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辅导员制度与“红色工程师治国”——中国高等教育中一项政治精英生成制度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辅导员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红色论文,工程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3)06-0018-12
一、研究的缘起
在近十多年来的中国政治发展中，有一种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即随着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持续提高，大批接受过工程技术专业训练和从事过工程师职业的干部进入了最高领导层。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政治从“革命家时代”步入了“工程师时代”①。进一步的考察还会发现，在这个担任高层政治领导职位的工程师群体中，以工科教育著称的清华大学做出了最大且最重要的贡献。例如，在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上，先后都有9名清华毕业生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中共十六大上更达到了一个峰值，共22位清华毕业生进入了中央领导机构；到中共十七大时，有清华水利工程师背景的毕业生出任了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现象固然与清华的历史地位、学生质量和教育质量有密切关联，但更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在这些出身清华的具有工程师背景的高级领导者群体中，在校期间有过担任政治辅导员工作之经历的明显占有突出的地位。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委员会中的清华毕业生全部有政治辅导员的经历，十六大的22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7位有过政治辅导员的经历。十六大和十七大担任最高领导职位的胡锦涛也同样有过担任政治辅导员的经历。另据不完全统计，在担任次一级的副部乃至司局级高级干部的清华毕业生中，有过政治辅导员经历的人更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数量。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清华出身的国家和省部级领导中，有不少人有政治辅导员经历②。
作为一个百年名校，清华尽管很早就提出“希望成为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③，但是在实践中，从政在很长时间里并不是清华传统。“清华学生的表现以在学术、实业、外交和教育文化方面者居多，而在政治方面者较少”④；即便是1949年以后，作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毕业生大多一生专注于专业技术工作，清华的声望也主要建立在专业声望上⑤。那么，为什么十四大以来有如此多的中央领导干部出自清华?一种解释认为，在国家从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转向强调经济建设和科教兴国时，工科出身的清华毕业生以“技术官僚”身份获得了机遇⑥。但是，全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非只清华一家，为什么唯有清华毕业生在中国政治谱系中如此突出?就这一案例的学缘与政治发展的相关性而言，单一的校友网络解释是否足够⑦?清华毕业的工程师究竟凭借着何种特长在职场上获得优势并上升到更高的政治领导职位上?
实际上，上述政治现象和“清华现象”的产生与清华独特制度设计的初衷密切相关：“政治辅导员制度不仅是我们培养学校党政骨干的主要方式，而且是学校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⑧作为该项制度的设计者，蒋南翔更曾指出“说‘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我们不仅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我们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⑧因此，清华毕业生近年在政治谱系中的崛起，与该校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密切相关，是其设计目标之一。那么，政治辅导员制度究竟如何造成上述现象的出现?政治辅导员的经历为其在职场和政治舞台上获得成功究竟带来了何种优势?政治辅导员区别于他人的特质是什么?
二、研究概念、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所谓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以下简称辅导员制度)，指的是蒋南翔(自1952年至1966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任内从1953年开始建立的一种高校学生培养制度。这是清华所独创的一种对学业和政治并重的精英选拔与精英生成制度。尽管全国高校随之纷纷建立了辅导员制度，但与中国其他高校的专职政治辅导员或混合制政治辅导员制度不同，在蒋南翔任内，清华的辅导员一直主要由本校高年级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兼任。
1953-1966年的13年间，清华共选拔和培养了682名学生政治辅导员。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是这一时期的清华大学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有学者指出，“1980年代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红色工程师’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在著名的工科院校接受了学术和政治训练”⑩；在中国政治结构中担任高层领导职务的清华毕业生大多毕业于1950-1960年代，其中多人属于这682人的辅导员名单；同时，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有机会访谈的对象主要是1950-1960年代的清华毕业生、尤其是与清华校长蒋南翔(或何东昌)在工作中有过直接交往的学生辅导员。此外，“文革”十年学生辅导员中断，改革开放以后的学生辅导员因教育学本身的年代因素等需要进一步观察与追踪。基于上述诸种原因，本文的研究重点亦主要集中于1953-1966年这一时段。本文涉及的主要文献包括清华校方和相关院系关于学生工作的正式出版物和内部文集、校友口述史、清华文库中的学校和院系资料，文献分析法与半结构性访谈是本研究的主要方法。
