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通货紧缩问题研究_货币供应量论文

当前我国通货紧缩问题研究_货币供应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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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两年来,通货紧缩问题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生活当中的新现象,并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正如最近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所指出,虽然作为一个老牌敌人——通货膨胀似乎受到遏制,但是一个新的、可能是更加危险的敌人正在蓄势待发,它就是通货紧缩。目前,关于通货紧缩问题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讨论的情况来看,大家所共同承认和共同针对的乃是同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从1997年10月至今,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已持续下降二十多个月。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讨论的主要方面作如下综述:

一、关于通货紧缩的涵义

大致看来,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三要素定义: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主要代表, 认为通货紧缩应包括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经济增长率这三者的共同持续下降,强调通货紧缩的“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另外伴随着经济衰退。持“三要素”定义的学者,对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又有两种不同标准:一种认为是绝对量下降即负增长,另一种认为是相对量的下降,不一定是负增长。

2、 两要素定义:认为通货紧缩应包括价格水平与货币供应量二者的持续下降。通货紧缩并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也不是经济衰退的唯一原因,因此不能以经济是否衰退作为判断通货紧缩的依据。

3、单要素定义:以胡鞍钢、刘树成为主要代表, 认为通货紧缩就是价格水平普遍的、持续的下降,认为这一定义抓住了经济现象的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至于其它两个要素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涉及的是价格下降的成因和后果。

二、关于我国当前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及其严重程度的判断

1、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当前并未出现通货紧缩, 最多只是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压力或者某种迹象。持这一论断的学者强调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两因素的绝对下降,根据我国当前货币供应量仍有一定增加及经济增长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速度上,认为我国并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不能把内需不足简单地说成是通货紧缩。目前,中央银行货币当局仍持这一论断。

2、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只是出现了轻度的通货紧缩, 以刘树成为代表。该观点认为,国外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典型的通货紧缩通常持续二三十年之久。而我国的通货紧缩只不过两年时间,物价下降的幅度也不过-2%到-3%的程度上下,对应的是7%到8%的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未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此次通货紧缩在一定程度上是前些年高通货膨胀率的合理回落,是前期适度从紧政策的直接后果,加之其成因的复杂性,因此对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形势既不能估计不足,也不能估计过重。估计不足,措施不力,将会进一步恶化形势;估计过重,下药过猛,亦会带来更难治愈的后遗症。

3、第三种观点则坚定认为, 我国已经出现了全面性的严重的通货紧缩,以胡鞍钢为典型代表。该观点认为,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敌”,大大伤害了除垄断性服务行业之外的所有商品及服务生产者的利益,特别是农业和制造业生产者受害最深,不仅全国出现通货紧缩,而且各地区普遍进入通货紧缩阶段,局部地区还相当严重。该观点认为,我国应当实行旨在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及相关政策,如果中央银行过于谨慎,目标含糊,行动迟缓,中国有可能将陷入通货紧缩的螺旋陷阱之中,当央行意识到危险的性质已改变时,再采取行动则为时已晚。

三、关于我国当前通货紧缩的成因分析

一般认为,当前我国通货紧缩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大致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1、国际原因。 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 有着深刻的全球背景。 从1997年以来,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能力过剩所导致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已日趋明显。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4.1%降到1998年的2.2%)和贸易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而且出现大量生产能力过剩、需求锐减,导致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降为1998年的-15.7%, 能源产品由-6.9%下降为-28.5%。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公布,自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工业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全球通货紧缩从而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尤其是许多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国内水平,对国内商品市场价格的持续走低起到了助推作用。此外,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大幅度贬值,造成大量制造业产品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流入国际市场以至我国,同时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锐减。1998年中国的出口急转直下,从1997年的年增长23.2%一直下滑到接近于零增长,考虑到1997年净出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是22.5%,出口锐减使总需求问题充分暴露,直接导致了国内通货紧缩状况的形成。

2、主要原因。各地区和各行业盲目投资、 重复建设所造成的生产能力大量过剩是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由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和预算约束软化,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始终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顽症。多年来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造成我国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以后全国上下在强大政治动员的作用下,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新一轮经济过热、投资过热、开发区过热、房地产过热,造成了空前的虚假性经济繁荣,在这种非经济因素的外部冲击下,市场价格体系突然扭曲,人为的引起各类价格指数特别是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突发性地大幅度上涨,更是诱导了一轮空前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狂潮。可以说,1992—1994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所掩盖和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都在我们当前充分暴露出来。据胡鞍钢计算,1998年我国全社会闲置的生产能力达17.9%。而据宋国青计算,现在生产能力的闲置比例已达47%。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必然造成众多产品供大于求,从而导致价格下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生产能力的过剩。高新技术产生的发展却十分缓慢,其生产能力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与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创新能力低下并存,一方面使传统产品价格下跌不止,另一方面又缺乏带动价格回升的高新技术产品。

3、货币原因。1994年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 是通货紧缩发生的货币原因。从货币供应量来看,1994年以前我国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均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1994年到1998年货币供应量增幅一直下降,M[,2]的增长率从1994年的34.4%下降为1998年的15.3%,M[,1]从26.8%下降为11.9%,M[,0]由24.3%下降为10.1 %。1999年广义货币M[,2]增长率虽有所回升, 但主要是由于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导致准货币在M[,2]中比重提高所致,真正流动性强、 直接影响购买力流通速度从1992年的1.049下降为1998年的0.761,M[,1] 货币流通速度先上升后下降,1995年达到最高点2.438后一直降为1998年的2.042,M[,0]货币流通速度也是先升后降,1996年达到最高点7.712后一直降到1998年的7.100。中国各层次货币流通速度变化量波动相当剧烈, 尤其是近年来下降幅度显著,反映出当前货币大规模持续退出交易的现实:一方面居民由于前景看淡,预期恶化,储蓄倾向增强,消费倾向减弱,所谓“惜购”,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由于风险约束机制逐渐硬化而减缓放贷速度,所谓“惜贷”。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造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状况的主要货币原因。

