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欲望社会”的“寒流”-读《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论文

“低欲望社会”的“寒流”
——读《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

□刘蔚

大前研一是日本著名的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日本战略之父”,并被认为是亚洲国家唯一可与彼得·德鲁克与汤姆·彼得斯比肩的商业管理思想大师。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前研一的畅销书《低欲望社会》,颇值一读。

在书中,大前研一将日本当下的社会经济现状和特点概括成一个词:“低欲望社会”。简而言之,由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减少,日本社会已进入少子化、高龄化的阶段;上世纪90年代起泡沫经济的破灭,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中老年人,而且使年轻一代失去了上进心和进取欲望,变成“三不主义”(不想有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不想扩大自己的责任)的奉行者;国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企业也有高额的内部储备金,却因为利率极低、消费低迷而无法变成激活市场的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即便是首相安倍晋三推出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也无法提振消费者信心,经济依然萎靡。凡此种种“低欲望社会”的特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堪称独一无二。

2010年,日本的总人口数达到1亿2806万的峰值,但大约到2048年,日本的总人口数将低于1亿。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且这种趋势不断加剧。到2025年,65岁的老人将直逼3657万。到2035年,高龄人口占比将上升至33.4%,平均每三人中就有一位是高龄者。与此同时,年轻人的结婚率与生育率却不断下降。两者相加,导致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每年出现40~60万的劳动力缺口。到2030年,日本的劳动力将出现300万的空缺。

理学的建构使得原有的忠君观念上升到了“理”的高度,相较于先秦儒家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从道不从君”来说,更显得苛刻。更何况靖康之后,国破家亡的切身之痛,使得忠奸之分、华夷之辩更加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冯道无可避免地成为批判的标靶。

年轻人本该充满活力,有进取心,消费能力旺盛,但由于目睹父母一辈在泡沫经济的岁月变成拼命干活的“经济动物”,被房贷压得透不过气来,难以顾及家庭,加之经济不振,使不少年轻人丧失了上进的勇气,陷入“低欲望”的泥潭中。2016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新进公司的员工想当总经理的只有10%左右,作者称之为“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世代”。尽管房贷利率很低,但从1983年到2008年的25年间,30岁至39岁的持房率从53.3%下降到39%,不满30岁的持房率从17.9%下降到7.5%。许多人满足于便利店一天500日元就能解决温饱的生活。“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极简生活”,使得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缺乏动力,消费市场寒流笼罩。

针对消费低迷、人力不足、经济不振等问题,作者借鉴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出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措施,如改革税制、都市再开发、闲置土地利用、引入移民、优化旅游配套建设、刺激银发消费、人才教育转型,等等。

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比如,他竭力主张要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的大学数量不少,但培养出的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均质人才,造就不了乔布斯那样改变社会的变革创新型人物,均质人才在当今世界已失去竞争力。作者认为,如果继续使用培养均质人才、适合以往工业国家的教育模式,“那就无法战胜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倒让人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和人才资源。但国人近年来在不断反思,中国的教育为什么难以培养出突破创新型的人才,中国的诺贝尔获奖者为什么那么少?相比之下,日本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其实都相当扎实,已有25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包括2名美籍日裔诺贝尔奖获奖者)。所以,日本人对于教育的居安思危,令人敬佩,也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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