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传灯录》宋元刊本叙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德论文,刊本论文,宋元论文,传灯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景德传灯录》为北宋真宗朝吴僧道原所作之禅宗灯史。其书辑录自过去七佛，及历代禅宗诸祖五家五十二世，共一千七百零一人之传灯法系。此书编成之后，道原诣阙奉进，宋真宗命杨亿等人加以刊定，并敕准编入大藏流通，故《景德传灯录》在宋、元、明各代流行极广，对教界文坛俱有甚深之影响。禅师常云之一千七百则公案即指此书①，而在文人诗歌中，“读《传灯》”几成参禅之同义语。因其书影响甚大，各代屡有刊刻，职是之故，此书之版本系统亦极为复杂。本文对宋元两代的刊刻情况进行详细之考察，以梳理确定其版本系统。
一、《景德传灯录》之初刻与入藏
（一）初刻之时间与入藏
道原成《传灯录》之始，曾征序于杨亿，此序言现存杨亿《武夷新集》中，题名曰《〈佛祖同参集〉序》。其文之末云：“新集既成，咨予为序，聊摭梗概，冠于篇首云耳。”② 文中不曾言及刊刻之事，疑此书其时并不曾刻印，而仅作抄本流传。景德元年，道原携其书诣阙上进，真宗诏杨亿诸人刊削裁定，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完成。然则此书初刻于何时，因初刊之本久已散佚不存，故此事颇难言之。仅能依据现有之材料作一推断。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于京师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次年又于译经院之西设印经院，专为刊行新译经典及此方著述。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载：
（太平兴国七年）七月天息灾上新译《圣佛母经》，法天上《吉祥持世经》，施护上《如来庄严经》各一卷，诏两街僧选义学沙门百人详定经义。（中略）诏新经入藏，开板流行。③
又，金藏本《传灯玉英集》卷末附有王随奏折：一为奏请仁宗将其书编入大藏，一为奏请将其书下印经院模印流行。由此可知，无论是新译之经典还是中土圣贤之著述，诏编入藏之后，例要下印经院刊刻印制。
据赵安仁、杨亿所编《大中祥符法宝录》载：“景德中有东吴僧道原，采摭成编，诣阙献上。乃诏翰林学士、左司谏知制诏杨亿，兵部员外郎知制诰李维，太常丞王曙同加刊定，勒成三十卷。大中祥符四年，诏编入藏。”④ 可知《传灯录》入藏在大中祥符四年。然则是否可据此而断定此书之初印即在大中祥符四年？恐也未必。今考王随作《传灯玉英集》上进，诏许编入大藏在景祐甲戌孟春，即景祐元年（1034）正月，而其上奏请求刻印在景祐二年十月十四日，正式获准刻印，则在景祐三年三月，况刊刻又须耗时。则此书从编入大藏至刊刻完成，时间长达三年有余⑤。由此类推，《景德传灯录》初刻或也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之后的两三年内。
现存资料中最早记录《景德传灯录》刊本者为王随《〈传灯玉英集〉后序》。其文云：“有江吴僧道源（即道原），采七佛而下暨历世高贤尊宿言句，编成《传灯录》三十轴，诣阙进焉。寻诏名臣刊修臻毕，遂成巨典，模印颁行。”⑥ 明言“模印颁行”则知其时必有刊本传世，王随此序作于景祐元年正月，则《景德传灯录》初刻必在此年之前。综上所述，《景德传灯录》初刻之年代约在大中祥符四年之后，而景祐元年之前已有刊本传世。
