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自然”通向富裕的中国道路？——评《亚当#183;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谱系论文,北京论文,时段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连续30多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与由中国所主导的亚洲内贸，尤其是东亚地区内贸贸易额的飞速增长，一同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然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带来了理论上的困惑，引发国内外学者诸多思考。其中有关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形成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成为最受热议的话题之一。①
目前，学者们对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讨论，大都围绕着最近30多年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和改革过程进行分析。但从更长远的学术“内在理论”来考察，“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应该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转型问题时，对既有研究范式（如“欧洲中心观”）不断反思与扬弃之后提出来的新概念。因而，要更加重视研究中国模式的本质，就离不开对中国经济史进行长时段研究。正如郑永年先生所说，讨论中国模式，看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不够的，还要看前面的30年，甚至是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即应把中国模式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进行讨论。②
《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正是这样一部从大历史和长时段解读“中国崛起”动力的著作。③在书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家、比较历史社会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年）尝试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以及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下，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经济长时段（14-21世纪）发展的原动力，总结其发展模式。这与当前学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不谋而合。
至今，虽已有数篇书评从不同的方面评述了《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贡献和不足，④但是针对这样一部从大历史、长时段视角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鸿篇巨著，目前学界还缺乏从历史学或经济史学角度所做的评述，这正是本文着力的重点。
一、“斯密动力”与“自然”的中国道路
阿里吉写作《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缘起于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即在考虑到所有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挫折情况下，中国的崛起是否可被视为230年前斯密所预见并倡导的、欧洲民族以及非欧洲后裔间更大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先兆，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被视为此先兆。⑤其目的是，既要根据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发展理论来诠释全球政治经济中心是如何从北美向东亚转移的，又要根据这种转移反过来诠释《国富论》。正是基于此目的，阿里吉在一开始便将中国经济发展与所谓的“斯密动力”联系起来。这就是他认为“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出发点。
应该说，将斯密学说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用以解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西方学者基本的研究范式之一。⑥这种学术范式的确立，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中市场化和商品化倾向的解读之上的，尤其是建立在明清普遍商品化的事实得到证明之后。不过，对于这样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所达到的程度，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不同学者的看法还存在明显的分歧。⑦
阿里吉认为，这些分歧的出现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学者对斯密《国富论》的误读。在他看来，在以往的经济学大师中，斯密与马克思一样，是遭受误解最深的一位。对于斯密的理论，学界的解读中主要存在如下三个迷思：
第一，斯密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理论家和鼓吹者。阿里吉认为，虽然斯密毫无疑问是赞成贸易自由化的，但是19世纪典型的“自由信条”——最低限度的政府和自我调节的市场，或20世纪后期华盛顿共识倡导的“休克疗法”，这些教条式的信仰对斯密来讲都是完全陌生的。《国富论》非但没有倡导建立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理论（即市场在最低限度的国家或完全没有国家作用的情况下运行得最好），反而预先假定了如下前提：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创造并不断催生市场存在的条件；它利用市场作为政府的有效工具；它调节市场的运行；它积极干预经济，以便校正或克服市场在社会上或政治上产生的不良后果。
第二，斯密是作为“无休止”经济扩张发动机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鼓吹者。阿里吉认为，“资本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导致利润率下降，从而最终结束经济扩张”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来的。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指出，如果存在着自由进入的（斯密所谓“完备的自由权”）市场，经济过程都不自发导致产生任何倾向，能够克服由于利润率下降对经济进一步增长施加的限制。斯密认为，政府的基本任务是保障资本家相互竞争，而不是减少其竞争，把利润降低到补偿他们贸易和生产投资风险所必需的最低水平。与后来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即“资本友好型”的立场）不同，斯密对政府和立法者的建议远不是“资本友好型”的，而几乎从来都是“劳动友好型”的。
