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词的发展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词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6-0014-10
宋词的发展历程前贤今哲多有论述，然因视角不同，观点亦异。[1]本文试图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政治环境的变化、抒情范式的变革等方面来分期考察宋词的发展历程。
两宋三百馀年的词坛，先后共出现过六代词人群体，（注：关于这六个代群的划分，可参拙文《对宋词研究中“婉约”、“豪放”两分法的反思——兼论唐宋词的分期》（载《枣庄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或拙著《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绪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本文主要是在原来分期的基础上，申论宋词的发展历程。）宋词的发展历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第一代词人群(1017—1067)的因革（注：这里之所以把宋词的第一代群（宋词发展的第一阶段）从1017年算起而舍弃了宋初半个多世纪，是因为宋初半个多世纪词人词作甚少，仅有10馀位作者传存词作33首，词坛上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时期。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就说：“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宋词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实以柳永等人走上词坛为标志。李清照《词论》评“本朝”乐章，就是以柳永为开端：“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馀年，始有柳屯田永，变旧声作新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又，各个代群所划分的起迄年代，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区限，不是严格的断代。）
第一代词人群，以柳永(987?—1053?)（注：柳永的生卒年，颇多异说。此据先师唐圭璋先生《柳永事迹新证》所考，详见其《词学论丛》第598—6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范仲淹(989—1052)、张先(990-1078)、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等为代表。另有宋祁(998—1061)、杜安世等人。他们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两朝的“承平”时代，个体的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达，除柳永、张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台阁重臣，其中晏殊、范仲淹和欧阳修官至宰辅，位极人臣，人生命运相对来说比较顺利适意。其词所反映的主要是“承平”时代的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
这一代词人，从创作倾向上可分为两个创作阵营：柳永、张先为一阵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宋祁等为一个阵营。
晏、欧诸人，虽然词作并不少，但都不是专力为词的词人，“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走的是五代花间、南唐词人的老路，继承性大于创造性，连词调、词体的选择和运用都跟五代词人一样，是以小令为主。不过，晏殊和欧阳修等人，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仍然有其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以众多的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在题材、艺术上也有所开拓创新。如晏殊的《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将艺术镜头由传统的青楼歌妓、红粉佳人移到了乡村“采桑径里”的女伴，人物形象的描绘生动传神，一洗秾艳的脂粉气，给词坛带来一股自然清新的气息。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更将艺术视野延伸向塞外孤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世界，尤其具有开创性。伴随“白发将军”而来的，还有欧阳修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朝中措》）、“四纪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勋臣（《渔家傲》），苏舜卿笔下“壮年憔悴”“耻疏闲”的大丈夫（《水调歌头》）等抒情人物形象。这些男子汉、大丈夫形象的出现，动摇了五代以来词世界由红粉佳人一统天下的格局，预示着男性士大夫的抒情形象，已开始进入词世界而欲与红粉佳人平分秋色。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坛，是宋词的“因革期”。既有因循传承，又有革新创造。如果说，晏、欧们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间、南唐词风，因循多于革新，那么，柳永则主要是对五代词风的革命，其革新、创造多于因循。概括地说，柳永具有“三创”之功：
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和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中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辉煌的篇章（苏、辛名作多为慢词）。同时的张先、欧阳修、杜安世、苏舜卿、聂冠卿、沈唐、刘潜、李冠等人也或多或少创作过慢词。他们的推波助澜，也促进了慢词的发展。
