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教授社会学研究的思路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历程论文,思路论文,教授论文,费孝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对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的治学思路进行了初步探讨，论述了费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中国社会学重建工作所作的重要理论贡献和指导作用，探讨了费老以江村为模型的社区研究、小城镇研究、发展模式研究（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甘南模式）等方面的学术思路历程、重要学术价值和巨大的社会作用，分析了费老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独创见解和求实态度。
关键词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学术重建
一
改革开放18年来，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惊人的变故中，最大者莫过于社会学的重建了。众所周知，解放后历次运动中，社会学成了重灾区的重灾户。早在1952年它就被下令关闭，1957年许多社会学骨干又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高等学校不知有社会学系，科研单位不知有这一部门，这一学科竟被迫中断达30年之久。在这不算短的政治磨难期间，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可谓首当其冲。
1980年年已古稀的费老受党中央之重托，领导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通过在社科院开办社会学研究所，发行《社会学研究》杂志，在北大等校恢复社会学系等，形成了恢复该学科的声势。后费孝通、雷洁琼两位老社会学家又被推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与高层政治活动，社会学在国家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完全的恢复。
对社会学的重建，费孝通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关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费孝通认为，它是很广泛的。凡是现在没有学科专门研究的问题，社会学都可暂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专门学科如人口学、家庭学、儿童学之前，不妨先包括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1〕。 又说：“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为了适应上述客观需要，因而有设立社会学的必要。”〔2 〕这些论述一再明确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为专门从事此一工作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人员指出了方向。由于得到党中央的信任，费老更以古稀之年身先士卒，从80年代初起，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每年以“行万里路，写十万字”的速度，为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竭尽全力。多年来，他以“村——乡镇——县——区域——全国”的调查研究思路，以第一个论证“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南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有关社区、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社会需要、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等一系列专门化问题，充实、改进和丰富了我国社会学的内容，拓展了它的研究领域，并且为党中央决策直接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依据，为社会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同时，在费孝通模范行为带动下，全国社会学研究由小到大，研究人员沿着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的正确方向大步前进，对社会学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基础，短期内形成了社会学重建的新局面。
二
费孝通教授自30年代伊始，60多年来研究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极其关注“社区”的研究。他在1938年为他著的《江村经济》一书所写的前言中称：“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吴江县开弦弓村（按：作者给它的学名叫“江村”——引者）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3 〕作者选择开弦弓村为对象对中国社区、社会变迁进行研究，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开拓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东方的关于社区的富于中国特色的研究道路。数十年来，尽管作者本人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开弦弓村本身也在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但作者始终抱着对它关怀备至、视若母亲般的热土那样一种亲情。《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便记录着、再现着这里的沧桑巨变。费老回忆道：“回想起我自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江村经济》确是一个重要的起点。”〔4 〕那就是通过对开弦弓村由工农相辅到发展为发展工业，以工业促农业这曲折经历的描述、研究，找出一条治穷致富的新路，这正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社区”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关人口、劳动力就业的社会学问题，即所谓“社会人类学问题”。费孝通结合开弦弓村的实际，说明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不注意人口问题而酿成的严重后果。他举例说：“人口增加60%而房屋的增建却远远落后。该村干部提供我们关于住房的数字从1948年到1980年每人平均增加不到一平方米，全村增建一共不到100间。”〔5〕
不仅如此 ，人口压力最大的还在于劳动就业。开弦弓村是如何解决土地面积不断减少，而人口又大量增加这一问题呢？作者指出，这就是广开工副业就业渠道，从70年代中期开始，那里就恢复了养蚕业，以后又办缫丝厂，引进新型设备，并进而建成丝织厂、豆腐坊等，安排几百人就业，解决了新增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可以说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与此相对照，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却没有抓好这个工农相辅以工养农的战略环节，出现了劳动力的过剩，不仅直接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安定。
三
小城镇跟踪研究是费孝通先生近来工作的又一特色。在他看来，研究一个家庭、一个村子如何由穷变富固然重要，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应有一定的社会结构形式为依托，这就是半工半农又亦工亦农的乡镇。乡镇或小城镇可以解决农民就地转业问题，解决工业下乡、农产品入城问题，解决中国农村第一大难事——人口问题，因而它成为中国人民自己发明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形式。费孝通先生认为，一个国家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工业化，可是欧美各国的路子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们是通过“原始积累”，强行把农民从历代生活劳作的土地上驱赶出去，然后通过血腥立法的形式逼使农民转为工人，工业化的同时带来了农村的凋敝与荒凉。而在中国，则在工业化过程中找到了“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井”的道路，这就是通过设立与城市、乡村两方面均有密切联系的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建立大量的乡镇企业，解决城市工业的分流问题。在对江村进行了几年深入的跟踪考察之后，费孝通先生发现必须把研究的眼光扩展到乡镇一级，才能找到农村的发展方向。
