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家在图书馆学本土化中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本土化论文,学家论文,图书馆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9)03-0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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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自晚清以来，在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教育救国／富国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而图书馆作为推行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和场所，也被当作“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1]的工具，在中国获得了发展的社会基础。特别是1920年前后，随着以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等为代表的一批在国外学习西方图书馆学的留学人员回到祖国，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西方图书馆学知识，身体力行地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奔走呼号，兴起了以图书馆宣传、创办、研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图书馆运动”。在这期间，以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兴办、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建立、《图书馆学季刊》的创刊和一批高水平图书馆学专著的出版为标志，中国的图书馆学体制得以正式形成。
当源于西方的图书馆学迅速在中国普及的时候，1925年6月，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又发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倡议，他说：“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从事整理的人，须要对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认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家们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的图书馆学’”。[2]从此，“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作为“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同义语逐渐成为了当时图书馆学家共同的追求，其中，沈祖荣、杜定友和刘国钧等人的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对加速图书馆学本土化即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沈祖荣关于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想和实践
沈祖荣（1883～1977年），字绍期，湖北宜昌人，1903年到武昌文华书院上学，毕业时因受韦棣华女士热心图书馆公益事业精神的影响，到文华公书林担任协理。1914年，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留学，1917年学成回国。
作为留学美国的图书馆学家，沈祖荣先生虽然系统地掌握了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但他在思考中国的图书馆学问题时，却并不“崇洋”。还在留学期间，他就发表了一篇强调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必须符合本国实际，坚持本土化的论文——《中国能够采用美国图书馆制度吗》。文中提到，“藏书宏富之巨型大理石图书馆建筑实为社区抑或国家之骄傲与荣耀，然此等建筑并非中国目前之必需者，盖因中国经费拮据，而又风气未开，民众智识欠缺，堂皇豪华之外观，反倒令人望而生畏，阻碍图书馆运动之发展”。[3]可见，他很早就看到了中美两国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对各自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认识到不能照搬美国的图书馆制度来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因此，反映在他后来的图书馆学活动中，无论是在进行图书馆宣传还是进行中国图书馆现状调查，也无论是在推广图书馆学新技术、新方法，还是在兴办图书馆学教育的过程中，他都强调不要照抄照搬外国，要坚持走中西结合的本土化之路。
首先，沈祖荣先生发现，在中国大量兴建的图书馆中，由于中西文献、新旧图书并藏，使图书馆对这些藏书进行统一的分类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和胡庆生先生一起，根据中国图书馆的实际，仿照杜威分类法，编制出了《仿杜威书目十进法》(1917)。该法把原杜威体系中的宗教与哲学合并为一个大类；将政治、经济升格为一个大类，形成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十大类”，即经部及类书；哲学宗教；社会学与教育；政治经济；医学；科学；工艺；美术；文学及语言学；历史等。他还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为蓝本，编译成供中国图书馆使用的《标题总表》，在内容上增加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条目。[4]《仿杜威书目十进法》不仅在类目上摆脱了中国传统“四部分类”的束缚，而且率先尝试了用标记符号来代表类目，并编有检索索引，方便了使用。尽管这部分类法还不够完善，在实际分类旧书时仍比较困难，但由于它是中国图书馆学者第一次运用新技术编制的图书分类法，因此其创新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也为以后中国图书分类法编制中的“仿杜”、“补杜”、“改杜”等本土化措施的施行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对比中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沈祖荣先生深感封建藏书楼观念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不利影响。