二是创意。柳永给词注入了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大多是表现普泛化的情感，词中的情感世界是类型化的、“共我”的情感世界，与词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分离错位，不像诗中的情感世界那样与诗人自我的心灵世界对应同一。其中只有韦庄和李煜的有些词作开始表现自我的人生感受。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他的“羁旅行役”词，就是倾泄他在仕途上挣扎沉浮的种种苦闷。他的羁旅行役词中的情感世界，是“荡子”柳永自我独特的心灵世界，从而冲决了此前词中普泛化、类型化的情感世界的藩篱，给词的情感增添了个体化、自我化的色彩，使词的抒情取向朝着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回归、贴近。此后的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
三是创法。晚唐五代词，最常见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即运用比兴手段，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物象来烘托、映衬抒情主人公瞬间性的情思心绪。而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结构有变。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后代词人，诸如秦观、周邦彦等，多承此法并变化而用之。
张先的年岁与柳永相仿而高寿，他享年八十九岁，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代词人陆续登上词坛后的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颇受新一代词坛领袖苏轼的敬重。张先创造了不少脍灸人口的抒情写景名句，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他创作的慢词，数量仅次于柳永，对慢词艺术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张先词又常用题序，缘题赋词，写眼前景，身边事，具有一定的“纪实性”。词的题材取向开始由远离创作主体的普泛化情事转向贴近于创作主体的日常生活环境，由因情“造境”转向纪实“写境”。从此，词像诗一样也具有表现创作主体自我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功能。其后苏轼词多用题序，点明词作的时、地、环境和创作动机，就是受到张先的启发和影响。
二、第二代词人群(1068—1125)的开创
第二代词人群，是以苏轼(1036—1101)、黄庭坚(1045—1105)、晏几道(1038—1110)（注：晏几道生卒年原无确考，近据《东南晏氏家谱》方得确定。参涂木水《关于晏几道的生卒年及排行》，《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秦观(1049—1100)、贺铸(1052—1125)、周邦彦(1055—1121)等为代表的元祐词人群。此外著名的词人还有王安石(1021—1086)、王观、李之仪(1048—1127)（注：李之仪的生卒年，据曾枣庄《李之仪年谱》，《宋代文学研究》第四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邓子勉《李之仪生卒年考辨》，《文教资料》1998年1期。）、赵諲令(1051—1134)、晁补之(1053—1100)、陈师道(1063—1101)、毛滂(1064—1121)等。
这代词人的创作历时半个世纪，大致始于十一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终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初。第一代词人柳永、范仲淹、晏殊等已于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去世，只有张先、欧阳修两位词坛老将活到七十年代而亲手传下接力棒。第二代词人中，王安石、苏轼的词创作开始于六十年代。而作为一代词坛领袖的苏轼，其词风直到七十年代，亦即欧阳修、张先行将退出词坛之际，才走向成熟。其他如黄庭坚、秦观、贺铸等，也是到七十年代后才崭露头角。故第二代词人的创作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1068—1125)。
这代词人所处的时代，是政治“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政局多变、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时代。神宗朝(1068—1085)，新党执政，推行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人士而力斥新党，属于旧党的苏轼及苏门诸君子纷纷回朝，会师于汴京，诗词酬唱，酒酣耳热，文坛盛况空前。高太后归天后，在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1094—1100)年间，新党卷土重来，并大肆迫害旧党人士。苏轼及其门下士都受到残酷打击，贬谪放逐，无一幸免。徽宗即位之初(1100)，还想调和新旧两党的争斗，但一年之后，新党的投机分子蔡京等执政，又大开杀戒，对旧党实施了更为严酷的打击。政局的动荡变化，直接影响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苏轼及苏门词人的升沉荣辱紧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变化。这一代词人比上一代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蹭蹬，他们都是文坛（词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而，这个时期的词作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
从社交群体看，这一代词人大致可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的苏门词人群，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赵令、陈师道、毛滂等属之。晏几道、贺铸等虽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的大晟词人群：晁冲之、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属之，他们都曾经在大晟乐府内供职。
