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媒介技术与传统社会的张力——以黄羊川为例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羊论文,为例论文,个案论文,媒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份关于在中国西部乡村社会引入电脑和互联网之后所产生的变化的民俗志报告。从2003年开始，我们的调查小组分3次访问了位于中国甘肃省的古浪县黄羊川镇，这是一个典型的尚处于农耕时代的中国西部乡村：“濒临戈壁沙漠，气候干燥，每年降雨量仅300毫米。山区的土地贫瘠，人口二万三千多，几乎都是务农，大部分聚居在八十几个人烟稀少，外界难以接触的‘自然村’，靠天吃饭。”①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这样一个乡村竟然得到了一个发展和建设互联网的机会，台湾英业达集团副董事长温世仁、林光信等企业家通过在黄羊川职业中学建设网络中心，在短时间内将互联网呈现给还处在农业社会形态的黄羊川，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当地农村和农民从农业社会越过工业社会直接进入信息社会。温世仁先生当时曾经预测，如果按此思路去做，“西部开发，十年可成”。在此过程中，关键性的工程都是由英业达集团出资：黄羊川职业中学的校园网和计算机教室的所有设备几乎全是由该集团赞助的。如果用简单一些的话说，这一设想就是“要把信息网络科技引入农业社会的乡镇，促进当地发展知识型的经济，加速这些乡镇转型成为信息网络社会的‘网络城乡’。发展‘网络城乡’不仅是消弭‘数码落差’的快捷方式，也是八亿农民脱离农业社会的出路”②。那么，在需要扶贫的黄羊川地区，引入互联网以后真的能实现温世仁先生和林光信先生的梦想吗？在广大西部贫穷落后的地区，还有哪些互联网引入的模式？它们会对乡村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极大地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③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研究者提供的建立在“田野材料圈”基础上的大量的日记、观察记录和访谈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期条件。④调查组于2004年7月13日至18日对黄羊川村民接触与使用互联网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主要是对各种人群，包括教师、学生、一般村民进行访谈，并辅以现场的观察，以及进入村民家中作观察和访谈等。2006年8月6日至12日，调查组再次进入黄羊川进行调查访谈，同时基本构建出了上述的“田野材料圈”。2006年11月，第一批学生日记寄送至研究者。本文以下所引用的部分材料即来自这一“田野材料圈”。
2006年10月，调查组对黄羊川职业中学及南京大学附属中学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挖掘互联网对乡村中学学生及城市中学学生不同的影响。
从实证经验出发，调查组向采访对象设计了两套与电脑和互联网媒体相关的问题。第一套是针对黄羊川村民对互联网传播进入自己生活的印象，第二套是针对他们对互联网作用的评价。在分析和理解村民的回答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这样一些理论问题：用外在的强制推动力强行置入现代化的媒介系统，是否能实现发展传播学所谓的目标？现代性的进程是否能够通过对某一个维度(如媒介技术的维度)的突破而获得整体性的发展？我认为，思考这样的问题非常有意义，因为在不发达地区用行政力量推进大众媒介的建设，是我国政府建设农村的一贯思路之一。从50年代遍布中国乡村田间地头的有线小喇叭，到后来政府着力推进的“村村通广播，村村通电视”工程，现代媒介都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被强行置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⑤与之不同的是，新世纪黄羊川的互联网媒介的外力置入者变成企业家，但置入的路径完全一样。探寻这种“置入”的效果，对于思考我国农村的发展思路能够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阶层差距与网络“信息沟”
网络能带来民主和话语的自由，但电脑和互联网进入黄羊川之后，迅速被纳入到当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去了，它发挥的所有作用都是在这个阶层结构背景下展开的。通过黄羊川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现代性要素的媒介技术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运作逻辑面前，其作用是如何变异的。杨继绳的研究揭示出中国农业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细致的农民阶层分化，在中国农村，由高到低逐渐形成了从农业劳动者到乡村干部九个类型的利益集团。⑥每个集团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趣味，其精神世界也是差别巨大的。这一点，在黄羊川同样也体现在电脑和互联网的使用上。