《景德传灯录》刊刻之后即编入大藏，其时福州万寿大藏尚未开雕，故《景德传灯录》所入之藏，即为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之开宝藏。据吕澂先生考证⑦，开宝藏刻成后经几次修订，共有三种异本，即咸平本、天禧本及熙宁本。其中咸平本成于景德之前，此时《传灯录》尚未成书。天禧本虽在大中祥符之后，然也未收《传灯录》。直至熙宁本，方正式将《传灯录》编入大藏。
（二）初刻之面貌
《景德传灯录》之初刻已无印本传世，故仅能从当时书目之著录推测其形制与面貌。最早著录是书之书目为赵安仁、杨亿所编《大中祥符法宝录》，此录约成于大中祥符八年，故所载之《传灯录》或即是初刻本。以故，可据此推测初刻之面貌。⑧
据是录所载，可知以下几点：第一，《景德传灯录》之初刻本为三十三卷，其中正文三十卷，目录三卷。惟净《天圣释教总录》也云：“《景德传灯录》一部三十三卷。上十一卷一帙，‘约’字号；中十一卷一帙，‘法’字号；下十一卷一帙，‘韩’字号。”⑨ 再考金藏广胜寺本，正文三十卷之外，另有上帙目录、中帙目录、下帙目录，合为三十三卷，正与初刻本相符。而后世所刻之本多仅具正文三十卷而无目录。第二，据此录所载，初刻本卷首并无《西来年表》，知《西来年表》为后人所加。第三，此本总体内容与后出之本差别不大，知后世诸本对正文无太大之改动。
二、宋代《景德传灯录》之刻印
宋代曾多次刻印《景德传灯录》，其中洪州、福州、两浙皆有单刻本。而藏经系统之刻本则有万寿大藏本与毗卢大藏本。
（一）宋代之单刻
除藏经系统外，宋代《景德传灯录》曾经多次刊刻，刊刻之地也有多处。张元济先生跋铁琴铜剑楼所藏宋本《景德传灯录》云：“是（铁琴铜剑楼藏本）尚为宋代旧刊，合三本而成。其一，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板心有刻工，无字数，凡二十五卷有馀，有二卷抄配，行款同。宋讳避玄、弘、朗、殷、匡、敬、警、擎、驚、镜、竟、戍等字；其一，行数同，每行二十三至二十六字，板心有字数，无刻工，仅有残叶，见于卷第十八、第十九中；其一，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八至三十字，板心有刻工，存卷十至十二，宋讳避玄、弘、朗、贞、侦、徵、署、竖、树等字。此二本均不避桓、构二字及其嫌名，然察其刀法笔意，实已具南宋风格，不能以其不避讳字而遽疑之也。贵池刘氏覆刻元延祐本，其元本所据，又有两宋刻：一台州宁海思鉴刊本，见绍兴四年刘棐序；一庐山稳庵古册，即湖州道场禅幽庵覆刻之祖本，见延祐三年希渭状，是可想见当时传刻之盛。”⑩ 此跋明言有四种宋本，即十三行本、十五行本、释思鉴刻本与庐山稳庵本，足见有宋一代《景德传灯录》刊刻之盛。
元延祐三年（1316），释希渭重刊《景德传灯录》，其时去宋室之亡不足四十年，其所据之底本与校本应皆为宋本，故可据此刻之校刊记与卷末所附之前代跋语考察宋代刊刻之情形。延祐本校文所提及之宋本计有三种：即洪州旧本、福州本与浙本。
1.旧本
此“旧本”，即元延祐三年释希渭刻本所依据之底本，即是所谓之“庐山稳庵”刻本。何以知之？首先，此“旧本”在元刻校文中共出现十六次，而“福州本”出现两次，“浙本”仅出现一次。以校刊之通例，校改底本必出校记，故要多次提及，而参校之本仅作参考之用，故出现之次数少。因知此“旧本”即是元刊所据之底本。既然此“旧本”是元本之底本，而希渭重刊状曾言其本乃是依“庐山稳庵古册”翻刻，则此旧本即是“庐山稳庵”刻本。其次，元本《景德传灯录》卷末题记云： “延祐三年岁在丙辰，四明苾刍希渭，估倡衣钵，一力命工，依庐山稳庵旧本翻刊于道场禅幽庵。”校文中所称“旧本”或即是此“稳庵旧本”之省称。另，此“旧本”有时又称“洪旧本”。如卷三“菩提达磨”章“师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违背不及于行，内外非明，何名为戒。’彼曰：‘我有内外，彼已知竟。既得通达，便是戒行。’”下有校文云：“浙本‘已’字作‘己’，依《广灯》也。邵本作‘无’字，依《宝林》也。洪旧本作‘已’字。《正宗记》作‘以’字。未详孰是。”洪州属江南西路，而庐山正好在洪州境内，故又可称洪旧本。
