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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15(2004)01-0060-05
2002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时，希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西方侵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这一热点问题认真研究。因为，史学界对此不但颇有争议，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今天，大学生对其也有一些模糊认识。为帮助学生更理性地认识这一问题，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笔者首先就围绕这一问题所产生的争论作一概略分析，并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几点浅见。
一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从总体评价上看，共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认为西方侵略带来的是文明、进步。以曹炳生、周清泉、伍思等为代表。
曹炳生把中国近代史放到世界范围内进行了研究，认为近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西方殖民征服“不仅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的拓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了东方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在东方造成了一场最大的也是东方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二是促进了东方各国和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最早遭受殖民征服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已进入亚洲四小龙的行列，而没有遭受殖民征服的中国北方则贫穷落后；三是促进了东方各国一大批富有生命力的近代民族的形成，导致了东方一系列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因此，西方入侵是“东方民族走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如果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1]
周清泉、伍思也发表了类似见解。他们认为那种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看作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把民族利益看作最高利益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脱离了客观历史事实”。[2]并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起了决定意义的作用”。[3]因此，对于西方的殖民征服，“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应当指斥，而且还要加以鼓励、帮助，使它尽快在全世界范围内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使命。”[2]
第二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国带来的是数不清的灾难，同时，也承认它在客观上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这不是侵略者的本意，是“派生出来的结果”。“西方文明”与“西方侵略者手中的文明”根本不是一回事。龚书铎、谢本书、刘大年、胡绳等一大批学者持此观点。
龚书铎明确反对侵略“有功”的说法。他以大量的史实从战争赔款、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方面论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掠夺的历史”，帝国主义“用军事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在文化上奴役中国”，最终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4]所以说，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是“地地道道的厄运”。[5]
乔还田也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列强破门而入“给中国带来的是数不清的灾难，而不是福音”。当然，要罗列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起的客观作用，也不是一件难事。但这毕竟“不是侵略者的本意，更不是它的主要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此，决不能估价过高，否则“主次不分，以至本末倒置了”。[6]
戴逸、胡绳、谢本书等都从不同角度作了论述，指出“客观的某些局部效果不能掩盖、更不能代替侵略的本质、目的及其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更大更严重的危害。”[8]
第三种观点承认西方入侵具有破坏作用，但认为他们给中国带来的客观建设性作用远远大于破坏性作用，以李时岳、姜鲁鸣为代表。
姜鲁鸣认为西方殖民者的建设性作用，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矛盾运动的惯性，加速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二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侵略的进一步加深，西方文明也尽快地传播到中国；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强行打入中国人的生活界域，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重大作用。同时，他也提到，帝国主义侵略也给中国造成许多灾难性后果，对此中国人民不应当忘记，但要“正确处理历史进步标准（生产力）与伦理原则的关系”，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以社会历史进步为准。[9]
李时岳则著文指出：西方入侵给“外国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对中国也并非完全无益”。那种对一方有利则必然对另一方有害的传统观念，并不能得到事实的支持。中国正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才发生了资本主义”。[10]
第四种观点认为西方入侵对近代中国具有双重作用：刺激促进作用和压迫抑制作用，二者是参半的，哪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以郭世佑、姜铎为代表。
郭世佑在《对当前近代史研究理论的新思考》一文中指出西方侵略者“集侵略与进步于一身”，我们既要认清“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危害，充分肯定中国人民自卫反击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要注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近代史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任何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观点都是“失之偏颇的”。[11]
姜铎也认为对西方入侵给中国近代化带来的双重作用“应根据历史，做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而全面的评价”，不应忽视或否认任何一面。过去那种强调后一方面而忽视甚至否认前一方面作用的观点“显然不够全面”；少数论者“过分强调了前一方面的作用，并把它说成是主要的方面”，也是“不值一驳的胡说”。[12]可以看出，第一种观点全面肯定了西方殖民的进步作用，而第二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国带来的更多的是破坏、灾难，第三种观点在倾向上与第一种观点比较一致，只不过语气有所缓和和含蓄，第四种观点是一种折衷的观点。所以，分歧的焦点实际上在第一、第二种观点之间。
二
研究西方入侵对中国的影响，必然要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的其他一系列问题，诸如如何看待反侵略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能否独立发展等，史学界对此也有分歧。
（一）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
第一种观点肯定反侵略战争，指出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并给予高度评价。
胡绳指出，帝国主义所以没能“瓜分”或独占中国，而且最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完全失败，就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中国人民坚持不懈，不断增强的抗争”。[13]
李锦全在《中国近代社会往何处去》一文中，驳斥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蠢事”的观点。指出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坚持民主主义革命，把中国推向前进，还是实行不抵抗主义，听任中国变成殖民地？这是爱国与卖国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14]
龚书铎、戴逸、乔还田也都高度评价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指出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4]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周清泉、曹炳生从近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一论断出发，认定清王朝封建统治者进行的抵抗斗争、农民自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只是形式上的“民族自卫战争”，实际上是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抵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2]所以，他们认为决不能像过去那样对西方殖民征服打上“非正义的侵略的烙印”，而对东方封建国家和落后地区对资本主义的抵抗“涂上了正义的反侵略的金粉”，否则，“历史批判的天平就倾斜了”。[1]
（二）中国能否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过去，这一观点一直被史学界所认可，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如胡绳、龚书铎、谢本书等仍持这一观点，但也有少数论者提出异议，认为中国不能独立地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