他认为，“学校外之教育机关甚多，其性质属于根本的，其效果属于永远的，莫如图书馆。……盖吾国士人，多持曹仓邺架之谬见，尚未明了图书馆之性质，不在培养一二学者，而在教育千万国民；不在考求精深学理，而在普及国民教育。此中国图书馆不能发达之一原因也”。[5]因此他认为，中国图书馆事业要发展，首先要提高整个社会的图书馆意识，要把图书馆看作社会教育机构。为了进一步找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症结，沈祖荣先生从图书馆调查入手，以求“取长弃短，以为改良之借鉴”。为此，他亲自设计了图书馆调查表发到各地，对各图书馆的类别、藏书数量、每季读者人数、书籍能否借出、图书目录的编制、阅览证券是否收费、图书馆每年经费等进行了问卷调查。针对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提出了改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六项建议，其中包括：①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全国图书馆的总数不及美国一个城市，藏书总量也不及巴黎一个国民图书馆。而国内图书馆少，国内读书的人必然就少，这对提高民族素质是不利的，因此，只有政府提倡、人民支持，图书馆事业才能发达。②中国读书的人少，人民求学之心薄弱，这是毋庸讳言的。然而，许多图书馆还实行收费阅览，这就更把一些求学者挡在了图书馆外，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图书馆是公共求学的场所，因此“必须实行开放主义，不取分文”。③图书馆的书籍，不在于收集完备，而在于切合当地人民的需要。今后图书馆补充藏书，“应以能培养国民之常识为要旨，所有高古书籍，及大学参考之书，概从缺略”。这样可以省下经费，多办一些适合一般民众阅读需要的图书馆。④“图书馆是有助于国民提高各种学问水平的重要机关，是导致国家富强的社会教育机关。故各国不惜花费较多之资财，投入图书馆事业，始有今日普及之效果。”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图书馆与国家富强有很大的关系，筹集更多的经费，设置更多的图书馆。也可以请富商大贾捐资兴办图书馆，或者由学校师生、实业协会共同捐资，以弥补政府财力的不足。只有这样，“中国图书馆之发达可冀矣”。[6]这次调查，可以看成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进行实证研究的开端，实属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采用调查研究方法的首创。
要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首先需要有一大批图书馆学专门人才。沈祖荣先生提出，这些人才必须由中国自己来培养。因为“海外留学，所费不赀，远涉重洋，谈何容易？纵令虚往实归，而桔枳变异，势所必然；所学各件，在外国称合法，在中国不能完全采用。由是言之，欲推广图书馆事业，务须在中国组织建立培养人才之机关，使学生将来学业有成，可以供图书馆之任用”。[7]为了促成图书馆学教育的本土化，他积极协助韦棣华女士在武昌文华大学建立了图书科，并亲自担任“图书馆编目”等课程的讲授，力争使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能够适应中国的图书馆事业。1929年，文华大学图书科发展为独立的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成为我国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沈祖荣先生认为：对于新式图书馆学术事业，从外国介绍到中国，已经有20余年了，接下来应该做的，则是要研究怎样把图书馆办成“中国式的图书馆”。他明确指出，中国式的图书馆，应该有纯粹的中国色彩，合乎中国人情，合乎中国书刊出版物的字形与装帧式样。“我们虽然取用了人家的科学管理方法，但应在具体工作上变为中国化的图书馆，如分类、编目、存贮和使用设备等，都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姿态，从图书馆里体现出来”。[8]他还强调，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不能割断历史，因为“中国现代图书馆是接受固有图书馆遗留产业的机关”，数千年来对文献收藏、保护、汇集、处理、传布、应用等一切遗规旧范，都曾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予以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对于金匮、石室、秘阁以及藏书楼等机构，都曾在历史上起到了保护文献的作用，应有公正的评价；对历史上的通儒大师、校书郎、艺文志作者、经籍志作者以及目录学家等，应予尊重，对他们的创作研究成果，应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这些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对我们如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也是很有帮助的。应该说，沈祖荣先生是中国图书馆学史上最早系统提出图书馆学本土化思想并付诸实践的一位伟大的图书馆学家。
2 杜定友关于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
杜定友（1898～1967年），原籍广东南海。1918年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后被保送到菲律宾大学学习图书馆学，1921年学成回国。
杜定友先生在他的图书馆学毕业论文Chinese Book and Libraries（中国的图书与图书馆）时，就在该论文的第18章Library School（图书馆学校）中明确指出：“没有一所外国的图书馆学校能够培养成完全的图书馆学者，以适应中国图书馆的需要”。[9]他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现实特点，外国的图书馆学未必能够适应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图书馆员只能够由中国自己来培养。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杜定友先生回国后，一方面大力宣传欧美的图书馆精神和制度，培养图书馆人才；一方面又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图书馆的实际，进行图书馆学研究，从而形成了他自成一体的本土图书馆学说。