此洪州旧本已无传本，故其面貌如何已不易获知。然元刻本注文多次引及“旧本”，可以据以推测此本之情状。再与金藏本作一对比，窥探此本与初刻本之关系。
通过比对可见，注文所引“旧本”之文与金藏本合若符契，而金藏本最为接近初刻本之面貌，故知此洪州旧本当与初刻也较为接近。
2.福州本
此本为元刻本校本之一，元刻中曾两次提及是本。卷三“菩提达磨”章已见前引。另，卷六“邓州香严志闲”章志闲开悟偈：“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其下注云：“‘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此句旧本并福邵本并无，今以《通明集》为据。”邵即邵武军，在福州境内，故卷三“邵本”，卷六“福邵本”当为一本。元本《景德传灯录》后附有绍兴壬子（绍兴二年，1132）长乐郑昂跋。据跋文，此本为福州大中寺僧人正自募缘刊刻，应为刻于福州者，时为绍兴二年前后。此跋或即是注文中所言之福州本之序言。
3.浙本
此本在元刻本注文中仅出现一次，即卷三“菩提达磨”章，已见上引。而元本之后所收之绍兴四年刘棐序与宏智正觉之疏文当为此本之序跋。刘棐，字仲忱，宋城（今河南商丘）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于绍兴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台州(11)，序言之署名也作“左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权发遣台州军州事刘棐”，知刘棐其时正在台州，而序文也云此本刻于台州，则与注文所云之浙本合。宏智正觉，隰州（今山西隰县）人，俗姓李，曾参枯木法成，得法于丹霞子淳。据《大明高僧传》卷五《明州天童寺沙门正觉传》，此僧于建炎末年或绍兴初年入主明州天童寺(12)，在寺三十年。故知绍兴四年，正觉正在明州。台、明毗邻，而正觉又为当时著名禅僧，《传灯录》刻成后正觉为疏，当不奇怪。
刘棐《序》论及此本之刻云：
《传灯录》镂行久矣，兵兴以来其版灰飞，慕心宗者患无其书。僧思鉴，婺人也，芒屩访道三十年矣，亦欲人同悟涅槃妙心，而思有以资发之也。广募净信，复镂其板，缁素赞叹而助成焉。（中略）且鉴之募缘也。台之宁海邑民周氏叹曰：“吾地有大梨木，阅三世矣。比岁，我家之人各尝梦其上有楼阁行庑，而无数僧往来于其间。每疑之，乃今方悟，当刊此录耶。”遂舍以析版，且邀鉴即其家僦工而刻之。既刻，周氏梦六僧求已刻者观焉。周问鉴曰：“此何僧耶？”鉴曰：“此六代传衣祖师特来证明此事也。”
由以上文字可知，北宋末年，旧版毁于战火，参学之人无由观览，故有此本之刻。此本由僧思鉴化募，思鉴生平亦无考，仅知其为婺（今浙江金华）人。此板之刻得宁海县周氏施其家之大梨木，而刻板工作也在周氏家中完成。
现存之宋代单刻共有三种，即十三行本、十一行本与十五行本。据刻工姓氏，此三本皆为南宋初年之刻本，而刊刻之地也皆在杭、明、台、吴一带，至于何者为释思鉴之刻，殊难定论。兹分论如下：
（1）十三行本
此即为铁琴铜剑楼所藏之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不等。单鱼尾，版心下记刊工姓名，有：章彦、章立、董易、吴莫、徐义、章中等。以王肇文《古籍宋元本刊工姓名索引》与《中国版刻图录》(13) 所列刊工表参照，董易、章彦、章中皆参与宋绍兴间吴兴刊《唐书》的雕版工作，此三人皆为南宋初、中叶浙中良工，故可推知此十三行本之刻当在南宋初年，刊刻之地或即在浙中某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五代史纂误”条云：“初郡人思溪王氏刻藏经有馀板，以刊二史（《唐书》与《五代史》），置郡庠。中兴，监书多阙，遂取其板以往。今监本是也。”(14) 思溪王氏即雕印思溪藏之王永从，吴兴刊《唐书》正是王永从用刻藏之馀版雕印。此十三行本《传灯录》之刊工既与《唐书》多同，而思溪藏又不收《景德传灯录》，是否王氏于大藏之外，又用馀版雕印《传灯录》？若此本真是王氏所刻，则与释思鉴之本无涉，然无其他资料佐证，实难定论，故无法排除此本为思鉴刻本之可能。