三、教育目标的双重性：革命与学术
学术与革命是近代中国教育与政治发展中的两个关键词。毛泽东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主张打破学术的神秘性、办成培养共产党干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11)。这不仅是中共的“党校之源”，也对后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蒋南翔认为，在高等教育中“解放前，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学习是互相对立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学习，由对立、分离而到结合，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12)从中国革命发展的逻辑来讲，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必然结果，即随着革命成功，革命和学术的目标最终集中于为国家建设服务这一目标。
就教育发展而言，在经历了8年抗战和4年解放战争、各种教育形式并存之后，1949年之后的中国教育“总体来说服务于两个目标：革命与发展”，由于种种原因，革命任务与发展任务分别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优先性。“如果把苏联对学校正规教育强调以课堂教学与书本学习为主看作为一种具代表性的学术模式，毛泽东以社会与行动为中心，强调教育服务于革命目的的思想，则可以看作为一种典型的革命模式。新中国前30年的教育发展正是在这两种模式中的选择和摆动”(13)。如果将清华的辅导员制度放诸这一背景进行讨论则不难看出，学生政治辅导员的“又红又专”实质是学术与革命并重，即试图衔接这两种模式、或者说试图实现两种模式在学生培养中的兼容性并存。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国家建设转向以发展为目标时，“又红又专”的毕业生又因为政治可靠性和在工程建设中的专长与贡献而得到了重视。“他们是这2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的主要骨干力量”(14)。某种意义上，自清末开始的“文化和政治之间，个人价值和集体目标之间的取舍逐渐产生对立”(15)这一问题，在以建设国家为总目标的“又红又专”的教育模式中，以国家教育政策形式得到了正当性统一。
政治辅导员制度本身并不是清华首创。通常认为，黄埔军校的政治辅导员、南昌起义中的军队政治辅导员、“三湾改编”设党代表、红军大学的政治指导员等，可视为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史前史”。需要指出的是，与军队的政委制度源自苏联军队不同，高校的学生辅导员制度是一种中式本土制度创新，并非移植自苏联——苏联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不设党委，也无学生辅导员制度。(16)
清华的政治辅导员制度，直接的政策来源是1951年政务院批准的《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其中提出“为了加强全国工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各工学院有准备地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设立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17)。清华进行了创造性落实，提出“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同时，“辅导员制度要同团的工作结合起来，辅导员要担任团干部”(18)，因此辅导员具有三重身份：学生、辅导员、团干部。以吴邦国为例，他在1964-1965年间担任过两年政治辅导员，同时也担任所在系的分团委副书记(19)。
当时，“每年都从高年级学生党员中选拔一批新辅导员，补充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队伍。后来也有一部分辅导员，是由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中的党员担任的。在1958年以前，对辅导员的选拔很严格，制度执行得比较好。在‘大跃进’年代，曾一度出现过对人员选拔不够严格，工作不够扎实的现象，以后及时进行了调整与改进。1963年，这一制度创建10周年时，清华大学制定了《关于政治辅导员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使辅导员制度得以健全发展。”(20)从1953-1966年，辅导员制度由初建到逐步完善。这一时期，清华的辅导员与学生的比例约为1：200，一共毕业了两万多大学生，选拔培养了682名辅导员。其中，水利系培养了61名辅导员(21)，约占十分之一(见表1)。
清华希望将辅导员培养成为具有比一般学生更高政治质量及业务水平的干部(22)，这是从该项制度建立伊始就确立的明确目标。学生辅导员每周安排思想政治工作16-20小时，安排业务学习24-28小时，任期两年，延迟一年毕业，最后一年安排全时业务学习。青年教师一般担任三年辅导员，半时做学生思想工作，半时安排教学科研任务。由于辅导员同时又是各系团委的干部，所以辅导员的选拔、培养和管理工作由学校团委具体负责(23)。蒋南翔任校长期间，清华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通过共青团进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学校团委对学生工作的部署，各系分团委书记同时担任学生辅导组组长，负责学生中党的工作(24)。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出台是为了在学生人数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25)。
四、教育中的政治社会化
1.政治社会化
