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期思想的性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来梅论文,恩格斯论文,性质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学术界对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期思想发展过程的不同看法，论述了恩格斯从宗教信仰者到虔诚主义批判者再到无神论者、从“青年德意志”派到青年黑格尔派、从个性自由论者到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过程，指出这三条线索（包含宗教思想、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大致同步演进的，并对主张把这个时期看作“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的起点观点进行了商榷。
关键词 恩格斯 不来梅 无神论 青年黑格尔派 革命民主主义超越
不来梅时期（1838年7月至1841年3月）是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但是对这一时期恩格斯思想的性质和发展的阶段问题，学术界看法不完全一致。有的研究者认为，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从反虔诚主义到思辨神学、从思辨神学到青年黑格尔派、再到“迈出超越黑格尔的第一步”这样三个阶段，甚至认为“不来梅后期”“就是超越黑格尔主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的起点。〔1〕有的论著则认为， 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批判虔诚主义，转向无神论”、参与“青年德意志”运动和“脱离以文学为主要特征的青年德意志运动，投身到以哲学为主要特征的青年黑格尔运动”的转变。〔2 〕还有的著作作了如下的概括：“恩格斯1842年以前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宗教虔诚主义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过程。”〔3〕这三种看法显然存在分歧或差异。但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不够确切。第一种看法不仅不确切，而且有“拔高”之嫌，后两种说法则主要是过于简单化。本文打算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
1838年7月中旬，恩格斯离开故乡巴门，来到德国北部商港不来梅，被他父亲安排在亨利希·列波尔德的大商行里继续实习经商。他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了两年多。商业实习的工作繁琐、枯燥，令恩格斯感到厌烦。然而，来到不来梅总算开始摆脱虔信宗教的家庭的束缚，也超脱了乌培河谷狭隘的生活视野，置身于思想较自由而开阔的氛围之中，使青年恩格斯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都获得长足的进步。但是，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历程是比较曲折复杂的。在笔者看来，考察恩格斯不来梅时期的思想进程，主要不在于划分三个阶段还是两个阶段，而是要把握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从宗教信仰者——虔诚主义批判者——无神论者；第二条线索是，从“青年德意志”派——青年黑格尔派；第三条线索是，从个性自由论者——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三条线索不是各自孤立演进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致同步发展的。我们先来考察第一条线索。
到不来梅之前，恩格斯是信仰宗教的，对上帝产生过一种既盲目又圣洁的热情。他写过一首上帝赞美诗，希望上帝逐走邪恶，带走一切灾难，赋予人们以真正的解放和幸福。不过恩格斯的这种宗教热情与乌培河谷所盛行的宗教虔诚主义根本不同。正如他自己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表明的：“不，我从来就不是虔诚主义者，我一度是个神秘主义者，但这是过去的事。”〔4 〕恩格斯之所以把自己的原初信仰称为神秘主义而不是虔诚主义，是因为他一贯对虔诚主义者的自私、伪善、贪婪、保守、恪守清规戒律、鼓吹禁欲主义、扼杀个性自由等等表示反感，而力求使自己直接与上帝相通，以获得精神的解脱，使新的生活充满永恒的光芒。恩格斯当时对宗教的这种神秘主义理解，实际上已带有一些自由主义的色彩。
来到不来梅之后，由于广泛阅读各种有关宗教争论的书籍和文章，受到进步的、自由的思潮的影响，他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大概从1839年春天开始，恩格斯便专心研究批判的神学，并投入社会的思想和文化斗争。他一方面在反思乌培河谷状况的基础上，对虔诚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写出了他的第一篇批判现实社会、批判他的家乡的虔诚主义精神环境的政论文章《乌培河谷来信》；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也进行了反思，激起了沉重的思想斗争。在1839年4月， 恩格斯在给弗·格雷培的信中说：“我目前正忙于研究哲学和批判的神学。一个人如果满了18岁并且知悉施特劳斯、唯理论者以及《教会报》，那就应当要么不加思索地什么都读，要么开始对自己的乌培河谷时期的信仰产生怀疑。”〔5〕事实上，恩格斯当时通过对《圣经》中许多自相矛盾之处的 发现，对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怀疑。但无论是对乌培河谷的虔诚主义的揭露，还是对原初的宗教信仰的怀疑，并没有使青年恩格斯一下子转向无神论，而是转向与鼓吹盲目信仰的正统神学相对立的“超自然主义”和“唯理论”。他在信中写道：“我现在是一个诚实的、对人宽宏大量的超自然主义者；我不知道我这个超自然主义者当多久，但我希望继续当下去，尽管有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唯理论。”〔6〕
我们目前尚未掌握恩格斯如何继续当“超自然主义者”的具体材料，因而无法作出进一步分析；而“或多或少也倾向于唯理论”则有不少的根据。所谓神学唯理论，是18世纪以来的以理性、科学为支柱的资产阶级启蒙精神在宗教神学领域结下的一颗异果，主张用理性去认识宗教；或者说是一种追求理性与宗教、人性和神性的统一的思潮。1839年6 月15日恩格斯在致弗·格雷培的信中便表达了他的唯理论观点：“我只能直率地告诉你，现在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能够经受理性检验的学说，才可以算作神的学说。”〔7〕他认为应当用理性去认识宗教， 去理解圣经的教义，反对盲目信仰。恩格斯当时对正统派宗教思想的批判有时也流露出对上帝的存在产生怀疑，曾说过：“我不明白，怎么还想继续相信《圣经》的字面意义或者维护上帝的直接影响，要知道上帝的存在是任何地方也无法证实的。”〔8〕但从总体上看， 这时恩格斯还没有真正达到否定整个宗教信仰的思想境界，只是希望更为理性地理解宗教，从而为自己的信仰寻求更为合理的依据。他强调：“当前任何可靠的东西只有在思辨神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9〕