杜定友先生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者要对世界的图书馆学有所贡献，必须使自己的研究体现出中国特色，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对中国传统图书馆学思想中的精华加以光大。他在《图书馆学之研究》(1925)一文中指出：“除了一般的图书馆学之外，还有一种同时进行而很有价值的科学，就是我们中国向来所有的校雠之学。这种学问，是图书馆学者必需的，所以我把他归纳在书目学内”。“这种科学，实现于图书馆学，不过一向没有什么人去做科学的研究。到了现在，一般外国图书馆学者，方着力于是。我国早有是科，我们现在只要继续先贤的事业，比较他们便当得多。不过有一点不同的，他们研究校雠版本之学，是拿世界的科学的眼光研究的，我们往往居于一部分或主观的方法，这是我们要注意的”。[10]他希望图书馆学研究者能够采用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来继续中国传统的书目学研究，并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使中国化的图书馆学能够被世界所承认。
杜定友先生是20世纪初我国力主学习西方图书馆学的学者之一，但他更强调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图书馆学做有选择的吸收和借鉴，即要对西方图书馆学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这个时期，杜定友先生图书馆学本土化的主张和对图书馆学中国化实现途径的研究，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1926)这篇论文中。他针对当时许多在国外留学的图书馆学者纷纷回国，而大量西方图书馆学知识也源源不断被引进中国这一现实，在文章中提问道：“现在一班留学外国回来的图书馆学者，他们对于外国图书馆管理法，也许有很明白、很深刻的研究，但是这种是否适合于现在中国的情形呢”？他自我回答道：“中国图书馆有中国的特别情形、特别应用，不是把外国的东西贩运过来，就可以用的”。[11]为此，他在文章中引用了梁启超先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关于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的讲话，借以表达他极力倡导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强烈心声。他在该文中的《图书馆学校的宗旨、种类和组织》一节中，还具体指出了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途径：
“我以为中国图书馆学校应认定我们特殊的宗旨和目的。而且对于中国，对于世界，有特殊的使命。现在我简单的列举如下：
（一）提倡图书馆专门学术；图书馆学成为专门的学术，虽经学界承认，但在一般人——尤其是中国——看来，以为没有专门研究的价值。所以图书馆学校应当对于外界有所表示。到底图书馆学专门在什么地方？何以有独立成科的价值？图书馆学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其关系如何？
（二）养成图书馆学专门人才；图书馆既是专门事业，当然要专门人才去干。现在我国此项人才，异常缺乏。所以应由图书馆学校培养出来。我们非但要养成一般通俗图书馆或学校图书馆管理人员，而且要养成一班高深的图书馆学者，以建设中国图书馆学。
（三）研究欧美图书馆管理方法；图书馆学，中国虽是有了数千年，毕竟和外国的望尘莫及。他们的方法，都是很经济、很有效率的。我们不得不采人之长，补我之短。
（四）发挥中国图书馆学术；我国固有的图书馆学，于图书馆学者，也有特殊的贡献，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应该发扬之、光大之。本来图书馆学没有什么国界和新旧，不过向来中国图书馆学者和外国图书馆学者没有接触，于是各执一端，并发生不同的趋向。我们现在适当其冲，应设法有以会通之、融合之。
（五）培养图书馆服务精神；图书馆为慈善事业、教育事业、社会事业、文化事业。所以服务其中者，应有特殊的服务精神。一方面要像处女一般，埋头伏案；一方面又要各处奔走，提倡文化，其中包含着无限的奋斗、牺牲、忍耐、沉默的精神，高尚、清洁的人格，和蔼、慈善的态度。不然，虽有高深的学问，若无图书馆服务精神为其背景，于人群也是没有用的。
（六）图谋图书馆事业之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现在还幼稚得很，非有一般人竭力提倡，其发展的程度一定很慢。所以图书馆学校的学生，一方面作死的功课，在学校里研究学术；一方面要作活的功课，在社会上提倡图书馆事业，以力谋发展”。[12]
从杜定友先生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图书馆学饱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主张中国的图书馆学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对于世界也要承担特殊使命，应该为世界的图书馆学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无论是研究欧美的图书馆学，还是发挥中国图书馆学术，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杜定友先生的思想非常明确，即研究外国的图书馆学是为了采用或应用它们的先进方法和有效的基本原理，这是图书馆学中国化的基础性工作；而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又必须弘扬和发挥中国图书馆学的优秀成果，不割裂传统，以保持中国图书馆学本身应该具有的特色；而培养起一大批掌握了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并熟悉中国国情的本土图书馆学者，则是保证中国图书馆学建设能够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杜定友先生能够在20世纪初就对图书馆学本土化有这么精辟的认识，如果不是他对中国的图书馆学具有深厚的感情，是决然不可能的。
杜定友先生同时也是一位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实践者。除了在理论上不懈地探讨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外，他还在具体的图书馆工作中进行了大量本土化的探索，如编制《杜氏图书分类法》以适应中国图书分类的实际；研究推广《汉字排检法》以提高中文文献检索的效率；创造明见式目录，以符合中国读者的特点、满足其多人同时使用图书馆目录的需要等。
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阶段，不仅能够明确主张图书馆学本土化，并且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努力探索中国化图书馆学建设途径的，杜定友先生功不可没。
3 刘国钧关于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想和实践
在杜定友先生努力探索如何建立中国化的图书馆学并将图书馆学本土化付诸实践的同时，我国另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也在为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与杜定友先生的图书馆学本土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形成了南北呼应。