（2）十一行本
此本为徐乾学、李盛铎旧藏，现存国家图书馆。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注双行。白口，双鱼尾，版心下记刻工名氏，有：高选、蔡大、林才、郑言、陈达、王益、林明、郑悫、林聪、王保、李硕、李广、潘老、张明、孙永等。据《古籍宋元本刊工姓名索引》、《中国版刻图录》与李致忠《宋版书叙录》所记刊工可知，陈达曾参与宋明州本《文选》的补版，因明州本《文选》刻于南宋初年，故知其为南宋初、中叶浙地之工人。而李硕与张明皆曾参与绍兴本《后汉书》之雕版，当为南宋初人。李硕曾刻宋两浙庾司刊《周易注疏》，张明曾刻宋两浙庾司刊八行注疏本《尚书正义》，二人皆曾服务于两浙庾司，当也为浙中人。而王保曾刻北宋景祐本《汉书》，王益曾刻嘉祐本《新唐书》，显然此二人与前三人不是同一时代之刊工。何以出现此种现象？似有两种可能，一、此本初刻于北宋，修补于南宋初年。二、古代刊工同名者多，是否此处之王保、王益并非刻嘉祐本《新唐书》与景祐本《汉书》之王保、王益。如是前一种情况，则此本初刻于北宋，与释思鉴刻本无涉。如是第二种情况，则同样不能排除此本为释思鉴刻本之可能。
（3）十五行本
此本原为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旧藏，后归周叔弢，现藏图家图书馆。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七、八字。单鱼尾，白口双边，下刻刊工姓名，有：施悦、洪昌、方祥、蔡忠、方祐、陈高、陈才、杨昌、施端、蔡正、丁拱、张学、蒋春、孙彦、毛昌等。考此本之刊工，大多曾参与南宋明州本《文选》的初刻与补版，其中毛昌、陈高、陈文皆曾服务于两浙茶盐司，当为南宋初叶之刻工无疑。1928年，周叔弢获此本于王文进文禄堂，将此本定为宋绍兴四年释思鉴刊本，盖即因此书之刊工多与绍兴明州本《文选》同(15)。然对照此本、十一行本与十三行本之刊工，周先生之论似证据不足。何以言之？十一行本之刊工陈达也曾参与明州本《文选》的补版，十三行本之刊工徐义与此本刊工王进同刻过眉山七史，此本刊工丁拱、杨昌与十一行本之李硕、张明都曾参加过两浙庾司注本五经的雕版，而杨昌与李硕、张明还同刊绍兴本《后汉书》，可知他们为同时同地之刊工。由以上之对照可知，三本之刊工既多为南宋初中叶浙中之刻工，故不能据刻工定十五行本为释思鉴刻本。然此三本究竟何为释思鉴刻本？或此三本皆非思鉴刻本？文献不足，阙疑待考。
（二）宋代藏经本之刻印
有宋一代，僧俗刻藏之热情甚高，刻藏凡六次，即开宝藏、福州万寿大藏、福州毗卢大藏、湖州思溪藏、湖州资福藏及初雕于宋实成于元之碛砂藏。开宝藏所收之《传灯录》即初刻本，已见上述，碛砂藏本《景德传灯录》成于元代，故于下面讨论。湖州版藏经不收《景德传灯录》。而福州版二藏则皆于“振、缨、世”中收入《景德传灯录》。
1.万寿大藏本
万寿大藏开雕于宋神宗时，由闽县易俗里之白马山东禅等觉院住持冲真发起劝募。元丰三年（1080）开雕，经慧荣、冲真、智华、了元、智贤、契璋、普明等人募集众缘，不懈努力，至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或三年刻成。刻藏事务完成后，由礼部员外郎陈旸奏请，赐名“崇宁万寿大藏”。
《景德传灯录》收入此藏之“振、缨、世”三函中。此藏经本《传灯录》现仍有传本，然远在东瀛，无缘寓目。幸《昭和法宝总目录》中《东京经藏一切经目录》对此本情况有所绍介，其文云：
“振”：《景德传灯录》自卷第一至第十。（元丰三年刊，附音释一帖）