在政治系统中，教育可被视为一个子系统——既有自己的内部体系，也与外部政治体系发生关联。但高校从不是独立的系统，而是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子系统。“政治文化背景能影响国家与它的独立自主的大学的关系”(26)。在同一政治文化背景下，高校与国家关系的契合或疏离，与高校的政治社会化密切相关。就清华来说，蒋南翔1952-1966年担任校长，期间于1955年开始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高校党委第一书记、1959年后担任教育部部长兼党委书记。这一职务重叠的要义说明了当时清华作为一所高校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
教育担负着向国家与社会提供人才资源的任务，“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的选拔、构成、忠心及其正统地位对该国的现代化前途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通常认为，教育、尤其学校教育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政治化过程，即所谓“教育也可以用来灌输一种政府提倡的意识形态，提供标准的道德观并使人们注重国家的象征”(27)，“社会的主导价值和原则怎样传递到下一代，是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工程，因为人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把上一代接收的政治观念遗传给下一代，必须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只能依靠教育完成。”(28)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早期的政治取向对人的政治取向影响甚大。即使“分析政治的技能并不同于从事政治的技能”，但是“知识是有助于形成政治技能的政治资源”(29)。因此，学校一直是政治社会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场域。
2.精英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蒋南翔挑选辅导员的标准源于早年的地下党工作经验，很重视从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党团员中挑选学生政治干部，认为只有这样辅导员才能在同学中有威信，这样的考量明确了该制度的精英性。这一制度的精英性表现之一是对辅导员人数的控制，比如“为了改变辅导员人数过多的情况，1961年学校将辅导员的总数由159人减到132人。”(30)
从辅导员从学生党员和团干部中挑选可看出政治辅导员制度的首要目标是政治思想培养。培养方式有直接学习与间接学习两种。就间接学习而言，学校领导亲自为辅导员讲课，开小灶，为辅导员制订专门的辅导计划，把辅导员工作作为一门特殊的课程，将学习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从1960年起，每年夏天党委在三堡召开工作会议，差不多每年学校都要办一次辅导员和团干部学习班(31)，组织辅导员学习政治、哲学等理论，交流工作经验与心得。尤其重要的是，学校为辅导员提供了直接学习机会，蒋南翔在担任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党委书记期间，每周末都回清华，“常常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开书记、校长会……有时为了搞准情况，还请分团委的辅导员参加。”(32)对学生而言，直接接受高教部部长的工作指导是非常少见的机会。
辅导员与团委干部，是两种互有交叉和辅助的政治工作者。在工作关系上，辅导员隶属于学校党委，直接的领导部门是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各院系党委。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支校级的“学生工作小分队”。清华从1953年以后各系都建立了由政治辅导员组成的辅导小组，校团委和校学生会也都有一批辅导员从事工作。“尤其是1958年和1960年初，为了充实和加强团委的工作，经蒋南翔同志亲自同意批准，两次从各系的辅导员中抽调了10位同志参加校团委的工作，像贾春旺、陈清泰、贺美英等同志都是这两次补充到团委工作的。在蒋南翔同志任校长期间，辅导员人数由最初的25名发展到近200名……辅导员制度面向班级是政治辅导员的主要任务”。(33)以政治社会化的认知视角而言，这必然带给辅导员强烈的自我期许、自我认同与归属感。
学生辅导员制度因“双肩挑”而不同于专职辅导员。“双”的特点在于“教育者同时接受教育，被教育者同时实施教育”，学生辅导员兼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双重身份。学生政治辅导员对同学进行“政治辅导”，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是学生辅导员自身受到了更多的锻炼，“在清华的学生中，辅导员历来被当作一个特殊的群体”(34)，便是对这种双向度精英教育的认同与总结。
3.双肩挑的政治社会化
清华的辅导员制度始终强调“专”，是一种基于工科专业学习的政治化。与其他高校的专职辅导员相比，清华为三重身份(学生、辅导员、团干部)的学生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组织实践和政治实践。就政治社会化路径而言，清华的辅导员制度实际上“将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具体化、人格化了。”这种具体化与人格化有双重含义，一是以校长等领导与学生辅导员的近距离接触所代表的党组织的具体化与人格化，二是学生辅导员对其所负责的班级同学而言的党组织的具体化与人格化，即“他们学习成绩好，业务能力强，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是同学们学习的楷模，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榜样性也表现在辅导员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上，即使命感与责任感。传统的学生对师长的尊重强化了第一种具体化与人格化，学生辅导员的成绩与人品，以及相近的年龄等，均有利于第二种具体化与人格化在其所辅导的班级同学中的实现。“系里成立了一个学习中心组，成员包括系党总支委员和全体辅导员。大家在学习中心组对讲课(政治课)内容进行消化之后，再分头去辅导学生”(35)，说明第二种具体化与人格化是连续层级性的。
从政治社会化的代际传承来说，学生身份的辅导员因年龄和经历相仿而沟通效率高。在学校看来，“这种‘大哥哥大姐姐带小弟弟小妹妹’的方式神奇地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深入性和实效性。大哥哥大姐姐们经历了和弟弟妹妹们同样的学习过程、类似的专业课程，他们更理解同学们的所思所想。他们住同一栋宿舍楼，吃在同一个食堂，朝夕相处亲如手足，能够深入地掌握同学的思想脉搏，及时开展工作”(36)。