对宗教的唯理论理解，并没有消除青年恩格斯头脑中关于信仰问题的疑窦，因而也没有终止对宗教问题的思索。 他日益发现， 已有整整1800年历史的基督教神学拿不出任何论据来驳斥唯理论，而只是对唯理论肆意诽谤。他当时的心态是：“要是有人对实证的基督教采取傲慢态度，我就起来捍卫这个学说，因为它出自人的本性的最强烈的要求，出自想通过上帝的恩惠来赎罪的渴望。但是如果问题涉及维护理性的自由时，我将抗议任何强制。——我希望我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激进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10〕嗣后，他接受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施莱艾尔马赫尔的“感情宗教”论，便放弃了宗教唯理论。施莱艾尔马赫尔认为，只有个人的情感，确切地说只有宗教的热忱才能向人揭示宗教内容的真实性。他主张宗教的感情崇拜。这种把信仰归结为情感的学说，自然带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但它为恩格斯更加自由地、更加宽泛地理解宗教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他接受了施莱艾尔马赫尔的观点，把宗教信仰仅仅看作是人类情感的一种需要和表现，看作是个人的事情，而反对世俗宗教的那些僵死、陈腐的教条和礼仪，反对束缚人性、压抑精神自由的宗教强制。在这时的恩格斯看来，只要社会本身还有缺陷，只要人类的精神还不可能通过现实的道路得到完成，那么，宗教这种人类精神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方式也不可能消除。这在事实上已经不自觉地触及到了宗教生活的本质——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在恩格斯看来，与其说宗教是属神的，不如说是属人的，是为人所有的，是为人的精神要求所必需的。他说：“宗教之树生长于心灵，它荫蔽着整个人，并从理性的呼吸中吸取养料。而它的成果，包含着最珍贵的心血的果实，是教义。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来自魔鬼。这就是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说，而我赞同的也正是这个学说。”〔11〕可以看到，恩格斯根据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说来理解宗教信仰，其思想观点还是比较混乱的。但他实际探求的似乎已不再是为获得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宗教信仰，而是维护和追求理性的自由、人格的独立。既然把维护精神自由、反对思想强制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就势必要导致他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事实上，恩格斯不久就在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影响下否定了宗教信仰，转向无神论。
恩格斯大概是在1839年4～6月读了施特劳斯的书，他逐渐了解到，《耶稣传》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揭露了《圣经》中的许多矛盾，也不在于它把人们引向神学唯理论，而在于它向人们指明了，一直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督教教义，不过是早期基督教团体内部自发形成的种种神话汇集而已。这使青年恩格斯找到了否定“乌培河谷旧信仰”的思想武器。他在1839年10月一再给朋友写信说：“我是忠于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旗帜的”〔12〕。这时，恩格斯已认清施莱艾尔马赫尔的“情感宗教”与施特劳斯的宗教理论的重大差异：前者主要说明宗教信仰的合乎人性、合乎人的感情需要；而后者则说明了基督教的基础，撕下了宗教神学的神秘帷幕。于是，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恩格斯抛弃了“情感宗教”论，宣告同宗教信仰“永别了”！
综上所述，青年恩格斯同宗教神学的决裂大致经历了神秘主义——超自然主义——神学唯理论——情感宗教——无神论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他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清算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而不像有些论著所描述的那样简单。
二
现在简略考察一下不来梅时期恩格斯思想演进的第二条线索。
到不来梅的初期（1838年底至1839年初），恩格斯阅读了大量的德国当代文学作品，关注着文学领域的动向，并从事文学写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当时的各种进步思想，并与进步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接近。“青年德意志”派是当时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代表。恩格斯在阅读了他们的作品后，认为“很不错”，说“除了‘青年德意志’，我们很少有什么积极的作家了”〔13〕。到1839年4月底， 他明确表示：“我的精神倾向于‘青年德意志’”〔14〕。恩格斯“倾向于”“青年德意志”，主要是赞赏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倡导的“时代观念”，即民主、自由、人民的权利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这些思想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依然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迫切性，同时也是恩格斯心中热烈向往的东西。他在当时的信中说：“我的精神倾向于‘青年德意志’，这并不会损害自由，因为这一作家小组与浪漫主义的蛊惑性的学派等等不同，它不是闭关自守的团体；他们也想而且竭力使我们本世纪的观念——犹太人和奴隶的解放，普遍的立宪制以及其他的好思想——为德国人民所掌握。”〔15〕恩格斯认为这些思想同他的精神倾向是一致的。因此他表示要当“诚心诚意的青年德意志派”〔16〕。
1839年下半年，恩格斯的思想继续向前发展。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他转到钻研黑格尔哲学，逐步走进了黑格尔哲学的宏伟大厦，并与青年黑格尔派接近。他在1839年11月致友人的信中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黑格尔思想。”又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17〕。同年底，他便明确表示：“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18〕