就创作时代而言，这两个群体略有先后。大致说来，十一世纪下半叶后三十馀年（神宗、哲宗二朝）的词坛，是苏门的天下，周邦彦虽然在此期也有名作问世，但笼罩在苏门的光环之下而没有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苏轼及黄、秦、晁、陈等苏门中坚词人，在十二世纪的头几年都先后去世，故十二世纪一、二十年代（徽宗朝）的词坛，则由周邦彦等大晟词人唱主角，虽然李之仪、赵令諲、毛滂等苏门词人仍继续在创作，但力量和影响都难与周邦彦等抗衡。
虽然此期词坛分为两个交际圈，但词风并不只两种，而显出百花齐放、百川争流的多元态势。就苏门而言，苏轼独树一帜而开宗立派，但师法其词的仅有晁补之、黄庭坚两人。秦观另辟蹊径，俊逸精妙，自成一体，并不恪守师承而为苏轼所囿。李之仪、赵令諲等标举“花间”词风，继续用小令建构他们的词世界。
本不属苏门的晏几道、贺铸，更是“各尽其才力，自成一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晏词构筑的是一个纯真执著的恋情世界，并把令词的艺术推向高峰。贺铸词豪气与柔情并存，时如豪侠硬语盘空，时如少女软语呢喃，各种风情韵味并存于一集。词集名《冠柳集》的王观，似乎有意要与柳永一争高低，宋人王灼说他“才豪”气盛，“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同前）。
万俟咏等大晟词人，作词也不受其领袖周邦彦的制约而另择师门。王灼说万俟咏与“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等六人，“源流从柳氏出”，师法效仿的是柳永开创的“柳氏家法”（同前）。至于曹组，则别属滑稽幽默词派，“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又有“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王齐叟“以滑稽语噪河朔”（同前）。可惜这些诙谐词多已不传。唐宋词一直以悲剧性的感伤忧患为基调，而滑稽幽默词则以喜剧性的情调、手段调侃社会、调侃人生，在唐宋词苑中独具异味。滑稽幽默词在唐宋词史上虽然是一股涓涓细流，却也是不绝如缕。曹组之后，“祖述者益众”（同前）。连后来的词坛巨擘辛弃疾也曾染指，写了不少品位甚高的诙谐幽默词，从而为诙谐词增添了新的光彩和亮色。总之，元祐前后半个世纪的词坛，是多种风格情调并存共竞的繁荣期。其中创造力最强盛、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
十一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坛主将欧阳修去世后，从四川盆地冲出的大才子苏轼在欧阳修生前的大力扶持下继起而执掌文坛。他以文坛领袖特有的胸襟和悍然不顾一切的气魄对词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拓和变革，“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同前）。
词是抒情的文学，苏轼无意于改变词作抒情的文体特性，而是要拓展词的情感领域，扩大词的抒情功能，将只表现“爱情”的词扩展为表现“性情”的词，将只表现女性化的“柔情”的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的词，使词作像诗歌一样可以充分表现创作主体的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境界，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苏轼以后的南宋词坛，主要有两种创作趋向，并形成两大派系：一是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二是注重词艺音律的精严，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强调词的协律可歌。前者是骚人志士的“诗化”词、“豪气”词；后者是知音识律者的“乐化”词、“风情”词。前者以苏轼为宗，主要词人有叶梦得、朱敦儒、向子諲、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戴复古、陈人杰、刘克庄、刘辰翁和金源词人。后者以周邦彦为祖，主要词人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诸人。前者习惯上称为“苏辛”派，后者习称“周姜派”。
周邦彦，作为一大词派的领袖，给后代词人提供的抒情范式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重音律。周邦彦填词按谱，审音用字，十分严格，不仅分平仄，而且严分平、上、去、入四声[2](P66-76)，使语言的字音高低与曲调旋律节奏的变化完全吻合。宋吴文英等作词严分四声，就是以周词为范式；而方千里、杨泽民的《和清真词》和陈允平的《西麓继周集》，严格按照周词的律调音韵赓和作词，字字趋从，声声不异，虽是误入歧途，却也从反面说明南宋部分词人对周词的极端崇拜，奉周词为不可变更移易的金科玉律。
二、重法度。如果说苏轼作词如李白作诗，天才横放，纵笔挥洒，自然流露，无具体的规范可循；那么，周邦彦作词似杜甫，精心结撰，“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周词的法度，集中体现在章法结构和句法炼字两个方面。周词的章法结构，是从柳永词中变化而来。周词像柳词一样长于铺叙，抒情性与叙事性兼融，但他是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穿插[3]，时空结构上体现为一种跳跃式结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使结构繁复多变。后来吴文英词作的章法结构，又从周词变化而出。周词的句法，主要诀窍是融化前人诗句入词，贴切自然，既显出博学，又见出精巧。因其词法度井然，追随者有门径可入，故后来“作词者多效其体制”（张炎《词源》卷下）。
