，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5页。
[5][6][8][18][19][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9、41、86、95、107，121，135，120，121，287、290页。
[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9]《教育改革重要文件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22][23]《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1页。
[25]转引自刘爽《现代化进程与当代历史科学的重建》，《北方论丛》199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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