五、双任务：“双肩挑”
1.两个肩膀挑担子
清华的辅导员制度被形象地称之为“双肩挑”(即两个肩膀挑担子)，强调学业与政治并重，实质是对革命与学术双目标的兼顾。清华明确提出，“‘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担任政治辅导员，其学习期限延长一年。’这样可以培养辅导员成为比一般学生具有更高政治质量及业务水平的干部。”(37)经中央批准，1953年1、2月间，从三年级(这一届本科是三年制)学生中选拔了25名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他们大多是各系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实行半脱产，一边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边要完成自己的专业学习，在校学习期限延长一年。“我的本科学习就是学制6年再加上1年补时，一共7年才完成的”(38)，从对学业的重视来说，这种制度的目标是培养基于学业的政治干部。
“双肩挑”是一种要求明确的双门槛制度，选择的条件必须是学生党员、成绩要好，在符合政治条件的高年级党员学生中，基于其学习成绩进行选择。1963-1964学年清华在校的11596本科生中，学生党员只有5.9％(39)，即大约680人。在1953年挑选第一批学生辅导员时，学生党员人数更少，1954年清华的在校生只有4260名(40)，1953年的人数与此相仿(如果以1954年的学生数和1964年的学生党员比例来推算，1953年的学生党员只有大约251名，25名辅导员占其中的约10％)。因此，第一批25名辅导员由“南翔同志亲自逐个审查学习成绩，若不是优良的就不要。”(41)只有政治素质和学术素质都达到要求，才能“两个肩膀都挑得动担子”。
蒋南翔认为，“挑好政治、业务两付担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但只要思想明确，安排合理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学生政治辅导员的学习成绩一般都在平均水平之上。如上学期参加考试的政治辅导员88人中有75人成绩为优秀和良好。88人总平均成绩为87分。政治辅导员胡锦涛，是水利系水工五一学生，他政治责任感强，努力钻研党的方针政策，群众反映能和他谈心里话。他还善于抓紧时间刻苦钻研，学习成绩全部优秀，除完成一半任务外，还选修了土力学试验，教师反映他独立工作能力强，有创造性的见解。”(42)这种“双肩挑”的能力训练是清华辅导员后来在工作中获得“既在业务上有成就，又有管理才能”(43)评价的原因。
2.对“专”的强调
“双门槛”制度一直强调专业学习(44)。“当时清华的考核制度是很严格的，淘汰率很高，学校还规定，学生干部必须成绩优秀，没有三分(相当于百分制的60-79分)，偶尔有一次3分还勉强当着，如果有一门不及格，那么学生干部就立即当不成了”。(45)对辅导员的成绩则要求更高，“抽辅导员要抽调学习好的(四分或五分)同学担任，做了一年，成绩如果下降，那就要取消他的辅导员资格”(46)。许多辅导员对自己的学业成绩至今引以为傲(47)。这种重视学业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即“必须是成绩好、学有余力的同学，才能来担任辅导员。我们反对只做辅导员工作而荒废了学术研究的情况，也反对占着辅导员的位置但精力有限而不做工作的情况。作为一名辅导员，当你的精力无法兼顾的时候，一定要把学术放在第一位，让别人来替你承担辅导员的工作，这没有什么不合适。”(48)
值得指出的是，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设计的大背景是蒋南翔提出的“宝塔尖论”，即要把最好的教授和最好的设备集中在一起，努力培养好学生，培养国家所需要的高级人才。(49)关于专业学习，当时的清华有“因材施教”计划，对辅导员有单独的培养方案，即学校为辅导员制定专门的培养计划，“因材施教，拔尖子，给优秀学生开小灶，给他们做特别的教学计划的安排，给他们找一些教师来指导”(50)。从这种特殊安排可以看出，做辅导员对成绩好的学生有相当的吸引力。
六、压力训练与组织训练
1.高强度、高压力
在关于辅导员经历的多篇文章中，“压力”和“锻炼”两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辅导员工作的直接挑战是高强度的学业与社会工作双重压力。压力训练对于辅导员的意义在于“通过实际工作和业务学习的考验，培养起了承受压力的能力”(51)。当时“初入清华，学习负担很重，尤其是二年级，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同学没能跟上升级。”(52)而“双肩挑”的压力则是双重的。单就工作量而言，“当辅导员担子不轻，第一个学期就让我负责7个班的学生工作(最多时到过9个班)，同时兼任团总支的组委”(53)。辅导员制度初建时，人数较少，每人负责的班级较多，最多的一人联系8-9个班，同时还分工负责系团委的工作，以后大体是每100名学生配备一名辅导员；他们有的担任年级党支部书记，有的负责2-3个班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兼任系分团委或学生会的工作。(54)清华早期辅导员延期毕业的制度设计，正是为了确保双重压力下辅导员的学习质量。
2.工科对组织能力的要求
对组织能力的重视，是清华培养学生的普遍做法，也是辅导员工作的一个特点：“做一个工程师，要领导生产，因此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上学期全校有95％以上的团员及75％以上的同学都担任了社会工作，有不少班级，除个别同学外几乎全班都有社会工作”(55)。从现代工业和科技发展来看，每个领域必须有一批掌管全局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总工艺师、现场总指挥人才，所担负的工作要求他们不仅是本业务领域的专家，而且有能力将不同领域的专家组织起来，统一协调去完成工程。因此，他们不仅要具有处理专业事务的能力，也要具有驾驭全局的组织能力、决断能力和应变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仅仅靠常规教育中单纯的专业基础和专业技术教育是很难达到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实施，使担任辅导员的学生在学习专业技术过程中就承担一部分社会工作，不断受到这些方面的特殊锻炼和培养。如果说整个清华园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就好比是培养“总工程师的摇篮”(56)。清华这种从总工程师领导生产的角度出发对学生组织能力的重视与训练，是许多清华毕业生后来在各工程领域担任“三总(总工、总设计师、总工艺师)”(57)、有别于其他工科院校毕业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3.辅导员的组织能力