刘国钧（1899～1980年），字衡如，江苏南京人。1920年南京金陵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该校图书馆工作，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图书馆学，1923年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后又攻读哲学，并于192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国内。
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领军人物，他积极介绍西方图书馆学知识，提倡新式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方法，并针对中国图书馆实际，构建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他致力于吸收西方先进的图书分类、编目原则和方法，并按中国国情创立了《中国图书分类法》和《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解决了西方图书馆技术方法不能直接在中国应用的难题。他的图书馆学思想既有哲学的高度，又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同时还具有中国化的特色，[13]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1926年，刘国钧先生在为《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所拟的“办刊宗旨”中明确提出：“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4]他主张，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一方面要吸收、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的先进成果，另一方面要继承、发扬中国藏书传统的思想精华，二者不可偏废。这是刘国钧先生在当时全国轰轰烈烈学习西方图书馆学的“新图书馆运动”中提出来的观点，体现了他对图书馆学本土化深刻的认识。因为他深知，中国传统藏书活动中，有许多经验和学说需要整理和研究，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的任务。他指出：“我国藏书源流甚古，然重藏不重用，且不过极少数人之事。虽典藏之道，亦语焉莫详；况流通管理之术乎。孙庆增之《藏书纪要》，号称精当，犹不能探求原理，参稽异同，考核得失，以成一有系统的著作。况其他乎。则我国之图书馆学固极有待于发扬也”。[15]他提醒图书馆学研究者，不要把研究精力完全放在介绍和研究西方图书馆学方面，也要研究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思想和方法。我们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千万不能丢掉原本是来自于中国本土的图书馆学传统。他认为，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刘国钧先生在进行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原则。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他对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等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总结西方图书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近代图书馆应该具有的八个特征，即公立；自由阅览；自由出入书库；儿童阅览部之特设；与学校协作；支部与巡回图书馆之设立；科学的管理；推广之运动等。[16]这些特征的提出，使我国图书馆的发展有了追求的具体目标，并成为区分藏书楼与图书馆的基本标准。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刘国钧先生用了“自动”、“社会化”和“平民化”来概括。他认为，图书馆应该主动（自动）地为读者服务，“不能安作待人之来索取书籍，而必自行用种种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图书馆是具有社会性（社会化）的教育机构，“其注重之对象已由书籍而变为其所服役之人”，“近世之图书馆渐为社会之中心”；图书馆必须服务于社会上的所有民众（平民化），因为图书馆是“为多数人而设，而非为少数人者”，“故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其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其适当之读物”。[17]这是非常切合当时中国图书馆现实需要的理论，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刘国钧先生认为是组成图书馆的各个要素，为此，他在陶述先先生和杜定友先生的“三要素说”之后，提出了图书馆学要研究图书、人员、设备、方法这四个要素。[18]他还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了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学基本学科体系。刘国钧先生的“四要素说”以及后来提出的“五要素说”，是迄今为止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最完整和最基本的认识，它对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图书分类方面，刘国钧先生也是一位本土化的开拓者。他在图书馆图书分类工作的实践中，以及在对我国许多图书馆类分图书时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考察后，“深感四库分类法不能适用于现在一切之中籍，且其原则也多互相刺谬之处，不合图书馆之用；而采用新旧并行制，往往因新旧标准之无定，以至牵强附会，进退失据，言之似易，行之实难；至于采用西人之成法，则因中西学术范围方法问题不同者太多，难于一一适合，勉强模仿，近于削足适履”。[19]因此，中国的图书馆急需一种实用的、能够方便各种图书分类的工具。而在各种中国图书分类法编制的方案中，刘国钧先生极力主张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原理和技术，但不采用它的体系，独立创制一种适用于中外文新旧图书的统一分类法。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他自1925年起便亲自开始研究、编制《中国图书分类法》，历时4年，终于在1929年完成并公开发表，使一部融合了中西文化的、适用于中国图书馆的、富有创新意义的图书分类法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中国图书分类法》后来被中国图书馆界广泛采用，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上生命力最强的一部图书分类法。