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技术进步论文,持续增长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要素的投入
自1978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0.36万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95万亿元，年均增长9.88％(图1)，高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水平。
图1 1978-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说明：GDP总值按当年价格，增长率按可比价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国家统计局关于2006年GDP数据最终核实、2007年GDP数据初步核实结果的公告》。
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L)、资本(K)、自然资源(N)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如式(1)所示。TFP即所有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之和，可以进一步分为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
Y=TFPf(K，L，N)(1)
则有
(2)
对(2)式取对数求导得到
(3)
利用潜在产出法计算中国1979-2004年的TFP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①。中国的TFP变动趋势同GDP年增长率的变动趋势高度吻合，但这主要来源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非技术进步的贡献。1978-1984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村劳动力向乡镇企业的大量转移，这一阶段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1978年的62％下降到1985年的53％，而乡镇企业的就业比重则从7％上升到了14％；1985-1992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受益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对提高②。1978-1989年，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对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21％和3％，资源配置效果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技术进步的贡献。TFP和GDP增长率在1992年出现了变动趋势的转折，之后的年份TFP(特别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TFP增长率1979-1995年为4.63％，1996-2001年仅为0.60％。1978-1993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7.0％，其中TFP提高的贡献率超过1/2；1994-2004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7.8％，其中TFP提高的贡献率只有1/3。
图2 1979-200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低贡献率与资源能源的高消耗相辅相成。2003年中国消耗了当年占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40％的水泥，而创造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同时，进口依存度近年来持续攀升，石油和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分别在40％和60％以上。
形成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要素价格，这首先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的体制转轨使人口由不流动转为流动，同时二元增长格局又形成了“人口红利”。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得工资水平缺乏弹性，从而一方面保证了资本积累率，另一方面造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是以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前提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人口抚养比是人口结构的生产性指标，1982-200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4。
表1 中国GDP和居民收入增长率(％)
年份 实际GDP(1)实际工资(2)
(1)-(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纯收入
1979 7.6
6.7 0.9 --
1980 7.8
6.1 1.7 --
1981 5.2 -1.1 6.3 --
1982 9.1
1.5 7.6 --
198310.9
1.4 9.5 --
198415.2
4.7 10.5 --
198513.5
5.3 8.2 --
1986 8.8
8.2 0.6
21.7 6.6
198711.6
0.9 10.7
11.4 9.2
198811.3 -0.8 12.1
17.9 17.8
1989 4.1 -4.8 8.9
16.4 10.4
1990 3.8
9.2 -5.49.8 14.1
1991 9.24
5.2
12.6 3.2
199214.2
6.7 7.5
19.2 10.6
199314.0
7.1 6.9
27.2 17.6
199413.1
7.7 5.4
35.6 32.5
199510.9
3.8 7.1
22.5 29.2
199610.0
3.8 6.2
13.0 22.1
1997 9.3
1.1 8.26.6 8.5
1998 7.8
7.2 0.65.1 3.4
1979-1998
9.9
3.9 6.0
16.9 14.2
1999 7.6 13.1 -5.57.9 2.2
2000 8.4 11.4 -3.07.3 1.9
2001 8.3 15.2 -6.99.2 5.0
2002 9.1 15.5 -6.4
12.3 4.6
200310.0 12.0 -2.0
10.0 5.9
200410.1 10.5 -0.4
11.2 12.0
200510.2 12.8 -2.6
11.4 10.8
1999-2005
9.1 12.9 -3.89.9 6.1
1979-2005
9.7
6.3 3.4
14.4 11.4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对比考察1979-2005年中国实际GDP和实际工资的增长率(见表1)，可以发现1979-1998年GDP平均增长9.9％，实际工资平均增长仅3.9％，两者相差6个百分点。其间的大多数年份中，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不足GDP增长率的一半。直至1999年的工资改革之后，这一趋势才得以扭转。即便如此，1979-2005年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仍低于GDP年均增长率3.4个百分点。统计意义上的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增加就业人数实现，而单位劳动力的收入却长时间在低水平徘徊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涉及4.3万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1020元，其中70％以上集中在500-1200元之间。自1997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是负增长。
利率管制和低利率政策使得资本成本降低，这是诱发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不仅如此，在体制转轨中“软预算约束”并没有明显改善，银行呆坏账的冲销和“债转股”使企业不仅可以享受低利率，个别年份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而且可以逃避偿还本金。资源、能源价格管制、低价格政策和环境污染的低成本，也是造成经济增长粗放的原因。过低的资源税税率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致使只反映开发成本的资源和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低污染成本一方面弱化了企业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另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数据显示，中国单位能源使用产生的GDP只有发达国家的1/5-1/6，每创造1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消耗掉的煤、电等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同时，中国用水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接近美国的10倍，日本的24倍。
