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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俊：八点建议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覃爱玲 孙雷
27日下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今年我国农村政策运行得失、当前我国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明年农村政策应该推行的重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韩俊认为，今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起伏较大，总体平稳；并指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有两个：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而滥征土地则是当前导致农村矛盾尖锐的最重要原因。
韩俊提出了8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政策建议。他表示，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的思路已越来越明晰，需要的是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明确提出今后几年内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局面的措施。
《21世纪》：请你对今年我国农村政策的运行得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韩俊：今年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是起伏较大，总体平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今年农民增收确定的目标是高于4%，现在看来实现这一目标没有问题。
二是农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今年我国农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很大，尤其是进一步优化了优势产业的区域布局。
三是农村改革稳步推进。最主要的是税费改革试点在30个省全面推开，配套改革也在进一步推行，机构精减，税费合并等，对减轻农民负担确有明显效果。
其他方面像今年中央还出台了几个关于农民外出就业的政策；农村金融方面，信用社改革方案正式出台，试点正在开展；土地方面，国务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对开发区滥占耕地的问题进行了清理；部分地区进一步深化了粮食流通领域改革。
整个农村社会也是保持稳定，矛盾最突出的问题还是用不同手段侵害农民土地问题，大量低价征用农民用地。
《21世纪》：关于农民增收方面，你具体有哪些建议？
韩俊：当前农村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难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八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一是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税费改革后按土地常年总产量征收8.4%的农业税，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样高的税率，几乎抽走了粮食生产的全部剩余。建议明年将农业税正税税率降至最高不超过5%，加上20%的附加，农业税实际税率降至最高不超过6%。要力争在5年、最长不超过10年的时间内，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专门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实现统一城乡税制的政策目标。
二是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用不同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已成为新形势下侵犯农民利益的主要形式。在征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上要把握好三点：首先，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其次，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年度计划的控制下，应允许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合理流转。最后，对各地竞相压低土地出让价的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
三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坚持把大部分粮食风险基金补给农民。今年粮食风险基金30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200亿元。从开展直接补贴试点的几个省来看，除了安徽以外，其他省风险基金用于直接补贴农民的比重很低。不能把大部分粮食风险基金拿去优先解决国有粮食企业的“三老”问题，明年最低要拿出风险基金的一半用于直接补贴农民。
四是在明年国债发行规模适当减少的情况下，要确保国债资金用于农业和农村的总规模不减少，即能维持在500亿元的水平上。在国债发行规模逐步减少的情况下，应逐年增加中央预算内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目前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渠道较多，多头管理造成了力量分散，不利于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不少资金投下去以后，甚至被大量挤占和挪用，对农民增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要尽快研究整合农业投资的具体办法，并切实改进农业投资的管理，使得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能真正发挥作用。
五是要进一步拓宽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中央确定的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地方性金融企业的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农业银行支农弱化的问题也要解决。农业发展银行也面临重新定位问题。除了继续重视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外，对以下两个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既要大力推广小额信贷，探索将一部分信用社改造成为专门的小额信贷银行；又要允许民间借贷存在，严格管理，要有一套监管办法。
六是降低农民外出就业门槛，提高农民就业能力，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最近两年政策力度很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要将已经制定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位。同时，也应看到，现在，仍有一些制度性问题要解决，例如带有歧视性的暂住证。
七是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改进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就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财力来讲，应该有能力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和书本费方面走得更快些。关于农村卫生问题，关键是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卫生资源，并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
八是大力精简县乡机构和人员。必须推进县乡政府机构的改革，精兵简政，建议适时取消乡镇财政。随着乡镇教育等方面的职能上划县里，乡镇政府职能越来越弱化，可以把撤销乡镇级政府作为一种选择进行探索。
《21世纪》：你怎么看目前我国的粮食供求问题？
韩俊：最近的粮油价格上涨，引起了各方对粮食问题的关注。事实上，2000年至今年，粮食已连续4年产不足需。但是观察我国粮食问题一定要有周期观。1995年至1998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丰收，粮食总供给出现过剩，这段时间全社会累积了一个庞大的粮食库存。
1999以来的5年整体上是减产的阶段（2000年仅增产1%）。近年来粮食产量下降是在粮食供过于求、市场粮价下跌、种粮比较效益下降情况下，农民和政府做出的一种合理调整，这种调整对缓解粮食生产和流通中的诸多矛盾都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对此，应给予充分肯定。
