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历史整体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价值论论文,整体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15.01.001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5)01-0001-08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不仅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过程、理论创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而且它和唯物史观的结合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历史转变、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劳动价值论创新的历史过程，反映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分析是与唯物史观的创立和运用密不可分的，反映了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整体性，说明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这一经济问题的分析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马克思最初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及理解 马克思不是与生俱来的劳动价值论者。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配第、斯密和李嘉图都对劳动价值论问题作过经济学说史上极有价值和贡献的理论研究。配第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早在17世纪中期就提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由劳动决定的思想[1]，尽管他把价值、交换价值、价格三者混为一谈，认为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但他却以劳动价值论初创时的幼稚为理论的成熟拓展了空间。一个世纪之后，当英国率先成为以机器大工业占据优势的先进工业国时，为了稳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政权，应对英国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劳动价值论就成了资产阶级发展社会生产力、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理论武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适时地提出了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的重要观点，以及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的论断，形成了劳动价值论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观点。但是，斯密在这些观点论述上却构成了相悖的二重性，即一方面认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因素，另一方面却撇开使用价值讨论交换价值；一方面认为劳动是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另一方面却混同了交换价值和价值；一方面认为消耗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购得劳动决定商品价值。斯密理论阐述的相悖观点导致其在价值理论上存在着致命的错误。与斯密大约相隔半个世纪，李嘉图坚持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尺度的正确观点，纠正了斯密关于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也有交换价值的错误认识，明确地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原理，从而使劳动价值论被发展到资产阶级限界内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马克思对于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最初即1844年之前并没有能区分出他们的正确和错误的方面、科学和庸俗的方面，因而对劳动价值论持有怀疑的态度。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活动所遇到的“难事”促使他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43年春夏，马克思在梳理历史问题中搞清楚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国家的形式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深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这更加坚定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也成为马克思后来能够从哲学和经济学整体的角度去研究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契机。 1843年10月开始，马克思旅居巴黎创办《德法年鉴》，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的著作开始进行研究。这一时期，直至1844年8月，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都持有怀疑态度。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马克思接受了当时已经存在的经济学发展的现实，接受了恩格斯早期的经济学观点和对价值理论的认识。在《德法年鉴》未出版之前，马克思就读到了恩格斯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初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并且做了详细的摘录。在这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2]中，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日益走向反动，它把私有制看成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现象，把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也看成是永恒存在的自然范畴和自然规律，它“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是十足的“私经济学”[3]65。据此，恩格斯对价值问题作了分析。在价值范畴上，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认为“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3]65，恩格斯由此否认了劳动决定价值。在价值范畴的性质上，恩格斯认为，价值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即在私有制之外才能得到实现，由于竞争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因而在竞争统治下是不存在价值的，恩格斯由此又否认了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劳动价值论的看法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初接受了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基本上持有否定态度。 第二，马克思接受了当时已经存在的经济发展的事实，对资本主义“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克思当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竞争以及竞争中的价格波动问题，而不了解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不赞成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研究中运用的抽象方法，更不赞成李嘉图在抽象了资本主义竞争之后对劳动创造价值的研究。因此，他非常赞同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提出的，“生产费用……也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不考虑竞争，“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等观点，忽视了以竞争为基础的价格现象背后的存在着价值这一本质规定性。马克思当时注重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证性批判，关注的是对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才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一般的、内在本质规定的经济范畴。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以异化劳动为思路，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试图以劳动异化理论来揭示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这时，对马克思的研究来说，劳动就只是处于异化状态，并没有意识到价值与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关系。