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历史——关于青年的历史叙述与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研究最缺的是历史①。这句话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有关青年的历史（青年史）及对青年认识的历史（关于青年的观念史）研究和著述的缺乏，二是在现有的青年研究中普遍缺乏历史的观点和方法。这种状况将严重制约和影响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建树所企望达到的水平。青年史和关于青年的观念史研究，是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不可逾越的一道学术门槛，但就目前青年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来说，强调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在青年研究中的应用，似乎是更为紧迫的任务②。
一、“青年”有历史吗？
“青年”有没有或应不应该有自己的历史③？不同的研究者依据各自对历史的理解，会作出不同的回答。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是以“历史上有没有青年”为前提的。所以，在论证的逻辑上，应该首先确认后者作为问题的真实性。
但问题似乎又没有如此之简单。什么是“青年”？什么是“历史”？这又成为论证过程的逻辑前提。年轻（或者就其年龄段做出清晰界定）的就是“青年”吗？历史就是已发生（并被叙述或记叙）的事吗？以往人们对这样的提问一般很少表示异议。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历史上有没有青年”的问题，许多研究者都给予肯定的回答，只不过在表述方式或具体的历史阶段划分上有所区别。例如，有的研究者将其分为古代或传统社会中的青年和现代青年，有的以史前青年与近现代青年相区别，有的甚至直接提出“人类原始社会中的青年观”问题[1]，等等。同样，也有研究者出于对青年和历史的不同理解而否定历史发展早期阶段青年的存在，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在老年统治的远古氏族社会“青年实际上并不存在”；在原始社会“不存在社会特别注意并赋予某种社会价值的青年形象”[2]。这样，问题就被简化为：历史上的青年就是“过去”的年轻人；青年的历史，就是年轻人的“过去”。其结果显而易见，即如果肯定前者，那么历史上必然有青年；如果肯定后者，那么，青年必然无历史（因为这种“过去”没有被记述）。毋庸置疑，这种简化消解和淡化了问题的意义层面。
在英语中“历史”一词源于希腊语，其本意为“征问”、“问而知之”。“问”是过程，“知”是目的。历史文本的书写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阐释和知识建构过程。如果说对“谁是青年”的追问主要是关于青年存在的本体论和主体性的思考的话，那么，对“什么是青年”的回答，则主要是依据知识论和历史观对青年的意义所做的种种理解和释读。于是，我们关于青年的发生学以及历史演进性质的观点都将会由此而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只是在历史进程中探究、描述青年发展变化的踪迹乃至某些所谓的规律性特征，不只是试图发现青年在所谓的“史实化的过去”中被赋予的某些本质，进而证明青年的历史演进过程合于某种规律性或目的性假设，而是要发现青年的历史内涵或其历史构成性质，即具有某种“反观性”的特征——在当下的情境中对青年做历史的观照，对某些与青年有关的事件进行历史诠释，既使过去的“事实”变得有意义，又使现实的“事实”获得历史感。这是意义的建构，而非某种目的性预设。或言之，是旨在说明关于青年的历史或历史中的青年我们到底知道了一些什么，即获得了哪些关于青年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是被认为、被证实是真的并可能成为人的某种信仰和理性。
青年研究需要强化对历史的关注，强调历史感、历史意识、历史自觉、历史方法。青年研究，是并永远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共领域”。在青年研究中引进“史学范式”，首先是扩展其历史视野，在历史中观察到青年的“出现”，其次是对“出现”做出解释。青年的“出现”，即青年的历史“出场”和“在场”。“出现总是在诸多力量构成的某种状态中产生的。对出现的分析必须描述各种游戏及其方式，包括这些力量相互发动的斗争，或针对不利环境发动的斗争，或那些企图通过这些力量的分裂、使之互相争斗而避免退化，并重新获得力量的努力”，“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场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青春活力。”④这样，关于青年的历史，将被引导走进远古的神话、传说或宗教经典、考古学、艺术史——在《圣经·创世记》中，亚当出现了。亚当没有童年的经历，也没有血缘的传承，甚至没有性别（因为在夏娃出现之前没有女人），但有年轻人的全部特质：对世界的好奇心，对知识的渴望，对权威的反抗，对性与爱的冲动和执著，旺盛的生命力……亚当和夏娃这对青年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而遭到惩罚，承担了人类原罪千百年的重负。青年历史的消歇，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那一刻。神性主宰了人性，理性主宰了自然，权力主宰了神性和理性，而神性和理性又异化为权力的普遍性，并直接由此而进入现代性——这就是自亚当和夏娃被放逐之后人类历史上青年的命运。在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出现了。他是太阳神，为世界带来光明，为从事伟大的事业而诞生。在阿波罗的身上，人类不仅看到青春的活力、强健的体魄、类似天使的美，而且看到人类未来的希望。至此，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有了另一种描述形式：当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自己祖先的家门，开门迎接他的不再是一只猴子，而是太阳神。青年被喻为太阳，而不只是原罪的象征。