普遍来说，对时间的安排和对效率的重视、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是辅导员工作带来的重大收获。“两年辅导员工作，使我在政治上成长起来；在业务上迫使我用较少的时间以高效率去学习，钻研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增长。”(58)“如何处理好学习和社会工作的关系，这也是我在清华期间经受的一种锻炼。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又红又专。担负一定的社会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和培养。第一，有利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也就是学习正确分析和处理矛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可以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些不仅是一个好的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而且也是一个称职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可缺少的。”59长久以来，一直有所谓“工程专业培养出来的人被认为‘不会考虑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状况(60)，显然，“双肩挑”培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针对性的培养：“最为宝贵的是立于纯技术之外的关于人才情商方面的内容。干水利也好，或者干别的也好，那些关系人一生成败的东西是基本的和普遍的。”(61)
七、干部制度改革与红色工程师治国
1.干部队伍“四化”
1949年之前，干部选拔与任用制度的总体要求是政治忠诚、群众工作和革命斗争。由于基础教育不发达，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不高。1949年后的干部选拔开始出现精英化趋势，但选拔标准上仍坚持政治忠诚的根本导向，领导干部的选拔标准一直在“红”与“专”这两个标尺间根据发展路线和环境变化进行调整。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特定历史所造成的干部队伍的老龄化、低学历和非专业性，已不能适应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战略转变。邓小平1980年提出“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我们要按照专业的要求组织整个领导班子”，之后提出干部“四化”：“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62)就干部选拔标准而言，结束了实际上重“红”轻“专”的偏向认识，实现了“红”、“专”的一致性，干部选拔标准一定程度上开始“从政治忠诚转向未来经济建设的能力”。(63)
2.红色工程师治国
1980年代初干部队伍“四化”改革带来领导干部年龄和学历的变化。1982-1984年的干部队伍改革，使全国厅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从62岁降到55岁，大学学历的厅局级干部比例从14％上升到51％(6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清华毕业生开始走上厅局级领导位置，比如吴邦国在担任了2年上海市电真空器件公司副经理后，于1981年41岁时出任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在担任了5年甘肃省建委副处长后，38岁的胡锦涛1980年出任建委副主任。改革前甘肃的省、地、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分别为65岁、54岁和46岁以上；13个地、州、市党政领导干部中，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5.8％，而初中以下程度的则占了71.4％。其中26个党政一把手中，大专文化程度的只有一人(65)。从1979年到1982年的3年间，甘肃省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见图1。在领导班子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比例有所上升，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中，由1979年的39.1％上升到40.9％，地、市、州领导班子中，由8.2％上升到百分之24.3％，县、市、区领导班子中，由15.3％上升到35.4％，省直部门领导班子中，由42％上升到48.6％(66)。在这样的干部队伍中，胡锦涛的专业背景、年龄与晋升速度显然非常突出。
干部队伍“四化”改革的同时，中共开始了从以工农革命家为主到技术专家为主的转变。1979年到1985年间的知识分子新党员从8％增长至50％，党的领导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图2所示，1977年到2002年，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学毕业生比例大幅增加。1953-1966年入校的大学生，1980年代多为40多岁，因为知识背景和年龄而尽显优势。十三大中央委员会160名成员中有100人是大学毕业生，其中小一半人的学科背景是工程和生产领域。新提拔的领导干部中多数都有理工科背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教育的工科倾向导致经济管理等“软科学”专业人才的缺乏，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阶段，提高生产率仍是主要目标(67)。检视若干清华毕业的学生政治辅导员的职业经历，不难找出其共同点，即在“四化”改革后进入党政领导梯队之前，大多在工矿企业和水利单位担任技术负责人(68)。工科专业的大学学历背景和在校期间对效率和组织能力的重视，应该是清华的学生辅导员在工业生产领域担任领导职务，进而在干部队伍改革中获得进一步提升的两个原因。(69)
资料来源：马培芳.试论领导班子的智力结构，社会科学，1982(4).
