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线索论文,中国外交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首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看到，无论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还是中国自身，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这两方面变化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近20年来，随着思想和学术的解放，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众多新成果的出现使我们不仅对中外关系演进的关键环节有了比以往更细致、更准确的了解，而且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研究，宏观把握20世纪中国外交的总体进程。
在尝试着为20世纪中国外交的演进勾勒一条基本线索时，笔者力图贯彻这样一个观念：考察和理解百年来中国外交，必须把它放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必须注意国际环境变迁、国内政治变革与中国外交演进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本文将分5个时期论述中国对外关系，以回过头来看历史的方法剪裁最基本的史实。笔者关注的，主要不是历史链条上的那些事件和环节当时所起的作用，而是它们对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形成、对中国外交发展的长远影响。在全文的结束部分，笔者试图对20世纪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和经验做出概括。
一、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源与困境(1840-1911)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与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它起源的这个历史环境密不可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外关系的演变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中国近代外交产生的序幕。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在两次战争中都遭到失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60年代和70年代是中国近代外交的起源阶段。清政府开始尝试着用新办法和西方国家打交道：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法的教科书，1866年后向国外派出了考察团和外交使团，1873年清帝在接见一批外国使团时准予免行叩拜礼，到70年代末，清政府相继在伦敦、华盛顿、东京、柏林、圣彼得堡和巴黎等地设立了使馆。至此，中国总算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清王朝的最后30年，是中国接连不断遭受重大打击的时期。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犹犹豫豫地投入了保卫越南和朝鲜藩属地的两场战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在蚕食了中国边疆和朝贡国之后，列强又开始分割中国本部。瓜分狂潮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但当时任何人都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把国家从危亡中挽救出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意味着19世纪一系列灾难所带来的后果最终被固定化了。
概括起来，清王朝留下的外交遗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体制。根据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向列强开放通商口岸，在关税方面给予各国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设立租界，在华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船只可以在中国水域航行，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各地传教……最后，列强还在中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取得了在北京及其门户驻扎军队的权利。
其次，是面对激烈变动的中外关系手足无措而导致的混乱的、病态的外交政策。在遭受外来打击的最初阶段，清王朝权贵们的反应几乎完全是依据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做出来的。在对外交涉中，他们极力维护视为立国之基的大清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旧的武库，无论是军事的、外交的，还是思想的，都不再能提供任何足以奏效的武器。进入60年代之后，一些改革派人士终于醒悟到，中国已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变局，除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之外，还必须改变传统的与外国打交道的方法。他们主张中国应实行和平方针，以“忠、信、笃、敬”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寄希望于通过遵守条约和按照国际公法行事来保护国家利益，但这种幻想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打碎了。从80年代开始，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指导思想陷入一片混乱。李鸿章一类的洋务派把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与70年代后期由欧洲传入的“均势论”结合在一起，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岌岌可危的独立，并通过与某些列强结盟来阻止另一些看上去更危险的列强对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害。簇拥在光绪皇帝周围的一批改良派人士希望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来使中国摆脱困境，还指望列强能够同情和支持这场改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为了继续把持政权，则把愚昧的排外主义当做笼络民心和抵制列强压力的最后法宝。但是，这些政策统统失败了。
第三，是中国进入世界之后，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地位。在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由周边国家拱卫而成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与伦比的。面对列强在东亚的扩张，旧的宗藩制度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与各邻国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媒介。不过，由于中国连遭败绩，宗藩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被粉碎了。失去了传统的周边屏障，中国自身的地位也就变得朝不保夕。在中国国际地位跌落的过程中，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战争的打击是决定性的。事实上，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甚至在中法战争中，中外军事冲突的规模都不很大，中国实力受到的损伤有限。那时，中国尽管在欧美列强面前已是一个被欺负、被贬损的国家，但在远东各国中仍旧维持着大国的地位。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头号强国，中国则从此堕入低谷。
最后，一个无形的方面是心理上的，它层次最深，影响最长远。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旧的对外交往体制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就一下子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在两种国际体系交错的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存于中国人的胸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在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人被迫接受了现存的国际秩序，也开始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进行生存竞争；但是，在心灵深处，中国人却始终认为这个秩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切肤之痛，使中国人期待着，总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
