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断其有无，可乎？——读《〈红楼梦〉笔法结构新思议》一文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笔法论文,一文论文,有无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汝昌先生在1995年第2 期《文学遗产》上发表了《〈红楼梦〉笔法结构新思议》一文（以下简称《新思议》）读后获益匪浅。但对其中几个主要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如下看法，就教于周先生。周先生曾说过：“谁说的有理，就应服从谁的论点，这是做点学问的最起码的原则。”（见《红楼梦》原本是多少回？》（以下简称《多少回》）周先生胸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精神鼓励我不揣冒昧写了此文。
一、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是108回吗？
周先生在《新思议》文中又一次提出“全书每9回为一大段落， 共计12个9回，合为108回书文”此论点最早见于周先生的《多少回》，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周先生以9回为一段落，这样分析结构确是新的提法且有其优点。 孙逊先生在《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中就说：“周先生的见解确有其深刻之处。细看《红楼梦》现存的前八十回，按九回分段确比按十回分段和其它分法更为合理。”（加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问题是：周先生的推论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判定此书为多少回，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作者有过明确的论述，作者同时代人有过明确的记载，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证实。
作者生前没有谈过他写的《红楼梦》有多少回。退一万步说，即使他说过原计划写多少回，在写作过程中改变原来的想法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也不足为据。作者同时代的人说过他们见到的原稿的回数，但没有一个是108回。
脂评透露小说回数有以下几处：（按小说回目次序）
第二回，戚本有一回前批：“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两大笔以冒之，……”；
第十九回，在袭人还是“见总无可吃之物”之下双行夹批：“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回……”；
第二十回，庚辰本有“壬午孟夏两窗批语：“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得再言。”
第二十一回首，庚辰、戚本批语：“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
第三十一回回末，批语：“后数十回……”；
第四十二回，庚辰本又有一回批语：“……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
以上六条，其第四条，明确地指出“后三十回”，也就是说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应是110回，即八十回加上“后三十回”， 这也完全符合第六条。110回的“三分之一”是36回多、37回不到”， 今书至三十八回时，理所当然地“已过三分之一有余”。
“前辈姻戚有与之（雪芹）交好者”的宗室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转述其前辈姻戚说，“《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据他说，曹雪芹作到“九十回”就“逝矣”了，这也可解释为：曹原计划是“百二十回”。 而脂评者看到的雪芹原稿是110回，说明雪芹在写作过程中改变了原来120回的计划，写成了一百一十回，是否如此，因至今未见雪芹八十回后的“原稿”，也不敢定论。周先生确定曹雪芹原著108 回的论据是：这个数字与“牟尼珠是一百零八粒，钟楼报时敲钟是一百单八杵，小说里的英雄是一百单八将，神通变化是三十六变加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变有关”。周先生举的这些含“一百零八”数字例子，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作为“论据”，这些例证不具备“论据”的最基本的资格，不能证明曹雪芹“选定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的论点。
周先生也已经觉得这种推论有不严密之处，所以在未推论之前特加了一句：“曹雪芹为何单单选定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当然，我们既非曹雪芹，谁也不敢说能代为答复”（见《多少回》）既然“谁也不敢”，周先生怎能得出选定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的“结论”，代曹雪芹越俎“答复”呢？
《新思议》一文中为了证明108回这个数字， 周先生还提出“全部小说宗旨主题是写108位女子，108之数是从《水浒》得思的，雪芹有意地以‘脂粉英雄’（秦可卿语）来对‘绿林好汉’……”如果硬凑108女子之数，在《红楼梦》这样一部女性人物众多的小说里是不难办到的。但即便你凑够了108位女子姓名， 也丝毫不能证明“全部小说宗旨主题是写108位女子”这一论点。 雪芹有意地以‘脂粉英雄’来对‘绿林好汉’，这有意地，何以为证？以“脂粉英雄”对“绿林好汉”，出处何在？曹雪芹何时何地说过？这里我想起杨乃济先生一段话：“考据必须考之有据，考据的语言必须是验明正身的语言。”有意思的是文学家、诗人考察事物从不搞验明正身，他们依靠的是感觉，是依稀朦胧的隔雾看花时的心灵颤动，是梦醒时分的‘烟士披里纯’”（《红楼梦学刊》1995年3期19页），不知周先生以为然否？
二、柳五儿的名字有如此“寓意”吗？