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生这个新的转折，并非偶然。首先，他日益感到“青年德意志”派的弱点和必然衰落。早在1839年4月， 当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派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时代观念”热烈赞颂的同时，他就指出他们那些悲观厌世、关于犹太人的苦难等等空泛词句，已经“陈腐不堪了”〔19〕。到1840年3月至5月，在他写的《现代文学生活》一文中，更明显地表现了对“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批判，尖锐地指出了该派作家们软弱涣散、思想不统一、缺乏革命坚定性的弱点，从而对他们日益疏远。其次是，黑格尔体系的博大精深深深地吸引了青年恩格斯。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最宏伟的思想”。恩格斯曾这样回顾他接触黑格尔哲学后的异常激动的心情：当这种思想“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阵幸福的战栗在我身边掠过，宛如睛空飘来的一阵清新的海风吹拂在我身上；思辨哲学的深邃，宛如无底的大海展现在我面前，使那穷根究底的视线，怎么也无法从海上移开。”〔20〕可见黑格尔哲学对他具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再次，正如恩格斯一再申明的，从施特劳斯那里他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促使他接受黑格尔主义。施特劳斯关于宗教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阐发。当恩格斯借助施特劳斯的理论清算旧宗教信仰时，实际上已间接地部分地接触到了黑格尔的思想。随着他对黑格尔学说研究的深入和对黑格尔学派的了解，在1840年底的文章中，已表明恩格斯既初步看到黑格尔学说中的矛盾，又了解到黑格尔学派中存在的原则分歧。基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他接受的只能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方面，而不可能是其保守性方面，因而也决定了他不会成为正统黑格尔派，而只会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
事实正是如此。恩格斯当时赞赏的就是青年黑格尔派。他认为只有这部分人才配称为黑格尔的学生。他说：“在黑格尔死后，新鲜的生活气息触及他的学说，从‘普鲁士国家哲学’萌发出一些幼芽，这些幼芽是任何一个流派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只是现在，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才变成了灿烂的思想明星。这些明星必将照耀着世界的运动。”〔21〕这里所说的“思想明星”，是指青年黑格尔派的一批代表人物。这就意味着，1840年底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取代“青年德意志”在恩格斯头脑中的位置。
三
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期思想发展的第三条线索，是从主张个性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到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在故乡巴门，青年恩格斯就有着渴望自由、追求自由生活，反对蒙昧主义和家庭的宗教虔诚主义对他个人生活的强制的内心意向，不过，还没有明确的政治内涵。来到不来梅之后，由于受到德国当代文学特别是“青年德意志”文学的影响，使他对自由生活的理解有了升华，这就是：他把自由、个性解放、人民的权利等等当作一种时代精神来追求，并赋予它明确的反封建专制的政治内涵。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作为“青年德意志”的思想先驱和精神领袖的白尔尼对恩格斯的重要影响。白尔尼是德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通过《巴黎来信》从法国输入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对德国的专制暴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追求建立自由的德意志共和国。在不来梅时期，恩格斯对白尔尼推崇备至，认为“白尔尼才是个政治实践家”，“只有他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争取自由的行动”。〔22〕在他看来，白尔尼和黑格尔是“并驾齐驱”，而“相辅相成”的两个人。他提出，时代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23〕在于自由概念的实践，在于思想和行动相结合。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推动青年恩格斯积极投入现实的政治斗争，对现存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勇猛的批判。
首先，他在书信和文章中公开揭露和愤怒谴责封建专制制度的代表尤其是普鲁士国王。他怒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一个“坏透了、可恶的、受上帝诅咒的国王”。〔24〕他揭露在1816～1830年的欧洲封建王朝的复辟时期，各国王室都对人民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认为从残杀人民的恶棍威廉三世到笃信宗教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从阴险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到只会签署死刑判决书的奥地利国王弗兰茨，从血洗葡萄牙人的“流氓”唐·米格尔到俄国的杀父犯亚历山大，都应该处以死刑。他抨击维护等级制和贵族特权的德国封建君主立宪制度，明确提出“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25〕的政治要求。
其次，他在对封建专制的反动统治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对历史上的革命运动、特别是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进行了热情的讴歌。他称这个革命是解放战争以来人民意志最卓越的表现。写于1839年7 月的《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一诗，一方面热烈地讴歌了法国的七月革命，另一方面更期待着新的人民革命的风暴在德国掀起。他满怀激情地写道：“暴风雨从法兰西向我们袭来，人民群众此伏彼起”，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宝座如小舟在暴风雨中飘摇”，他们的“权仗即将落地”。〔26〕