总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中国与西方发生激烈冲突的严酷环境中产生的。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也由于清王朝死抱着陈腐的传统观念，对世界大势蒙然无知，中国在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为不幸的是，甚至在还没有了解到现代外交为何物时，中国已经丧失了一国外交所必须捍卫的那些属于国家的最基本的权利，以至中国人在20世纪一半时间里所追求的，只是他们在19世纪所失去的东西——民族的独立、尊严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二、民国初年外交失败引起的反响(1911-1927)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也燃起了中国人恢复民族尊严的希望，但是，这场运动不可能一下扫除清王朝遗留的积弊，也不可能一下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很快就陷于分裂。外交方面一连串的失败使中国人迅速恢复民族尊严的希望破灭了。中国由此进入一个国内政治斗争与对外关系演变相互作用、交叉发展的时期。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民国初年中国外交所遭受的两大挫折。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实际有两项目标：其一是争取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和支持；其二是设法使各国逐步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希望，随着新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将会“一洗而去之”（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3页。）。但是，这两项目标全都落空了，第二项目标甚至从来没有公开、明确地加以宣布。
事实证明，在争取获得外交承认方面遭受的挫折对新生革命政权是一个沉重打击。辛亥革命爆发后，英、美、日、俄、法等国虽然对于要不要采取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政策态度各异，但都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保守的、便于外国操纵的政府。列强还打算以承认为条件，换取新政府继续遵守不平等条约的保证，并趁机从中国攫取更多权益。它们物色的人选是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位。两年以后，当中华民国陆续获得主要列强承认的时候，它的政府显然已失去了任何革命色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民族危机不仅未能缓解，反而又有所加深。
然而，与孙中山政府在争取外交承认上遭受的挫折相比，中国在收回国家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遭受的挫折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要重大得多。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正式加入协约国集团。战后，国人指望中国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一举结束80年来受屈辱的历史，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可是巴黎和会讨论的结果是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取消外国人在华特殊权益（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项要求都没有被接受。在美、英、法三国通过的对德和约中还承认了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并不是惟一的。此后，北京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也提出过若干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尽管当时那些颇为敬业的职业外交官为此付出了艰辛，但“修约外交”没有取得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
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遭受的挫折，对中国人产生的震撼是强烈而持久的。这些失败打碎了许多中国人对“国际正义”尚存的一丝信念，激发起广泛的爱国情绪，影响了几代志士仁人对救国道路的抉择。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出以后，立即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国思想界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作为对民国初年外交失败的反应，从2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动向：一个是经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另一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1月，孙中山也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鲜明地提出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主张；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提出了“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和“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
作为一项对外政策，“联俄”对中国内政产生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与“联共”和“扶助工农”的对内政策结为一体。这个时期，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接受苏联援助并聘请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来华工作，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创建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共合作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并通过北伐战争把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推向高潮。直到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转向反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才失败了。
从1911年至1927年这个混乱的时代，既是中国大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开端。在这十几年里，中国内部深刻的政治变革已经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跌落至最低点后也由于人民的觉醒和斗争而开始缓慢回升。从中国外交的发展来看，这段历史没有丰碑，但为丰碑的奠基却从这里开始。
尽管当时中国各党派、各阶层对于国家利益不可能有一致的理解，不断更迭的政权和国内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使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摇摆不定；但20世纪中华民族追求的目标——独立和统一，首先是恢复国家主权，正是在这个时代开始作为一种普遍的意识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初参与国际事务的遭遇，使中国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从而唤起中国人对各国权利平等的渴望。与西方世界国家主权观念产生的背景不同，中国人的国家主权观念是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萌生出来的，中国人对国家主权观念的理解也是与洗刷民族耻辱、挽救民族危亡、渴求独立自主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如何处理内政与外交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分属不同阶级的中国政治领导人，从这个时期的经历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训。在一方面，掌握着中央政权的历届统治者总是感到自己实力不足，既缺乏民众支持，内部又充满矛盾。因此，他们总是企图获取外国势力的支持，依靠外国的援助来对付国内的反抗，并通过协调与列强的关系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一个始终困绕着他们的难题是，在与列强的交易中，他们所能垫付的仅有国家的权益，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进一步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尽管他们越来越小心从事，但这个矛盾终究是无法克服的。在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者则认识到，在通往民族独立的道路上，他们面对着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敌人。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决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决不会自动放弃任何在华特权，而且因为中国内部的反动势力总是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那个时代，中国革命者的希望来自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俄国的道路不仅意味着劳农的政权，意味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获得民族独立，而且意味着有可能建立一个崭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在这个阶段末期，主宰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发展的国共斗争格局已清晰地浮现出来。国共两党不同的阶级基础使得它们在如何求得国家的独立、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对立。共产党主张以激烈的民族革命为手段铲除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以获得民族独立；而国民党则指望在承认中外关系既存体制的前提下，以温和的外交手段逐步改善中国的地位。这一格局的形成预示着，从长远来看，国共斗争的结果将最终决定中华民族赢得独立的方式和未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走向。不过，历史的结局并非在此时设定，两条道路究竟哪一条能走得通，不但取决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策和策略，也取决于外部世界提供的条件和机遇。
