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必然性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发生深刻的变革和取得巨大的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的逻辑根据。
（一）当代社会实践的深刻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
近20年来，全球范围内整个人类实践的方式、性质、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只不过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各种关系的不断变更和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在中国，社会实践方式、性质和内容的变化，显得更加剧烈、急骤和深刻。“文革”结束以后，通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接着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对内部各种体制实行改革的同时，我们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敞开国门，同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国家展开全方位的对话和交流，从而使中国的发展真正具有了一种“世界历史”的意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整体的转型，使国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等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所有这些变迁，不仅会反映在文学艺术、道德法律等意识形态之中，而且必定会集中反映在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变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一种时代背景，一种外部条件，而且更是一种内在的压力和挑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到底是一种实践哲学，它必须、而且完全能够从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生机和活力。
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所处的现实情境：它只有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打破僵化的、独断主义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释，恢复其实践哲学的精神实质，才有可能真切而及时地用理论的方式反映时代的变迁，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去积极地影响、参与、指导不断变动的社会实践。显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一直处在能动的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变动着的社会实践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另一方面，变革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真切而及时地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因而能够对当代社会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当代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广泛的、富有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意义的大讨论，理解为什么发生在抽象哲学理论层面的争论，能够直接而及时地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还必须从这一角度出发，深刻地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把握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
（二）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原本是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飞跃发展的结果，它当然也会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
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异常迅猛的，就自然科学而言，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开始，现代科学革命在近一百年来波澜壮阔，高潮迭起。首先是以爱因斯坦为首的一大批物理学家所发动的物理学革命，通过这场革命，一个同经典物理学理论格格不入的崭新天地被展现出来：互补原理和测不准关系，令人震惊的放射性元素，美妙的原子结构，抽象的四维世界和弯曲时空以及意义深远的波粒二象性和质能关系式等等。这些新发现意味着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发生了根本变革，意味着机械决定论的最终破产，随着这场革命的展开，相继诱发了自然科学其他领域的重大革命：本世纪40年代开始的分子生物学革命，把生命的奥秘归结于微观结构，从分子水平上阐明了生物的遗传规律；现代天文学革命使人们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中宇宙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的认识，宇宙膨胀论、大爆炸宇宙学等理论的提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宇宙的起源、结构及发展的认识。本世纪改变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象的思维方式的另一场革命是现代系统科学的革命。包括60年代末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以及混沌理论在内的关于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从科学上研究物质世界这一巨大系统的进化问题，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这一复杂大系统中各种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制约及动态发展，为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和发展原理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自然科学的上述一系列革命，当然不全是在近20年才发生的。但是这些科学革命的成就，确实是在近20年来（这里有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才得到中国哲学界的真正关注，才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种现实的推动力量。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有真正从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中解放出来，才可能对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新成就给予切实的关注，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真正消化、吸收了其他具体科学的新成就，它本身才能得到切实的发展。
（三）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参照和新的视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依赖于具体科学的发展，而且受着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推动，因为它总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对立、斗争、比较、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近20年来，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哲学界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同时，还加强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这就开阔了视野，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自身封闭的圈子，同其他哲学流派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交流。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始终占据着主流和指导地位，但它毕竟也有可能从其它哲学流派那里得到许多启迪，吸收许多营养，从而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多方面的思想条件。可以说，社会实践、具体科学和其他哲学思潮的一体化发展，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与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与发展，从直接的意义上看，主要归功于我们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实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使学术争鸣基本上能够在比较宽容的氛围之中进行。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具体表现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通过各种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与发展，首先表现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解构，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辩证精神的重建。
“文革”结束以后，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率先在思想界打破了“两个凡是”的论调，使自己从独断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论命题，因为这一命题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实践的精神实质，它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须从属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不断的修正和发展。由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那种独立于社会历史实践的绝对的、先验的、自明的真理性（仅仅是一个外观）被否定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基础被重新建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批判、自我审思也就开始了。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过后，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等一系列争论便陆续展开了。这一系列争论，都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重新理解，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虽然迄今为止这些争论仍在进行，人们似乎很难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通过这些争论，我们确实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自我阐述框架（模式）正不断受到质疑、考问和挑战。人们越来越不满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封闭和僵化，不满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正是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阐述框架撰写的）的独断论色彩，和它对人、尤其是人的主体性的遮蔽。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发动的革命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实践观点的引进。