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次序与性格形成（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次序论文,性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萨洛韦认为，出生次序说明，为什么有人反叛，有人顺从
你或许认为，如果一本书充满相关的系数、对选择偏差问题的认真注意、对相反的事实真相的仔细考虑和提出数据的灵巧方式，那将是一种科学方法的楷模。这本书的作者无疑是这么认为的。《天生反叛：出生次序、家庭动力与创造性生活》一书的作者萨洛韦（F.Sulloway）自信地写道：“来自行为科学的方法能被有利地用于检验以前单凭信仰被接受的历史假设。”
可是，萨洛书的著作经不起最重要的科学检验。使某种探索变得科学的不是图表和假设，而是态度、谦逊、试探以及愿意听取不及自己的解释：正是这些特征能鉴别科学方法的产生。相反，萨洛韦是毫不谦逊、夸夸其谈、野心勃勃、杀气腾腾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萨洛韦以及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提出新达尔文主义假设的其他人的大胆和标新立异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如果应用于人类——有关人类行为还有那么多的未知数——我们决不能称这种新达尔文主义假设是科学的。
萨洛韦的观点是，出生次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一些人反叛，而另一些人顺从。他问道，当达尔文发表有关进化的革命性著作时，为什么一些科学家有热烈地支持他的原则，而另一些人则谴责这些原则是误导人的？显然，不同的个人对创新的反应是不同的，不仅在科学上，而且在政治上：妇女投票权或者废奴主义被达尔文以及达尔文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所接受，但一些人拥护变革，另一些人则加入维护现状的力量，这两者对是否接受妇女投票权或者废奴主义的态度是不同的。
当萨洛韦思考这种现象时，他注意到，同一家庭内的人们往往分别加人不同的阵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两种试图解释社会变革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就必须被抛弃，或者至少要对它们作重大修正。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弗洛伊德主义。由于同一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也是同一社会阶级的成员，仅仅阶级立场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意识。
萨洛韦认为，解释对达尔文思想的接受能力的最好理论是由达尔文本人提供的。同胞都力争得到父母的注意。同胞越多，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要获得父母的注意就更难。在这种竞争十分激烈的游戏中，某些人可能具有天生的优势：他们可能是首先出生的子女。头生子女在占有垄断地位时，就已获得父母的注意，他们往往在后来的子女出生后，竭尽全力地保持其特权地位。较晚出生的子女则拼命地寻求打开封闭的联盟的策略，他们为了找到获得父母宠爱的途径，必定变得极其善于创新。达尔文的理论告诉我们，在非人类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各种物种或者善于应变并生存下来，或者维持原状并永远消失。人类世界中的同胞也必须善于应变。他们这么做的方式是寻找某种合适的位置并加以利用。由于头生子女已经占据了他们自己的合适位置，较晚出生的子女如果要受人注意，就必须寻找未被占据的合适位置。如果他们成功地这么做了，他们就有获得父母投入的报偿。
个人的性格因此通过出生次序形成。有理由认为，头生子女将是保守的，因为已经存在的合适位置最有利于他们。相反，对较晚出生的子女来说，可供替代的抉择是或者创新，或者默默无闻。毫不奇怪的是，伏尔泰作为弟弟，成了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而他的头生子哥哥成了宗教狂热者。可是，这种模式是否通行？为找到答案，萨洛韦研究了28次科学论战，从哥白尼革命到量子力学。他就教于科学专家，收集了在每次论战中采取公开立场的所有科学家的长长的名单，确定了他们的出生次序，并发现了引人注目的结果：较晚出生的子女支持科学创新的可能性是头生子女的两倍。萨洛韦甚至对这种给人深刻印象的实证仍不感到满意，接着根据这28次论战的激进程度对它们分类，并发现了更重要的结果。