第三，斯密是《国富论》第1章描述的那种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马克思所谓的“技术分工”）的理论家和鼓吹者。阿里吉认为，虽然斯密的叙述开始于说明针厂的技术分工如何改善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社会分工（城乡之间，或不同经济部门和活动之间的分工）、市场交换、竞争，以及政府行为上。只是在《国富论》将近结尾处，在提倡政府在大众教育上采取行动时，他才又回到技术分工，并转而谴责技术分工对劳动力的毒害。⑧
在这三点之中，阿里吉认为，斯密关于作为规则工具的市场理论，对理解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有用。例如以从属地位被纳入全球化、欧洲国家体系之前的中国，以及它在21世纪完全不同的国内和世界历史条件下很可能再次形成的那种市场经济。⑨在这里，市场经济被区分为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换言之，市场经济并不“天然地”成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这种看法恰好反映出当前探讨中国模式在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可以对西方既有市场经济理论构成了挑战。⑩
阿里吉对两种市场经济的区分来源于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即：那些组织生产的人必须丧失了再生产他们自身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市场经济之外原有的阶级地位；直接生产者必须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布伦纳认为，这两个条件并不是通过追逐利润的市场交换在全球蔓延而自动产生的；相反，它们只是某些国家在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来的。虽然这个区分也主要依据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但它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评估一致，即在当代，只要中国在实践中承认平等拥有土地的原则并加以贯彻，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条件就远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阿里吉认为，不管追逐利润的市场交换如何扩张，中国发展的性质就并非会必然是资本主义的。（11）
同时，从长时段的经济发展来看，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国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即便是到了18世纪，其内外贸易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也依然比欧洲更发达。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市场形成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的观点。（12）按照这样的逻辑，历史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可以被阿里吉运用斯密增长理论来加以解释。
杉原薰（Kaoru Sugihara）曾对东亚和西方国家发展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勤劳革命”遵循了一种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而西方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工业革命”开创了一条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发展道路。（13）阿里吉又进一步将杉原薰的观点与“挥之不去的斯密遗产”结合了起来。（14）因为斯密曾论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趋势”，即“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15）而传统上以农业立国且不重视海外贸易的中国，正好印证了斯密的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因此很容易被阿里吉认为是遵循了斯密的所谓“事物的自然趋势”或“富裕的自然进展”而达到经济成熟的国家范本。（16）
由此，以市场为基础的斯密增长、以勤劳革命为代表的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以及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就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且被特定化在“以从属地位被纳入全球化欧洲国家体系之前的中国（东亚），以及它在21世纪完全不同的国内和世界历史条件下很可能再次形成的那种市场经济”中，成为阿里吉所谓的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或马克思式的发展（大致符合工业革命和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是一种“非自然和倒退”的欧洲道路）的对立面。（17）
应该说，阿里吉对斯密遗产的重新阐释，是西方学者将斯密学说应用于中国研究这一基本范式的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在学术史上所具有的方法论上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具体到斯密如何看待中国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上，阿里吉却偏离了斯密的看法。
斯密虽然承认“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同时又认为它已“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在斯密看来，中国是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的国家，是一个由于富人或大资本家垄断行业而造成高利息率的国家，是一个贫者或小资本家随时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总之，是一个需要“易以其他法制”才能突破静止，开始新的发展。（18）
阿里吉也注意到了斯密对中国的这些“负面”看法，而且他认为斯密的描写并不像欧洲启蒙运动的亲华派那样对中国敬佩有加，并且最终影响了马克思，使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著名论断。但与此同时，阿里吉又认为，斯密对中国法律和制度的这种批评完全不能表明欧洲的法律和制度就优于中国，更不能表明经济发展的“非自然和倒退的”欧洲道路优于“自然的”中国道路。批评只不过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所谓的中国对海外贸易的忽视使“自然的”中国道路未能充分发展起来。但斯密从未主张中国能够或应该遵循“非自然和倒退的”欧洲道路，而是建议欧洲国家应该把自己的发展进程转变为“自然”的道路。（19）
从上述分析论述中可以看出，阿里吉的逻辑出现了一次重大跳跃，为斯密原本的否定性态度寻找到了一个积极性的解释途径。这样，与其说是阿里吉发现了“亚当·斯密在北京”，不如说是“亚当·斯密被（阿里吉）放在了北京”。
二、中国市场经济：“自然”与“非自然”的发展