在黄羊川，真正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是黄羊川职业中学的教师，他们是所谓“受人尊敬的早期采纳者”⑦，是黄羊川的知识精英。一方面，职业中学的网络教室每天下午4点至6点专门对老师开放，老师一般都很珍惜这段时间。另一方面，这些职业中学的教师与乡村干部一样被看做是黄羊川的能人(或称为乡村精英)，因为他们有比较稳定的工资收入，较高的达到近千元/月，这个收入(而且是稳定的收入)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乡村是比较高的。因此，作为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一群人，他们有能力购买家用计算机和接入互联网。在2004年的访谈中，有老师告诉研究者，黄羊川职业中学的教师中已有多位购买了家用计算机，其中教导主任何老师是最早购买的(2001年)。研究者从访谈中了解到，黄羊川职业中学教师上网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教学辅导材料和看新闻，所去的新闻网站主要是CCTV网站、中国新闻网，另外就是搜狐网，他们认为搜狐的搜索功能比较强大，方便查找。他们上网的目的还包括收发邮件、聊天等。
而在与学生的访谈中，有人提到乡村精英中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乡长也购有计算机，但乡长却从没有和村民交流过这方面的信息。研究者去采访乡长，乡长非常客气和热情，却没有谈及太多和互联网有关的信息，可能他上网并不多，毕竟在黄羊川，乡长的工作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并不大，所谓的电子政务在当地的各级政府还远未开通。
如此一来，通过捐赠而建设起来的互联网成了为少数人垄断的信息资源。这其实加剧了当地“信息沟”的矛盾。在我国西部，网络造成的“信息沟”主要有“经济限制”和“文化障碍”两方面的原因。⑧这在黄羊川同样适用而且愈发剧烈，极有可能加剧当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阶层分化。按照蒂奇纳等人20世纪70年代关于“知识沟”的研究，经济状况好的人要比经济状况差的人更容易获取媒介的信息，于是，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现扩大而非缩小的趋势⑨。从黄羊川网络传播的实际效果来看，当地“知识沟”同样正在呈现逐步增大的趋势。
“信息沟”其实强化了黄羊川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当地的上流阶层因掌握了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而强化了自己的权利。比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利用网络获取知识，乡长的亲友也能够优先从互联网中获得就业信息，等等，而普通农民则只能听到这些人讲述的关于互联网的故事。在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均不足的前提下，其文化资本进一步丧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黄羊川，电脑、互联网这样的现代技术被传统文化势力收编了，它们带来了“知识沟”的拓展，甚至在某些领域(比如校园内)形成了所谓的数字媒介垄断，这些现象无疑都是“反现代”的，也是与输入这些技术的人的初衷相违背的。
二、被规训的网络传播
在中国，农村和农民是被媒介产业严重忽略的部分。比如，在中国几千家电视台当中，真正面向农民的只有半个频道——CCTV-7，即中央电视台农业、军事频道，针对农民的报纸也只有《农民日报》等寥寥数家，且因交通等原因，普通农民基本看不到。而据杨继绳的研究，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消费水平落后，看电影难，电视虽然普及性较强，但是因为节目针对性差，农民不是很爱看。农村广泛流行的日常文化生活是赌博、封建迷信和宗教信仰等。⑩这说明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是极度匮乏、亟需文化营养的。
所以，对于黄羊川来说，通过捐赠而获得的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持应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这是温世仁等人最初的构想，也是他们认为“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自信心的来源。1999年冬，黄羊川乡政府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计算机。2000年3月，黄羊川职业中学获得甘肃省教育学院捐赠的一台计算机；2000年7月，学校接受英业达(天津)公司捐赠的11台486电脑；2000年10月，学校首次接上互联网。除了直接接受赞助的职业中学以外，只有职业中学的部分老师家里购买了计算机来上网，而普通村民家庭很少有互联网的踪迹。
不过，通过外力(捐助)进入黄羊川的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并没有立刻显示出其原本具有的信息沟通作用，反而被当地的社会运行规则规训。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并没有体现出它在发达的现代地区所发挥的沟通、开放、促进思想自由等作用。
1.经过过滤的中学网络