图1 1979-1982年甘肃省各级领导班子中高中学历干部所占比例的变化
资料来源：Joel Anderas,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图2 1977-2002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学毕业生比例
“党的十二大(1982年)和十三大(1987)的中央委员会组成里，很明显的趋势之一就是干部的平均年龄降低，拥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大幅增多。党的十五大高达92.4％的中央委员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这些技术官僚并非仅是简单的管理者，很多都已成为中国政治的主导者，即技术官僚治国。”(70)以中共十三大为例，主席团187人中有五名清华“双肩挑”师生：1950年代的清华党委和团委领导何东昌、艾知生，1950年代的学生辅导员伍绍祖、胡锦涛、贾春旺。以双目标、双任务压力培养的学生辅导员，在政治忠诚要求未改变、但专业能力取代革命资历的改革时代迎来了机遇。清华学生辅导员从十三大开始进入执政党高层，尽管有分析认为技术专家治国与革命前辈相比，更多是担当了“协调人”角色(71)，但这正证明了学生辅导员在组织能力方面的训练，是其获得职位上升与胜任职务的原因之一。干部队伍“四化”中的年轻化是对干部年龄的要求，主要指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能够胜任繁重的工作，清华辅导员在校期间的高强度压力训练也是他们能够胜任职务的原因之一。
3.工程师治国与现代化
实际上，“工程师(技术专家)治国”在一定意义上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成果。中国高等教育曾长期视工业化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比如规定庚款80％的留学生必须选学农业、工业、商业或矿业(72)。实际上，现代专业是工业社会的典型衍生品，但在中国，现代专业人员的出现并不是工业化的反映，而是对工业化的预期(73)，因此，有学者批评说“中国的教育家们希望教育会导致工业化，可能本来就是本末倒置”。1949年后工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74)，才产生对技术人员的大量需求，高校毕业生供不应求，1950年代的高等教育极为强调技术和科学教育，便与此相关。这一时期高校的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与工业化进程开始同步，所培养的大批工程师毕业后进入工业领域，进而在改革开放时期有机会实现从技术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角色转换。从这一角度来说，从“总工”到“总书记”的“工程师(技术专家)治国”既是中国国家现代转型的表现，也是现代化转型的结果。
更进一步来说，哈贝马斯将二战以后政治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变迁总结为“科学化的政治和公共领域”，在韦伯关于专家职能与政治家职能严格区分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家使用科学知识”，认为“科学和政治之间的长期的交往关系已经建立”(75)。有意思的是，这一分析是哈贝马斯1963年所提出的，这一时期也正是上述中国的治国技术专家在大学接受工科教育的时期。尽管哈贝马斯上述现代政治科学化的分析是治理技术层面的结论，但清华的“红色工程师治国”一定意义上未尝不是其结论的验证或补充。
八、结语
数千年来，中国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西周“大学教育是造就政治领袖人才，为将来管理民众、统治国家的”，东周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族阶级的领袖人才”(76)，老清华的“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与新清华的“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77)都旨在为国家培养具有领导力的人才。尽管上述“大学”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大学毕业生的社会立场已日趋妥协，但至少在理念上，高等院校仍然是一个规划中国未来以供他人追随的地方”(78)，理念和精英人才培养一直是高校的传统重要目标。
对清华来说，辅导员制度的“双教育”特征使之成为“一个干部后备库”，具有当辅导员经历的学生毕业后在校内外的学术和行政领导的岗位上成为厂长、经理、党政干部，均做出了成绩。(79)例如，1952-1966年间清华“682名辅导员中近三分之二毕业后分配或调动到清华校外工作”，清华学生辅导员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升职人数日益增加的同时，在清华校内，“1984年时，清华校内副处级以上领导77人，1988年8名校领导中6名担任过辅导员”(80)。1953-1993年，辅导员制度建立的40年里清华共培养了1600多名辅导员，其中毕业分配或调到校外工作的共850人，约有一半人留在清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华校系各级干部和学术带头人大多曾是辅导员。
因为并非是传统的中央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科举取士”的制度性关系，所以“双肩挑”制度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学而优则仕”。在一定意义上，“双肩挑”毕业生在政界因时代原因的巨大成功强化了其政治性，但却掩盖了其在学生综合能力培养方面的教育学意义——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制度本来的目标并未以政治谱系中的高层位置为优先指向，即未必以“总书记”为优先培养目标。当然，由于本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清华一校，并未从校际比较的角度来分析各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差异与产出。但是，清华的独特——比如蒋南翔的校长与部长双重身份，清华的声誉与生源的优异，清华地下党1949年后逐步进入政治领导层的传统，都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也是其他高校难以仿效的原因。