《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另一鲜明特色是阿里吉依据世界体系的理论，从长时段的视角（14-21世纪）考察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对该发展历程的最新表述，则见于他所发表的题为《从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一文中。（20）尽管阿里吉的论述基本上依据二手研究成果进行，但其观点不乏启示的闪光点。比如他对小农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肯定和对农民彻底无产化的担忧，对于重新认识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及中国近现代化转型的模式都从不同的角度发人深思。（21）
在回答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是怎样的状况，以及为什么会将其在世界发展中为时已久的领导地位输给西方这一问题时，作为一位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阿里吉依然坚持着对欧洲中心观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首先体现在他并不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出现。与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和罗威廉（William Rowe）一样，阿里吉也认为欧洲和东亚（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也就是大分流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先进的西方发现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而东亚（中国）没有。在他们看来，欧洲发展道路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偶然的”产生的，是一种“非自然”的发展道路，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如王国斌所说，在中国明、清时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的发展轨迹有重要的共同特征，即他们都遵循以市场为基础的斯密动力。这种动力的实质是一种经济改善的过程。它由建立在分工扩大和深化基础上的生产力提高所推动，并且只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经济改善提高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了市场广度，从而为新一轮分工和经济改善创造了条件。但最终，这种良性循环会遇到该过程的地域规模和体制环境对市场广度的限制，从而落入到一个高水平的均衡陷阱中。（22）
更重要的是，阿里吉认为，欧洲发展道路的资本主义动力并不是大分流出现的原因，而是大分流出现的结果。
在斯密和马克思的观察中，“非自然的”欧洲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特性是一致的，即它的外向性以及它由外贸到工业再到农业的模式。然而阿里吉认为，如果基于欧洲道路的经验，同时又试图从东亚农业社会中寻找资本主义动力或缺乏这种动力的起源，这种普遍做法本身就具有误导性。所以，尽管王国斌、弗兰克、彭慕兰等人也在运用斯密动力的理论对比欧洲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但却依然无法回答大分流出现的根源，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把斯密动力看做沿着一条道路发展，而实际上斯密加以理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沿着一条道路而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同时，与德弗里斯（Jan de Vries）、黄宗智、布伦纳所认为的中国和欧洲两条道路发展的认识不同，斯密并不认为欧洲道路比中国道路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两条道路都导向停滞或高水平均衡陷阱。（23）
既然中国和欧洲在大分流之前都遵循了斯密动力，而遵循斯密动力发展的市场经济在遇到地域规模和体制环境的限制后将导向高水平均衡陷阱，所以阿里吉指出，真正的难题并不是为什么中国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而是为什么欧洲通过工业革命逃脱了这个陷阱。进一步地，他认为欧洲逃脱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并不是19世纪的新鲜事物，更恰当地说，欧洲在19世纪通过工业革命逃脱这个陷阱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对资本主义中心和网络进行重大改组所导致的早期逃脱。它们为后来的逃脱做了准备。（24）也就是说，大分流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才造就了大分流。这样，阿里吉就不需要费劲地回答诸如“资本主义为什么率先出现于西欧，而不是中国”这样一个充满了欧洲中心观预设的问题，而是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对斯密动力的解读——也就是要解答为何欧洲国家要去追求对外贸易，尤其是长距离的对外贸易，而东亚国家和地区却没有产生这种追求。
阿里吉认为，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同。这是对欧洲和东亚出现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所做的简单而有力的解释。两条发展道路在适当的时机导致了大分流，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25）
由于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同，一方面欧洲体系的均衡结构促进了区域内国家间的竞争（包括军事、资本和技术等竞争），而在东亚体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早就集中在其中心国家（中国）手中，这是一种非均衡的结构，导致了东亚民族国家体系几乎与体系内的军事竞争和体系外的领土扩张绝缘，他们也没有参与到任何一个能与欧洲相比的军备竞赛中。另一方面，与东亚体系相比，欧洲体系中的长途贸易比短途贸易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要大得多。特别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成为欧洲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的源泉之后，长途贸易对欧洲国家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体系结构的不对称性导致了欧洲权力斗争的外向性特征。正是这样的外向性对于推动欧洲体系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地方主义特色结合体的形成起到了主要决定因素。（26）
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阿里吉确实擅长于从体系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比较研究欧洲和东亚（中国）体系结构的差异，并在这些差异中探究大分流出现的原因，从而把结论引导到其“体系积累周期发展”的理论上。阿里吉指出，与东亚地区的发展道路相比较而言，欧洲的发展道路的优势主要依赖于其金融和军事能力的协同配合，但是在日益一体化和竞争加剧的全球经济中，这样的优势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因为一旦这种协同配合停止了运作，上述优势就不会存在了。所以到了20世纪后半期，日本就成为混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道路的先行者，中国则成为了它的旗手。（27）总而言之，继弗兰克之后，阿里吉不仅宣告了一个“新亚洲时代”的到来，而且也宣告了一个新体系积累周期的开始。（28）