1986年5月下旬、6月上旬，费孝通先生又回到江苏考察苏州、无锡等地，获得了惊人的发现。原来，这两个中等城市当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均超过了300亿元，紧随沪、津、京三大直辖市之后， 而为世人所注目。他说：“这两支新秀之所以能红杏出墙头，靠的是农民办的乡村工业日益成长，农业也随之持续增长。”〔6 〕在此他提出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理论，认为乡镇工业的兴起，靠的是农业的积累，但工业一旦初步成长以后，就会对农业不断地支援，“补农”、“建农”，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是“反哺”。在《苏南行》文中，作者提出了苏南地区农业生产近年来出现的新形式，就是“试验中的规模农业”，即把分散承包的农田再适当集中起来，发挥规模经营优势，进行专业化经营，形成“种粮大户”，同时让从农田中解放出来的人安心务工。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农业机械，更完善的农村服务，但无论如何，这是农民自己开出的一条农村现代化的新路。按照每亩水稻田需要1000元的农业机械投资来算，无锡市大约需要30亿元。这就最生动地说明了城镇如何“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反哺”作用。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一些先进地区，工农业专业化已初具雏形，例如张家港市欧桥村就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区的新形式”〔7〕。
四
“发展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一个普遍性、规律性的社会学概念。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中指出：“‘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8 〕这个概念是他长期坚持农村社会调查并及时加以理论概括的结晶。早在80年代初，作者通过对苏南一带的多次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农民治穷致富、发展乡镇工业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和做法以及总结出的普遍性（仅限于该地区）经验，便以“苏南模式”相称。80年代中期以后，作者的研究范围大为扩展，一条线是沿浙江、福建、广东南下，一条是由内蒙、甘肃、宁夏、新疆北上西行，两条线交叉进行，又分别提出了“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甘南模式”等等，着重刻画、总结该地区人民如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斗争经验，读来令人感到各有千秋。
例如，关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对比。当然两者有共同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和人民群众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有真抓实干的革命精神，这是共同的方面。另外就是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具体做法的不同，“模式”更强调的是这个方面。作者指出，温州经济的腾飞，较之苏南要晚5年。 如果说苏南是以工补农以小城镇为依托由穷变富的话，那么，温州则是在80年代当商品生产、经营合法化以后，依靠一副货郎担子办起经营小百货的“十大市场”，垄断全国的某些小商品，后又办起手工作坊，这样以商业搞活经济的。
对珠江模式的提出和阐释则是晚近几年的事。费老认为，香港在最近二十年内崛起于东亚是个奇迹，特别是它那小小的地区竟成为世界著名的金融、贸易、旅游、航运、加工工业基地。香港的小型工业总数近5万家，有85万多人就业，平均每厂不过20人。 这些厂均挤在多层大厦里，故被费老戏称之为“蜂窝厂家”。当他1985年第一次去参观时，曾梦想过将这些万千厂家一阵风吹到大陆上。可当他1988年去广东东莞参观一个亲戚的工厂内迁时，真正“看”到了这股强大的经济台风把香港的工厂吹过来。他指出，这是近几年内地与香港政治屏障拆除的结果。香港向内地迁厂主要系出于经济原因，例如工人的工资就是1与10 之比。由此直接引起了珠江三角洲的变化，原来经营农业的地区大多为内迁厂所覆盖。所以珠江三角洲的吃粮、农产品供应就成为广东、广西、湖南面临的新问题了。
五
费孝通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对社会学研究有很多新突破、新创意，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创新。特别是对调查研究方法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把毛泽东同志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深化了，具体化了，提出了调查可以划分出不同层次，怎样变新闻采访式的调查为真正的社会学调查，并结合中国社会学的特点提出如何防止调查中出现假材料、假情况的问题，从而使调查研究这一基础性工作真正具有中国特色。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9 〕调查研究已经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无一能同这种优良传统分开。但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只有调查的热情而不具备科学的调查方法，也是搞不好的。首先，是调查研究的面要大大拓宽。费老指出：“提倡社会调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在早年限于战时环境，只能采取选择典型，进行短时间的，面对面的直接谈话、讨论的调查会方式，即所谓‘解剖麻雀’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重点社会调查。……这种方式方法不适用于范围较大、面积较广的研究对象。”〔10〕其次，对每个社会学工作者都必须提出能够从事专业调查的研究素养：“点上和面上的社会调查都需要扎实的基本训练。重点调查必须深入群众，实行三同，参与他们的生活，不仅要访问、观察，而且要能通过共同的生活实践才能体会他们的思想态度。”〔11〕对于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必要时要长期坚持跟踪调查：“社会的变动有它的历史过程，我们要了解今天的社会必须和昨天的社会相比较，所以，对一个地区的社会调查最好能经常进行观察，至少能在相隔不久的时期反复调查，观察它的变动。”〔12〕费老批评了那些不愿深入群众，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调查风气，指出这样的方式是无论如何难于得出正确结论的。至于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则更需继以时日，长抓不懈。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是一项长期的充满艰苦复杂斗争的事业，更不是朝夕之功的观察可了悟其始末的。凡愿意对这项事业真正有所感、有所思、有所建树的人，都必须伏下身去长期深入第一线，多做调查研究，使自己思想跟上时代的潮流。
费孝通先生在重建社会学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出反映中国的社会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中国社会学必然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对我们中国社会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发展的。但是，为了这株新苗的茁长，我们不仅要古为今用，还要洋为中用，从旧中国和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有益的养分。”〔13〕这就意味着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另一方面，就是借鉴我们的前人和外国同行的经验来拓宽我们的视野，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把研究工作深入下去，这样不断发展，继以时日，从而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2〕《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第10、14页。
〔3〕〔4〕〔5〕《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3、66、68页。
〔6〕〔7〕〔8〕《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37、349、650页。
〔9〕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25页。
〔10〕〔11〕〔12〕〔13〕《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7、18、19、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