四、关于近年来国家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货币、财政政策之评析。

面对1992年—1994年的经济过热与高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从1994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于1996年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并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出人意料的是,刚刚形成的这种良好局面在一、二年之后迅速转变为“增长下降、通货紧缩”的状态。面对物价的持续下跌和经济下滑局面,中央银行采取了以连续5 次降息为主要内容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此轮减息次数之多,下调幅度之大,均为以往年份所不及。但是,直到1998年上半年,包括GDP、工业、 投资和社会商品零售额等在内的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不但未见回升反而呈持续下降之势。

在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中央决策层下决心调整政策操作工具,加大刺激经济回升的力度,从主要放松货币政策转向主要放松财政政策。从1998年7月份开始, 执行多年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明显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次转变,不仅表现在财政部于7 月份将公路投资计划由年初定的1200亿元增加到1800亿元,大幅度增加水利和环保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财政性资金投入,而且在给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基础上,于8月份猛然增发1000亿元用于公共投资的建设性国债, 使98年的财政赤字猛然增为960亿元之多,创建国以来赤字之最。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极为明显快速地刺激经济在短期内回升。1998年7、 8月份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 商品零售这三大经济指标均出现明显加速增长的势头。可以说,1998年下半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所带动的经济回升,对全年实现GDP增长7.8%(基本实现8 %的计划目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总结以上实践,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之中,货币政策失效,而财政政策立竿见影,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其理论依据是:西方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主要是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作用明显,而在经济衰退、实施启动时却难见成效,此时应该做的是实行财政政策加大支出及投资力度,以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大部分学者认为,不能作以上如此简单的判断。他们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货币政策失效了,也不能对财政政策的作用估计过高,而应实行两者的有效组合,其理由大致如下:(1 )不是货币政策无效,而是货币政策没有真正到位。中央银行在政策操作中采取了“力量互相抵销”的政策操作方式,从1996年5月到1998年6月期间,一方面大幅度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目的是诱导存款者从银行分流出资金用于增加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基础货币投放,1998年银行的再贷款及外汇占款均为下降,中央银行购买证券的公开市场业务亦非常有限,货币净投放一直很紧,流通中的现金增长速度下降。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最终要通过货币供应量的扩大体现出来,如果我们采取了多项货币政策,但货币供应量却没有预期增加的那么多,那么货币政策的效果难以发挥出来就不足为怪了。(2 )货币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央行5次降息之后, 广大的中小企业和普通居民对此还是有所反应的,特别是降息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企业效益,有利于保证企业投资及维持职工消费。据计算,5次降息减少了企业利息支出2400 亿元左右,这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无异于是雪中送炭。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虽与8%的目标略有差距,但却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加深、内部出现特大洪涝灾害及多重目标并举的情形下取得的,依然是全世界最高的速度,应该说货币政策还是有所成效的。(3 )财政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也包含有货币政策的效力。一项政策从实施到开始生效一般都有一个时滞,财政政策之所以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是在货币政策为启动经济做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没有货币政策及其他各种政策力量的积聚和铺垫,财政政策的效果是不会如此明显的。(4 )财政政策有其固有的弊端和局限性。一是效率问题,财政投资效率低下是世界及中国经济史上的通病。二是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财政投资会引起民间投资在相应领域的减少,加上财政投资多集中于资金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财政投资在拉动经济和解决就业方面的作用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三是财政投资项目产业带动差,其所投资的项目并不是关联度特别高的产业,因此对经济增长的乘数作用要打折扣。四是财政政策也存在时滞问题。

五、关于治理通货紧缩的对策。

99年以来,物价下跌和经济下滑的趋势仍在继续,通货紧缩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承认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状况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种思路:

1、主张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总需求管理对策,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

(1)更加明确地采取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应该明确提出以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货款,放松利率管制,加快利率管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尽快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谨慎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关闭,提高人们对中小金融机构的信心,改变存款过于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的状况。

(2)继续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并注意在财政资源的使用方向和方法上有所改进。在资金运用方面,改变财政资金集中于基础设施的做法,实行投资方向多样化,增加教育、科研、公共技术开发等投资的比重。在资金运用方面,避免政府大包大揽的作法,尽量采取贴息、参股、项目融资等方法争取民间投资的更多参与。

(3)采取重点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收入分配政策, 扩大消费需求。比如对无房老职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补偿,偿还政府对老职工劳动保障的隐性负债,补发拖欠的职工工资,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薪金等等。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应按照低收入阶层优先的原则加以安排和实施。

2、主张采取供给学派式的向供应倾斜的政策措施。 持这一思路的学者认为,总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回升,却无法解决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应实行向供应方面倾斜的政策,加快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的改革步伐,采取一切手段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从根本上摆脱景气低迷的现状。

持这一思路的学者的历史依据是,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的罕见现象,80年代初里根上台后,主要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取得了很大成功。持这一思路的学者的具体政策主张包括:加快发展非国有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支持中小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实行旨在淘汰外部不经济的落后过时的过剩生产能力,积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结构政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结构调整必将带来的失业问题提供社会安全的平台;加快小城镇建设以及推进产业结构转换、城乡结构转换、区域结构转换以获得长远的发展空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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