历史总是充满悖论，同时蕴涵丰富的寓意和象征。青年的出现和在场，作为一种“力量”和具有“青春活力”的种种历史表现，总是赋予历史以无限的创造性想象和快乐（美、艺术、情欲、爱、享乐等），而人类进化所奉行的即是创造、想象和快乐的原则⑤。按照这一原则，我们或许能够对欧洲18、19世纪青年掀起的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乃至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做出一些新的理解⑥。
理论不仅需要实践的检验，也需要历史的检验——历史是既往的人类实践。同时，历史也需要理论的沉思，在沉思中去除某些被历史扭曲的东西，发现某些被历史遮蔽的东西，凸显某些被历史忽略的东西，找寻某些被历史舍弃的东西，总之，尽可能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客观性”不是在历史本身之中，而是在历史学家的理性思考之中。
客观的历史（史实）是感性的，建构的历史（文本）是理性的。历史，永远游走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具有美学的属性——人类既用审美的眼光观照自我，同时也对历史的审美价值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青年的历史解读，更需要强调感性，更需要审美的关照和深度的人文／人性关怀。对青年的历史关注，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或野蛮、荒诞，或神奇、曼妙，或痛苦、惨烈，或舒畅、快乐，总之，其间神性、灵性与人性、本性，情性、感性与知性、理性之间会不时发生近乎奇特的转换，于是，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诗性的叙述。“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诗人雪莱曾这样写道。按此说法，有关青年的历史应该是人类历史中最生动、最感人的部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且恰恰相反，青年的历史被浩瀚的历史海洋所无由地屏蔽和淹没了。于是，需要我们回到历史中去发现青年，并历史地予以叙述和解读。
对“青年有没有历史”和“历史上有没有青年”的回答方式，将影响或决定青年研究实践中所采取的不同路径和策略，进而对青年和历史作出不同的阐释和解读。然而，事实上，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者想借此告诉人们什么，或人们能够从中知道什么，以及研究者和其他人从中感悟到什么。
二、青年期：是社会的创造物还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青年”应该有自己的历史。青年的历史应该与人类的进化史和社会发展史同步。从考古学中我们可以发现，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有了关于年龄与性别的自觉意识。年轻（特别是年轻女性），是原始艺术（还应包括某些宗教经典、神话传说、古老习俗等）表现最多的主题。这一主题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学、文化学含义，人类关于生命价值、生命历程、代际传承、权力等级等观念和制度形式在其中孕育，年龄、性别和代际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在这里初步建构成型。这是人类最原始的社会制度形式，也是其后几千年人类文明和社会制度演化过程中最稳固也最具衍生能力的文化遗传基因。由此或可推定，青年的历史具有人类史的原型意义和价值。
青年期是青年史研究以至一般青年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对青年期的历史考察，最初是由文化人类学开始然后被引入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还有研究者借助“复杂思维范式”将其上溯到人猿揖别的那一时刻，并提出“青春化”的概念，用以描述青年期的史前史和人类文化与社会的进化史。