总之，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的低廉价格使得中国近30年的高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技术进步。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得工资水平缺乏弹性，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得以持续，进而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政府对资本、资源、能源和环境价格的管制，实际上也使它们维持了低成本，从而同样为经济增长贡献了“红利”。因此，支撑中国粗放型高增长的条件就在于包括“人口红利”在内的“要素红利”。
二、过度投资、通货膨胀和紧缩
主要以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必然会引发过度投资，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循环。中国经济增长率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14.2％下降到90年代末的7.6％的波动，已经反映出上述逻辑过程④。自2003年中国的GDP已经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而且表现出增长速度加快的迹象。始于2000年的这一轮经济增长进一步反映出，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不仅产生了过度投资，而且过度投资不断向重化工业集中。
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其中重工业占65％；在39个工业大项中，制造业、冶金、机械、器材、化工占50％以上。2004年在39个工业大项中，石油开采、钢铁、化工、电子信息、煤炭占新增利润的60％。到2006年11个行业即出现或存在潜在产能过剩。其中，钢铁产能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而在建、拟建能力1.5亿吨；焦炭产能大于市场需求1亿吨，而在建、拟建能力3000万吨；汽车产能过剩200万辆，而在建、拟建能力300万辆；电解铝产能1030万吨，闲置能力260万吨；铁合金产能2213万吨，开工率仅为40％；电石产能1600万吨，开工率仅为50％；此外铜冶炼、水泥、电力、煤炭、纺织等行业均出现了产能过剩。
图3 过度投资引发通货紧缩的传导机制
图3反映了由过度投资引发通货紧缩的传导机制。过度投资引起通货膨胀，需要从投资结构的角度来理解。投资可以分为长周期投资(如重化工业投资、房地产业投资等)和短周期投资(如一般消费品投资)。长周期投资在形成供给之前，一方面增加货币需求，使利率上升；另一方面吸收投资品和消费品，推动投资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并拉动短周期投资。短周期投资同样增加货币需求，助推利率上升。可见，过度的长周期投资对短周期投资的拉动，是形成过度投资的关键，进而引起过度需求和通货膨胀。
由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需要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理解。当长周期投资形成供给时，由于利率上升(资本成本增加)和投入品价格上涨，其产品价格必然提高。如果在生产扩大的同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应扩大，那么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相反，如果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产生，则高增长将难以为继或经济出现衰退。通货膨胀必然引发宏观调控通过紧缩货币来抑制需求，这样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供给就产生了，并进一步强化了增长速度下降或经济衰退。
图4 1990-2005年居民收入增长率同人均GDP增长率的趋势比较(％)
说明：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表2 1990-2002年中国人均收入基尼系数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20012002
0.3890.3890.3750.3790.3860.3970.4170.45
0.454
数据来源：中国财经报网站http://www.cfen.com.cn。
构建“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已经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的体制转轨客观上已经给居民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包括失业、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居民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缩减当前消费和增加储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而且收入差距拉大。从199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995-1998年)和农村居民纯收入(1995-2000年)增长率急剧下降，1997-2003年城乡统算的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持续低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图4)。衡量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0.417(表2)。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⑤，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样，有效需求不足成为不可避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⑥。
三、“刘易斯转折”与转变增长方式
从1995年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至今已经13年，然而2000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并没有转变增长方式，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尚未出现“刘易斯转折”。依照发展经济学，直到“刘易斯转折点(或区间)”，二元经济增长才会变为一体化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在“刘易斯转折点”，现代经济部门(主要指工业)把传统经济部门(主要指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
图5 人口变动及其引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学术动态》2006年第33期。
中国经济正在逼近“刘易斯转折点”。由图5可以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下降，而且下降速度逐渐加快，到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水平取决于非农产业自身的增长率和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依据历史经验数据，将非农产业增长率设定为高、中、低三组，分别为10％、9％和8％；将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设定为高、低两组，分别为0.297和0.230。因此，出现了6种组合：(高增长，高弹性)、(高增长，低弹性)、(中增长，高弹性)、(中增长，低弹性)、(低增长，高弹性)和(低增长，低弹性)。将非农产业的新增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预测值进行对比，经测算，到2010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将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将转为上升，“人口红利”消失⑦。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人口总量过剩与人口结构失衡同时并存，技能型劳动力供给不足，为城市制造业所需要的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充分供给的特征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放缓已经使得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1999-2005年，中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持续高于实际GDP增长率，实际工资平均增长12.9％，实际GDP平均增长9.1％，工资涨幅比GDP增幅高出3.8个百分点。有技能的劳动力短缺使得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⑧。2002-2006年是中国职工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从2002年的12 422元达到2006年的21 001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递增12％，而同期人均GDP年均递增9.2％，然而仍有高达96.5％的公众对现有工资水平不满意。2003-2006年，外出务工人员的人均工资增加了22％。
随着“刘易斯转折”的逼近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人口红利”乃至“要素红利”将逐步消失，这就从客观上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要求，即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刘易斯转折”的逼近既可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可能使经济进入均衡陷阱——没有出现技术进步这一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而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出现经济衰退。