科学以外的创新又如何？萨洛韦预计到了这个问题，他以大体相同的方式分析了历史上的论战。出生次序告诉我们，为什么亨利八世的妻子们对她们的丈夫反应各不相同，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怖特别血淋淋，为什么切·格瓦拉和豺狼卡洛斯成为恐怖分子，为什么最高法院的某些法官比另一些法官更不愿写下不同意的意见。而且，不仅激进程度是由出生次序决定的，政治风格同样是由出生次序决定的。头生子女更可能是说教的和好战的，中间出生的子女往住成为妥协分子，而较晚出生的子女往往成为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者。萨洛韦发现，出生次序是一些神学家为什么依附于新教改革运动的唯一最有效的预测因素；只有另一种预测因素——年龄——接近于分离其解释力量。
萨洛韦所发现的这些相互关系的力量壮大了他的胆量，他干脆认为，“出生次序有助于对支配家庭合适位置的某些基本原则作出解释。”他所研究的题目看来似乎很小，但他的目标却很大。如果出生次序对科学发现的影响是真实的，用他所选择的话来说，是“无可争议的”，那么，我们就走在不仅正确评价人类行为的偶然性、而且正确评价人类行为的一致性的路上。萨洛韦认为，他已解决了自马基雅弗利和英国指古摘今哲学家霍布斯（T.Hobbes）以来贯穿人类研究的论争。
在决定谁是激进的创新者、谁是保守的蓄意阻挠者时，主观性必定会起作用
为了经得住评核，萨洛韦的见解必须通过两种检验。他所发现的相互关系必须站得住脚；如果这些相互关系确实站得住脚，他的有关子女争夺合适位置的理论必须被证明是对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的最好解释。在这两点上，萨洛韦的信心是无法得到证实的
萨洛韦完全了解，为什么证明出生次序与创新接受能力之间的统计关系是重要的。轶事奇闻会使你一筹莫展。对每一个象伏尔泰这样引人入胜的例子来说，必定存在另外一些能推翻或者否定出生次序的重要性的例子，包括伏尔泰的保护人、普鲁士国家腓德列大帝。他与大多数君主一样，是头生子。较晚出生的子女不成比例地支持新教改革运动或许是真实的，但体育场新教改革运动的却是两个名叫马丁·路德和梅兰希顿（P.Melanchthon）的头生子。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是头生子，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J.Kepler）也是头生子。由于出生次序不能解释每一个例子，统计归纳就成了鉴别模式和趋向的适当方式。
可是，统计归纳并不完全是萨洛韦所认为的中立的、纯客观的程序。这涉及作出判断。甚至最简单的问题——谁是第一个出生的！也不像它表面上看来那么一目了然。如果社会认为妇女的地位是二等的，我们是否应该把第一个出生的男孩视为头生子，因为女性不太可能被认为是争夺父母之爱的认真参与者？如果并非人人都能长寿，我们是否应该认为，某个实际上是第二个出生的孩子是头生子，因为当这个孩子2岁、或10岁、或20岁时，他的哥哥已死亡？而且，收养孩子的家庭怎么办？孤儿怎么办？
读者很快得知，萨洛韦在他的出生次序与性格形成的相互关系中所利用的不是生物学上的出生次序。他优先选择的是“功能上的”出生次序。这意味着达尔文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阿加西斯（L.Agas－siz）证实了这种统计归纳，因为他是“头生子”和科学保守分子，即使他实际上是他的父母的第五个孩子。以这种方式给他分类是否合理不是关键——阿加西斯的所有年长的同胞都在他尚是婴儿时死了。关键是，这种功能上的出生次序是一种构念。与生物学上的出生次序不同，功能上的出生次序取决于由调查者一再作出的主观决定。因此，让我们明确一点，即萨洛韦其实从未证明，出生次序像不经意的读者可能理解的那样，与创新的接受能力有关。事实上，正如萨洛韦在他的著作的附录之一中令人颇为吃惊地指出的，“因为受功能上的出生次序的控制，生物学上的出生次序并不是激进主义的重要预测因素。”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说，整个方案就等于零。
主观性也以次要的方式进入了出生次序的定义。就萨洛韦所分析的科学论战和政治论战的某些参加者来说，有关他们的出生次序的资料是不存在的。萨洛韦不认为遗失的资料已是历史生活的事实，而是采用了一种统计模式，这种模式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考虑到我们所了解的某个人的所有其他事情，这个人的“大概的”出生次序是什么。利用一个支持达尔文、但他的出生次序不得而知的80岁老人的例子，萨洛韦推想，这样一个人是较晚出生的子女的可能性为100：1。出生次序被认为能解释创新。通过利用创新来猜测出生次序，萨洛韦打破了他的从属变数与独立变数之间的障碍。