三、国际体系的大变动与中华民族的独立(1927-1949)
从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是国际关系也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时期，国际形势、中国政局和中外关系处处充满变数，前景扑朔迷离。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远东国际关系与中国内政、外交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得极为明显。这是一个典型的双层结构：在远东地区，先后出现了日、英、美、苏等几个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控制权的斗争，争夺的焦点正是中国；在中国内部，则一直存在着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围绕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斗争。这两个层次的斗争又是互相关联的：一方面，日、英、美、苏等国为着实现各自在远东地区的目标，力图以种种手段影响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借以在这一地区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对比；另一方面，中国内部的各政治派别也尽其所能地利用各大国之间的矛盾，借助它们的力量来实现自己在国内的政治目标。中外关系演变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动不断引起中国内部政治关系、特别是国共关系的变动；而中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分裂或重组又总是给予中国外交的发展以巨大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的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列强均势体系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1927年的国共分裂不仅与双方矛盾的激化有关，也与整个国际局势的趋向分不开。20年代后期，一战后席卷欧亚的那股革命浪潮已经开始消退；与此同时，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尚能协调对华政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为取得全国的统治权，急于同列强求得妥协，抛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以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南京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点是寻求列强的普遍支持，并设法维持列强在华势力的均衡。
一般地说，1931年之前那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对蒋介石实现自己的国内目标——反共和统一中国是有利的；而此后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动，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在中国北部的大规模扩张不仅打破了由华盛顿会议确立的列强在远东的均势，也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引起了国共两党内外政策和相互关系的改变。
仓促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权。它不仅面对着各种国内势力的反对，还面临着日本扩张的威胁。由于缺乏实力，“攘外”与“安内”对国民党来说始终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最初，蒋介石确定的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它企图通过对日妥协来换取时间，集中全力首先消灭共产党并平复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反抗。尽管他一度似乎接近了自己的目标，但最终还是遭到双重失败。一方面，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在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下被迫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但这一战略转移却为共产党在中国北方从事抗日活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日本人受到蒋介石妥协政策的纵容，又进一步向华北扩张，直接威胁了国民党政权的生存。1935年后，蒋介石逐渐意识到，共产党虽然是他的“心腹大患”，但日本人的威胁却更为急迫。“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只好不情愿地将其政策逐渐转移到联苏容共以抗日的方向上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1936年底爆发的西安事变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日本的侵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政策。1935年底，中共放弃了内战时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确定要在国内、国际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政策与苏联当时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行不悖。1936年秋，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并重新估价英美等国在远东地区的作用。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认为，英美现在属于“反战国家”，并设想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将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他表示，在中国赢得独立并建立起一个人民政府之后，那些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曾给予援助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将来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合法的贸易利益（注：《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130页。）。
以一种长期发展的眼光来看，在中共对外政策的转变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中共政策的转变首先是领导人思想方法的转变。从这时起，中共领导人开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国际问题。一方面，他们仍坚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理论并据以理解英美等国与中国关系的本质；但另一方面，作为灵活的具有现实精神的共产党人，他们又采用均势论和国家利益的观点来分析国际形势，制定自己最初的对外政策。实行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成和巩固国内统一战线，牵制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和反共活动。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武装和政权的特殊的非执政党在内政方面的需要。
不管怎样，国共两党各自政策的转变，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双方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而国共再度合作又为近代中国首次实现全民族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战争期间，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以后又与其他国家签订了相关条约，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1943年10月中国代表签字于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12月中、美、英三国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都将归还中国，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1944年9、10月，中国代表参加了大国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月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了长远的保障。