“缨”：同经，自卷第十一至卷第二十。（卷第十一第十二无刊记，卷第十三至第二十，元丰三年刊，附音释一帖）
“世”：同经，自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三十。（元丰三年刊，但卷第二十七，元丰五年刊，附音释一帖）(16)
由此可知，此本之大部分刻于元丰三年，少量刊于元丰五年，如卷二十七。此本卷前有题记云：“福州东禅寺等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募众缘开大藏经印板一副，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17) 此本为万寿大藏经中最早的刻本之一(18)。与初刻相较，已增加音释部分。
2.毗卢大藏本
万寿大藏完成后不久，福州闽县东芝山开元寺住持本明也于政和二年发起刻藏计划，其地人士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等人赞助。约在北宋末南宋初全藏雕成。此藏日本宫内图书寮尚存。《宫内图书寮一切经目录》记载此本《景德传灯录》云：
“振”：《景德传灯录》，宋道原纂，1－10＋（此为加号）一帖。
“缨”：同上，11－20＋（此为加号）一帖。
“世”：同上，21－30＋（此为加号）一帖。(19)
此藏之《传灯录》也收在“振、缨、世”三函，与万寿藏本同。开元寺刻印毗卢藏虽多少有点与东禅寺竞争的意味(20)，然所刻之版多与万寿大藏相同。故此本《传灯录》当即是依开元寺本所刻。
三、元代《景德传灯录》之刻印
现存元代单刻之《传灯录》有三种：一为延祐三年（1316）希渭所刻之本，二为至正二十五年（1365）释宝生刻本，盖依希渭本翻刻者。三为古建香山圆智居士之抄刊本。藏经系之本则有碛砂藏与普宁藏本。
（一）元代之单刻
元代《景德传灯录》之影响仍然很大，保存至今之元代单刻计有三种：
1.延祐三年刊本
此本为湖州道场山护圣禅院僧人希渭募缘刊刻。前有《重刊〈景德传灯录〉状》详细记述刊刻之经过。其文云：
湖州路道场山护圣万岁禅寺耆旧僧希渭，系庆元路昌国州人氏，俗姓董。自幼投礼本路在城观音禅寺绝照和尚为师，讨到法名。投礼慈溪县开寿普光禅寺龙源和尚，薙发为僧。仍礼五台律寺雪涯和尚受具戒。挟策西游，放包灵隐。后值先师龙源和尚迁住兹山，随师参请，迨今有年。每念师恩未由报效，伏睹从上佛祖《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七佛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景德至延祐丙辰，凡三百一十七年，旧板销朽无存，后学慕之罔及，为此发心重刊。忽得本路天圣禅寺松庐和尚所藏庐山稳庵古册，最为善本，良惬素志。遂于丙辰年正月初十日，将衣钵估唱，得统金一万二千馀缗。是日命工刊行于世，流通祖道。此录总计三十六万七千九百一十七字，至当年腊月一日毕工。随即印舍三百部，于两浙安众名山方丈、蒙堂、众寮各一部，以便湖海办道禅衲参究。集兹善利，用报四恩，并资三有者。
由此段文字可知，第一，此次刊刻募缘之人为希渭。希渭，俗姓董氏，在本路出家，于五台山受戒，曾住灵隐寺，后随其师龙源和尚至道场山。关于希渭，元笑隐大訢之《道场寺云峰阁诗序》也有记载，其文云：“道场耆宿渭公，尝任寺之东职，以廉俭闻。始寺不竞，能损己以纾公，公以是裕益，捐资示其党以不私。于是辟方丈作巨阁以居其主。阁成，而吴越之耆师硕德与湖海胜流，咸为歌诗颂以落之，而徵序于予。（中略）又罄己资以刊《传灯录》十卷（按：疑脱“三”字），施诸名山。”(21) 由此文可知，希渭于道场寺居东序上首，曾为其寺建造大阁，阁成之后，多有人以歌诗咏之。希渭确曾舍己资刻印《景德传灯录》，并施诸名山，与重刊状所记相符；此板于元祐三年正月开刻，于当年腊月事竣，历时一年。
此板传本较多，国图、北大图书馆皆有其残本，另，清宣统年间，贵池刘世珩曾将此本影印行世。日本贞和四年有覆刻，卍正藏本与大正藏本皆以此为底本，流传甚广，影响甚大。