不过，建立在这样分析基础之上的观点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的推演，而不是建立在充分和全面史实之上的经验论证。阿里吉理论中所蕴含的这种不足，更加典型地反映在他所构建的中国市场经济的长时段发展，及其走向斯密式富裕的“自然”道路的理论推导中。
在阿里吉看来，宋、元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源于宋、元政府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鼓励，并将其作为国家收入的来源；尤其重要的是，政府还通过对造船者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来鼓励航海技术的发展。北方向南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迅速增加了南方的人口密度。通过劳动密集型集约农业的发展，土地生产力得以大大提高，从而增加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业生产剩余，使农民可以更多地参与到非农活动中去。在此基础上，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巩固，以及中国人向东南亚岛国的移居和定居，使得当时形成的横跨南海和印度洋的贸易网其广度比当今任何的欧洲网络都要广阔。因此，阿里吉认为，后来成为典型的欧洲发展道路（即“非自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已经在宋、元时期的中国（东亚）出现。（29）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与以伊懋可（Mark Elvin）等学者“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说为基础的那种资本主义在中国宋代“首先萌芽”的看法基本一致。（30）而其更久远的学术脉络，可以追溯到由内藤湖南早在1910年提出的唐宋变革论所引发的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31）
不过，宋、元时期这样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并没有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因为明、清两代政府通过优先开展国内贸易，并不时禁止、限制海外贸易的一系列政策控制了这种发展趋势。这些政策包括：明代将首都自南京迁往北京，修复并扩大了将南方稻米产区与北方政治中心连接起来的运河系统，促进和扶持南北贸易，打击与亚洲海洋国家的不合法对外贸易，以及清代稳定和融合边境地区，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并且降低了帝国的防卫成本，分割大块土地，通过开垦土地有计划地移民，加大灌溉和道路交通维护，发掘市场机制和常平仓体系的潜力，来消解经济发展中空间和时间上的失衡。这些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引人注目的和平、繁荣和人口增长，才使18世纪的中国成为斯密“自然”致富之路的范本。（32）
应该说，阿里吉确实在费尽心思地为读者构建起一个有关中国市场经济长时段发展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脉络。诚如黄仁宇所言，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地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从而进行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33）不过，基于这种高度压缩的史料归纳法的历史书写模式，难以避免地会造成历史本原的失真。
针对宋、元时期的中国，阿里吉更多提及的是海外贸易，尤其是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这确实是那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令人瞩目的新因素。但是他或许没有意识到，对这些新因素的强调，其隐含的对立面是魏晋南北朝至初唐时期，中国货币经济所陷入的长期低迷。随着中晚唐以来，尤其是北宋以后货币经济的迅速恢复，再加上南宋时期由于丧失中原而失去对丝绸之路的控制的特殊局面，才导致了上述新因素的出现。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凸显了这些因素“新”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向下延展，将明、清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纳入到同一脉络的分析框架中，那么这些新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则可能需要被重新加以考量。
因为阿里吉只注意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因素”，并没有深入分析对外贸易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地位及其实际影响，因为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来看，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国家经济总规模中的比重并不大。以南宋为例，反映对外贸易的市舶收入在国家财政赋税总收入的比重，按较低地估算大约在1%～2%之间，至多也不会超过5%，大约在3%～5%之间。（34）虽然元代市舶岁入所占国家总收入的比重不能确知，但总体上高于宋代是不成问题的。（35）但是到了明代，以海外贸易税饷收入较高的1594年为例，其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却只有0.7%，至多不过1%。（36）尽管由于各个时期、各经济部门的税率并不一致，上述比重数字并不能全面反映出海外贸易总额在国家经济总规模中的比重及其变动情况，但是，这足以使我们认识到，海外贸易在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毕竟是相当有限的。阿里吉所谓的“在宋、元两代，后来成为典型的欧洲发展道路（即‘非自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已经在东亚出现”的论断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在以下关于宋、元时期的经济发展的论述中，阿里吉的观点也同样是自相矛盾的。他对于宋、元时代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从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开始叙述的，但随后他在描绘南宋经济发展道路时却是遵循如下的模式，即北方向南方大规模移民，导致农业的集约化发展，并推动市场和分工的扩大，进而推动海外贸易的繁荣。毫无疑问，按照阿里吉之前的逻辑，这种发展道路应该就是斯密所谓“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样一种“自然”的发展道路。但是，阿里吉却在这里又将其定义为“非自然”的资本主义发展，并和一种资本主义在中国宋代“首先萌芽”的看法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实在令人费解。