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它也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分不开。这些努力包括：制定并贯彻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客观地看，战时国际环境渐趋有利于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苏、英等同盟各国本身的需要。中国虽然获得了大国地位，但它毕竟还存在内部纷争，其综合国力更与其他三大国不可同日而语，这三大国也没有真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战时外交因此留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国先后成了对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个国家。这个变化带来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独自抗战的时期，苏、美对华政策基本是以这两国各自对日战略的需要为转移的，两国对日政策的共同点是既要遏制日本的扩张，又要避免同日本的直接冲突。开始，苏联的影响显而易见；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取代了它的地位。从传统来看，中美关系在双方的对外关系中都处于边缘，它对双方来说都不很重要，对美国来说更是如此。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中美两国的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传统。战争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短期目标是使中国继续对日作战，其长期目标则是指望一个亲美的中国能在战后扮演亚洲大国的角色，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以弥补美国实力的不足。战时迅速发展起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以美国和蒋介石政权之间的这种战略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战争后期，由于认识到中国内部的国共冲突是美国推行其远东政策的最大障碍，美国政府开始出面斡旋国共关系。结果，美国成了对中国内部国共斗争最有影响的一个外来因素而无以自拔。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对外政策的部分内容是与它们的对内政策和相互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时变动着的远东国际关系只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斗争的形式，而未能改变这一斗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曾有过较好的合作；但不久以后，双方的斗争便越演越烈。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是双方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只是由于大敌当前，以及美苏两国的干预，一个名存实亡的合作才得以继续下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都把美国视为自己外交工作的重点。执掌中央政权的国民党不仅打算借助美国的力量击败日本，还打算依靠美国的援助来制服共产党，维持其在国内虚弱的统治地位。共产党则试图在战时与美国建立起一种友好的合作关系，牵制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并逐渐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倾向，以利未来的中国革命。战争后期，通过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成功地与美国建立了低水平的官方联系。表面看来，美国人似乎实行一种脚踩两只船的策略，这使共产党人抱有希望，受到鼓舞；其实，这只是美国政府为稳定与国民党政府的战略关系而采取的一个措施。由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在调解国共矛盾时明显地偏袒国民党，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很快恶化了。
大战末期，美苏之间出现裂痕。战后，原为协调美苏关系而设计的雅尔塔体系演变成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国际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原先被美苏合作抑制着的国共矛盾转为两党之间的一场公开斗争，继而又发展成大规模内战。国共紧张关系的升级和美苏冷战的起源几乎是平行发展、互相促进的，不过，美苏主观的对华政策目标与各自在华的实际影响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国共双方的领导人都无意按照美苏的意愿行事。他们对国际形势的演变、对美苏对华政策各有自己的判断，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目标来制定和调整策略。最明显的例证是，当美苏为着在欧洲的争夺而打算阻止中国内战时，它们在欧洲的对抗恰恰又是促成国共内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国共斗争的角度来看，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外交上颇为成功。它统一中国的愿望不仅得到美国的支持，也得到苏联的赞同。不过，这种外交上的有限成功却很快转化成导致国民党满盘皆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判断国际局势究竟能对国内局势产生多大影响方面，蹲在穷乡僻壤的毛泽东要比居住在大城市里的蒋介石高明得多。最初，中共领导人曾设想过在美苏合作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国共合作和平地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为此，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一度采取力争中立美国的策略。但是，当美苏对峙的格局日趋明显，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已不可逆转的时候，毛泽东很快意识到，无论国际形势怎样演变，美苏两大国也不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影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坚信，美国是个“纸老虎”，没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能力。相反，蒋介石不仅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还高估了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高估了美国援助他的决心和能力。当败绩显露之后，他又把幻想中的美苏第三次世界大战当做救命草。而毛泽东早就预言，美国进攻苏联的战争不过是帝国主义为争夺“中间地带”所施放的烟雾。
从根本上说，中国内战的不可避免性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现实的和传统的政治因素决定的。美苏在远东的对峙，一方面，使得国共斗争以及美苏两国对国共两党的分别支持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却削弱了美苏干预中国局势的能力，为国共两党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地一竞雄长的机会。
1928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充满了曲折复杂的矛盾斗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三重任务——民族独立、社会革命和国家统一。由于国共两党对这三重任务的诉求各不相同，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得双方各自的对外总政策都不可能是单一指向的，中国外交的图景也因此显得十分凌乱。不过，无可否认，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已不再任人摆布，由中国人自己谱写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主旋律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出来。纷繁的历史演进的最后一幕清晰简洁。
概括这21年的历史，最基本的事实是：借助国际格局大变动的机遇，通过交错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最终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最后三年的解放战争，以最激烈的形式体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民族精神。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外关系的原有基础，也极大地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自晚清开始的屈辱外交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四、革命的中国与苏美冷战的碰撞(1949-1978)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渴望已久的国家独立和统一使中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自成立时起，新中国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始终不渝地奉行这一政策。“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诉求，它既是基于积历史的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然而，要贯彻这个总政策还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答案不是现成的，也不会一次给定。
外部是一个两极世界，内部实现了高度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形势、中国内政和中国外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外交格局的变动相当清晰地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国家利益的估算及其外交指导思想的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和国内问题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