但也应清醒看到，如果明年继续减产，粮食产需缺口在现有水平上继续扩大，就可能出现粮食供求偏紧的局面。因此，今后几年粮食政策应由过去几年适当控制粮食产量转向促进粮食产量的合理回升，以保持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适度进口，我们完全有能力保证粮食供求的大体平衡。
目前重要的是对实现粮食供求要有信心，不要过于悲观，还是要优化粮食的区域布局，把粮食安全跟提高效益和竞争力结合起来。
《21世纪》：目前在农村政策问题上，各方分歧比较大的是什么？
韩俊：农村政策问题上总体来说大家思路上比较一致，像在降低农业税率、严格征地制度、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加大国债投入上，都没有什么分歧。
目前分歧比较大的是直补农民问题。比如有专家认为不能直接补贴农民，因为城市人口是少数，农村人口是多数，少数人不能补贴多数人。
高培勇：财政收入制约税制改革
孙雷
“从下半年出口退税改革开始，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可以肯定地说，以结构性调整为特征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正式启动。”财税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对记者说。
11月24日下午，本报记者围绕新一轮税制改革对高培勇进行了专访。
《21世纪》：你认为，新一轮税制改革是在怎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提出的，其最中心的理由是什么？
高培勇：同现行税制设计并实施的10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7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互联网的运用更加普及、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公共财政框架初步建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宏观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和税收实际征收率迅速提升。这些变化，使得现行税制同其赖以依存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出现了诸多的摩擦，从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同时，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变量一一收入眼底，可以认为，在当前的中国，启动新一轮税改的良机已经到来——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改革事项，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是题中应有之意；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工程，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必须早些着手、率先动作；伴随积极财政政策思路的重大调整，新一轮税制改革可以搭船出港。
《21世纪》：新一轮税制改革有别于1994年税制改革的最突出的地方是什么？
高培勇：新一轮税制改革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揽子整体推出一个变革，而是一种渐进性的，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的改革。
《21世纪》：为什么1994年的税
制改革是一揽子推出，而现在是逐步的呢？
高培勇：1994年的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税收制度的一种重新确立，是一种重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基本上不存在一种成熟的税收制度。那时候主要是两个税，工商税和工商企业所得税，而这两者也是频繁变动，经常调整的。
改革开放之后，税制建设的步伐开始加快，各种各样的税收制度开始推出。但是这些税收制度，只是根据某种形势的变化，推出的一种税收机制。比方说有中外合资企业出现了，它要纳税，我们推出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出现了，我们就得推出一个中外经营企业所得税。
出一个事，推出一个税，就是没有整体性的概念。而且在那时，我们并没有确立要走市场化道路。
只是在1992年，十四大召开之后，我们才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的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后，就带来一个问题——税收制度什么样？
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是很大的一种体制的转换。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要重新构造一种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十四大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1994年税制改革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第二个决定性影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提出那么多税收制度，但是矛盾也很突出。连续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要减少一个百分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削弱到不能再削弱的程度。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必须做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
1994年税制改革是一种整体性的、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变革。十年过去了，我们对1994年的税制改革的评价是，已经初步搭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税制体系的基本框架。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并不是把框架推倒重来。这就决定了，新一轮税制改革不是一种重建性质的大规模调整。
尽管是分步实施，但是放在一个统一的盘子之中，统一筹划、统一设计。出于客观条件的考虑，选择恰当的时机，逐步地推出。
《21世纪》：那么，我们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是否有阻力呢？
高培勇：一个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就是钱。我们知道该往哪儿走，怎么走，但受到钱的制约。换句话说，你能拿出多少余钱来支撑税制改革。能拿出的多，税制改革的进程就快，能拿出的少，税制改革的进程就慢。
我举一个例子，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要走城乡税制一体化的道路，不讲其他，单讲税制，中国农民就比城市多承担了不少，税费改革前是400亿，改革之后大概是700亿。如果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这700亿是全都要免掉的，但是不行，因为财政支持不了。原来曾测算过，说想明年给农业税降低两个点，现在是8.4%，降两个点，大概影响税收收入90亿。现在据说只能降1个点。这是什么问题？就是财政收入的一种制约。如果不要这几十个亿，中央财政就要亏空几十个亿，减谁的？
《21世纪》：发改委中小企业司非国有企业处处长顾强在近日召开的《民营企业与东北振兴》论坛上谈到，中央决定将要对东北的八个行业率先做由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的试点。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增值税改革已经开始启动？它会很快推广到全国吗？
高培勇：我们的增值税改革将会逐步开展起来，而增值税改革一旦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试行，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什么呢？因为增值税是一个链条，它的这个抵扣，必须全国连成线才行。比如说你在东北某个地区生产手机的零部件，按照17%的税率交税款，它依照生产线可能就卖到北京了，卖到北京可能是零部件，那我怎么抵扣啊？你在那说设备这块你可以抵扣了，到我这里是不是不可以抵扣？那税谁来交啊？因此讲，这样一种试点，不用太久，只要是基本顺利，就会很快向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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