三、言恋情，善咏物。恋情词，并不始于周邦彦，唐五代早已大量存在，但到周邦彦手中，恋情词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自我化，二是雅化。所谓自我化，是变女性中心型为男性（词人自我）中心型。以前的恋情词，失恋的主体多为女性，表现女性对男子的追求思恋；周词中的失恋主体，则多是词人自我，女性已成为他所思所恋的对象。温庭筠等花间词人的恋情词，写的是一种普泛化的恋情，恋爱的双方无确切的指向，恋人是符号化的，如“楚女”、“谢娘”之类，恋情是类型化的。柳永有些恋情词，虽然也是以词人自我为中心，但他所恋的对象似不具体，只是表达对异性佳人的渴望。而周邦彦的恋情词则往往是写词人自我失恋的经历，他的恋爱情事、恋爱对象有具体明确的指向。所谓“雅化”，是指自花间词至柳永词，有些恋情词写得过于直露、失于庸俗轻浮，而周邦彦的部分恋情词，则写得比较含畜、高雅，并且将自己的人生失意融汇入恋情词中，丰富了恋情词的情感内涵。其后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恋情词，也多是写自我的失恋或忆恋离散、去世的情人（多为妓、妾），雅而不俗，其源即从周词中来。周邦彦写的咏物词也比较多，而且善于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情场失恋之苦与所咏之物打成一片，也为后来姜派词人的咏物重寄托开了不二法门。[4]
三、第三代词人群(1110—1162)的新变
第三代词人群，是以叶梦得(1077—1148)、朱敦儒(1081—1159)、李纲(1083—1140)、李清照(1084—1155?)、张元干(1091—1161)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群。其他比较著名的有陈克(1081—1137后)、周紫芝(1082—1155)、赵鼎(1085—1147)、向子諲(1085—1152)、李弥逊(1089—1153)、陈与义(1090—1138)、岳飞(1103—1141)等词人。
这代词人主要生活在十二世纪上半叶徽宗、钦宗、高宗三朝(1100—1062)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由于时代的巨变，他们的创作环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前半生，即靖康之难以前，是在徽宗朝(1110—1125)畸形的和平环境中渡过，生活比较安定适意，大多数词人是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新的时代特色。而此时周邦彦、贺铸等老词人仍占领着词坛。因此，严格说来，第三代词人此时只是做着创作“前期”的艺术准备。
宣和七年(1125)冬，金人在与北宋联手灭辽之后挥师南下侵宋，年底即逼近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兵围攻汴京，在以李纲为首的守城将士的顽强抵抗下，被迫退师。同年底，金兵再度进攻夺取了汴京，俘虏了北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建炎元年(1127)，高宗赵构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可这位乘乱登基的皇帝，不思抵抗，在金人步步进逼之下，渡江南逃，一直被金兵赶到东南的大海上。直到建炎四年(1130)春天，金兵才退出江南，占据着淮河中流以北的中原领土。从此，宋金分疆而治，但战火并未停歇。南渡词人的后半生就生活在这个亡国、战乱时代。战火硝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和创作倾向。他们在建炎南渡以后(1127—1161)的词作，主要是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壮怀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动乱的岁月，苦难的生活，悲剧的时代，铸就了新的词风和词境。
这代词人群人数众多，有词集传世的就有40多人，超过了前两代词人有词集传世者的总和（不到30人）。从词人的角色身份和创作倾向来看，这代词人群可分为三个创作阵营或三种创作类型：
一是愤世与救世的志士词人群。这主要有叶梦得、陈克、朱敦儒、向子諲、李弥逊、陈与义、王以宁(1090?—1147?)、张元干、岳飞和“南宋四名臣”——李纲、李光(1078—1159)、赵鼎、胡铨(1102—1180)等人。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直接或间接地投身过抗击金兵的战斗，如李纲指挥过靖康元年的“汴京保卫战”；张元干为其幕下参谋，也亲冒矢雨指挥杀敌；王以宁在李纲率兵援救太原的战斗中曾生擒敌兵数十人；向子諲转战南北，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与金兵巷战八日；李光、李弥逊、叶梦得先后任地方长官，都建有守城保土之功；岳飞更是战功赫赫的名将；赵鼎任宰相时曾亲临抗金前线指挥；具有“文武全才”的朱敦儒也做过前线军幕的参谋官；陈克晚年投笔从戎，在绍兴七年(1137)的淮西兵变中遇险；胡铨虽未驰骋于战场，却用笔杆子投身于抗金的斗争，上书力主抗战，请斩卖国求和的秦桧，声震朝野（注：以上诸位词人的事迹，除张元干、王以宁、陈克外，俱见《宋史》本传。张元干事迹，可参拙著《张元干年谱》，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王以宁事迹，参拙文《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陈克事迹，参拙著《两宋词人年谱》之《叶梦得年谱》绍兴七年纪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他们都是坚定的抗战派，但因朝廷的主和势力常常占着上风，尤其是在绍兴八年(1138)秦桧专权之后，一味向金人屈膝求和，这批抗战的志士词人更倍受打击迫害，而报国无门。创作上，他们面向激烈变化的时代现实，表现民族的苦难生活，抒发对国事的痛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词风悲壮慷慨，代表着南渡词坛的主流和词史进程的新方向。
二是遁世与玩世的隐士词人群。这有周紫芝(1082—1155)、吕渭老、扬无咎(1097—1177)等人。他们虽然也历经战乱，但时代风云、战争乱离、国家破亡似乎并没有激起他们心底的波澜。他们只是封闭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吟诵着林泉风月中的逍遥自在，词作缺乏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志士词人群在遭受打击、被迫隐退之后，也写了大量的隐逸词。“隐逸”避世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一种流行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也是当时的一种热门题材。不过，志士词人群的“隐逸词”，并未真正忘怀现实人生，而蕴含着压抑与不平之气。隐士词人的隐逸词，则多几分宁静与闲适自得，他们的词风在南渡前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战争乱离似乎既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命运，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创作态度和创作风格。
