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艺美学思想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美学论文,文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位文学大家，王蒙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至今，我们对王蒙的研究基本只是局限在他的小说等文学创作成就上，很少对他其他方面的成就进行研究，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次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与《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王蒙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研究王蒙的文艺思想非常必要，因为王蒙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文艺经验和理论心得，这些经验和心得饱含着王蒙许多精到的文艺美学思想，现在是到了该认真总结研究的时候了。总结和研究王蒙文艺美学思想对丰富我们共和国文学理论宝库肯定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迄今为止，王蒙直接阐述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基本收录在他的10卷本《王蒙文集》的第6卷、第7卷中，另外还有2003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接纳大千世界》、1996年9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我是王蒙》、200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2003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王蒙谈小说》等著作中，也有关于文艺思想的杂谈。不过，除了这些之外，王蒙的文艺美学思想是贯穿在他整个文学创作之中的，在他的小说、散文、诗歌，特别是他的对《红楼梦》、李商隐的学术研究中。实际上，王蒙的文艺美学思想也是自成体系的，梳理这样的体系需要时间、阅读的广度以及一定的篇幅，因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篇幅内，只能对王蒙文艺美学思想进行一些管窥式的散点透视，故曰“散论”。
杂多的统一原则
杂多的统一原则是王蒙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杂多，这是一种开放性”。[1](P266)开放性就是包容，就是兼收并蓄，就是平等民主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杂多”又是多元的，交往的，承认差异和特殊性的博大的胸怀。那么“统一”呢？“统一”在王蒙看来，“指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走向，价值判断的原则和交流互补的可能性。随风倒，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蝇营狗苟，不负责任，机会主义，都是不可取的”。[1](P267)可见“统一”就是在一种统一的价值原则下，把“杂多”整合为有机整体的一种状态。统一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统一就是摒弃相对主义也不要绝对主义。所以，“杂多的统一”就是有规范的开放，是一种把握好“度”的平衡原则，中庸原则。王蒙一生喜欢大海，大海形象地体现了王蒙“杂多的统一”原则。大海的杂糅性、包容性、整合性乃至超越博大性都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的美学原则贯穿在王蒙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的创作方法乃至文学文体多样性等看法上。
在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看法上，王蒙主张文学多元性。在《文学三元》这篇文章中，王蒙认为“文学正像世界一样，正像人类生活一样，具有非单独的、不只一种的特质”。[2](P323)文学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学作品实际上往往是作家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思潮、社会集团利益、社会生活的需求或社会发展变革的趋向的影响下，即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用下，向广大社会公众的一个发言，一个‘公报’。它是面向社会公众的诉说、报道、记载、吁请、辩解、提醒、透露、劝诫、激发、声明、宣传”。“非社会性，恰恰是社会性的一种表现，正像不上色也是一种颜色，休止符也是一种标音符号，独身也是一种婚姻生活方式一样。”[2](P323)在此，王蒙把文学的社会性看做是一种根本的存在，而把文学的非社会性思潮也做了一个澄清。