萨洛韦谨慎地指出，在这样一个例子中，他不会把他的出生次序的猜测包括在他的出生次序与性格形成的相互关系中：可是，在他的论述政治的许多章节中，尤其是在论述新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章节中，他确实利用了目的在于提供遗失的资料的统计方法。萨洛韦写道：“遗失的资料通常涉及诸如父母与子女的冲突、性格以及同胞之间的年龄差距等预测因素，对样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些因素尤其难于得到引证。”而且，从技术上说，萨洛韦证明，（功能上的）出生次序与其说能预测一个人的性格，不如说能预测一个人具有某种特定性格的可能性，只要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既然给诸如出生次序这样的“简单”变数分类决不是一目了解的，不难想象，在决定谁是激进的创新者、谁是保守的蓄意阻挠者时，主观性必定会起作用。请考虑两个保守的蓄意阻挠者时，主观性必定会起作用。请考虑两个例子。海克尔（E.Haeckel）是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他对待种族至上论的轻率态度使他与那些纳粹分子保持亲密关系，包括他的传记作者、拥护人类育种试验的布吕歇尔（H.Bruch－er）。米德（M.Mead）是美国女人类学家，她决心消除她所认为的美国人在性欲上的清教徒似的或者压抑的观念。我几乎无须告诉你们，萨洛韦把前者列为创新者——其实是一个极端分子——而把后者列为保守分子，从而证实了他的理论。（海克尔是较晚出生的，而米德是头生子女。）
为什么？虽然海克尔的政治见解是反动的，但他是一位科学先驱者，也是达尔文的热情支持者，多亏了他，我们才有“生态学”这个术语。米德的政治见解也是激进的，但她不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思想家；她所应用和传播的是她的导师、美国人类学创始人博厄斯（F.Boas）的思想，而且，为了证实自己的政治见解，她曲解自已的野外考察工作。有人在政治上可能是激进的、在科学上却可能是保守的，这个事实证明，这种分类法可能是多么武断，而依赖这种分类法的相互关系因此是多么靠不住。这也表明，人们或许具有不止一种性格。既然如此，所有单独的分类法都是片面的。
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家庭可能采取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
面对这么重要的分类法问题，有人开始懂得，为什么对科学分析来说，解释时的谦逊是适当的基调。为了避免相互关系——即使是重要的相互关系——所衡量的是我们给现实分类的方式而不是现实本身的可能性，科学家应该适当地强调他的发现的局限性，而不是他的发现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萨洛韦确实作了这种承认：他的专门技能是出色的，他的分析还充满附带说明。可是，一旦涉及最重要的问题——某种特定的相互关系究竟有多么重要？——萨洛韦却犯了惊人的错误。
他经常告诉读者，仅仅偶然性能产生这些模式的机会是百万分之一，或者十亿分之一。如果头生子女像末生子女那样成为创新者的机会确实如此，这种可能性或许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这不是萨洛韦所衡量的东西，至少不是他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衡量的东西。虽然他确实考虑到了同胞之间的间隔，并且不时地考察中间出生的子女，尤其在他的附录中，吸引他的大量注意力的是较晚出生的子女，而不是末生子女。由于每一个大家庭总是只有一个头生子和多个较晚出生的子女，这个事实本身实质上已减少了相关系数。因此，当我们被告知，在萨洛韦的新教改革运动人物的样本中，因为其宗教信念被处决的那些人中的96%是较晚出生的子女时，由于我们已认识到，在很大的家庭习以为常的时代，这样一种结果很可能是出于偶然，我们对这么高的百分比所感到的惊讶之情也就减弱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这个特点不太可能逃过甚至最草率的评论。所以，令人更奇怪的是，萨洛韦没有用一种比夸大其词更可能证明其重要性的方式提出其发现。
然而，实情或许是，即使萨洛韦适当地打一些折扣，他仍发现了在统计上是重要的模式。常识告诉我们，较晚出生的子女所经历的世界与他们年长的同胞是不一样的。因此，让我们承认，在《天生反叛》这本书中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发现：由于萨洛韦的详尽的统计调查，社会科学家现在将不得不给出生次序问题其应有的地位。
许多学者或许就会到此为止：确立出生次序的重要性毕竟是一项重大成就，值得萨洛韦为之付出数十年的努力。可是，萨洛韦决不满足于说，某种我们往往忽视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得多。他希望使他的实例有一个毫无疑义的结局。为了这么做，他求助于达尔文。正是在萨洛韦应用达尔文理论时，他丢下了科学，奔向想象和推测的王国。