三是颂世和谀世的宫廷词人群。这有康与之、曹勋(1098—1174)、史浩(1106—1194)、曾觌(1109—1180)、张抡等人。他们或是嬖客、或是内廷宠臣，专门在宫廷里遵命创作，或歌功颂德，或应制献谀，以讨得主子皇上的欢心。这批词人年寿较高，登上词坛的时间也比前两群词人稍晚，他们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高宗朝的后期，并延续到孝宗朝，而与下一代词人辛弃疾等人的创作时代交叉重叠。
此期词坛的发展走向，可以从词人对待苏轼词风的冷热变化上看出。南渡前徽宗朝二十多年的词坛，苏轼颇受冷落。当时的“少年”讥讽苏轼是“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永），则学曹元宠（组）”[5]。南渡词人，也是走“花间”的老路，或是跟着周邦彦等人随声附和。直到靖康之难爆发以后，南渡志士词人群才“重新”发现苏轼，而沿着苏词的“诗化”方向前进，把词当作诗来写，其词可歌却不追求入乐歌唱，重在发挥词的抒情言志功能，从而把一度冷落了的苏轼开创的抒情范式经过充实提高后直接传给后来的辛派词人。
就词史的进程来观察，这个时期是词史的新变期。说其“新变”，是因为南渡词人在南渡以后空前地将词的抒情取向贴近了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视野不再是局限于个体化的情感世界或普泛化的超时代的情感思绪，而扩大到社会化的民族心理、社会心声，加强了词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并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6]。
南渡词坛，是以群体的力量和优势推动着宋词的发展，尚未产生像苏轼、周邦彦那样开宗立派、领袖一代的“大家”，但此时出现的杰出女词人李清照，也足以使南渡词坛放出异彩。
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词作虽只50多首，但几乎首首是“精品”。这种“精品”现象在中国诗歌史上是颇为少见的。她具有天才般的艺术表现能力，能用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最平常的语言准确地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用一两个日常动作细节的勾勒就能传达出人物内心情绪的波动变化。她的语言，具有“清水出芙蓉”般的天然纯净之美，自成一种风格。约略与李清照同时的女词人朱淑真，以其独特的悲剧性体验，充实和丰富了这个时期词的艺术世界。
四、第四代词人群(1163—1207)的辉煌
第四代词人群，是以辛弃疾(1140-1207)、陆游(1125-1210)、张孝祥(1132-1169)（注：历来的词史和文学史，都是把张孝祥和张元干并称，将二张视为同时人。实际上，张孝祥比张元干要小46岁，属于两代人。张元干到垂暮之年，张孝祥才登上词坛。张孝祥比陆游小7岁，比辛弃疾年长8岁，与辛、陆是同一代人。只因他英年早逝，当辛弃疾在词坛初露锋芒时，张孝祥就已离开了词坛。故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张孝祥与张元干等南渡词人是同一代人。）陈亮(1143-1194)、刘过(1154—1206)和姜夔(1155?—1209)（注：姜夔卒年，多依夏承焘先生《姜白石系年》定为1221年。此据陈尚君《姜夔卒年考》（《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束景南《白石姜夔卒年确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等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另有袁去华、刘仙伦、杨炎正(1145-1216)、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和张辑等词人。
这代词人，都是在靖康之难后出生，对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屈辱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他们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孝宗、光宗二朝，是一个号称“中兴”，给人希望最终又令人失望的时代。孝宗刚登基时(1162)，摆出一副与金人决斗的架式，朝野上下，人心大振，给收复失地、一统河山带来了希望。可不久因战败兵溃，孝宗丧失了收复中原的信心，长期坚持固守讲和的战略。“隆兴和议”之后，宋金长期处于“冷战”对峙状态，孝宗及其子孙据守着半壁河山，安心做着向金朝屈膝称臣、半是主子半是奴仆的皇帝。然而，时代的要求、民族的愿望是要恢复失地，夺回中原。应运而生的辛弃疾等一代文武通人，期待着横戈跃马，登坛作将，收复中原，一统江山，可希望渐成泡影，理想最终幻灭。一代英雄豪杰只能虚度青春、消磨岁月。南渡以来已经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词作，自然要表现英雄志士们的情怀和个性。因而，此期的词作，主要是表现英雄们的壮怀理想和壮怀成空后的压抑苦闷。
他们是在南渡词人相继辞世后登上词坛的。他们的创作年代，主要是在十二世纪下半叶。宁宗开禧三年(1207)，词坛主帅辛弃疾含恨去世，标志着这一阶段词史的结束。这个时期的词坛，创作队伍阵营强大，有词集传世的知名词人就有50多位，而且大家辈出，名作纷呈，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规范并存共竞，是两宋词史上最辉煌的高峰期。
从词人的社会角色和身份来看，这代词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像辛弃疾、陆游、陈亮这样有救国壮志且具方略、勇于进取而未获重用、无法施展其文经武略的英雄志士；一类是像姜夔那样的才高名盛而毫无政治地位的江湖名士。刘过虽属江湖名士，词风却与辛、陈相近。