其次，文学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的范畴相比较，文化现象可能是一个更加广泛却也更加独特，更加稳定却也更加充满内在与外在矛盾冲突的范畴”。第三，“文学又是一种生命现象”。“文学像生命本身一样，具有着孕育、出生、饥渴、消受、蓄积、活力、生长、发挥、兴奋、抑制、欢欣、痛苦、衰老、死亡的种种因子、种种特性、种种体验。这当中最核心的、占一种支配地位的，是一种窃称之为‘积极的痛苦’的东西。”[2](P330)何谓积极的痛苦？王蒙认为，是指与生俱来的一种积极的痛苦。“生是痛苦的，死也是痛苦的，饥饿是痛苦的，爱情也常常是痛苦的，觉得自己还幼小、还不如别人是痛苦的，觉得自己付出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生命许多的代价终于成熟起来终于有所作为也是一种难言的痛苦。”[2](P330)这种痛苦因为是与生俱来的，因而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痛苦也将存在。
王蒙在这里把文学的本质规定为多元的，就避免了对文学单一的绝对化的界定。然而，文学这三元并不是散漫无序的，而是杂多的统一：“文学的这三个棱面，统一于作为文学主体与客体的‘人’身上。什么是人，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是有生命有生有死的人。许多情况下，对文学的这三个棱面的有所侧重、有所忽略乃至抹杀，造成了种种创作上和主张上的歧异与冲突。”[2](P331～332)王蒙的这篇写于1987年的文章，显然是有感而发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界对文学时而强调其社会功能，时而又强调其非社会功能，时而强调文学的文化功能，时而又强调文学对自身的回归，这些强调各执一词，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最近有关纯文学的讨论就是一例。李陀等在《上海文学》上对纯文学的反思，主要是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低迷现状而试图寻找缘由的努力。之后不断有人提出文学不景气的根源在于纯文学观念，或者说是文学向内转惹得祸，因此文学亟需向外转，并把《中国农民调查》看作真正的文学。[3]这种忽左忽右的状况正是王蒙所担忧的。
在对文学创作方法问题上，王蒙同样主张杂多的统一。王蒙说：“在艺术形式上，在小说的写法上，我正在做一些试验、探索。这些试验和探索丝毫不具有排他的性质。即使我自己，在写作《夜的眼》、《春之声》的前后，还写了《悠悠寸草心》、《说客盈门》。何必那么绝对，称赞、欣赏一种写法，就必定否定、排斥另一种写法呢？文艺创作上的排他，往往会成为百花齐放的一大障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甚至一个人也可以一专多能，程咬金还有三板斧呢，一个作家多搞它几板‘斧’，又有什么不好呢？”[4](P61)这里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就是提倡“杂多”，提倡多元并举。但多种方法的运用也不是大杂烩，而是杂多的统一，是将多种方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方式。之所以如此，主要体现了王蒙反对绝对化，反对独断的思想。王蒙说：“百花齐放的政策是各种风格和流派的作品进行自由竞赛的政策。萝卜茄子，各有各的爱好是很自然的，因为爱吃萝卜就想方设法去贬低茄子，却大可不必。在艺术手法、艺术趣味这种性质的问题上，‘党同’是可以的和难免的，‘伐异”是不需要的、有害的。只要方向好、内容有可取之处，我们就应该让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要党同好异，党同喜异，党同求异。没有异就没有特殊性，就没有风格，就没有流派，就没有创造了。”[5](P119)在对文学文体问题上，王蒙一直提倡文体的多样性。王蒙本人就是一个文体家。他的创作尝试过多种文体，他不仅写小说、散文，还写诗，写评论，写学术论文，而且他的小说体现出多种多样的文体风貌，对此笔者在拙著《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一书中，有过一定的概括，在此不赘。[6]
实际上，杂多统一原则不仅是王蒙的文艺美学思想，而且也是王蒙哲学思想和世界观在文艺问题中的体现。在王蒙看来，世界本身就是一种杂多的统一，没有杂多，就没有世界，同样没有统一世界也将无法存在。杂多与统一是不可分离的。讲杂多可以避免任何形式的绝对化与独断论，讲统一又同样可以避免过分的相对主义。有人认为，王蒙是一个坚定的反绝对化、独断论者，因而就想当然地认为王蒙是相对主义者，这其实也是绝对主义的思维。而实际上，王蒙既反对绝对主义，同时也反对相对主义。正像我在前面说到的：“统一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统一就是摒弃相对主义也不要绝对主义。所以，杂多的统一就是有规范的开放，是一种把握好‘度’的平衡原则，中庸原则。”不偏不倚、不即不离，博大包容，中规中矩，规律和谐，平等民主，原则宽容才是王蒙杂多统一的本质。
广泛真实性原则