第三，他已意识到只有通过人民的革命斗争推翻封建统治者，才能实现自由民主主义的理想。恩格斯写道：“在这里用温良恭顺的态度是什么也办不成的。这些侏儒——奴性、贵族的制度、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必须用剑来铲除。”〔27〕他认为，一味地退让、妥协与迁就以及消极的等待，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暴君的统治决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人民的幸福生活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他还表示，当这种人民革命风暴到来时，他就会迅速地跳上由它带动的时代列车，投身到战斗的行列。
由上述可见，不来梅时期尤其是后期，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批判，成了青年恩格斯活动的主题和重心。这标志着他已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四
现在再来讨论一下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期是否“超越了黑格尔主义”的问题。
第一，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区分两种“超越”：一种是在某些理论观点和具体问题上的超越；一种是在哲学基本理论上的超越。如果是就前者而言，那么应当说，在恩格斯了解和接受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时起，就表现出了这种超越。如在1840年初，恩格斯在谈到他“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还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28〕后不到两个月，就声明他不会成为“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29〕；在同年底写的文章中他就指出，黑格尔的体系必然是过分的公式主义。在不来梅时期，恩格斯已看出黑格尔体系的矛盾并作了初步分析。但是，我们还找不到任何证据，足以说明他当时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与黑格尔的不同。相反地，他一再说“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30〕还认为“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31〕的历史等等。虽然不能把恩格斯与黑格尔二者的自由概念等同起来（应当说前者的内涵更为丰富），但毕竟不是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相对立的。在哲学基本路线上，当时恩格斯并没有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到唯物主义，更未达到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的起点。
第二，有人举出恩格斯在《时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的一段话〔32〕，把它看作修正了黑格尔关于历史进程的思想、实现了“超越黑格尔”的有力证据。其实，这段话谈不上是对黑格尔的“修正”，只能说是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阐发。因为恩格斯的话根本不是针对黑格尔，而是针对谷兹科夫“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条线”的错误观点而发的。谷兹科夫在《论历史哲学》一书中写道：“历史的形式不是上升和下降，不是同心圆或螺旋，而是一种时而合拢、时而分开的线条的史诗式的平行现象。”〔33〕谷兹科夫的文章是针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恩格斯不同意谷兹科夫的观点，所以写了“把历史比作螺线”的那段话。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既不是简单的循环，也不像一条直线，而是曲折前进的螺线。历史的发展愈来愈快，但却是无止境的。这种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显然渊源于黑格尔哲学。因为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包括历史）的辩证法。他认为概念的发展过程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整个的发展过程形成一条前进的、上升的路线。但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因为在发展过程中离开端越来越远，同时又是越来越近地向开端返回。这不是单纯的循环，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返回开端。黑格尔把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比喻为一个“圆圈”，把许多阶段或环节所构成的发展的全过程比喻为由许多圆圈构成的“大圆圈”。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注意挖掘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发展思想，但又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承袭，而是用更生动和更确切的语言维护和阐发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
收稿日期：1995—05—08
注释：
〔1〕《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第41～45页。
〔2〕《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2～55页。
〔3〕《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第88页。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
〔26〕〔27〕〔28〕〔29〕〔30〕〔31〕〔32〕〔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459、462、459、502、505、505、504、511～512 、522、533、458、488、488、459、540、544、459、96、151、150、152、550、155、513、514、540、544、547、32、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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