黄羊川职业中学学生的互联网使用是一种过滤的模式，即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接触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由教师先从互联网上下载有关内容(主要是教学辅导资料，CCTV网站、中国新闻网、中国北方新闻网等网站上的部分内容，而新浪网和搜狐网是不允许上的，很多学生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网站)到学校的局域网服务器上，然后学生在局域网上浏览经过筛选的信息。按照访谈教师的说法，采取这样的方式主要是老师们觉得网络上的信息内容有很多是不干净的，怕影响学生。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过滤掉了众多互联网的真实内容，向学生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虚拟世界”。研究者在2004年的访谈中了解到，学生并不知道有网络搜索引擎这样的工具。对于网络，学生们普遍有这样的认知：网络的主要功能是辅助学习，在学习之余才可以听歌、找工作。虽然很多同学也知道网络有聊天这个功能，但这种认知是他们从电视上获得的，而且仅仅是“知道”而已。他们对聊天软件一无所知，所以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网聊，虽然他们也很想聊天，知道聊天有交朋友、了解其他地方风土人情等功能，但这一切其实都是处于想象中。
因此，学生在学校里所上的、所了解的并不是真正的互联网，而是经过管理的网络，这股规训力量之强大远非互联网所能抵抗。更耐人寻味的是，学生自己其实也认同这样的规训。为了了解学生对真实的互联网的认知期望，研究者特地追问了“如果老师允许你们随意上网，不再过滤网站，那你们希望能上网做些什么？”这样的问题，学生的回答是：“假设网络全面放开后，我们上网的目的主要还是看新闻、听歌和看学习资料。”此外，类似的问题还有：“镇上如果有了网吧可以自由上网，那你会去上吗？”相当多的学生回答是不去，怕上网会上瘾而逃课，除非实在是学习需要才会去。这些追问的问题以及学生淳朴的回答其实也部分反映了互联网对村民心理结构的影响还相当微弱。但下面发生的事情或许能够说明，网络在黄羊川发展式微，更多的可能是人为的原因。
2.在传统社会规训力量下沉浮的网吧
黄羊川网吧的命运一方面能够说明传统社会力量对互联网发展的规训，另一方面也能折射出网络即便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也有巨大的诱惑力。和学校互联网命运不同的是，社会力量对网吧的规训甚至要通过一定的暴力冲突方能完成。
2004年，黄羊川已有村民打算自己开设网吧，并寻求黄羊川职业中学的技术支持。但学校明确表示，如果开设网吧需要中学提供技术帮助，则必须严格规定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进入网吧，理由仍然是担心网上的不良信息会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从黄羊川的事实情况看，由于了解互联网相关技术的村民几乎没有，所有的技术力量以及有关互联网接入的信息都由职业中学掌握，因此似乎可以说黄羊川职业中学已成为黄羊川“数字社会”的设计者和管理者。2006年，网吧并未在职业中学老师的帮助与监督下开设，是村民自己寻求古浪县的一些帮助才开设起来的。而更有意思的是，最初，网吧竟然就开设在职业中学的校门口(这与国家有关规定不符)，吸引了众多学生(这与学生在学校接受采访时的回答颇为矛盾，可见在学校这样一个“权力”环境中，学生哪怕面对的不是老师，也会下意识地自我规训，将符合上层需要的那套话语说出来)。网吧在引领黄羊川互联网发展的道路上其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如上文中指出的，职业中学最初为学生提供的互联网其实是“虚拟”的互联网，学生是在局域网的环境中接触互联网的，所以他们对互联网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很快就为网吧所纠正，越来越多的学生沉迷于网吧。如同城市中网吧的情形，绝大部分学生的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了游戏上。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网吧开设时间并不长，因为学生过分迷恋上网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终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学生家长怒砸网吧。研究者于2006年8月再次进入黄羊川时，网吧刚刚从职业中学边上搬迁至镇中心的街上，但却没敢挂出明确的网吧标志，以至于研究者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镇上不长的大街上走了两三个来回才找到它。
3.传统对现代的规训