笔者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作为外交发展的一个大时期，并依这一时期外交格局的三次转变来划分阶段。这个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普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5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一阶段。这几年，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并为恢复国民经济和随后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三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框架，并基本奠定了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这三条方针的提出和“一边倒”格局的形成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首先，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民族独立，恢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新中国领导人认为，要建立起新型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的屈辱外交传统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其次，冷战把世界分裂成互相隔绝的两个部分，中国在亚洲冷战中首当其冲，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受到极大限制。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怎样的对外战略才有利于新政权建立和巩固。基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虑，毛泽东选择站在苏联一边可谓顺理成章。再次，宣布“一边倒”不仅有外交方面的需要，也有内政方面的需要。其对内含义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允许走“第三条道路”。最后，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外交方面还有一些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包括：得到国际承认，争取经济援助，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等。在选择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之后，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
实行“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迈出的第一步。总的来看，这个决策是成功的。这个阶段，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恰好高度统一。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政府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都达到了。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还通过谈判，先后与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此后，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以大国的姿态登上了国际舞台。
客观形成的“一边倒”格局，不仅是新中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做出反应的结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导致“一边倒”格局固定化和长期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随后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的对抗，“一边倒”的局面有可能不会持续那样长的时间。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向美国做出了缓和的姿态，但美国并没有回应。
以回顾的眼光来看，“一边倒”就短期而言，无疑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就长期发展而论，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主要是它造成了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同时，在这一格局下，新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各国，是发达国家中不太发达的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部分。这种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出来。
认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外交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沿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开的。周恩来提炼的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条结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作用是突破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寻求对外关系的普遍发展。正是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的长期诉求，因而它要比“一边倒”更有生命力，影响也更深远。
“一边倒”的格局表面看来一直维持到60年代初期，但它实际上从50年代后期就开始松动了。
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956年起，中国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也尝试着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从这时起，中国逐渐走上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道路。整个60年代，“反两霸”是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和对外关系格局的特点。
在这十几年里，国际形势的发展逐渐显露出三种趋势：首先，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还在继续，但冷战双方开始探索新的斗争形式，国际局势表现为紧张与缓和的轮流交替。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两大阵营从这时起都遇到了调整内部关系的问题。最后，以反帝反殖为中心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相继成为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这三种趋势表明，僵硬的冷战格局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但改变这一格局的主客现条件还不成熟，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也还不明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相对抗的道路。引起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无疑是中苏关系的变化。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后来，这种分歧发展成一场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虽然一些迹象表明，中苏分裂似乎并不符合两国领导人的初衷，但这一分裂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这一分裂说明，尽管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由于中苏两国各自的内部发展处在不同阶段，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又处于不同地位，两国的实际利益并不一致，两国领导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因此不同，而由此产生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内还很难协调。当苏联出于自身内政外交的需要力图谋求与美国的缓和时，中苏之间的矛盾就彻底爆发了。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时期，美苏之间并不具备真正实现缓和的条件；但美苏时断时续的缓和活动却总是使中国首当其冲。以至在某些时期，一个由于美苏对峙而形成的冷战世界看上去像是由于中美对峙而造成的。这一分裂使得中苏两国都失去了自己最有力量的盟友；不过，它也使中国最终摆脱了由于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特殊关系而造成的羁绊。