创作倾向上，也壁垒分明。以辛弃疾为领袖的英雄词人禀承苏轼的抒情范式，沿着南渡志士词人的创作方向，写“豪气”词、“诗化词”。他们把词的表现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词不仅可以抒情言志，也可以同诗文一样议论说理。从此，词作与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人生命运和人格个性更紧密相连，词人的艺术个性日益鲜明突出。一人之词，就是一个独特完整的生命世界。词的创作手法，不仅是借鉴诗歌的艺术经验，“以诗为词”，而且吸取了散文的创作技法，“以文为词”。词的语言在保持自身特有的音乐节奏感的前提下，也大量融入了诗文中的语汇。虽然词的“诗化”和“散文化”，有时不免损害了词的美感特质，但此期词人以一种开放性的创作态势，在词中容纳一切可以容纳的对人生、自然、社会、历史的观察、思考和感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创作手段和蕴藏在生活中、历史中的语言，则空前地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作的艺术表现力，最终确立并巩固了词体与五七言诗歌分庭抗礼的独立的文学地位。
姜夔则远承周邦彦写“雅词”、“乐化词”，而自树一帜，与其追随者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等人别成一派，而与辛派形成双峰对峙之势。
中兴词坛，艺术成就最高、创造力最强劲并雄居词史艺术峰巅的词人，无疑是辛弃疾。辛弃疾原是出身行伍的英雄豪杰，本无意于做舞文弄墨的词人。由于历史的颠倒错位，他无法使用刀枪去战场上建立丰功伟业，只得拿起笔杆在词坛上创造辉煌。词史上，他是唯一的一位把自己的全人格、全生命融注在词作中的词人。他的词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完整的、丰富阔大的英雄的词世界，在词境上有着多方面的拓展，在词艺上也有多方面的创造和提高[7]。
辛派词人是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而从东坡到稼轩，其间直接的桥梁则是张孝祥。张孝祥比辛弃疾年长几岁，是南渡词人群与中兴词人群之间的过渡人物。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前后，南渡词坛的李清照、朱敦儒和张元干等著名词人已先后辞世，而辛弃疾到孝宗乾道四年(1168)后才逐步在词坛崭露头角（注：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93年增订本，辛弃疾的第一首编年词，始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此后四年仅有词1首。乾道四年(1168)后词作渐多。）。从绍兴末到乾道中(1161-1168)，词坛上最著名的词人，就首推张孝祥。
张孝祥与苏轼的气质有些相似，都是天才型的诗人，他作诗填词也以东坡为典范。他的名作《六州歌头》，把抒情、描写、议论融为一体，声情激越顿挫，风格慷慨沉雄。其指陈时事的纵横开阖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都直接成为稼轩词的先导。
比辛弃疾年长15岁而创作基本同时的陆游，虽然平生专注于诗歌创作，作词只是“业馀”爱好，但其词作也颇具个性，表现了他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生体验。他的《放翁词》，表现了一位集文士、战士、隐士于一身的放翁形象，展现了一位英雄战士渐变为落魄文士、“无聊”隐士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情怀，丰富充实了词的情感世界。
陈亮也是豪侠，“喜谈兵”，“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宋史·陈亮传》），终生致力于中兴、复仇的大业，51岁状元及第时自称“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陈亮集》卷十七《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他与辛弃疾是志同道合的密友，“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卷四）。他常常用词来表达他的政治军事主张，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和纵横开阖的议论性是其词最突出的特点。
刘过是终生流浪江湖的布衣、游士，既有侠客的豪纵，又有游士的清狂。他词作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自傲自负又自卑自弃、狂放不羁又落魄寒酸的江湖狂士。刘过的《龙洲词》，第一次展现了南宋中后期特殊的文士群体——江湖游士的精神风度、生活命运和复杂心态，具有独特的生命情调和个性风格。
同期的姜夔，也是江湖游士，但比刘过少几分清狂而多几分雅韵。他的词，题材取径较窄，主要是写恋情与咏物，在词境上并无多大拓展，但艺术上却另创新机。
姜夔作词，师法周邦彦。与周相比，姜夔的恋情词又别开生面。他往往过滤省略掉当初缠绵温馨的爱恋细节，而只表现离别后精神上的追求苦恋，赋予柔思艳情以高雅的情趣；又不用艳丽的字面来装饰，热烈的恋情出之以冷峻清雅的笔调，即所谓健笔写柔情，从而形成清刚峭拔而“骚雅”（张炎《词源》卷下）的特质。周邦彦的咏物词，已初步将身世之感和怀人伤别渗透其中，姜夔的咏物词由此深入，更将恋情与咏物打成一片。周词往往是将物态与人情“联合”写之，词中人与物是双向交流；姜词则是把物态与人情“融合”写之，词中人与物同化合一，更显精妙。咏物而别有寄托，是姜词的又一特点，也是对宋末咏物词影响最大的一点。
白石词的语言也独具个性。与周邦彦词相较，周词的语言色泽艳丽，如春日牡丹；姜词的语言色调清幽，似雪中寒梅。周词多融化前人诗句，用的是江西诗派“点铁成金”的方法；姜词则是自铸新辞，吸取的是江西诗派清刚峭拔的精神，改变了历来“婉约”词语言软媚柔弱的原质。
姜词因语雅、调雅、味雅，而被宋末词人奉为雅词的典范。清人汪森《〈词综〉序》即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
五、第五代词人群(1208—1265)的深化
第五代词人群是以戴复古（1167—1243后）、孙惟信(1179—1243)、刘克庄(1187—1269)、吴文英(1207?—1269?)、陈人杰(?—1243)和黄升等为代表的“江湖词人群”。十三世纪上半叶的词坛，基本上是江湖名士的天下。此期词人大多是寄人篱下、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固定经济来源而又名动天下的江湖清客，是以“业文”为生的“专业”作家。
这一阶段，是两宋词史上的深化期。词风走向，分双线发展：一线继承“稼轩风”，沿着辛弃疾抒情自我化的道路继续深化。词作常以“自述”为题，表现江湖名士的行藏出处、意态风神，抒发自我的失意苦闷。他们崇尚抒情的痛快淋漓，而不斤斤计较字工句稳；豪壮之气不足，狂傲之气有馀，有时不免流于粗豪叫嚣，而缺乏辛弃疾那种深沉刚健之美。戴复古、孙惟信、刘克庄、陈人杰等属于此类。另一线则传承、师法周邦彦和姜夔，注重炼字琢句，审音守律，不尚抒情的自由，但求字句的协律典雅。写恋情，状物态，是他们词作的主要题材。吴文英是其代表。