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双肩挑的要义在于代表了1949年后中国大学为精英学生提供了政治忠诚、组织能力、专业技术的全面历练。这种以学术和革命为“双目标”的“早起跑”与“双压力”训练，使辅导员在校即完成了一般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时所需的过渡与适应；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和大量活动的组织，使其综合能力早早超过同辈，在从工程领域转往党政领导岗位时能够胜任。某种意义上，辅导员在校学习时的“双肩挑”和毕业后的职业转换，未尝不是现代工程教育中关于毕业生“必须有能力在一生几次更改其从事的领域”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实践。因此这一制度仍然受到重视：“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双肩挑’辅导员制度在清华是成功的，也已经成为学校办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但是，随着国家建设重心和高校学科布局等外部条件的不断变迁，这一制度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化。清华从多学科的工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清华本校师生的学缘构成从单一走向多样，新时期对领导人才专业背景需求的多样化——尤其是近些年中国高层领导教育和专业背景发生了从理工科向经管和政法社科的明显改变，特别是“十八大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学校出身呈现出大部分散和相对聚集的状况，中央领导中清华毕业生的人数锐减”的现状，这些都对清华传统的精英选拔与培养制度构成了新挑战。
(感谢李越教授、张小劲教授和李曼丽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指导与讨论。)
注释：
①李曼丽.工程师与工程教育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7.
②如胡锦涛是清华大学水电系“65届”辅导员，刘延东是工程化学系“70届”辅导员，吴邦国是无线电电子学系“66届”辅导员，贾春旺是工程物理系“64届”辅导员，伍绍祖是工程物理系“65届”辅导员等。
③1923年“清华大学总纲”，清华大学校史选编[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292.
④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6.398.
⑤至2009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建院以来院士总数是2002人，其中清华校友460人，占23％。方惠坚.长卷一页：在清华大学当书记的前前后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3-4.
⑥Joel Andras,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33; Hong Yung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406.
⑦Cheng Li,“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32(1994):1-30.
⑧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2.27.
⑨蒋南翔：又红又专开辟特色育才路[N].中国教育报，2011-04-18。蒋南翔的教育思想或许与其清华求学经历有关。“某一年在驱逐校长罗家伦、吴南轩时，全校在大礼堂开会，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主任、西山会议派的头子之一，张继到清华视察并到礼堂讲演。张继信口雌黄，大放厥词，批评说：‘清华有考究的建筑、良好的设备，一年又花这么多钱，却没有造出一个有用的人才。’并进一步质问：‘试看中央委员中、各部部长中，有哪一个是清华毕业出来的?’他这一片狂信、狂吠，激起了同学们的万丈怒火，王胡挺身而起横眉冷对，责问：‘张主任的讲话，我有一个疑问，你所指的人才，是按什么标准说呢?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就来讲，清华的毕业生中却不能说没有。’他列举了科学技术工程建设等方面杰出的知名人生的名字一大串，然后又说‘就连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么?如果按照党棍和官僚的标准，清华的确一个也没有。’”李文瀛.1932级毕业生50周年返校记事[J].清华校友通讯，复6：9-10.
⑩Joel Andras,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
(11)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75-176.
(12)“关于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问题(一九五三年)”[A].蒋南翔文集(下)[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498.
(13)Theodore His-en Chen,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Academic and Revolutionary Model (Pergamon Press,1981)，Vii.Viii.
(14)何东昌.重视研究蒋南翔教育思想[A].蒋南翔教育思想研究[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
(15)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89.
(16)苏共许多高级领导人有理工科或农科教育背景，比如安德罗波夫毕业于河运技术学校、勃列日涅夫毕业于土地管理与土壤改良技术学校、赫鲁晓夫毕业于工人专科学校。1949年后中国工科院校的教育思想与苏联有关，比如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为1954年校庆编印的《清华：新型的多科性工科大学》引用了“列宁主义者决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哪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积极关怀本国命运，通晓社会发展规律，并力求成为积极参加国家政治领导工作的人。”S·卡弗达诺夫.苏联高等教育[M].1950，36.
(17)清华大学向高教部、人事部请示设立学生政治辅导员的报告[R].1953-04-03.
(18)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6.
(19)仇国平.他们挑起大梁：访担负上海市党政领导工作的中年校友吴邦国、黄菊、倪天增[J].清华校友通讯，复9：79.
(20)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29-230.