2.至正二十五年刊本
此本现有残卷，存卷一至卷三，卷十六至卷十七，共五卷。刻本版框高24.6cm，宽40.0cm。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七字不等，注双行。左右双栏，黑线口，双鱼尾。上口间有字数，下有刊工。此本卷一、卷二、卷十六末有木记云：“至正乙巳比丘宝生募缘重刊／板留太白名山祇桓精舍流通。”至正乙巳即至正二十五年。比丘宝生，生平无考。
此本卷一末有题记云：“庆元路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禅寺主持嗣祖比丘元良施钱伍佰贯。”庆元路即今之宁波，南宋绍熙五年（1194）改明州为庆元府，元代至元中改为庆元路。太白山在宁波县东六十里，天童寺在太白山中。据［延祐］《四明志》，晋永康中僧义兴居此山中，常有一童子来给薪水，后辞去曰：吾太白也，上帝遣侍左右。故得名太白山。唐乾元初相国第五琦奏请寺额为“天童玲珑寺”，景德四年改赐“景德寺”(22)。由此可知，题记中之“天童景德寺”就是天童寺。又《浙江通志》引《鄞县志》叙及天童寺千佛阁云：“景定四年，僧居敬建千佛阁。元大德五年，僧日新、增新赐‘朝元宝阁’额。天历二年阁毁，至元十九年僧元良复建。”(23) 知题记中之“元良”，至元十九年曾复建天童寺之千佛阁，其时当为天童寺主持。宝生于二十五年刊刻《传灯录》曾得此人资助。
此本卷首有杨亿序、西来年表，而现存残卷之内容形制多与延祐三年刻本相同，当为依希渭刊本雕刊者。
3.古建香山圆智居士刊本
此本题名作《万僧问答景德传灯全录》，现有残本存世。国家图书馆藏有卷七至卷十二、卷十七至二十，共十卷，五册。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卷一、二、五、六共四卷，为杨守敬观海堂旧藏(24)。
此本卷七至卷十一，每卷前题识曰：“福州东禅等觉院藏本，僧道原纂，香山居士抄刊。”卷十二前题曰：“福州东禅等觉院藏本，建安香山王居士抄刊。”卷十七至二十，每卷前题识曰：“福州东禅慧空大师藏本，古汴景德道原大师纂集，古建香山圆智居士抄刊。”据此数条题记，可略知此本刊刻情况：一、此本之刊刻人为香山圆智居士。据《福建通志》，兴化府仙游县（今福建仙游市）有香山(25)，兴化府古属建州，知此居士为仙游人。而卷十二题记称“建安香山王居士”，则知其姓王。二、此本之底本当为王居士据东禅寺藏本所抄。既云“抄刊”，应为王居士先据古本抄出，然后交付刊工雕刻，非直接据古本刊刻者。三、王居士所抄之本或即是万寿大藏本。福州东禅寺本为万寿大藏雕印之地，藏有万寿大藏本最为可能。又王居士刊本卷七之末题一“振”字，此为千字文编号，而万寿大藏《景德传灯录》前十卷也正在“振”字函。
（二）元代之藏经刻本
1.碛砂藏刻本
碛砂藏虽始刻于南宋，然其间历时九十馀年，直至元代方始完成。碛砂原为平江府陈湖中之小洲，宋乾道八年（1172）寂堂禅师于此卓庵，后得“延圣”之赐额。此藏之发起人与开刻时间俱已不详，最早之刊记为绍定四年（1231）。至端平元年（1234），刻藏事业渐次发展，然宝祐六年（1258）延圣院大火，刻版事业受挫，至宋亡，全藏未及刊刻完成。至元大德年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重领其事，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全藏方告完工。