由于引进了科学的实践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忽略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缺陷，又扬弃了唯心主义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抽象张扬。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从实践的最基本的形式——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去考察社会历史，从而建立了唯物史观。总之，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的观点，而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观点为中心线索贯穿起来的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是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可见，随着这一系列争论的逐步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人学意蕴逐渐凸显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以及它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也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样一种变革与发展，在形式上固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但是实际上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否弃和背离。恰恰相反，这种变革和发展是真正的“返本开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重新恢复和高扬。而在当今倡扬实践精神，倡扬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也恰好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与发展，表现在它对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思考上面。
一旦解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恢复其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有可能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去关注、思考、研究和积极干预当代人类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我们首先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了对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新特点、新形式的研究。当代人类社会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带有全球性质的重大现实问题，如生态环境和资源危机问题、核威胁问题、人口问题、人的“物化”或“异化”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冲突问题，贫富分化和社会正义等等，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对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道路、模式、目标、规律、意义的探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课题。这类研究，不是满足于一般地揭示中国社会实践和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和业已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反主体效应、人的“物化”现实、效率与公正的失衡、人际关系的冲突等等，而是在肯定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的同时，着重显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这一进程中所起到的能动的选择作用、创造作用，显示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所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显然，这类研究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本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充分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精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当代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必定要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个主要的对象，仔细地考察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从哲学上确认这个理论的历史合理性。事实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变革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与发展，还表现在它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自觉尊重和积极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并且勇于同西方其他哲学流派和中国传统哲学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交流。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越来越表现出对自然科学的理性的尊重，“文革”时期那种粗暴地、任意地干涉和批判自然科学研究的作风消失了。在已经出版的各种论著和教材中，自然科学的新概念和新术语明显增多，人们普遍意识到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我们同样看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逐步克服了过去那种封闭保守和唯我独尊的心态，对西方其他哲学流派和中国传统哲学不再轻率地、简单地予以否定。虽然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包括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总体上看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中国传统哲学则属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们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为我们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人们逐步认识到，所有这些哲学派别所提供的哲学思想，都属于人类思想宝库的一部分，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例如现代西方各个哲学流派，不论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本主义的，它们几乎都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转向”。它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语言问题的重视，对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关切，有许多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通的地方，或至少有许多值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借鉴之处。又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不论是道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也都有许多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收的思想资源。更不用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直接使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研究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本，他们当然有可能给我们许多启发和借鉴。可喜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对所有这些哲学派别和思潮展开理性的、批判的研究，在指出它们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吸取其合理之处。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变革与发展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前提之下进行的，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完全否定和背离。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变革与发展尚未充分展开，甚至可以说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必须考虑到，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各种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解始终还存在各种分歧，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对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和其他各个哲学流派的研究还很不全面、深刻、细致，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本身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与发展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宣告结束。但不论怎么说，通过近20年来的不断变革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业已充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绝对真理体系”，而是一个立足于实践的开放的、批判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系。在不断的变革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不断地赢得了自己的新视野。
三、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
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一步深化着变革与发展的主题。同80年代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新趋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新建构
在整个80年代，人们侧重于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阐述体系（教科书）进行反省、批评和解构，其破坏性很足，但建设性显得不够。人们虽然对传统的体系模式表示不满，认为它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但是，由于各种讨论尚未充分展开，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因此人们未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新体系的建构上。虽然有极少数人开始尝试建构具有改革特色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阐述模式，如高清海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教科书，但总的来看，新体系的建构在80年代尚未形成气候。