他们生活在朝野上下醉生梦死的“苟安”时代（宁宗、理宗二朝）。自1206年的“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南宋君臣对收复失地、北定中原就彻底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于是心安理得地龟缩在半壁河山，守着“一勺西湖水”，酣歌醉舞，苟且偷安。加之朝廷政治日益腐败黑暗，“绝口用兵”（汪畤《贺新郎·开禧丁卯端午中都借石林韵》），文人士大夫大多丧失了进取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混世、厌世和愤世成为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也是词作中最突出的心理常态。
这个时期词作中的情感世界，有所拓展，表现出了词史上未曾表现过的一种心态——灰心与绝望。
此时的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对民族的命运，还是对个人的前途，大都是灰心绝望。他们深知，“偏安久，大义难明”，清醒地意识到朝廷、社会已是“膏肓危病”，无法救治，“宁有药，针匕具，献无门”（黄机《六州歌头》）。个人的进与退，都无补于社会，所谓“用与舍，徒为尔”（冯取洽《贺新郎》），因而心灰意冷。如果说上一代词人是希望与失望交织，进取与退避并存，那么这一代词人就只有失望和绝望。他们一再表白：“未老心先懒。”（宋自逊《蓦山溪》）“道人识破灰心久。”（宋自逊《贺新郎》）“弧夭四方男子事，争奈灰心也久。”（李曾伯《贺新郎》）“看剑功名心已死。”（王涯《满江红》）心如死灰，是这代词人共有的心理状态。
哀莫大于心死。由于对现实社会和人生前途的灰心绝望，他们转而厌世、混世。厌世的心理，混世的态度，突出地体现在不再追求什么人生事业、社会功名，只求个体生活的清闲自在，在悠闲无所事事中消磨岁月，打发时光。
于是，“闲”，就成为这代词人共同追求的生活目标。陈人杰曾说：“人世间，只‘闲’一字，受用无穷。”（《沁园春》）其他词人也纷纷发表爱闲求闲的声明：“万事全将飞雪看，一闲且问苍天借。”（赵希迈《满江红》）“已没风云豪壮气，只思烟水闲踪迹。”（吴渊《满江红》）“任当年伊吕，谈笑兴王，争恁闲眠野宿。”（韩《洞仙歌》）辛弃疾、陆游等英雄志士为年华的等闲虚度而苦闷焦虑，恨闲恶闲。而这代词人是爱闲乐闲，闲得满足，闲得惬意。所谓“幸得闲中趣”，“乐取闲中日月长”（李曾伯《减字木兰花》）；“这闲福，自心许”（汪畤《贺新郎》）。
灰心绝望的词人，面对病入膏盲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没有完全丧失正义与良知。他们也曾忧时伤世，也曾“提短剑，腰长铗”，寻机遇，觅封侯。但由于未曾进入仕途，未曾参与政治，因此，他们只是“思想”上忧国，而“行动”上不救国，也无法、无力拯救。同样是面对民族危机、社会忧患，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中兴”词人是随时准备舍身投入去拯救国难，有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而这代江湖词人只是期待别人去解忧排难，而把自己定位为“看客”的角色。李曾伯就直言不讳地宣称：“断国谋王非我事，抱孙弄子聊吾适。”（《满江红》）朝廷剥夺了他们进取的机会，他们只能徒忧时，空愤世。久而久之，就混时玩世。心理怪圈，周而复始。
这种灰心绝望、混世厌世的心理，是词史上未曾表现过的崭新的人生体验和心理感受，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它显示出：一向具有责任感、使命感和进取心的宋代知识分子，在黑暗政治的摧残和压抑之下，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发生了怎样的倾斜和裂变。文士们精神的没落和思想的颓废，正是那个时代没落衰败的深层体现。
这个时期，艺术上最富有创造性的词人是吴文英。吴文英与姜夔、周邦彦的创作倾向基本一致，而又各具面目。从周到姜、吴，艺术上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周词的语言色彩浓丽，姜词反之而趋于清冷淡雅，至吴文英又返归于秾艳。周词的意象结构稠密，姜词反之而疏朗，吴文英又复归于绵密。吴文英似乎有意要越过“近宗”姜夔而追随“远祖”周邦彦，以建立与时代相近的前辈姜夔不同的艺术风格。
吴文英词的艺术个性，集中体现在语言和结构两个方面。他的语言，富有强烈的色彩感、装饰性和象征性。他喜欢用生僻的字眼和冷僻的典故，语言的搭配和字句的组合往往打破正常的语序和逻辑惯例，造成一种极典雅、极含蓄的艺术效果，有时则流于晦涩难懂。章法结构上，则按照类似于“意识流”的方式，把不同的时空场景浓缩杂糅在同一时空中；或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奇特的联想，把实有的情事与虚幻的情境错综叠映，使意象扑逆迷离，意境朦胧复杂。
吴文英的词因过于朦胧含蓄，因而只能在文人雅士的圈子内流传，而很少在民间大众中传唱。由于失去了广大的接受消费者，词也就逐渐失去了她在现实文化生活中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随着社会文化消费市场对词的冷落，词作命运的没落也就为期不远了。
六、第六代词人群(1252—1310)的融合（注：之所以将第六个阶段的“亡国时代”延伸到了元朝的大德年间，是因为张炎等遗民词人生活到了那个时期。如果以1279年宋亡为界划断，那么，张炎等人后半生的词创作，就无法纳入到宋代词史中来。历来研究宋词者，也都习惯把张炎视作宋代词人。张炎既然是“宋”人，他又生活到了元初，所以宋代词史的分期下限就不能完全按政治史的分期、不能依王朝的更迭时限来划定。）
第六代词人群，是以周密(1232—1298?)、刘辰翁(1232—1297)、王沂孙、张炎(1248—1331?)、蒋捷等为代表的“遗民词人群”。
他们生活在十三世纪下半叶宋末元初的“亡国”时代。1258年，蒙古大举侵宋，攻取四川，随后向两湖逼进。从此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273年，蒙古兵经过四年的围攻，攻破南宋王朝的屏障襄阳城后，迅速挥师夺取江南，一路势如破竹，南宋军队往往不战自溃。1276年，宋太皇太后谢氏向元蒙进奉降表，献上都城临安，南宋王朝宣告灭亡。虽然文天祥、陆秀夫等民族英雄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抗元，让南宋的年号延续了三年，但狂澜既倒，无力回天。1279年，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跳海就义，文天祥则兵败被俘。从此，赵宋江山改由元蒙统治。“遗民”词人就生活在这个腥风血雨、战火连绵的时代。