此藏中之《景德传灯录》也收入“振、缨、世”三函。此本卷十一有题记云：“平江路万寿禅寺持净比丘惟一谨发诚心，回施净资及募缘恭入碛砂延圣寺大藏经局，刊雕《佛祖传灯录》三十卷，永远流通。仰願般若大智光明，遍瞩十方，尽虚空，遍法界乃至微尘刹土，凡是有情遇斯光者，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发菩提心永无退转。四恩等报，三有普资，法界冤亲，同圆种智者。大德十年三月□日比丘惟一谨愿。”卷十四末题记：“平江路在城月林庵昌院主舍□统钞三定，刊雕经三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大德十年七月初一日。”从此两则题记可知，碛砂藏本《传灯录》之刊刻当在大德十年（1306）。
2.普宁藏刻本
普宁藏为元代私刻之大藏经，刻版地在杭州路馀杭县南山大普宁寺。此寺为白云宗创立者北宋清觉逝世后所建之塔院。南宋末年，当时缁素鉴于碛砂藏刊刻中断，发心重刻。白云宗僧人道安得元帝支持，刻经事业得以进行。道安示寂之后，其弟子如一、如志、愚叟等人董理其事，至至元二十七年（1290）即告完成，前后仅用
普宁藏本《景德传灯录》卷三十题记云：“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伏承当寺比丘明月，发心施财入大藏经局刊《传灯录》第九卷至十卷，所集殊利专为祝扶父亲施忠信、母亲潘氏二娘子辛亥癸卯各位本命星天，资陪福□。所冀现生之内福寿康宁，他报之中解脱自在者。泰定元年八月□日当山住持明实谨题。”由此可知，此本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普宁藏基本依照《思溪藏》刊刻，然《思溪藏》并不收《景德传灯录》，而于“振、缨、世”三函收宋太宗之著述五种。据吕澂先生考证，《普宁藏》刊成之后又据他藏增入不少经典，在延祐四年至泰定元年之间（1317—1324），补刻《景德传灯录》，并编入“振、缨、世”三函(26)。普宁藏成于元代，不收宋太宗之著述而收《景德传灯录》也为势所必然。
注释：
① （宋）释居简《北磵集》卷七《跋严太常编〈传灯〉》云：“公十八登科，官居馀暇，取《传灯》千七百则佛祖机缘言句之切于日用者，蒐英猎华，手抄巨编。”由此可知，一千七百则公案乃指《景德传灯录》所载一千七百人之机缘，非实指公案之数目。《佛光大词典》“公案”条云：“一般以公案之总数约计一千七百则，然实际未必真有一千七百之数，且通常所用者约仅五百则而已。”已将其作为公案之实际数目。而《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公案条”云：“自古以来，有若干种集录此种公案而成之作品，如《碧岩录》、《从容录》二书，即各收录百则禅门公案。《无门关》也收录四十八则。诸书所收公案，加上《景德传灯录》等五部灯录所载，公案之数总计约有一千七百则左右。”集数种典籍，以凑成一千七百之数，实为无谓。
② 杨亿：《武夷新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文为日人石井修道所发见，见《宋代禅宗史の研究》第一章《〈景德传灯录〉の历史的性格》，大东出版社，1988年。
③ 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四十九册，398页。
④ 赵安仁、杨亿：《大中祥符法宝录》卷二十，《中华大藏经》第七十三册，中华书局，1994年。
⑤⑥ 王随：《传灯玉英集》卷末，净慧主编《中国灯录全书》第二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
⑦ 吕澂：《宋刻蜀版藏经》，《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三，齐鲁书社，1986年。
⑧ 详参赵安仁、杨亿：《大中祥符法宝录》卷二十。
⑨ 惟净：《天圣释教总录》下卷，《中华大藏经》第七十二册，1994年。
⑩ 道原：《景德传灯录》卷末，《四部丛刊》三编本。
(1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明）如惺：《大明高僧传》，《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传云：“师居天童三十年”，正觉卒于绍兴二十七年，逆推三十年，故其入主天童当在建炎末绍兴初。