在黄羊川，我们能看到非常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的规训。本来，在福柯的眼中，学校是和监狱并驾齐驱的最具“规训”色彩的现代组织机构。(11)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学生/教师”、“犯人/管教”构成了权力施予与接受的二元格局。黄羊川职业中学的老师们对互联网传播的控制表现出教师运用“权力”的特色。不过，互联网在该中学的命运应该还有一个更加宏大的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背景，即巨大的城乡差距和东西差距，导致像黄羊川这样的西部贫穷地区的人将“走出去”(如出外打工)和“升学”看成改变命运的最为重要的路径。对于职业中学的学生来说，努力学到一门城市(最好是大城市)需要的技术，或者升入大学，是非常理想的现实出路，如此，他们将有可能离开生长的土地，离开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体系。这是黄羊川一般家庭最高的梦想。至于网聊带来的快感，网络冲浪带来的信息收获等，这些颇具后现代特质的体验离他们都太遥远了，无法激发他们的向往，且并不实用。在这样一种集体意识的支配下，学校里从老师到学生都认可所谓的“网络负面影响”。所以，学生“上网是为了学习，上网主要是为了看资料”的回答，很有可能是在学校这个充满教师权力的空间中自然而然的“自我规训”。
但是，离开学校后就不一样了，教师规训的权力消失了，网络在处于农业社会的黄羊川显示了和在大都市中一样的魅力，尤其是在网络游戏方面，“网瘾”并未因农家子弟更淳朴而减弱。与城市居民对网吧和网络游戏无可奈何的情况不同的是，黄羊川抵制网吧显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巨大的宗法力量，即面对孩子在网络中的沉迷，长辈显示出毋庸置疑的权威。镇上几位颇具威望的家长率领众人砸了网吧之后，网吧并不能采取法律、经济保护等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尽管其经营在程序上是完全合法的，而镇政府和派出所也默认这种“长辈力量”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在此，现代性的市场经济的网吧遭遇传统社会的管理规则，一败涂地。令很多大城市的家长头痛无比的网吧和网瘾问题在黄羊川解决得如此干净利落，其本质是农业社会的规范对现代信息技术规训的结果。
三、作为工具理性的电脑与网络技术
对于黄羊川人来说，电脑和互联网其实是发达的城市和中国东部地区的象征。他们普遍认为，掌握这两门技术对于他们进入发达地区是大有好处的。由于网络的介入，黄羊川职业中学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生源、入学率因此有了改善，而辍学率则比任何时候都低。除此以外，研究者还发现：事实上在黄羊川，电脑和网络技术更多地被界定为一种帮助解决就业的工具。这也可以从我们与黄羊川职业中学分管政教的张斌武主任的访谈中看出：
现在我们县委提出的口号就是“让人走出去，把钱拿回来”，这个战略仔细考虑的话，也有道理。因为我们黄羊川就这么个地方，这么个资源，这么一池水，大家都在里面钓，不成。现在在外面钓，也可以。现在怕的是人走不出去，没有技术，没有知识，你出去就是摘棉花、摘大瓜，替人家收麦子、背麦子，拿不回来钱。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怎样让人走出去的问题。走出去倒不是坏事，关键是我们的人走不出去。我们的学生如果将来真能走出去的话，如果能大有作为，如果能实现资本积累的话，回过头来，投资办厂、投资实业，对我们都是很有好处的。现在的问题是走不出去。
从实际情况来看，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引入之后，黄羊川职业中学学生的就业结构似乎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计算机与网络开始成为黄羊川劳务输出的一个特色。职业中学的学生毕业后面临就业的问题，与很多西部乡村一样，劳务输出是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其中，计算机和网络知识起到了一定的分层作用。
问：劳务输出了多少人？
答：一千多人吧。有些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主要去广东一带。
问：网络培训还有吗？什么内容？
答：有。出去打工的都要来培训。培训上网和办公软件操作。主要去一个鞋厂，一个电子厂。都在一线工作。计算机水平好的也可以坐办公室。每个人每月都往家里寄三五百块钱。
问：老百姓支持孩子们接触网络吗？
答：支持。主要是因为学了这个可以找到好工作，老百姓看重的就是这点。他们的目的就在此，学了这个可以改善生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电脑和网络在黄羊川并没有发挥其作为媒介在文化、政治、民主等领域的现代性功能，而是被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规则收编了，仅仅服务于传统社会的人进入现代社会的工具性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对技术的掌握也是非常片面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在黄羊川接受过电脑和互联网教育的人虽然懂得基本的操作，但极度缺乏相关技术的“隐性知识”。技术的“隐性知识”是指那些“很难完全通过技术说明书阐述出来，往往只能在现场的生产实践中逐步掌握与积累”(12)的知识。比如，大多数人只会非常规范地使用某些软件(以办公软件为主)，而且由于缺乏软件更新的技术支持，他们使用的软件版本都比较低。在上网方面，他们仅仅知道如何输入网址导入网页，几乎不懂网络搜索技巧，由于缺乏亲身的网络传播实践的训练，他们对于互联网的体验较为单一，除了在网吧中有过上网经验的人，一般的学生仅仅将电脑视为一个帮助工作的工具，绝对没有所谓“网络化生存”的感觉。至于什么“人肉搜索”、“写博客”、“创建虚拟形象”、“网络辩论”、“在线交流”等互联网的“隐性知识”，他们更是所知甚少，或者干脆没有听说过。