广泛真实性原则也是王蒙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的真实性不同于廉价的外在真实性，它的丰富、复杂、包容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全面呈现。早在1980年王蒙在谈到真实性问题时就说过：“在恢复了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传统以后，我们不能满足于表面的和外在的生活记录，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艺术想象，更多的艺术探索，更强烈的艺术个性，更多样的艺术手法。我们要忠实于真实，我们还要敢于和善于突破那些表面的和外在的真实的硬壳，我们要更加大胆、更加巧妙地去创造一个艺术世界、精神的境界，为社会主义的创业者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鲜、营养丰富而美味可口的精神食粮，以提高和扩展读者的眼界、趣味、欣赏水平和情操，以感染、慰藉、净化、强化和震撼读者的灵魂，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人”。[7](P60)在这里王蒙把真实性界定为外在真实性与内在的精神的真实性的总和，其中充满着对创造性的推崇，这就避免了我们过去机械地对真实性的理解。在机械反映论猖獗时期，所谓的真实只是外在的真实，这种真实观抹杀了内在精神真实性，抹杀了创造性，在看似真理的幌子下，走向了更大的不真实。因为这种真实观，实际上是对生活的一种提纯，一种蒸馏，一种取舍，一种人为的条理化、简单化。而生活本身并不是一种纯净的蒸馏水，一种有序的、条理的、充满戏剧性的必然性的组合，而是一种混沌的、广泛的、充满杂质的、芜蔓枝杈的偶然性的“堆砌”。对于这样的复杂的生活，如何把它的真实性表现出来，是每一个艺术家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其实，运用语言进行叙事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行为，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的存在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8]这说明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质。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梦”，它是虚幻的但又是实在的，是作为现实支撑物的幻象，“意识形态作为梦一样的建构，同样阻碍我们审视事物、现实的真实状态。我们‘睁大双眼竭力观察现实的本来面目’，我们勇于抛弃意识形态景观，以努力打破意识形态梦，到头来却两手空空一无所成。作为后意识形态的、客观的、外表冷静的、摆脱了所谓意识形态偏见的主体，作为努力的实事求是的主体，我们依然是‘我们意识形态梦的意识’”。[9](P67)齐泽克在这里所说的实际上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像无意识一样没有历史”的观点是一致的。既然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的、虚幻的梦的建构，而它又是现实的、无所不在的存在，那么作家对世界的观察选择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察选择，因而作家所行使的语言叙事行为就是一种话语权力。以这种话语权力对世界对生活的选择就是一种对世界对生活对象的取舍。这种取舍伴随巨大的危险，就是很有可能把原本丰富复杂的、多元并存的、客观真实的生活世界简单化、一元化、主观化。王蒙对此有着足够的警惕。他在对张洁的小说《无字》的批评中，呼吁作家要慎用话语权力：“整个作品是建造在吴为的感受、怨恨与飘忽的——有时候是天才的，有时候是不那么成熟的(对不起)‘思考’上的。我有时候胡思乱想，如果书中另外一些人物也有写作能力，如果他们各自写一部小说呢？那将会是怎样的文本？不会是只有一个文本的。而写作者其实是拥有某种话语权力的特权一族，而对待话语权也像对待一切权力一样，是不是应该谨慎于负责于这种权力的运用？怎么样把话语权力变成一种民主的、与他人平等的、有所自律的权力运用而不变成一种一面之词的苦情呢？”[10]在这里，王蒙主张的是以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宽容的态度面对写作对象，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世界的多元化理解。面对世界的复杂多元，作家的取舍无论如何都将是一种语言的暴力行径。笔者在拙著《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中对王蒙小说中大量出现的闲笔进行了研究，认为王蒙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才大量使用闲笔的。他的闲笔是一种努力使世界、使生活对象立体化、丰富化、多元化的尝试，是广泛真实性原则的实践。从这一意义上说，闲笔也是一种并置式语言。闲笔在叙述中所插入的任何东西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恰恰是闲笔，才使被纯化、条理化了的生活获得了毛茸茸的质感。[11](P44～45)
王蒙的广泛真实性原则不仅包括外在世界的全部复杂性，实际上也包含了内部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在某些情况下，人的内部世界甚至比外部世界还要真实，还要丰富，尤其是在今天。我常常想，现实究竟是如何来的呢？或者换句话说现实究竟是如何存在的呢？现实无疑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着，不过我们是如何感知现实的呢？一是观察，二是间接获得。今天我们对现实感的获得，主要依赖于互联网、电视、报刊等现代媒体，而这些媒体实际上又以无与伦比的霸权，生产着现实，制造着现实，从而影响、规定着我们的现实感。因此，在我们今天，内心的精神现实可能更真实。因为，内在真实是以良知的形式呈现出来，它可以剔除许多外在现实被意识形态过分遮蔽的部分，从而还原了作家对广泛真实性的穿透力、领悟力，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王蒙对广泛真实性的提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混沌原则