90年代以来，由于有关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已暂时告一段落，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深化。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就有可能将重心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新建构上面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李秀林等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肖前主编，黄楠森、陈晏清副主编）、《现代唯物主义导引》（陈晏清等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辛敬良主编）、《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陆剑杰著）……这一系列教材和论著，虽然立论的角度和具体观点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之点：力图重新把握、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作为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原理的中心线索来展开论述，或者说，都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来把握。说到底，这些教材和论著在对传统的体系框架进行改革的时候，并不仅仅满足于增添一些新的实例或具体科学素材，甚至并不满足于仅仅从形式上改变传统体系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条块分割”的弊端，而是想从根本上提供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一种区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但却更符合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新理解”。可见，新体系的建构是以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为基础的，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回到马克思”的冲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拓展
9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领域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气象。过去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旦建立起来似乎就是那样，而且永远那样的非历史的观念被突破了。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必须同时代的变化相适应，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的新视野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人们也越来越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不能截然分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与发展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反过来又会极大地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例如，由黄楠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8卷本，3卷本和供全国高校哲学专业使用的教科书），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成果卓著，而且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它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纯粹的已经死去的“历史”来对待，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研究，同样能够、而且必须反映两方面的现实：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这一意识形态方面的现实；二是当代中国改革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社会实践方面的现实。它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观点的是非曲直时，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以事实与道理作为评判的依据，而不是以人或书本为标准。它在加强对非经典作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的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其重点放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上。从这类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的当代意识、问题意识增强了。他们已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同时就是一种哲学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一个不同时是哲学家的哲学史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哲学史家。
（三）争鸣：从两极对立到新综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变革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激烈的争论。同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哲学争论显得越来越富有理性，富有建设性了。如果说，在争论最初展开的80年代，新观念、新见解的持有者们往往带着情绪上的冲动，去追求所谓“片面的深刻”，企图通过对新观念、新见解的片面的强化渲染来反叛他们所认定的“传统观念”，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已逐步认识到，那种简单设置的新旧观念的两极对立，显得过于肤浅了，人们已开始冷静地、理性地进行若干对立观念的新综合。
比如，关于实践的主体性和客观物质性（被动性）的对立，关于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所谓经典反映论同各种主体认识论（选择论、建构论、重构论等等）的对立，关于历史决定论和历史主体选择论的对立……在最初展开讨论的时候，人们往往将它们看成互不相容的。但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大都试图将这类对立的观念辩证地综合起来，扬弃观念的抽象片面性，是90年代哲学思维的一大特征。
（四）“人学”研究热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构成了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早在80年代初，人们就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人道主义、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当时的争论带有较多情绪化的成分，带有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论战的性质。80年代后半期，这场争论沉寂下来了。
90年代以来，人的问题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北京大学哲学系还专门成立了人学研究中心，并积极筹划成立了全国性的人学学会，多次组织召开人学研讨会。90年代的人学研究，已不再集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人道主义等问题。人们虽然普遍确认唯物史观区别于抽象的人本主义，但并不一般地否定人道主义，反而几乎一致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敌视人，唯物史观本身是一种科学的人学理论，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人们一方面集中探讨如何建构一门专门的关于人的学科，借以系统地研究人的存在、活动、本质、价值等一系列关于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主体性、人的能力塑造和人的“异化”等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学者预测，人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
9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论题的深入展开，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传统哲学相融合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曾经起过什么作用？两者之间在内在精神实质方面究竟有哪些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究竟如何同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系统相融合？所有这类问题，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这是一种跨学科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比较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属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因此它在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运用，始终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虽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出色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一定的意义上业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融合研究，在今天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课题，但要很好地完成这一课题，其难度很大，需要长时期艰苦的探索。
（六）对马克思主主义哲学发展前景的高度关注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历史将很快进入21世纪，因此人们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21世纪的走向。人们召开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走向的研讨会，发表了大量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前景论文。当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前景的看法、态度是形形色色的，很难完全统一起来。但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人们普遍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既取决于诸多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只要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方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21世纪完全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真正繁荣。
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90年代出现了诸多极富建设性的新趋向。我们看到，它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参见陶德麟、欧阳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一文），它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地拓展（除上述新趋向以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人们在不断地拓展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真理论、历史观、价值论等等的研究范围。所谓实践辩证法、文化和社会认识论、历史价值论等新的术语和提法本身，就表明人们在不断地突破传统思路的局限），它的方法和语言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它的风格也越来越趋向于平实和理性。虽然不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或外部，我们不时听到“哲学危机”或“哲学受冷落”之类的抱怨，但是只要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去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就不能不肯定它正处在可喜的变革与发展之中。
收稿日期：1997-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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