在此，我们发现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在黄羊川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就业技能(这一点尤其得到老师和学生家长的首肯)。于是，在现代性理论体系中广受批判的“工具理性”在黄羊川却被赋予了“发达”、“进步”的灵光。黄羊川人对电脑和互联网的这一态度，说明现代性的理念已经席卷了这个中国西部偏僻地区传统的农业乡村，黄羊川人努力学习电脑和互联网知识是他们渴望被纳入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表征。
关于黄羊川的初探性研究我们暂时得出了上述结论。当我们离开黄羊川的时候，职业中学的校长不无忧虑地告诉我们，捐赠的电脑因为使用时间过长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且电脑配置明显已经落后了，但似乎看不到获得新的捐赠的希望；网吧依旧在镇上偷偷摸摸地运营着，进进出出的人也显得鬼鬼祟祟。校长担心学生将来会因为学校电脑陈旧而更多地溜进网吧上网，但他同时又觉得只要经过严格管理，这种情况是可以控制的。他现在最渴望的是获得新配置的电脑。
互联网和电脑在黄羊川的遭遇也许能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现代化和现代性都是一个总体的过程，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综合进步，仅仅引入一项现代的技术，这项技术将会迅速被传统文化势力收编，成为传统社会的一个构件，它会帮助维持传统社会的运作，进而取消自己文化革新的功能，换言之，它能带来的社会进步效应将是非常有限的。
首先，从技术层面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成长之路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即“首先掌握成熟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然后是掌握产品设计的能力，最后才培养出创造产品理念的能力。其技术进步的途径是边干边学，这是后发国家技术能力积累的关键”。(13)技术生产如此，公众对新技术的使用也一样。传播学的“创新-扩散”理论对此作了精辟概括：技术创新的采用者分为革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追随者、晚期追随者和落后者。创新扩散包括五个阶段：了解阶段、兴趣阶段、评估阶段、试验阶段和采纳阶段。这都说明新技术的使用在一个社会中是渐次推进的过程。(14)也就是说，诸如温世仁这样的企业家力图突破社会发展的阶段限制，直接将一项现代的成熟技术引入传统乡村社会，以期引发一连串的社会变革，最终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这种方式可能有拔苗助长之嫌。而面对电脑和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传统的乡村文化显示了自己较强的韧性，在人的思维、视野，社会制度、经济体系等方面都非常稳定的前提下，新技术无法发挥其在现代发达社会中原本具备的功能，最终是传统文化的势力胁裹着新技术继续强化自己的文化逻辑。
其次，更重要的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是人的进步，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都是与具体的活生生的每一个体结合在一起的。通过黄羊川这一个案我们能发现，阻碍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发挥作用的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黄羊川人观念的滞后——信息环境的闭塞，对新技术的实用主义态度，对所谓负面信息的逃避和管制等，这导致了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在黄羊川无法发挥其在发达地区如东部都市中固有的功能。比如，缺乏主体意识从而很难在互联网上形成所谓的公共社区，网络交流的缺乏也致使网络电子商务无法成型。所以对于黄羊川的现代化来说，人的现代化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媒介技术可以辅助这一进程，但是不可能发挥支配性的作用，相对于新技术，黄羊川可能更需要一支现代性的启蒙力量，否则它将永远作为一个农业社会而成为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力输出源头。
斯皮瓦克在研究世界底层人民(殖民地人民)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底层能说话吗？”有很多人想为不发达地区的人民说话——评价其前工业社会的浪漫或者给予进步的建议，但事实上这反而将不发达地区人民说话的权利取消了。(15)。温世仁和林光信捐赠电脑的行为是否也有这种意味呢？不可否认，他们的动机是善良的，但他们捐赠电脑的行为其实是在用一种发达地区的眼光和话语力图规训黄羊川这样一个中国西部乡村社会的发展进程。面对电脑和互联网的进入，黄羊川人被迫做出应对，在某些方面他们已经无法用本土的话语来为自己说话了。不管怎样，技术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对未来的期许必将越来越多地受到技术话语的影响。现在，“西部农业社会”、“劳力输出地”这两个身份锚定在黄羊川，这是不是当地人民自己的选择呢？在现代化大潮席卷中国的大语境下，黄羊川人民还有没有机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呢？这是我们离开黄羊川时内心深深的疑惑和感慨。