周先生在《新思议》一文中对柳五儿这个人物特别重视，微言大义，大书特书。周先生从五儿名字分析：“她名叫五儿，表面是指‘排行’第五，但又一字未写她有哥哥姐姐；真正的意义恐怕是：寿怡红开夜宴中四位大丫环为晴、袭、麝、纹，四个小丫环为芳、痕、燕、四，排在四儿（蕙香）之下，是为第五个，其地位大约正是填补已被风姐索走的小红”。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柳五儿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极次要的角色。虽然作者说过她“生得人物与平、袭、紫、鸳相类”也只是就其“生得”长相而言，她的实际地位连芳官也不如，她妈柳家的央求芳官去与宝玉说情，要送她到宝玉那里服侍。连芳官也认为自己“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呢！”（歇后语，意谓不管老几，都是奴才辈的。引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843 页注）芳官的地位尚不可与平、袭、紫、鸳同日可语，更何况柳五儿乎！书中描写已经驳倒了周先生的柳五儿，“真乃除了十二正副钗以外的第一流品格，位置之高非同小可”的论点。
她的名字，只不过是排行第五而已。小说没有必要非写她有哥哥姐姐。正如《金瓶梅》中人物王六儿，书中也没有介绍她有几个哥哥姐姐。
《新思议》还说：“柳五儿明明是4月26日饯花一会的引线， 也是罪名冤案的导火线，她那名字五儿，恰好是暗点一过4月，5月便真是‘飞鸟各投林’的开始了！”为了把柳五儿与4月26日饯花会连起来， 周先生确实费了一番脑筋，他说：“柳嫂给她内侄去送玫瑰露，适遇钱槐，柳嫂早知五儿不肯嫁他，立即回避退出，告辞而回——角门上小厮向她玩笑，讨杏子吃，杏乃4月中下旬之果，正是4月26日宝玉生辰的前夕了，”这段话本身在逻辑上就有不严密之处，“角门上的小厮”跟五儿开“玩笑”讨杏子吃，怎么能证明‘正是4月26 日’宝玉生辰的前夕了呢？况且“4月26日”是否是宝玉的生辰，书中并未写明， 只是周先生的“孤证”。“杏乃4月中下旬之果”，5月份乃至6 月份也可吃到杏子，“角门上的小斯”都有“讨杏子吃”的充足条件，并不能证明非在“4月26日……的前夕”不可。
周先生单从“五儿”名字，这种顾“名”思议的论证方法使笔者难以苟同。如果“五儿”可以如此解释，那末“四儿”（蕙香），岂不可以解释为“恰好是暗点一过3月，4月便真是‘飞鸟各投林’的开始了”吗？这种类似测字的文字游戏往往于事无补，并不能证明任何论点。论说文的论据应该是严肃的，确凿无误的，这是写论说文的常识。
三、贾宝玉的生日等于作者曹雪芹的生日吗？
《新思议》写道：“怡红之寿，在4月26日芒种节， 书中也特笔明写暗点，更非闲文废语。盖从历法上一考察，便知康、雍、乾三朝之间，只有两次是四月二十六，巧与芒种节会同于一日：一次是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二十六，一次是乾隆元年（1736）四月二十六。这就表明，雪芹在小说中特意铸刻下了无可动摇的史证：贾宝玉（雪芹的自况）的生辰是雍正二年的闰四月二十六芒种日，而到他13岁——书中的饯花会那一年，他又在生日上恰值4月26日正交芒种。 节令的巧合这是铁印记。”
周先生为了证明贾宝玉的生日（四月二十六，正是芒种节）就是曹雪芹的生日——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二十六，竟然连“历法”也不顾了。可历法是科学的才真正是“铁印记”，不容任何人改写的，笔者有一篇小文（载1995年第5期《文学遗产》127页）指出：“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即阳历六月十七日，不是农历芒种节，该年的芒种节为闰四月十四日。”
周先生非常自信， 文中说：“这种科学的论据（指贾宝玉生日为1724年农历闰四月二十六日，笔者注）直到近年来方得揭明显示。它也给作者的生卒、著书的时序一起提供了最宝贵的内证——用任何办法都是无由考核到如此准确的历史记录的。
周先生早在1948 年就已“推雪芹生于一七二四”（见《献芹集》579页）这次“历法”上的“考察”，就是要证明“一七二四”说。 实际上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二十六（注意：非闰四月！）“巧与芒种节会同于一日。”如果周先生坚持的观点。“谁说的有理，就应服从谁的论点”，不知周先生是否服从“1725年”这个论点？
周先生推断宝玉的生日为四月二十六芒种节，推断的方法也没有达到“用任何办法都是无由考核到如此准确的”程度。《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有一段：“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这一回中根本没有提到宝玉生日之事，第六十三回，虽然题目有“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但也没有明确交代是为宝玉过生日，如果是宝玉过生日，岂有贾母、王夫人、王熙凤不来光顾之理？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进怡红院，林之孝家的也只是问一声：“宝二爷睡下没有？”并没有对宝二爷生日祝贺的话，读者没有“书中也特笔明写暗点”的印象。
即使贾宝玉的生日和历史上某年的芒种节巧合了，也不能证明作者的生日。贾宝玉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他的生日怎能与作者生日等同呢？这是文学常识问题，周先生会不知道？再说，《红楼梦》在年月时间描写上往往有不科学的地方，红学家周先生就更不会不知道。早在咸丰年间，“大某山民”（即姚燮）在《读红楼梦纲领》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三十六回云明儿是薛姨妈生日，时盖壬子年夏末秋初也，至第五十七回亦云目今是薛姨妈生日，时癸丑年春二月间也，岂一人有春秋两生日耶？到贾母生日，已详叙八月初三一段事，今云十一回探春云过了灯节是老太太生日，则又何也？”
贾母，按周先生“对号入座”法，该是宝玉之祖母，即曹雪芹之祖母，曹寅之妻，那么从“历法”“考察”，曹寅之妻生日是“八月初三”还是“过了灯节”呢？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就指出小说家决不等于“谱录家”。小说为了塑造人物，使读者有真实感，必然写年月时节，但小说不可能，也不必要如编年史或作者年谱那样准确无误，如果把小说写成“年谱”，那就真的成了张竹坡批评的那种“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也”（见《金瓶梅读法》），所以作者描写人物时“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同上）。
周先生《新思议》一文，尽管有以上几个不足之处（是否是不足，尚须与周先生商榷），但瑕不掩瑜，余撰此文，并不想否定周先生文章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