所谓“青春化”，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类进化史。对青少年个体和群体本身来说，青年期的愈益延长早在原人进化阶段（400万年前）就已出现，并“成为原人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一阶段，原人的大脑、智力和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绝对需要一个较长的童年”。同时，“大脑进化过程中的进步又是与青春化过程中的进步分不开的”。青年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由此而得到强化和凸显出来：“青春的品质在社会里活跃和发展着。比年轻的类人猿存在时间更长的年轻的原人游戏、探索、被新鲜事物吸引。在吸收成年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他们还能够对之加以修改、完善和创新。很可能正是他们在玩弄火石和作发声的游戏时，点燃了火和发明了语言”，“这样，青年人的半社会化，他们和成年人的关系，使得社会有可能直接享受创新和发明之利。此外，青少年的特点如友好、好玩、求新甚至发明的能力也愈益维持到成年的年纪；青春化变成了一个人类学现象。青年人被‘融合’、‘回收’，而他们在类人猿社会里处于边缘地位的品质现在却浇灌着原人社会。”[3]青春化，成为人类进化史上一种重要的动力机制，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复杂化和向更高阶段进化。
二是作为人类学现象的“青春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含义。“在变成成年人的时候，男人‘压抑’他曾经浸润过的妇女文化和青少年文化，但这种压抑不一定是持久的和全面的。因此，可能从原人社会开始而在更进化的和现代的社会中愈甚，我们看到男人身上浮现出妇女的方面和青少年的方面……毫无疑问，我们看来，通过发展他身上的遗传学的和文化的女性因素以及在成年生活中发展他身上的青少年因素，人变得‘人性化’起来。当然，这个人性化过程在今天还远远没有完成。”[4]青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青年人与成年人、与社会的冲突、协调与同构，与人类进化的历史一样久远，而且要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情况更复杂、更深刻——青年使人的“人性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将使这一过程获得更充实的内容。
人类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还发现，灵长类社会把雄性和雌性维持在同一空间，而把青年猴分隔在不远的周围，青年猴地位卑微，处于社会的边缘。但青年猴喜玩耍，好探索，他们常有新的发现和创新。这些最初只在青年猴群体中传播的发现和创新，随着青年猴上升为成年猴，由于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而为社会所吸纳，“一个随机行为的结果作为崭新的要素被整合到复杂的社会秩序中”——（青年猴）“它们的存在构成了整个社会开放的边界，变化的因素通过这里发生”[5]。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制度最初的原型——年龄制度。几乎在同一时刻，性别制度诞生了——男性统治成为社会权力秩序的基本表征，并以父权制的形式固定和延续下来，同时也决定和塑造了人类财富、权力、知识等传承的代际模式。但是，长者和父权的统治以及代际关系模式，并非能够完全遮蔽青年的历史存在、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青年一开始就被建构在一个严整的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之中。然而，从最初的情况看，这与其说是社会对青年的一种压制，毋宁说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无论何种形式的年龄或性别制度以及代际关系，都是基于人类的自然本性和进化规律逐渐演化和发展而来，这是一个合规律和合目的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我们在人类早期历史中，不难发现种种“青春崇拜”的遗迹，青年人自然天赋的创造力、想象力，他们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加强盛的劳动力、生殖力、战斗力，一度成为当时人们和社会崇拜的对象。在各民族的神话中，那些太阳神、酒神、山神、林神、农神、爱神、战神等，几乎都是健壮、聪颖、俊秀的青年男女形象。但当时这种青春崇拜并不足以使一个独立的青年社会群体或“青年阶级”产生和存在，因为“这是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只存在着一个生物—社会阶级，它统治着一些生物—社会阶层”；“青少年人的阶级在出生前就被粉碎了，而青春的品质在社会里活跃和发展着”[6]。青春化，是人类进化和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最古老、最持久、最富生命力的人类学现象，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事件。
原人向智人进化的阶段，大约在距今400万年至5万年前后。如果说原人尚处于幼稚的孩童期的话，智人则是一个年轻的、精力旺盛的“狂徒”：“这是一个不时地微笑、狂欢、哭泣的感情强烈和不稳定的生物，一个焦虑和惶惶不安的生物，一个享乐的、陶醉的、痴迷的、暴烈的、多情的生物，一个充满想象事物的生物，一个知道死亡但不愿意被它降伏的生物，一个制造神话和巫术的生物，一个被精灵和神祇附身的生物，一个被幻觉和奇想滋养的生物，一个自身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总是含混不清的主观主义的生物，一个注定犯错误和漂泊的生物，一个产生无序的放纵的生物。”[7]然而，“真正的人存在于智人—狂徒的辩证法中”[8]。人类的青年期由此开始。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我们不难发现智人狂徒的种种特征，这决定于人类的遗传特性，因为，人的本性不应也不能与人的历史对立，反之亦然，人的历史不应也不能与人的本性对立。同时，激情与活力，创造与想象，躁动与易变……这也是人类和社会进步本身的内在要求。“智人—狂徒的辩证法”反映的是人类进化和发展的生物—社会学逻辑。或许正因为如此，古希腊人才将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一并请进了德尔斐神庙，两个年轻的神，日神和酒神，共同构成完整的人性，理性与狂热集于一身。