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中国敏感地抵制了苏联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一切可能，坚决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有力支持印度支那各国的抗美斗争，通过中印边界反击战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也有所扩大。中国与一批亚、非、拉国家及西欧的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解决了同某些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并宣布取消双重国籍，通过大使级会谈与美国建立了接触渠道。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全面倒退、中印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尼与中国断交等情况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外交遭受的重大挫折。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干扰和破坏。“文革”期间泛滥的极左思潮其实是原先那种“左倾”思想的延续和恶性发展。在一个想像中的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人似乎重温了那种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梦。
在这十几年里，中国外交渐呈曲折发展之势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面对多变然而并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包括对亚、非、拉地区的革命形势和世界战争的危险估计偏高，对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和美苏入侵中国的可能性估计偏高，对中国本身的国际影响和作用也估计偏高。事实上，60年代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世界经济正面临着新的高速增长。不幸的是，这些情况当时在大多数中国领导人的视野之外。这种偏差一方面是由于外部的压力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方面还是由中国内部日趋发展的“左倾”思潮造成的。这种“左倾”思潮部分地来自教条，部分地来自对以往经验的迷恋。
回过头来看历史就不难发现，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的外交实践是中国对其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所进行的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上个时代留下的某些思想烙印。革命具有巨大的惯性。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代结束之后，为那个时代所造就的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依然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用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提出了“国际阶级斗争问题”和反对修正主义问题。随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很快影响到对国内许多问题的判断。60年代，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过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中苏分裂后，一方面，中国结束了“一边倒”时期按社会制度划线来处理国家关系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一种更加“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却更广泛地渗入了外交工作，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尽管有少数领导人意识到在外交方面存在着问题，提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配合国内经济建设；但这些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严厉批判。这个阶段所经历的曲折不仅生动地反映出对执政党来说客观准确地把握国际形势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也反映出当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和国家的工作应该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时，外交工作会受到怎样的困扰。
70年代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10年初期，虽然“文革”尚未结束，中国外交发展所受到的内外限制很多；但是，毛泽东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外交跨入了一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大发展时期。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巨大转变。促成这次转变的直接原因主要来自中国之外。196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不过，最初目的有限，主要是为消除“文化大革命”在外交方面造成的极不正常的状况。1969年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和随后苏联的核威胁使中国深感国家安全问题的严重性。此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带上了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当这一转变具有必要性的时候，实行这一转变的可能性也出现了。美国试图调整对华政策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中美双方出于对各自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结束彼此长期对峙的局面。1971年春，“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序幕。次年2月，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中美和解的进程启动了。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接着又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在实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也有所加强，对外贸易明显增长。
7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中国外交第一次对世界格局的演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而此前是被局限在半个舞台上。同时，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要求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激进路线，先是受到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外交政策的挑战，随后又受到林彪事件的沉重打击。尽管这条“左”的路线在毛泽东去世之前仍旧居于主导地位，但它实际已成为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
在前30年的实践和探索中，新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遇过一些挫折，在处理某些问题时或许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并成功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中国外交格局先后经历了“一边倒”、“反两霸”和“一条线”三个阶段，不管我们如何评说其间的功过是非，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这个时期，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原因，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中国应如何处理同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只是部分地得到解决。中国同现存世界打交道的过程表明，在实现独立自主之后，中国还需要学习以积累经验，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自己在现存世界中的真实利益之所在，才能完成自己的政策转换。70年代初，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被启动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很难设想“文革”结束后中国能迅速而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广泛参与国际事务。
五、改革开放、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1978-2000)
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全面发展。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引人注目的调整出现在1982年，但事实上调整从1978年开始，直至1985年才基本结束。与60军代末至70年代初的那次调整形成对照，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由国内因素促成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外交上做出两个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当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但中日之间存在着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中美之间存在着对台军售问题。邓小平决心不让这两个问题成为阻碍。他做出这两个决断既有现实和长远的外交考虑，也有重要的国内考虑，这就是要保证党的政治路线顺利转变，为即将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为配合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80年代上半期，中国外交进行了更全面的调整。中美建交后，中国一度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不过，从1982年起就放弃了这一战略，开始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国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使中苏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前进；同时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和区域性争端的解决。