接下来，为了回到所谓通向富裕的“自然”道路分析中，阿里吉不得不“扼杀”了宋、元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又将关注的重点拉回到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上来，并落脚于1757年广州被定为从事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之后，中国整个东南沿海落入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闭关锁国的命运。这实际上依然遵循了“明、清时期是中国海外贸易的停滞或衰落期”这样一种传统的看法。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却显示，中国的海外贸易在明、清时期是有很大发展的。直至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的海外贸易不仅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与宋、元时期相比，也有着长足的发展。从海外贸易额的绝对数值来看，以白银计算，南宋的海外贸易总额年均约500万两白银。到了清代，18世纪中期（1749年）海外贸易额就达2 300余万两白银，到了19世纪中期（1837年）更增至6 200万两以上。（37）若从海外贸易额的相对数值来看，南宋时期年均海外贸易额大约只是国家赋税收入的16.7%（当时年均市舶收入约200万缗，税率是20%，财政收入约6 000万缗）。（38）而清政府的赋税收入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大体维持在4 000万两白银左右的水平。（39）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0年左右，清代海外贸易额就从约相当于国家赋税收入一半的水平激增至国家赋税收入的1.5倍以上。因而近年来，所谓明、清时期中国“闭关自守”、“闭关锁国”的传统观点正逐渐被突破。（40）
遗憾的是，阿里吉虽然注意到了明代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大量白银流入对当时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改变带来了可能，并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41）但是他依然坚持着18世纪时还不那么了解中国的斯密的看法，没能吸收有关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使他在其所建构的中国市场经济长时段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将更多注意力集中于明、清时期国内市场的开拓，忽视了这一时期海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其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由此看来，阿里吉将明、清时期的中国看做是在斯密动力下沿着“自然”道路发展的看法，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和理论上的短板。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42）这段精辟论述旨在说明经济学所具有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因而，尽管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但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和高度抽象的理论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同样不能对“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等概念提供令人满意的阐释。（43）
在历史学或经济史学领域，同样存在着类似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这样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的理论预设。西方学者最初关注中国问题（或是整个东亚的近代化转型）基于文化背景因素，自然而然地构建起以欧洲中心观为价值取向的研究范式，如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说。在后来不断地反思和批评中，一种以中国（或东亚）为中心的研究视角逐渐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年）正是一本在方法论上对欧洲中心观进行反思的力作。
阿里吉的研究正是在中国中心观这一学术理论影响下的产物。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他辨析了关于斯密遗产中三个备受误解的迷思，驳斥了将当代中国的经济奇迹解释为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并试图从中国独特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传统中寻找当代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答案。同时，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些问题要在全球层面上进行分析，不能把历史上属于全球层面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特征归因于在国家层面上的资本主义发展。他还认为，把农民与生产资料的相分离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就英国经验而言，具有合理性；但在全球水平而言，这种分离更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即相对剩余人口的生产。（44）尤其是他对小农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肯定，对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小农经济的作用颇具启发。
在这些原创的、杰出的、富有挑战力的分析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到，阿里吉的解读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理论者提出了一套理论模型，而在实证研究和史料分析上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此外，由于阿里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所以他的研究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在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纳上，阿里吉又陷入到斯密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认识的局限中，这就导致他或许是有意无意地在构建理论框架时，对于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利用带有一种倾向性的偏好。这一点恰恰使得他的一些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不过，思想者的伟大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了问题。正如伊懋可教授所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赞同阿里吉，但是发现他具有的持久价值引发我们去思考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这对我们的未来才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张宇、巫云仙教授的帮助和指正，谨致谢忱！
①关于近年来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探讨的研究综述，见邱海平、张宇主持《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1年）》，《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