混沌原则也是王蒙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蒙在对《红楼梦》的解读中，就不断提到“混沌”，认为《红楼梦》的混沌是一种“伟大的混沌”。《红楼梦》在文学性质、在题材、在思想、在结构等方面都体现出“混沌”的特点。
首先在文学性质方面：《红楼梦》既是一部写实的作品，又是一部虚构的作品；既有客观的色彩又有主观性很强的描写，甚至还有幻化的描写。所以，王蒙不无调侃地说：“曹雪芹那个时候文艺理论并不发达，他也不知道现在的这么多名词儿，这主义那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新潮派、新小说派，他没有受到这些分类学的分割，只是把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感受浑然一体地表现出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这恰恰是作者的优越处。”[12](P183)
其次是题材的混沌：“《红楼梦》在题材上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是一种全景式的立体描写，尽管它写得淡，时间空间的范围不是很宽，但它写得深刻。写了好几百人，写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红楼梦》从整体性上反映社会生活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复杂得多，这也造成了对它的题材认识上的众说纷纭。这也是一种混沌。”[12](P188)
再次是思想的混沌：“我们确实很难给《红楼梦》的思想归一个类。道家的思想？佛家的思想？存在主义？阶级斗争？民主主义或民主主义的萌芽？我们很难下一个简单明确的结论。因为这部书并不着重表达一种思想、一种价值观念，它着重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经验，是一种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感情生活的体验和对这样的经验和体验的种种的慨叹。”[12](P190)
第四是结构上的混沌：“《红楼梦》许多地方都可以独立成章，它可以被切割，这有点像黄金的性质，具有可切割性。”[12](P192)“这样，《红楼梦》的人物之间就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也是模模糊糊的不清不楚的映比关系。”(12](P192)由此可见，《红楼梦》的混沌是全方位的自然而然的混沌。王蒙在此借《红楼梦》来阐发自己对混沌美的见解，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创作审美追求的一个夫子自道。
事实上，混沌美不完全是一种技巧，而主要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领悟的结果，因此混沌美的基础是“真正的写实”。所谓“真正的写实”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混沌的写实，一种无选择的“广泛的真实性”。用王蒙的话说就是一种“迷失”：“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在他的人生经验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的迷失。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体会太丰富了，他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他走失在自己的人生经验里，走失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的艺术世界就像一个海一样，就像一个森林一样，谁走进去都要迷失。”[12](1193)迷失，就是说作家没有简单地剪裁生活，选择生活，而是和盘托出、杂糅并包，就是把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混沌不是糊涂，混沌是欲说还休，是一言难尽，是矛盾重重，混沌实际就是一个作家对生活无法穷尽的困惑和悖论。其实，混沌也是我们阅读王蒙小说时的感觉。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青狐》，王蒙的丰富的人经验与生命体验使他的作品充满深刻的矛盾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纪实与虚构的矛盾、前瞻与怀旧的矛盾、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等都集中体现于王蒙的作品中。[13]矛盾性是混沌美的内在根源，越是生活经验丰富、思想深刻的作家，就越是矛盾深重。王蒙的体验、王蒙的矛盾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朦胧混沌的样态。