这部分类法也被看成是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在图书编目方面，刘国钧先生集中精力研究了解决我国长期未有定规的编目法的问题，力求实现中西编目法的交融合璧，使之既与国际潮流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由于当时在中文图书编目方法上，不少学者主张直接采用欧美西文图书的编目方法，致使编目工作的国际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出现了“以著者款目为主”还是“以书名款目为主”的争论，前者是英美西方国家的做法，后者则是中国传统的做法。而刘国钧先生这时已经洞察到文献编目发展上的国际化趋势，认识到中国图书馆文献编目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因此，他一方面向中国图书馆界介绍西方编目法为达到满足读者多方面检索需求，以多种款目组成多种目录，多种目录互相补充，形成完整检索体系的先进思想；另一方面从我国图书特征、读者检索习惯、社会的认同性以及中国目录编制传统四个角度来论证中文图书编目应以书名为主要款目的观点，既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编目思想，又不排斥西方先进的编目理论。特别是他以一个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高度责任感，决定自行编制一部《中文图书编目条例》，以统一中文图书的编目工作。为此，他“紬绎宋元以来之公私著录，抉其通例，征之于西方目录学家之规定，而略为变通，笔之于纸”，[20]终于1929年底编制完成，结束了中文文献编目长期缺乏标准的状况。这部根据英美编目理论并结合中国目录学传统而编成的适合中国图书馆使用的编目规则，不仅被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和一些大学图书馆采用，更为以后在全国实行中文文献统一编目奠定了基础。这是刘国钧先生为中国图书馆学建设做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4 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活动给我们的启示
20世纪初，在梁启超先生“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号召下，在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等人的具体组织与推动下，图书馆学本土化逐渐成为了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种学术活动，并被广大图书馆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这就使得20世纪初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内容广泛而深入、成果形态丰富而多样：既有如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要素说”一类的本土化理论问题研究原创型成果，也有如图书馆学体系建构或图书馆学的比较研究等理论、方法的修正——创新型成果，更有如《中国图书分类法》、《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等为代表的本土图书馆实际问题解决型的应用性成果。总之，在20世纪初的世界图书馆学格局中，中国的图书馆学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当时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从整体上看，即使没有全面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但至少也在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这与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持续不懈的本土化努力是分不开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1)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必须面向世界，对国外先进的图书馆学知识要积极引进、合理借鉴，同时要善于继承中国古代藏书研究中的传统精华，勇于创新
这是20世纪初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过程中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及时引进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从当时我国图书馆学家介绍和引进的国外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看，无论是图书馆学的理论，还是图书馆学的技术、方法，都及时反映了国际上图书馆学研究的最新、最高水平，这就为中国图书馆学建设的高起点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二是对国外的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不迷信、不盲从，而是结合中国国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对其有用的成分实行拿来主义，直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对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给予大胆的批判，并通过研究加以改造，使其能够适合中国图书馆的实际；三是以有利于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为基本出发点，继承我国古代藏书研究中优秀的学术传统，并将其融合到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和方法创新之中，既非全盘西化、生搬硬套，又非抱残守缺、囿于“传统”，而是在借鉴与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开拓，追求创新，使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