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情况来看，刘辰翁、周密等新生代登上词坛的时候，上一代词人刘克庄、吴文英等仍活跃在词坛，刘、吴等词人直到宋亡前夕才辞世。而刘辰翁这代词人的创作主要是在宋亡以后。南宋灭亡时，刘辰翁、周密、文天祥等已年过四十，蒋捷、王沂孙年岁大略相仿，张炎接近而立之年。除文天祥在1282年英勇就义外，其他词人在元蒙统治下做了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的“遗民”。张炎就活到了元英宗至治(1231-1233)年间。所以把这代“遗民”词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代群来看待。
遗民词人群的创作也可以分两个营垒：刘辰翁、文天祥、罗志仁、邓剡、汪元量和蒋捷等人属于辛派后劲。只是由于身处亡国时代，除文天祥之外，他们大多没有辛弃疾那种豪迈雄武之气，词作是敛高调，成悲凉，低沉的悲哀之音多于高亢的悲壮之调。周密、王沂孙、张炎和陈允平、仇远等则属于姜夔的后继者，继续填写那音律精严的“雅词”。只是他们的雅词多了些亡国的哀思和更浓重的悲剧意味。
由于身经时代的巨变，跨越宋末元初两个时代，遗民词人的创作也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登上词坛的时候，正值外敌凭陵、“国脉危如缕”的亡国前夕。国内朝政日益黑暗，贾似道当权，竭力压制“忧边”愤世的言论，使得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贾氏又用利诱软化手段，销磨尽了一代志士的豪气。时人赵必晫《齐天乐》词即说：“东南半壁乾坤窄，渺人物，消磨尽。官爵网罗，功名钓饵，眼底纷纷蛙井。暮更朝令，
格了多少，英雄豪俊。”因而，这代词人对人生、社会比其前辈更灰心绝望。周密《隐居》诗曾说：“事有难言惟袖手，人无可语且看山。”（《草窗韵语》卷四）国事难言也不能言，言则得罪，干脆不言不说，故而连蒙古兵夺四川、侵两湖、下襄阳、逼江南这样惊天动地的事变，他们仿佛置若罔闻，词中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有一位不知名的“业馀”作者杨佥判写过一首《一剪梅》，反映“襄阳四载弄干戈”而“朱门日日买朱蛾”的现实，算是唱出了一点愤怒之声。
这代词人，大多出身豪门贵族，与其前辈江湖谒客的“寒士”身份不同。作为青年贵族雅士，他们可以不做官，不入贾似道的牢笼，而有的是钱财，有的是闲暇，于是“把笙歌恋定西湖水”（王奕《贺新郎》），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把自我封闭在与那乱世、浊世相隔的贵族“沙龙”里，讨音论律，赠答唱和，描摹风月，把那“西湖十景”等名胜景致一一品题，给这风雨如磐、大厦将倾的时代和绝望而无聊的人生增添一点高雅的艺术情趣。
直到1276年都城沦陷，国家破亡，战火烧到家门口，他们被卷入难民潮，风雅的生活、枯寂的心境被打破，才幡然易辙，用词来抒写亡国的悲恨、故国的哀思和流离的痛苦。抒情取向才面对那悲剧时代、苦难人生。就在这一年，刘辰翁写出了《兰陵王·丙子送春》，感叹“人生流落”，国亡“无主”；唱出了《唐多令》（明月满沧洲），为“青山白骨堆愁”而哀伤。
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南渡词人早有表现。而这批“遗民”词人与南渡词人不同的是，复国中兴已完全没有了希望，文天祥、陆秀夫抗战的悲剧结局早就粉碎了他们任何复国的幻想。马廷鸾《齐天乐·和张龙山寿词》说得明白：“弱羽填波，轻装浮海，其奈沧溟潋滟。”“填海”救国不可能，“浮海”逃避也不可得。莽莽乾坤，都是“铁马蒙毡”。因而遗民词人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包含着无可奈何的绝望，而缺乏南渡词作那种抗争精神，只有低沉的哀吟，而无高亢的怒吼。同时，身为遗民，也不能像南渡词人那样直接坦露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而只能是暗中饮泣，所谓“寸肠万恨，何人共说，十年暗洒铜仙泪。”（赵文《莺啼序》）用曲折委婉的方式，比兴象征的手法，含蓄地表达深沉的亡国痛楚。他们或者通过对节序时令的感慨，或者通过咏物来寄托那不能直说却不得不吐的亡国悲恨。所以，这个时期节序词、咏物词特别多，并出现了托意遥深的咏物词专集《乐府补题》。有亡国恨而不能直接宣泄，不能放声痛哭，更增加了这代词人心境、词境的悲剧性和苦涩味。
从词史的流变看，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情感，倒是他们在流离飘泊中对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的体验给词的情感世界注入了新质。
战乱后飘零，是这代词人都有的经历；“飘泊情多”、“飘零多感”（王易简《酹江月》），是他们最突出的人生感受。伴随飘泊感而生的是无家可归的茫然感和危机感。流浪途中，“天惨惨，水茫茫。”（刘辰翁《江城子》）他们渴望回到故乡，然而“我已无家”（刘辰翁《江城子》）。“欲归无路”（刘辰翁《莺啼序》），于是深沉地浩汉：“故园一望一心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蒋捷《一剪梅》）
飘泊流浪，生活无着，自然是饥寒交迫。蒋捷多次表现过这种生活体验。他时常“枯荷包冷饭”，“东奔西走”（《贺新郎》），有时“断髭冻得成虬”（《木兰花慢》）。刘辰翁也感叹：“朝饥讥午，寒炉拥雪，岁晚寒辛。”“被那穷鬼揶揄数得真。”（《沁园春》）陈著也曾为“穷愁”感慨：“无生可谋。奈浑家梦饭，谷难虚贷，长年断肉，菜亦悭搜。”（《沁园春）亡国前生活的豪华温馨与亡国后生活的寒酸困顿，构成了强烈的心理反差。个体生存的困境、悲凉凄苦的心境与难以割断的亡国之恨交织，构成了这个时期词作独特的词境。
从总体上看，这代词人在词艺和词境上没有多少开拓和创新，只有融合和深化。辛派后劲刘辰翁、将捷、汪元量等人的部分词作，曲折哽咽，吸收了姜夔、吴文英词的长处。而张炎、仇远诸人也并非死守周邦彦、姜夔的艺术法则，对苏轼、辛弃疾也有所借鉴。他们的词雅丽而不失清疏明快，与周词的秾艳密丽、姜词的清刚峭拔有所不同。两派互有倾斜和渗透。就个体而言，这代词人中艺术成就较高、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王沂孙、张炎和蒋捷。从词史的进程来看，这个时期，既是多种词风的融合期，也是词史高峰状态的结束期。
[收稿日期]200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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