李时岳把中国与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的欧洲作一对照，指出“在城市是封建统治中心的中国，在国家视工商业发展为社会隐患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而又衰，衰而复萌，前途难卜，其发展又岂止是‘缓慢’而已。”所以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只是一种“无法证实的假设”。而事实上中国资本主义正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下才发展起来的，并且是“一夜之间嫁接成功的”。[10]
王笛姜铎持类似见解，认为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自然而然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非科学的、天真的想法”。[13]
中国“如果仅仅依靠中国本身的力量，要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必然是十分缓慢的。”并且“不知要‘缓慢’到何年何月？”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陆续输入，中国“才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过渡”。[12]
（三）民族独立与中国近代化问题
与前两个问题相联系，自然而然就引申到民族独立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上，史学界对此形成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化包括经济近代化和政治近代化，民族独立与实现近代化是互相联系的，争得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前提。
刘大年指出：近代中国有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实现近代化，二者内容不一样，却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在近代，人们曾经试图先实现近代化，再解决民族独立问题，诸如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但都行不通。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走革命的道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16]
汪敬虞通过对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却又不能真正发展的翔实论证，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17]
龚书铎、苑书义、谢本书等学者也认为近代中国人民不进行反帝斗争，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4]“历史反复证明，想通过走殖民地道路实现现代化，把现代化寄希望于侵略者的恩赐，只能是与虎谋皮，是十足的梦呓。”[18]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准确地说是半资本主义化）”。实现近代化与民族独立没有必然联系，甚至认为民族独立反而会阻碍近代化的进程。
马勇在《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一文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早已标明，即使是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他们的现代化运动”。“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地的分野，于是将推翻满清、民族独立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9]
伍思、曹炳生等也持类似见解。他们认为1840年以后中国所以导向了近代化进程，“西方文明起了决定性作用”，西方入侵是“东方民族走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所以，进行民族独立会破坏这一良机，使东方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
三
如何评价西方侵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涉及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及发展道路的认识，而且影响到对许多具体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仅影响到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学术界分歧的焦点是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和“西方侵略者手中的文明”，而中国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呢，还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则是这一分歧的根源所在。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讨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反对一点论、均衡论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目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20]在这里，毛泽东抓住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目的，同时兼及了西方侵略在客观上所产生的进步作用，把两点论重点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说，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研究这一问题的指南，那种简单肯定或机械对等划分的观点都是失之偏颇的。
（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应作准确、全面的理解，以把握其精神实质
在以往的研究中，论者大都引用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经典文章中的词句作为论证自己观点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持肯定意见的论者常引用的是：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等。持参半意见的论者则引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肩负的双重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等。应该看到，马克思在论述西方殖民侵略是否最终有利于印度社会的发展时，曾明确指出：“侵略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实行的一切能否造福于当地社会，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这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21]对此，肯定论者丝毫不曾提及这种做法是片面的，不足取的。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应通读全文，并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加以正确的理解，决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随意拈来马克思著作的只言片语，简单地往文章中一套作为自己论点的标签。”[22]
（三）应加深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是研究中论者分歧的根源所在，这实质上也就是如何对待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问题。1914年列宁在《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3]有的学者据此提出中国近代史也应该提到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去研究，而近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所以，把民族利益看作近代中国最高利益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在上述引文之后，紧接着还有一段话，即“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23]这就是说我们在分析民族问题时，应考虑各个国家的国情。
众所周知，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逐渐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那么，应如何看待这样社会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呢？金冲及在《谈谈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思潮是有两重性的，“如果把某一个民族的利益、意志和价值尺度强加到其他民族头上，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和压迫……就是反动的或者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如果是激励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爱国救亡，……而不是去侵略和压迫别人，那末，它就是正义的，进步的。……应该说，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是正义的、进步的。”[24]这个分析颇有见的，它道出了民族主义的真正内涵。由此可知，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看到为了民族利益就指斥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列宁说得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革命的。”[25]所以说，中国人民正当的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同狭隘的民族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四）有待于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西方对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西方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论述较详，而对西方列强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政治关系等则深入不够。如：列强与清朝统治集团、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列强是与中国当时的进步势力相结合，还是与反动势力相结合的问题。弄清这些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西方侵略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很有帮助的。
收稿日期：2003-06-05
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龚书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