②郑永年：《何为“中国模式”，认识仍未深入》，《环球时报》2011年2月22日。
③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④伊懋可：《作为预言者的历史学家（上·下）》，《国外理论动态》2010第2-3期；路爱国：《重读阿里吉的启示》，《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16日；姚洋：《重新认识中国的小农经济——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一种解》，《中国经济》2009年第7期；佩里·安德森、海裔：《关于〈亚当·斯密在北京〉的通信》，《中国经济》2009年第8期；姚洋：《〈亚当·斯密在北京〉：重看中国小农经济》，《乡音》2009年第11期；陈永苗：《亚当·斯密不在北京》，《上海国资》2009年第11期；龙隐：《马克思在底特律，斯密在北京》，《世界博览》2009年第18期；王尔德：《阿里吉的“通三统”》，《山西青年》2009年第Z3期；王飞：《亚当·斯密在北京》，《瞭望东方周刊》2009第49期。
⑤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2页。
⑥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⑦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22页。
⑧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4-44页。
⑨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绪论”，第9页。
⑩韩朝华：《“中国模式”热中隐含的理论挑战》，《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7期。
（11）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15页。
（12）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13）杉原薰：《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一个长期视角》，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6-143页。
（14）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31页。
（1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50页。
（16）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9-50页。
（17）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65-66、87-88页；《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46-247页。
（19）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20）乔万尼·阿里吉：《从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
（21）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1、367-369页。
（22）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5、16-20页。
（23）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3-84、61-62页。
（24）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83页。
（25）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26）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18-323页；乔万尼·阿里吉：《从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第53-55页。
（27）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28）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82页；乔万尼·阿里吉：《从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第58-62页。
（29）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4-325页。
（30）乔万尼·阿里吉、许宝强、孔诰烽、马克·塞尔登：《资本主义的历史：东方和西方》，载于：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第347-348页。
（31）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宁欣、陈涛：《“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史学理论》2010年第1期。
（32）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5-331页；乔万尼·阿里吉：《从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第55-56页。
（33）黄仁宇：《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代序），《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页。
（34）郭正忠：《南宋海外贸易收入及其在财政岁赋中的比率》，《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4页。
（35）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2-274页。
（36）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2-143页；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页。
（37）黄启臣：《清代前期广东的对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8）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42-1044页。
（39）陈桦：《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10-211页。
（40）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载于吴建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台北：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第45-59页。
（41）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9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
（43）高德步：《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
（44）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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