在上述政策变动的表象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第一，提出外交工作的任务，除一如继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外，主要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在重新阐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提出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第三，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再重复划分敌、我、友，团结一部分国家打击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策略。
与此同时，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是：第一，根据80年代上半期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国逐步放弃了以往关于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中国领导人认为，当代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第二，中国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经挤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中国认为，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第三，明确了“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91页。）。
80年代初外交政策调整的推动力，不仅来自政治和经济变革进程的实际需要，也来自对以往历史经验的不断反思。尽管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戏剧性的场面，其幅度更无法与70年代初的调整相比，但其深刻程度却绝不比上一次逊色。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变化、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认识表明，中国已经告别了以往那种带着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外交”，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地朝着全面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道路前进；同时，中国也领悟到，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最后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0页。）。
在评论以往的中国外交时，人们往往会提到“十年一变”的说法。按照这个“规律”，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正是一个要发生转变的时刻。恰好此时出现了一场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总的国际形势也由于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终结而发生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不过，“十年一变”的“规律”这次却失灵了，中国外交政策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外交政策能够保持稳定和连续有三个重要原因：首先，面对复杂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并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他坚持把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家关系分开，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其次，江泽民出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没有改变，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是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我国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不变。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的应变措施得当。在1989年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大力开展睦邻外交，实现了同亚洲国家的全面建交；利用矛盾，很快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提出了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在台湾、香港、西藏、澳门等问题上，有针对性地同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强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根据国情决定改革和开放的步骤、领域和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连续性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国内政治路线的连续性——继续实行改革开放和群众对这一路线的支持作保障的。事实上，这种连续性还受到业已出现的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的制约。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是中国的国内政策，但它始终要求对外政策的紧密配合，没有对外政策的配合，改革开放的国内政策就无法实行。在改革开放实行10年之后，中国同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实际已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如果重新返回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国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将比由于实行改革开放而带来的一时的政治经济问题更为严重；而要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就不能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对立状态。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的周边国家也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获得了重要经济和安全利益。如果中国从开放的进程中后退，它们的利益也将受到相当的损害。这又构成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限制。此后，虽然又有一些突发事件的干扰，甚至十分严重，但这些局部性的事件都不可能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也不可能改变与之紧密配合的中国外交。
面向新世纪，中国的国内任务十分明确，这就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最终实现国家统一；为此，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和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中国外交工作基本是围绕三项任务展开的：第一，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进行加入WTO的谈判。第二，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第三，积极构筑跨世纪的对外关系，包括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多边机制的建设；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支持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世纪之交，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一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但不确定的因素将会很多，新格局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
六、结语
回顾20世纪中国外交的历史，特别是在考察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关系时，人们会发现三个明显的事实。