四、技术进步的内生性
就经济增长质量而言，中国业已取得的经济增长是改革(主要是放松资源投入限制)带来的一次性增长，如果改革不能持续下去，后期的经济增长就会放缓。而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必然在于改变经济发展长期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其中又主要是技术进步不足以及技术进步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劳动力非充分供给，从而存在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条件下，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然要求技术进步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⑨。
(一)技术进步的路径
技术进步的路径主要有三条：“以市场换技术”、技术跟随和自主创新。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选择了“以市场换技术”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通过开放本国市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以FDI为载体引进技术，通过学习和消化吸收获得FDI的技术溢出，从而实现自身的技术进步。然而，经验研究尚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FDI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其原因在于：(1)跨国公司的技术主要源于母公司，在中国的研发大多仅限于适应本土需求的工艺性改进和应用性研发。(2)只有竞争才能换来技术和促进技术进步，而中国在市场准入、税收、土地价格等诸多方面给予跨国公司的优惠政策，已经提升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从而采用先进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明显不足。(3)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发展出现了新趋势，以投资设厂为主的“绿地投资”逐渐转向对中国行业内优势企业的收购兼并，并购不仅没有形成技术扩散，而且冲击甚至瓦解了本土企业既有的研发平台和技术体系，从而削弱了本土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4)跨国公司利用技术优势和技术标准对本土创新形成技术壁垒，使本土企业进入技术依赖陷阱。(5)技术溢出效应还取决于本土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而中国本土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不足也阻碍了技术扩散。
对于中国而言，“技术跟随”也不应当被作为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因为技术进步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演进过程，各国互不相同且具有路径依赖特性的市场需求影响着技术演进过程(10)。不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都存在着差异性，而它们共同影响一国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s)的确立，因此不同的国家会确立不同的技术范式。技术范式可以理解为技术创新的边界，而在边界内尚存在着不同的演进方向，即技术轨道(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技术轨道同样受到一国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不同国家即使在相同的生产领域也会发展出不同的技术轨道。总之，依靠技术跟随战略难以实现技术领先，反而会进入技术依赖陷阱。
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转变，进而实现持续的快速增长，中国需大规模技术进步的支撑。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系统中的一个内生变量，技术进步显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同时技术进步亦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当前的技术进步要求是经过近30年高增长后而内生出来的。开放市场条件下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须基于本土市场需求，形成内生技术能力。因此，中国选择了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
(二)分工的深化与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分工深化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结果。对于新古典理论而言，经济增长只能用人均资本的增加和外生的技术进步来解释，这两者与分工的演进无关。人均资本的增加是因为储蓄增加，储蓄增加是因为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收入的增加是因为生产率提高，生产率为什么会提高呢？新古典理论只能将之归于经济学不能也不需要解释的外生的技术进步，即均衡的生产率只有发生外生的技术进步时才会移动。事实上，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它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是经济组织结构演进和自我繁殖的结果(11)。
斯密的“分工导致发明(技术进步)”观点的核心在于，分工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其中某些过程终于导致机器的采用。不仅如此，“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在使用机器、采用间接过程时，分工进一步发展了，后者从经济角度看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可见，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只有当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时，生产这种产品的中间环节才可能被分离出来。为敲打一个铁钉而制造一把铁锤是浪费，为制造一百辆汽车而建造生产不同部件所需要的专门设备的工厂是不经济的，只有当市场需求足够大时这才是可行的。
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表现为迂回生产，即在生产要素和最终消费之间插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中间环节(包括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门化生产部门等)。从一个方面来看，劳动分工使原材料生产者和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被插入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企业，不仅如此，迂回生产的潜在“经济”分别由专业化的企业通过经营而取得，这些专业化企业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新产业。这时在市场上交换的就不仅仅是众多的最终产品，而且包括众多的中间产品，从而市场规模扩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迂回生产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从而购买力提高，市场规模扩大。可见，市场依赖于购买力，即实际收入，而实际收入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发展。
概括起来，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二者相互促进、循环演进(12)。图6反映了分工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市场规模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的扩大，演进是累积的并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在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要素投入增加，另一方面内生出技术进步，从而引起了报酬递增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13)。
分工的出现和深化是有条件的，即分工的收益能够补偿交易成本(14)。过高的交易成本是由于交易效率低下，而低下的交易效率又可以归因于市场范围狭小以及交易技术(交通、通讯等)、交易方式(市场、货币、商业等)和交易规则不健全和不完善的极大阻碍作用。随着交换逐渐频繁，市场范围不断扩大，交易技术、方式和规则不断发展，分工也逐步地深化。可见，政府在技术进步当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分工的深化。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作用更多地体现于市场建设而不是企业本身，更多地运用竞争政策而不是产业政策，致力于建设有效率的市场体系。
图6 技术进步源于分工的深化
(三)技术进步中的大公司与中小企业