(21)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学生工作组.长河浪花：清华大学辅导员五十周年清华水利水电工程系纪念文集[C].2003.113.
(22)方惠坚.长卷一页：在清华大学当书记的前前后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8.
(23)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研究课题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四十年的回顾与探索[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3，(1).
(24)方惠坚.长卷一页：在清华大学当书记的前前后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69.
(25)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7.按：1949年清华的在校学生为2300人，1959年为11300人，1960年为13962人。详见《清华一览》。
(26)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7.
(27)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70.388.
(28)王沪宁.政治的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20.
(29)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8.94.
(30)方惠坚.双肩挑：清华大学学生辅导员工作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31
(31)同上，17.
(32)贺美英.铭记他的谆谆教诲，学习他的革命精神[A].蒋南翔纪念文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269.
(33)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7.
(34)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10.194.
(35)同上，3.27.82.
(36)同上，27.
(37)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29.
(38)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02.
(39)清华大学一览(1963-1964年度)[C].4.
(40)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清华：新型的多科性工科大学[Z].1954年校庆.
(41)腾藤，黄圣伦.忆南翔同志倡导政治辅导员制度[A].蒋南翔纪念文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149.
(42)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清华大学党委关于配备半脱产政治辅导员工作的经验总结报告(初稿)”，清华大学档案，目录及党办1，案卷号65035.
(43)唐敖庆.怀念南翔同志[A].蒋南翔纪念文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201.
(44)在早期的辅导员挑选中成绩是非常重要的指标，Cheng Li在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2(Jul.,1994),pp.11)一文中指出“学习中等的学生(academically mediocre student)”可能是不准确的。当时清华学生的整体学习成绩相当好，比如1953-1954学年“上学期的期终考试，全校二、三年级同学们各门课的成绩有百分之七十(人课)是优秀和良好(五分、四分)。”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编.清华：新型的多科性工科大学[Z].1954年校庆，28.。1958年后人数增多，对成绩要求一度有所下降，这从表1中水利系学生辅导员人数在1958年的大幅增加亦可看出。
(45)杜汇良等.学在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09.
(46)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4.
(47)对梁尤能的访谈，2011年11月17日；对赵南明的访谈，2012年1月4日。多位受访人提及清华辅导员制度很少被效仿的原因“可能是工科学习的压力太大了”。
(48)陈吉宁校长：清华坚持‘双肩挑’制度不动摇[N].清新时报，2012-12-03(1).
(49)韦君宜.记领路人蒋南翔[A].蒋南翔纪念文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21.
(50)结缘清华育英才：张礼口述[A].清华记忆：清华大学老校友口述史[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42.
(51)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94.
(52)杜汇良等.学在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09.
(53)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58-59.
(54)方惠坚.双肩挑：清华大学学生辅导员工作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32
(55)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清华：新型的多科性工科大学[Z].1954年校庆，33.
(56)方惠坚.双肩挑：清华大学学生辅导员工作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106.
(57)很多重大工程的设计者或主持人是清华校友，比如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设计者、上海宝山钢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1986年，第二汽车厂的厂级领导(厂长、书记、总工)9个人中5人是清华毕业生。方惠坚.长卷一页：在清华大学当书记的前前后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3.
(58)方惠坚.双肩挑：清华大学学生辅导员工作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91.
(59)仇国平.他们挑起大梁：访担负上海市党政领导工作的中年校友吴邦国、黄菊、倪天增[J].清华校友通讯，复9：79.
(60)Terence J.Johnson,Professions and Power(London:MacMillan,1972)，17.转引自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9.
(61)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95.
(62)邓小平文选(2)[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1-262.322.
(63)Hong Yung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228.
(64)Ibid.,256.
(65)Joel Anderas,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33.
(66)马培芳.试论领导班子的智力结构[J].社会科学，1982，(4).
(67)Hong Yung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271.
(68)我们的汽车也要走向世界：夜访第二汽车制造厂总工程师陈清泰[J].清华校友通讯，复10：24.
(69)Cheng Li在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中以清华毕业生同时期在同一领域的不同级别岗位来推理其职位升迁与校友关系有关，这一点缺乏因果关系的验证。
(70)Cheng Li and Lynn White,“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Asian Survey， 28,4(1988):371-399; Cheng Li and Lynn White,“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Asian Survey38,3(1998):232-264.
(71)Hong Yung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406.
(72)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79.
(73)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Stanford Press,2001),51.
(74)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78.380.
(75)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108.
(76)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8.39.
(77)陈希，杨振斌.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0.
(78)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88.
(79)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研究课题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四十年的回顾与探索[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3，(1).
(80)滕藤，黄圣伦.忆南翔同志倡导政治辅导员制度[A].蒋南翔纪念文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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