(13) 王肇文：《古籍宋元本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 （宋）陈振孙著、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 此本卷二十四有袁寒云（袁克文）跋文，云：“叔弢所得藏《景德传灯录》残本，见者目为北宋刻本，叔弢疑之，因以视余，且出岛田翰所著《古文旧书考》所录绍兴明州本《文选》刻工姓名为证。”可知周氏定此本为释思鉴刻本之主要依据是刊工姓名。
(16) 《东京经藏一切经目录》，《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一卷，第818页。
(17) 转引自椎名宏雄：《宋元版禅籍研究》，大东出版社，1994年，第214页。
(18) 吕澂先生《福州版藏经》中云：“（万寿大藏）现存印本上刻版年代的题记，最早是元丰三年（1080），那时由禅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以祝皇帝圣寿和国泰民安的名义募刻了《光赞般若》、《法苑珠林》、《景德传灯录》等书。”（《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三，齐鲁书社，1986年。）
(19) 《宫内图书寮一切经目录》，《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一卷，第786页。
(20) 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云：“为何在印刷术已如此进步之福州， 在同时同地要雕造两部如此庞大之大藏经？其理由至今不明。如勉强说来，开元寺为唐玄宗皇帝之圣节道场古刹；东禅等觉院则此次才获赐匾额，成为宋徽宗皇帝之圣节道场。又，为崇宁万寿大藏而奔走之住持普明禅师，是临济宗南岳怀让禅师第十五世弟子，而计划另雕大藏经之开元寺住持本明禅师，则为曹洞宗青原行思禅师之第十四世弟子。处于寺院之传统及宗派之对抗意识，对六千卷以上大藏经出版之庞大事业，发上如此伟大之宏愿，其热忱实足感人。”（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十册《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21) 大訢：《蒲室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宋）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十七，《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中华书局，1990年。
(23) （清）嵇曾筠监修、沈翼机编：《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台湾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下），台湾故宫博物院，1983年，第963页。
(25) （清）郝玉麟监修、谢道承编：《福建通志》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吕澂：《元刻普宁寺版藏经》， 《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三，第14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