(2)要使图书馆学本土化活动由“自在”变成“自为”，需要发挥图书馆学学术团体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尽管从西方图书馆学被引进中国开始，图书馆学本土化就伴随着图书馆学在中国的逐步建立而存在了，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学术团体的倡导、组织，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导向，仅靠个体图书馆学研究者无意识的努力，图书馆学本土化的进程将是缓慢的，取得的成果也不会有较高的水平，其产生的影响也自然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建设自1925年以后发展迅速，成果不断（1937年以后抗战爆发，图书馆学发展缓慢甚至停顿，是不可抗力的影响所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建立。而其在倡导、组织、推进“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的。作为以促进“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为宗旨之一的全国性图书馆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不仅明确提出了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目标，而且在其主办的各种学术活动中（包括出版图书、期刊，召开学术会议，开展人员培训等），也无不贯穿着图书馆学研究必须本土化的思想。它还充分发挥自己在广大图书馆学研究者中的纽带作用，努力为图书馆学研究者营造出了一个探讨、交流、争鸣的学术氛围，为图书馆学本土化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这就使图书馆学本土化的观念很快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学术研究的追求。
(3)图书馆学本土化需要有一批爱国、敬业、知识渊博、求实创新的高素质图书馆学人才
应该说，20世纪初中国还处在一个社会非常动荡、经济十分落后的环境中，对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的发展相当不利。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却完成了从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过渡，图书馆学也从无到有，形成了中西结合的、且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近代图书馆学。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是因为有一批爱国敬业、学贯中西、求实创新的图书馆学家不为名利所诱，始终坚守在图书馆学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些图书馆学家身上确实体现出了一种图书馆职业精神的魅力！
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家所拥有的图书馆职业精神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①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当时的图书馆学家，许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但他们无一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意识。在一个社会动荡、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环境下，他们正是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民族意识投身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学研究中去的。他们把“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与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振奋民族精神、最终实现富国强民的目标联系到一起。如杜定友先生就曾说过，“举世扰乱之秋，正是我们努力之时。国事濒危，岂敢稍图苟安。所以卧薪尝胆之心，未让勾践”。[21]这是何等高尚的图书馆精神！正是这种图书馆精神的巨大力量，激励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②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和奉献精神。当时的图书馆学家由于大多具有国外专业教育的背景，他们如果想要在社会上谋取一个地位高、收入丰的职业本来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他们却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条件差、收入低的图书馆职业，还把能够从事图书馆工作看成是无上的光荣和莫大的幸福，对图书馆工作充满了职业的自豪感。杜定友先生认为，从事图书馆工作“胜过做大总统”，[22]他们把这种职业自豪感反映在图书馆学研究与实践活动中，就形成了突出的奉献精神。不管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不利，他们始终对图书馆事业充满信心，对“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追求不息。③大胆的吸收、探索、改革和创新精神。当时的图书馆学家大多具有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他们既受过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教育，又对中国图书馆实际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深知中国传统的藏书理论和方法不能适应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发展，于是大胆地引进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成为了研究国外图书馆学的先驱者。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是照抄照搬国外现成的理论与方法，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进行大胆的探索、改革和创新，成为了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的开拓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来源于西方的图书馆学逐渐实现了中国的本土化。
总之，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家在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中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为我们今后加快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收稿日期：2009-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