把达尔文思想应用于人类行为一度被称为社会生物学，现在被称为进化心理学，这么做的吸引力是达尔文思想的潜在的普遍性。生物学理论与社会理论不同，被认为适用于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地点。萨洛韦也持有这种看法。他写道，反叛的原因“存在于每一个家庭内部，这种故事是有关我们所有人的”。要是萨洛韦具有更多的的科学气质，他或许会在草率地得出这种惊人的结论之前扪心自问，除了进化，是否别的什么东西也可能解释他所发现的相互关系。我已经提到过一个候补者：被用于收集他的相互关系的方法本身就能解释这些相互关系。
萨洛韦注意到了选择偏差问题，在把他的历史性人物分成激进的或保守的之前，他依赖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判断，从而竭尽全力消除偏差。然而，潜在的选择偏差的重要来源仍被他忽视了。这些来源之一在于他对他的问题的界定。对整个观点来说，像出生次序这种事情的存在取决于井然有序的家庭模式。而且，这完全是一种历史假定。社会历史学家已令人信服地证明，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家庭可能采取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11世纪英格兰的家庭，还是19世纪的非洲的家庭，都与达尔文和韦奇伍德（E.Wedgwood）的家庭不同。萨洛韦在强调家庭动力会自行释放出来。为了证实一种或许是普遍的理论，萨洛韦推出了一种充满文化重负的家庭模式，而他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而且，事实是，萨洛韦只是在科学和政治这两个领域检验他的假设。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两个领域，他忘记了一种可能性，即能解释他所发现的相互关系的或许是科学和政治的本质中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出生次序的本质中的某种东西。归根结底，控制文学和音乐创新的动力可能完全不同于科学和政治的动力。德国作曲家巴赫（J.S.Bach）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是特别善于创新的作曲家。我们知道，不同领域的创造需要不同的才能，这就是为什么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很早就完成了他们的突破，而画家更可能在年老时完成他们最好的作品。如果人的努力的不同领域受到年龄的不同影响，有理由推论，它们或许也受到出生次序的不同影响。
这一切只是初步描绘了《天生反叛》一书中的选择偏差问题。萨洛韦不时地运用科学的对照组原则，在与受到研究的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群体身上检验他的思想，以便观察，一个群体中的统计模式是否能在另一个群体中间发现。例如，在观察性别和种族与出生次序的相互影响时，
他把改革者与一个明显的保守者群体相比较。然而，这两个群体的所有成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知名度足以使有关他们的传记资料得以存在，而且，这是一个选择性的明显例子，因为它排挤大约99.5%生活在萨洛韦所详述的论战的时代的人们。知名得足以有书面传记留下的人们，无疑比没有传记留下的人们更有紧迫感；具有紧迫感的家庭的内在动力或许与只是消失在历史中的家庭的内在动力截然不同。
现在应该清楚的是，选择性中的一种偏差可能与另一种偏差彼此影响，成倍增加提出普遍性主张的困难。那些有书面传记留下的人们可能是西方人，是一种特殊家庭类型的产物。他们也可能已故，所以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在我们的家庭更小得多、妇女的工作和长处受到更广泛承认的时代，一组全新的统计相互关系将被发现。如果一个人考虑到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存在是多么地久，他们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的方式是多么不同，出生次序概念看来完全是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产物，被认为适用它的原则的“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其实是一个经过选择的和选择性的群体。
即使十分宽容地假定萨洛韦没有犯错误，他也仅仅发现了这么一点：在人的努力的两个具体领域，在世界的一个部分，在一个很长的但仍是有限的时期内，头生子与在他之后出生的子女存在某种给人深刻印象的、但决不是经久不变的重大差别。问题不是在于达尔文理论是否能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而在于它是否能解释萨洛韦所截取并加以分析的更有限得多的生活片断。
摘自美国《新共和》杂志1996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