历史社会的不稳定在远古社会即已存在，种姓、部落、氏族等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内部和外部的竞争、对抗和冲突、融合，共同构成了在不断动荡与变迁过程中演进的历史“复杂化的逻辑”。但不稳定性中也存在着进化的源泉，亦即解体—重组的源泉。青年—青年期—青春化，正是历史进程中的诸种不稳定因素之一，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青春化使得人类的进化和社会历史进程充满创造力、想象力和青春的活力，从而使以往那种连续性、直线性、机械性的进化观和历史观为一种随机的、偶然的，即不确定性的原则所支配——创造和想象总是带有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青春化，是青年、青年期的概念内核与深层蕴涵。
三、青年史的建构与想象
青年作为历史叙述的对象，与一般的史学叙述对象有显著差异。在青年身上，人的自然属性仍占有很大的优势，社会性对青年的意义是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在青年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再从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情况看，青年期（包括青春化）对于社会（和社会之于青年期）的意义也是动态变化、极不稳定的，从原人／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直到现代社会，这种变化可能达到了令人难以理解和把握的程度。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但却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一点，即青年自身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感受的变化——今天的青年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看做是“太阳神”的化身？太阳神缘何没有能够超越人类文明的时空隧道而在历史中迷失了自己？当“青年”仅仅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空泛而美妙的修辞、隐喻和象征时，青年如何实现自我的价值认同？在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青年人如何感受和证明自己的历史存在及其意义？“对于任何一个拥有集体认同的社会群体而言，必然有一种对事件和经验的共同诠释，而这个群体就是在这些事件和经验中逐渐形成的。有时，这包括对该群体起源的共同信念，就像许多民族国家的情况一样；或者突出一些明显的转折点和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它们强化了该群体的自我认同和共同的发展抱负。”[9]社会记忆创造一个群体的认同。群体需要有关过去的知识和经验记录，还需要一种有关过去的认识，并借此对现实作出解释和辩护。青年自我的历史认同，是青年史叙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青年史的建构和叙述，首先是关于人的自然史、进化史、文明史的“具体的复原”，是青年的历史出场和在场的“复演”及其意义的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又必须有一定的“自然基础”；这个自然基础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0]。关注青年的历史，要关注青年的“自然”，这里所说的自然，与青年天性方面的某些因素相一致。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政治哲学的争论，始终围绕“自然”与人、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展开。青年现象（在考古学和人类学意义上，青年现象的自然属性远大于其社会属性）伴随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史的始终，而且其价值属性和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将愈益凸现出来。人类诞生之初，面对的是自然之谜；文明的进步，人类面对的是自身之谜。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始终割不断自己与自然的联系，人类最后的自由和解放，是将自己从对自身的自然的压迫中、对外在自然界的对抗关系中解放出来。
同时，要关注在变化、动荡的历史过程中青年是如何被叙述的，或因为何种原因被遮蔽，或出于何种目的及采取何种形式被“嵌入”在历史的文本之中，例如希伯来文化之于亚当和夏娃，古希腊神话之于阿波罗，文学艺术塑造的青年形象，现代社会之于嬉皮士、性解放、青年亚文化、青年反抗运动等，以及这些历史叙述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如人类学的“过渡仪式”、社会学的“社会化”和角色理论、政治学的“承认”与“抵抗”、教育学的“规训”与“教化”、文化学的“适应”与“冲突”、现代化理论中的发展与进步等。另外，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时期人们对青年及青年对自身认识的变化。这与青年的观念史有关，但不局限于一般的观念史，以往观念史的研究和撰述关注的是伟大人物的伟大思想，或主流社会的主流思想，还包括一些传统、习俗及日常的有关青年的社会心理和思想意识等，即“那些对普通人产生影响的思想”，是青年社会记忆和历史认同的一部分重要内容。