企业及其组织能力是技术进步的载体。钱德勒认为“现代多单位管理型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不仅由于其组织能力的创新(主要指R&D的制度化)而构成技术创新的一部分，而且本身所具有的分工优势(主要指产学研的结合)也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发生(15)。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来看，技术创新表现为主要由中小企业来完成而不是大公司。这是否意味着“钱德勒时代”的终结呢？其实并非如此。结合20世纪90年代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新进展可以发现，“软预算约束”不仅出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而且在发达市场经济和转轨经济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公司内部的研发部门同样存在着“软预算约束”，其表现形式就是为了挽救先前的研发投入所形成的“沉没成本”，而不得不追加投资并进而形成所谓的“钓鱼项目”，这样就致使大公司内部的研发效率低下。针对这样一种“软预算约束”，在美国由若干大公司出资设立的“大公司创业基金”(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基金市场的主体。大公司经由“大公司创业基金”与中小企业合作并支持其研发，同时与之相伴形成了所谓“大量的生-大量的死”的筛选机制，进而硬化了预算约束。可见，表现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其背后隐藏着大公司的影子，这不过是钱德勒式的技术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后取得了新的形式罢了，由大公司主导技术创新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中国的经验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大约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而95％以上的中小企业是非公有制企业(16)。中国的技术创新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表现形式上的一致，并不说明其中实质内容的相同。中国国有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走向生产集中，随着国有经济布局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指导下的战略性调整，从90年代末开始形成垄断(17)。国有企业的数量锐减，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并向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等行业聚集，进而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在这些领域逐步形成垄断(18)。然而这些垄断企业并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可见，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推进公平准入，在市场竞争中生成有竞争力的大公司，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必由之路。
五、结论：战略机遇期的挑战
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也是“刘易斯转折”的过渡时期，能否在其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近30年转轨时期的二元增长充分利用了包括“人口红利”在内的“要素红利”，这不仅造成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使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力，进而形成通货紧缩。“刘易斯转折点”的逼近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可能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可能使经济发展陷入均衡陷阱。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依赖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源于分工并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开放市场条件下后发国家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须立足于本土市场需求，形成内生技术能力。在新阶段中国更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其职能作用更多地在于市场建设和公共服务而不是企业本身。这包括使要素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真正发挥市场价格的信号作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扩大市场规模，进而促进分工深化；更多地通过反垄断和运用竞争政策而不是产业政策，致力于建设有效率的市场体系。
同时，在“共建共享”中改善民生，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的扩大相协调。这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追求教育公平，使弱势群体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而实现财富积累；规范资本市场，使中小投资者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对房地产市场实行“双轨调节”，政府将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上。
注释：
①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②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③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学术动态》2006年第33期。
④龚刚、林毅夫：《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
⑤引自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2006年9月。
⑥粗放型经济增长还造成了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因此中国提“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应当指出，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来源于增长方式，而不是增长速度。判断增长速度是否过快应依照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在就业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下难以得出增长速度过快的结论，10％以上的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增长速度可能就不会被认为过快了。
⑦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学术动态》2006年第33期。
⑧蔡昉、王美艳：《“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开放导报》2006年第1期。
⑨Solow，Robert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0，1956.
(10)陆风、慕玲：《本土创新、能力发展和竞争优势》，《管理世界》2003年第12期。
(11)段文斌：《技术进步的内在逻辑——基于分工理论的考察》，逄锦聚主编：《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12)Young,A.,"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The Economic Journal,38,1928.
(13)段文斌：《技术进步的内在逻辑——基于分工理论的考察》，逄锦聚主编：《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14)分工还应进一步分为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分工演进的完整逻辑包括社会分工的自我繁殖、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的相互促进和企业内分工的自我繁殖三个互相联系的机制。详见段文斌：《分工、报酬递增和企业制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6)黄孟复：《中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调查》，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
(17)骆昭东：《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效益分析：1978-2005》，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工作论文，2007年4月。
(18)2005年A股和部分H股公司上市数据显示，七大行业中除发电、石油加工和航运外，毛利率都显著高于房地产开发业，2005年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毛利率为35.3％。
标签：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刘易斯论文; 人口红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