语言观
也许是作家的缘故，王蒙对语言是极其敏感的。他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身体力行，而且在多种场合讲过语言问题。在《读书》的《欲读书结》栏目中，王蒙写过好几篇谈语词的文章，比如《东施效颦话语词》、《再话语词》、《符号组合与思维的开拓》，另外还有《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还有他在多处演讲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等，都在谈论语言的多义、独立，以及语言(话语)权力问题。王蒙说：“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是语言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便成为一个愈来愈独立的世界。它来自经验却又来自想象，最终变得愈来愈具有超经验的伟大与神奇了。它具有自己的规律法则，从而具有自己的反规律反法则(即变体)的丰富性、变异性、通俗性与超常性。它具有组合能力、衍生能力——即繁殖能力。它被人们所使用，却最后又君临人世，能把人管得服服帖帖”。[14](P300)在这里王蒙对语言的理解暗合了西方20世纪语言论转向以后的索绪尔、海德格尔甚至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观点。王蒙有一篇小小说，题目叫《符号》，我们不妨抄录一下：
老王的妻子说是要做香酥鸡，她查了许多烹调书籍，做了许多准备，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做出了所谓香酥鸡。老王吃了一口，几乎吐了出来，腥臭苦辣恶心，诸恶俱全。老王不好意思说不好，他知道他的妻子的性格，愈是这个时候愈是不可以讲任何批评的意见。但他又实在是觉得难以忍受，他含泪大叫道：
“我的上帝！真是太好吃了呀！”
(他实际上想说的是：“真是太恶劣了呀！”)
“香甜脆美，举世无双！”
(实为：“五毒七邪，猪狗不食！”)
“啊，你是烹调的大师，你是食文化的代表，你是心灵手巧的巨匠……”
(实为：“你是天字第一号的笨嫂，你是白痴，你是不可救药的傻瓜！”)
……老王发泄得很痛快，王妻也听得很受用。老王想，轻轻地把符号颠倒一下，世间的多少争拗可以消除了啊。[15](P10)
在这里王蒙告诉我们的是作为符号的语言的彰显与遮蔽功能。口是心非、言不尽意，说出的与遮蔽的一样多，就像穿衣是为了遮蔽身体，同时也彰显了身体一样。说出的不是重要的而沉默的才是重要的，所以阿尔都塞与马歇雷才提倡“症状阅读”。拉康提出“人是说话的主体而非表达的主体”。所有的这些理论，王蒙不都涉及到了吗？王蒙在经验中的确已经深入到了语言的堂奥中去了。甚至已经突破了工具论的语言观，进而深入到语言的本质中去了。在《踌躇的季节》里，王蒙对出席文代会的钱文在会上慷慨陈辞一番之后，有一大段对语言的反思：
许多年以后，钱文回忆起这一段仍然深感惊异：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声学或者生理学现象了呢？也许这里边还有语言学的问题？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那确实是他在说话吗？当一个人不说话的时候，他确实是不说话吗？一个人不想说话却发出了声音和一个人想说话却没有发出声音，这样的事情也是可能的吗？那一天他们这个组的作家确实说了话了吗？每个人是都在说自己的话呢，还是一个人通过大家说自己的话呢？一个人不说话的时候他确实是没有说话吗？说话必须是有规范有词汇有语法有句法就是说有主语有谓语有宾语有标点符号的吗？如果什么都没有那还能算做说话吗？他钱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学会了说话，什么时候忘记了怎么说话的呢？动物不会说话吗？还是仅仅不会说假话？哑巴出怪声算不算说话？动物是不是也有功利主义的语言？至少是猫，它为了食物可以说出多么动听的招人怜爱的话来呀……[16](P272)
这难道不是王蒙的语言哲学的宣言吗？王蒙从生活中所体悟出来的对语言的深刻理解，浸润着强烈的现代意识乃至后现代意识。政治话语情境中的失语与不得不语，面对权力和功利主义的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牛唇不对马嘴，甚至是胡说八道，不都表现出人对语言的无能为力吗？究竟是人在说话还是话在说人呢？那个慷慨陈辞的钱文是真的钱文吗？在这里王蒙的困惑正是现代人的共同的困惑，语言的实质正是它的自足的自我指涉功能。语言是一种话语，它是自成体系的价值评价系统，面对这一强大的系统，人只能作为角色代为发声，因此，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言说在本质上说只能是语言自己说。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由于语言之本质即寂静之音需要(braucht)人之说，才得以作为寂静之音为人倾听而发声”。[17](P1001)王蒙对语言的哲学体认，使他表现出了超出同时代人的深刻。
2006年9月16日于石家庄
2007年1月15日改定
标签：王蒙论文; 文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文艺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红楼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