青年史是人类进化史和文明史的一部分，是人的自我和人的自然解放的历史，是人类由压迫、对抗关系走向和谐、伙伴关系的历史⑦。这或许可以认为是青年史建构的一种理论上的价值取向。在以往的历史中，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儿童、青少年在渡过那一短暂的人生阶段后，将步入成人社会，但作为特定的年龄等级制度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却永远长不大，永远摆脱不了对这种等级制度的依附性地位，作为这种等级制度的权力形式的父权制永远对这一群体实行天经地义的控制、摆布和规训。这几成以往历史中青年从自然到社会的必然命运。现代社会的自由精神和民主制度使青年有可能从这种历史宿命中解脱出来，进而使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的代际和谐成为可能。如果说女性缺席的历史只是对人类一半人口的片面记叙的话，那么，没有青年的历史将是没有青春活力、没有创造想象、没有希望和未来的历史，是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承受衰老的痛苦折磨中的西比尔的历史⑧。人类的理性必将引导人走出这种历史，而青年史的建构与书写，将为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在理论和知识上做出必要的准备。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公众的历史学”。“公众的历史学”的特点是在大学校园外开展各种活动，从事这些活动的历史学家不以专家和权威自居，他们自称为“推动者”，“任务是帮助每个社会群体都成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促进广大公众“参与建构自己的历史”，他们“相信公众中的每个成员最终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并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的认识”，“公众的历史学”被誉为“民主、民有和民享的历史学”[11]。青年史的建构特别需要这样一批史学界的热心“推动者”。因为，青年史必然是民主、民有和民享的历史，而不是史学权威和学术精英依据所谓的“普遍论”原则而建构的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组成部分或点缀。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对青年的历史叙述在我国尚未受到史学界的更多关注，青年研究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一般也缺乏较强的历史感，而且，我们更缺少上面提到的那种具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活跃在广大公众之中并为公众建构自己的历史而努力的“推动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它每前进一步都将面对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的风险和代价。青年史的建构与叙述，需要理论的大胆创造与想象，同时也需要在文本形式上进行艰苦的探索与实践。
青年史的学科属性，应近乎历史社会学，“是介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个模糊领域”，其鲜明特征是“关注现代性的形成和转型”，其“定位在研究现在”，而“现在”“既为过去所塑造，又塑造着过去”，并“将现代性的形成视为当下的本质”[12]。同时，青年史的建构应属于后现代理论或历史社会学后学科阶段的历史叙述和书写形式。后现代理论给传统史学造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它颠覆精英主义的史学垄断，揭示了以往历史文本关于真实性和客观性的一些被遮蔽的真相，关注被隐藏、被改变、被抹去的历史，主张讲述和重述不为人所知的历史，这些无疑为青年史的建构创造了空前巨大的想象空间和生长空间。而后学科时代学科界限的模糊，既有多学科的渗透，也有多元化的扩张，或向其他学科的转向，更为青年史的建构提供了方法论、认识论、知识论以及学科敏感性、灵活性等理论和实践方面诸多的便利条件。总之，关注现代性，关注当下，定位在“现在”，在多学科借鉴、融合的基础上向多学科、多元化方向扩张，是关于青年史建构的学科想象的根本之所在。借用福柯谈谱系学的话说，青年史将“不是纪念碑式的历史”，而“是一种狂欢地参与的历史”。青年史是一项充满光明前途和自由民主精神的事业，它将使过去有意义但却被历史遮蔽的东西在现代开花结果。
恩格斯在早年曾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晚年，他又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这意味着，历史，将揭开人类社会的斯芬克斯之谜。我们要真正认识和理解青年，也必须先回到历史——包括人猿揖别的时刻。青年研究缺乏对历史的关注，研究成果和学术建树缺乏深厚的人文历史关怀和历史感，对于其所谓的学科建设来说，将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缺憾。因为，如有史家所说，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
