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意识形态及其功能
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体系，这种思想信念体系通过一系列理论概念符号的特定结合，来论证某种体制与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实现特定的理想目标的途径的合理性。
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承担着论证统治阶级或执政党的合法性、政治凝聚、动员社会成员实现共同目标等功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精神生产的产物，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政治学者莫斯卡也说：“统治阶级不是仅仅通过已经拥有权力这一事实来使其权力正当化，而是试图为之寻找一个道德与法律基础，把它表现为人们通常认可和接受的原则与信仰的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②以上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或统治阶级的道德与法律基础，在政党政治中就是指政党的意识形态。就是说，统治阶级或执政党会寻找和发展某种意识形态理论，为本阶级或政党成员提供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上的指导，而且会把代表该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为全社会的价值目标，从而为其存在、执政以及政党行为提供合法性的辩护，并使整个社会成员具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行动。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力量之所在。特别是当社会处于转型期或面临危机时，意识形态的这些功能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意识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是合二为一的，且全面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三者事实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功用，远比西方多党制国家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要得多。中共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
二、改革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发展
改革以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群众运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一系列理论概念结合而成。这种主要强调革命性和斗争性的意识形态，妨碍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也使党陷入政绩困局。1978年后邓小平创立对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具有论证和动员功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看做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型，即改造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以适应中国改革的新环境。
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面对一个巨大的难题，即与原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矛盾。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谈论社会主义，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本质上是与改革前的“革命意识形态”相矛盾的，后者虽然完全不适应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新环境，但并不缺乏意识形态依据或教义支撑。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③。这些“框框”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神圣化。许多妨碍生产力发展、不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东西，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因此，改革开放必然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中，这两个“主义”居于核心和支配地位，建构对改革开放具有论证和动员功能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回避而且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改革启动后，邓小平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指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④，“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⑤。而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改革开放的任何尝试都将因为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撑而难以为继，而长期受传统意识形态影响的广大党员群众，也会在思想上无所适从。
邓小平采取的基本战略是，一方面强调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老祖宗”，也不能放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对什么是我们要坚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了现实主义的创造性解读。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⑦“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⑧这样的解释，既保持了既有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又创造性地发展出具有很强解释力和包容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以之为新时期市场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路线作理论论证。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具有指导和规范价值的东西，仍然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但已不再是抽象的存在。换言之，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不再被当作教条而是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强调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在当代中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不再被认为只有一个模式而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相对于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而言的)，强调在当代中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也不再被当作现实的目标而是未来的理想，必须把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发展出了一套内容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话语，如“中国式的现代化”、“改革开放搞活”、“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共同富裕”、“小康目标”、“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等等，这些都被概括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这个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凝聚共识、开拓前进的旗帜。
这样，在创造性地利用原有意识形态资源并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进行创新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从革命意识形态到改革意识形态转型的“软着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和中共执政意识形态重建的第一个成果，也为随后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标识的意识形态发展提供了框架或创新平台。
作为新时期意识形态创新的第二个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⑨，同时强调要不断与时俱进，推进意识形态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在于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三大目标和任务，视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中国，对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以之为使命的执政党就具有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前提。此外，“三个代表”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具有丰富的包容性，也为执政党与时俱进地确定党在不同时期的方针与目标提供了可能。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三个成果，其核心以人为本、好快结合和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既符合当今世界基于发展的反省后形成的主流发展观，又具体化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或执政理念，很容易引起人民的意识形态认同。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依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并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借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可以预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科学发展观既然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涉及执政有效性和绩效合法性的关键问题，并将之上升到“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其意义就不仅仅是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更是中国共产党朝向建构具有普适意义的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创新，也必然成为长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
十七大报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创新的三大成果进行了理论整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标志着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之建构基本成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逻辑
意识形态体系具有整体性、内在逻辑的严密性，以及组成意识形态的各个概念元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性等特点。这也是意识形态体系建构的基本要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否符合意识形态体系的规范要求？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
首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虽然分别产生于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但三者回答的主题是同一的，即都是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理论主题，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而展开。换言之，这三个理论都是对改革开放新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都属于一个理论范畴，广义上它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其次，三个理论内在的有机联系性非常紧密。其一，它们具有共同的理论前提即马克思主义，同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之“脉”，即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三个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科学回答，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同时，它们又都体现了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二，三个理论在理论的发展脉络上具有历史继承性，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间的本源形态与派生形态的关系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奠基性、本源性或原创性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派生性或展开性的理论，前者是“源”，后者是“流”。由于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面对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也没有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虽然都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成果，但总体上仍属于具体阶段具体理论的提升和创新，尚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的变革或突破，发展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理论形态。
第三，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整合起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名称统括之，既恰当地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已有的全部创新理论，也符合意识形态概念的简洁性、鲜明性和精致性要求。而且这个名称同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相一致，便于广大民众理解和掌握，有利于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活动等意识形态建设要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值得指出的是，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性概念，并且界定了这个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但十七大后修订的党章并没有反映这个理论创新。新党章的两处相关表述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基于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的逻辑严密性、简洁性和鲜明性之要求，建议在党章中统一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理论体系)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一表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容量和创新空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大概念的创立，提供了一个宽展开放的意识形态平台，使之能够不断吸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一个有更大包容性或理论容量的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就没有止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我们必然还会有很多的理论创新，这些来自于实践又被实践所检验的创新理论都可以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既是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基本成型的标志，也是意识形态创新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空间，一是来自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有领袖人物的理论创造，但更主要的是从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包括自发的实践)产生的新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后者是30年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12)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说：“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13)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经验的概括，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在理论创新上的运用和发展。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14)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必然还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因此给予人民实践(包括自发性实践)的空间越大，理论创新的空间就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会越来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二是来自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放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体现时代潮流、世界视野与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体现差异化、多元化和本土化的特点。执政党意识形态应当具备包容性和建设性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一种吸纳了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文明和发展模式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生命力不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行进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能以开放的姿态汲取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例如，现代市场经济是20世纪人类社会在经济制度方面创造的最大文明成果之一，中国大胆吸取和借鉴这一重大文明成果，并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坚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这个学习和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丰富。民主政治也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的重大文明成果，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成熟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志。借鉴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大胆学习、理解、吸取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获得新的创新空间。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喻成大海，海纳百川，才会奔腾不息，永不枯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形态，成为凝聚中国人民建设幸福美好生活的动力；它为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大胆探索，不断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留出了巨大的空间；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需要这种足够大的空间。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②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③④⑤⑥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63、137、63、213、292页。
⑨⑩《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538页。
(11)《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12)参见孙代尧：《渐进改革与制度演进——解读中国改革的一种视角》，《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3)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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