第一，每当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内部出现深刻变化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20世纪最后10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又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时候。这种历史的“巧合”意味着，变动的世界与变动的中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互动关系。
第二，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一些大国的对华政策总是指向中国内部，它们总想干预中国内部的发展，力图通过操纵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来实现有利于己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势力对比。但是，这种外来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现代中国从来没有按照某个外国的预想发展。4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但美国仍没有力量控制和干预中国事态的演变。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但结果是中国很快就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探索。90年代初，苏东巨变，但中国仍充满信心地沿着自己选定的有中国持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三，每次国际体系的转换，在其初期看来往往对中国不太有利，然而每次变动的结果都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也有所扩大。20世纪之初，中国的国际地位跌落至最低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从谷底缓慢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世纪之交开始的国际体系变动至今尚未完结，最终结果还有待观察，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则已经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上述三个基本史实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经验是什么？笔者以为可以概括出这样三点。
第一，国际政治大格局的转换一般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而中国尚不具备干预这类转换的能力；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必然是：走一步，看一步，利用矛盾，后发制人。中国外交的成败不在于一时一事的得失，而在于能否认清形势、把握时机，不断从现存的国际体系中获利。
第二，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综观20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两方面变化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更强烈、更深刻。20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伟大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外交的特点。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中国依靠自身不断的革命性变化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这种影响随时光流逝方显其韧性和力度。对20世纪各历史时期推动中国自身变化的一系列事件加以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哪个事件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越大，其对世界的影响也越大，哪个事件的社会内涵越丰富，其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深刻。与那些国内政治制度长期稳定的国家相比，国内政治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要强烈得多，以至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外交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或变动，首先是与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相平行的，而不是一般地与国际局势的发展相平行的。或许，中国外交的这个特点带有过渡性，它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变革过程的开始而出现，也将随着这一过程的基本完结而有所弱化。
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大国的政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受这类因素的支配；面对变化的世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世界潮流的发展。站在新世纪之初，我们可以说20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世纪，而这种复兴其实就是迎合两股最重要的世界潮流，一股是民族独立和解放，一股是现代化。世界潮流的影响不可抗拒，但它也必须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世界潮流的发展对中国反动的、保守的势力总是不利的，而为中国先进的革命者和改革者提供了机会。
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同世界的总体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处在不稳定的世界体系的底层，中国人追求的是恢复在19世纪失去的独立和主权。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学习和探索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现存世界打交道，以便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两极格局中，这个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在成立初期曾经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可以并存一个时期的，经过斗争，前者将取代后者。此后，中国同美苏这两个世界的主宰者抗争，向现存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一个最深刻之处在于开启了中国自觉加入世界体系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的取代旧的斗争。中国首先必须加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从中得到应当享有的利益，并利用现行规则来保护本国的利益，促进本国的发展；同时，中国也不认为现存秩序是完美的，但我们改变现存体制，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是要通过在这个体系中的活动来实现的，而这将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
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面临着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步入关键阶段。这种重合将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应对得好，中国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改变自己的面貌，把国内的事情办得更好些，仍将是中国发挥对外影响的最主要的办法。中国自身正处在巨大的变化中，有大量的内部问题需要处理，但对国内问题的处理已越来越多地要兼顾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符合世界人民福祉的多极世界，有赖于三股潮流——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能否在21世纪得到延续。准确判断和把握这三股潮流的方向，将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中国正处在从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中。在21世纪，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一定更直接、更有力。在新世纪里，中国改变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培养国民健全的大国心态。最重要的是要从屈辱和恐惧的旧梦中彻底摆脱出来，充满自信而又谦虚谨慎，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五十而知天命”。站起来已久的中国人现在应该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外部世界了。与世界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又经历过更多的荣辱兴衰，这使得中国能够以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底蕴，为构筑未来的国际秩序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要求中国不能仅搞实力外交，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中国所主张的原则将在价值观上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一种成熟的现代外交必定会在中国同世界紧密联系的环境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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