收稿日期：2009-06-11
注释：
①在《“谁是青年”与“青年是谁”——关于青年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笔者提出目前我国青年研究“最缺的是‘历史’”。但在文中仅限于有关青年的历史著述的缺乏及其对青年研究实践和学科建设的影响问题。原文载《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7期。
②F·马赫列尔在《青年问题和青年学》一书中开篇即提到：“青年的历史和对青年认识的历史”，“值得和有必要进行单独的研究”（参见该书“绪论”部分）；“建立青年学首先意味着分析它的研究对象即青年的历史和对青年认识的历史”（参见该书第一章）。该书中文版，陆象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
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谓青年的历史，是指在整个人类进化和文明演进过程中青年的历史存在及其表现，而不局限于某些编年史或断代史中关于青年的历史记述和论证。
④参见刘小枫 倪为国：《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另据维克多·特纳在其人类学著作《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所作的研究，印度教吠陀信仰中也有“宇宙游戏”之说，即认为宇宙是从众神欢娱的爱情游戏和大胆创造行为中产生的。特纳在对非洲恩丹布仁的研究中发现，在这个原始部落中，存在着“敢拼敢闯的青年人”与“独裁专断的老年人”的冲突，由于母系制度与从夫居并存而产生性别间的对抗。这些表现为矛盾、对立、紧张的冲突几乎无处不在，但大多数具有“超越性、下意识性、重新认知性”，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一种游戏”，所以，这种对抗与冲突的结果并非一定产生必然的紧张和压力，相反却可能成为一种具有积极性质的作用力和有益的原则，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并为社会生活增添许多色彩。这或可作为尼采观点的一种人类学的证明。该书中文版黄剑波、柳博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⑤在人类历史书写中，创造与想象被赋予崇高的地位，物质文化史和艺术史成为历史叙述的主题，但“快乐原则”被忽略甚至扭曲了，甚至成为某种“罪感”文化的替代物。理安·艾斯勒指出：“痛苦和快乐在文化的进化中，发挥着核心的然而奇怪地被人忽视的作用……人类进化出高度发达的感受性快乐和爱的巨大快乐的能力，这正是这个星球上非凡历史的转折点。”（引文参见理安·艾斯勒：《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政治学》，黄 觉黄棣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⑥中国红卫兵运动被认为是野蛮的和反文明的。但是，这种野蛮应该被解读为人类学意义而非伦理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野蛮。在人类学中，野蛮是非文明的，但它绝不是反文明的，这种人类学的野蛮是人的野性和自然性的本能或天性的流露，是人的潜意识中隐藏的某种欲望的正常发泄和合理表达，带有某种必然性，尽管它的发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红卫兵获得的是一种“力量”、“青春活力”的快感而非预期的伦理或政治功利。所以，红卫兵运动是一场以喜剧形式上演的历史悲剧，它无意于挑战现代文明，但又以野蛮的形式对文明发起了进攻。在这一意义上，它与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有许多相通之处。
⑦理安·埃斯勒的《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一书，借助考古学资料揭示了人类男性暴力统治取代古代世界和谐的、崇拜女神的、高度发展的文化的历史，提出了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组织模式，认为人类进化正处在十字路口，走向一种伙伴关系的未来将是进化的突破。该书被称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伙伴关系也应成为理想的代际关系的新模式。（事实上，人类基于一定的年龄制度而构建的代际压迫，亦被称为老年政治、老年文化、父权制，并不比“男性暴力”稍微温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普遍和严重。但这一点并未引起理论界的更多关注。）该书中文版，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版。
⑧西比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先知，与天神宙斯关系亲密。宙斯为回报西比尔，答应给她一件任何她想要的东西。西比尔要了“永生”，但没有同时要“青春”。西比尔得到了永生，但在无尽流逝的岁月中她逐渐变得衰老不堪，无法走动，只得终日萎缩一团待在坛子里以泪洗面。当一群孩子见到她问她还要什么时，她回答：“我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