注释：
①温世仁、林光信：《告别贫穷》，http://www.YellowSheepRiver.com。
②温世仁、林光信：《告别贫穷》。
③如段京肃等人的研究就颇具代表性。参见段京肃、李惠民、王锡苓：《经济不发达地区互联网发展的三种状态：对黄羊川镇、金塔县、镇巴县的研究》，2004，未刊稿；《信息断裂与社会断裂：一个“网络扶贫”个案的研究》，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2005。
④本研究项目的“田野材料圈”包括如下几个部分：首先，最核心的一圈是研究者每年进入黄羊川这一研究对象所做的田野调查。自2003年开始，研究者就亲身进入黄羊川进行观察访谈，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在此过程中，与黄羊川各层次的人(考虑到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的，所以研究者在进入黄羊川时就有针对性地与当地各层次的人联系沟通，如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黄羊川职业中学的师生、普通村民等)建立起了彼此“熟悉”的关系。其次，中间的一圈由研究者在黄羊川职业中学资助的三位女学生构成。这三位学生家境都十分困难，研究者通过资助她们上学，邀请她们记录发生在她们周围的事情。记录的内容并没有特殊的要求，只要是觉得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记录在本子上。再次，最外的一圈，也是本项目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一个创新尝试，由“代理人”构成。这一制度建立的原因是考虑到本研究田野调查工作开展的具体困难，研究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但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同时又遵守田野调查“深入性”和“科学性”的要求，研究者在黄羊川寻找了一个田野调查的“代理人”。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一“代理人”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1)对当地极为熟悉；(2)具备一定的知识素质；(3)对研究的问题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参与兴趣。我们选择了黄羊川职业中学的一位老师。选择这位老师为“代理人”，一方面是他满足以上三个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他可以发动自己的学生以日记或周记的形式来记录他们眼中黄羊川正在发生的变化。
⑤参阅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巩固和推进村村通广播电视工作的意见》，2004年6月24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906.htm。
⑥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114—116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⑦[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⑧石屹：《我国西部网络传播分析研究》，载《当代传播》，2008(1)。
⑨参阅[美]沃纳·赛弗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运用》，郭镇之等译，27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⑩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130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11)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2)郭熙保等：《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后发国家的技术成长之路》，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1)。
(13)郭熙保等：《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后发国家的技术成长之路》，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1)。
(14)http://wiki.mbalib.com/wiki/％E5％88％9B％E6%96％B0%E6％89％A9%E6%95%A3％E7％90%86％E8％AE%BA。
(15)参阅[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底层研究：解构历史编纂学》，载汪民安主编《生产》第四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