因此，对资本主义现实劳动过程的否定，致使马克思无法赞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劳动价值论。 二、唯物史观创立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转变 从《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初步完成了他的唯物史观创立工作，并实现了向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转变，开始由劳动价值论的怀疑者逐步转向劳动价值论的拥护者。马克思在1844年底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是这一转变的最早文献。这一文献的写作基本反映出马克思正处于由劳动价值论的怀疑者向拥护者转变的过渡之中，这一文献也就由此成为马克思后来走向发展和创新劳动价值论的起始性标志。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虽然还未能真正站到劳动价值论立场上来，但是，与前不同，他基本否定了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由于这时马克思还处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之中，因而对商品价值问题的理解是不成熟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他在否定效用决定价值的同时也否定了劳动决定价值，并把价值看成是偶然因素确定的产物。但是，无论怎样，马克思在这一文献中关于价值问题的论述，基本说明了他已经开始向劳动价值论靠近。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商品价值及其决定问题上，马克思做了两方面的考察，一方面认为，“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钱，因此撇开竞争的影响不谈，就是它能卖多少钱”[3]269，这说明马克思已觉察到可以撇开竞争的影响来考察价值；另一方面认为，“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3]270，这说明马克思已开始理解了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态与在生产过程中的本质规定之间的区别，从而也初步理顺了价格现象与价值本质的关系。第二，在分析和批判蒲鲁东和黑格尔左派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除劳动时间和劳动材料外，国民经济学家还把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本家的利息和赢利也算入生产费用。在蒲鲁东那里，地租、利息和利润都消失了，因为在他那里私有财产消失了。于是剩下的只有劳动时间和预支费用。由于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产品价值规定的尺度，他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国民经济学中却是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起决定作用，这就是说，蒲鲁东……恢复了人的权利。”[3]269～270显然，马克思是把私有财产的消失和人的权利的恢复看作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条件了，这一看法，与他还没有完成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直接有关的。与此同时，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左派否定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时指出：他们否定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把空闲的时间和充实的劳动时间等量齐观。”[3]269这表明马克思这时已明确认为商品的价值本质上是取决于生产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 由此可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向劳动价值论靠近，但由于还没有搞清楚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还没有弄懂价值规律的作用及作用形式，更重要的是，还没有真正完成唯物史观的创立，所以，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站到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来。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是在1845年秋到1846年5月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创立，使马克思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原理有了透彻理解，不仅认识到社会历史不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历史，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历史，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而且也看到所有制关系是人们生产活动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交往形式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高度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实质，即“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并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544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不仅肯定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的科学阐述，而且提供了探索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价值问题的论述虽然篇幅不多，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意义非常深远，表明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肯定。 首先，关于商品价值的决定。马克思已经摆脱了之前所提出的价值由偶然因素决定的观点，明确认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决定的”[4]430，466。生产成本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费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出的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一部分用来补偿工人的工资，一部分则成为资本家的利润。我们看到，马克思这时已不再把利润看作是价值的余额，而认识到它是由价值转化而来的，并且与补偿工人工资的那部分价值一样，都是由劳动决定的。当然，马克思在商品价值决定问题上还没有深入到劳动的性质和内涵的研究上，也没有能正确区分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 其次，关于竞争与价值的关系。马克思已经摆脱了之前所认为的竞争具有消灭一切商品的内在价值的破坏性力量的观点，赋予了竞争新的意义，即具有根据社会需要来调节社会劳动的分配机制。竞争的这一新意义正是竞争对劳动价值论来说的不可或缺的意义。马克思还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成本即劳动决定，是通过竞争的作用实现的，只有这样，商品的价值才能最终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来决定。当然，马克思在竞争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还没有深入到竞争使利润平均化问题的研究上，但他却意识到了竞争的这一作用。所以，马克思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的“供求论”进行批判中指出：“格律恩先生采纳了政治经济学关于需求和供给的最庸俗的原理；而为了利用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删去了其中必要的中间环节，从而把它们变成最纯粹的幻想。”[4]613马克思的这一分析，为他后来探索价值理论中的“必要的中间环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对价值问题能够做出准确的、但也只是概要的论述，使马克思能够从靠近劳动价值论进一步走到了承认并肯定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未系统论证劳动价值论，也未公开表明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转变，更未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作出突破性的研究。马克思明确说明自己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发生重大转折的文献是《哲学的贫困》。 三、马克思公开自己劳动价值论立场的标志性文献 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合，使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马克思在写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公开了自己向劳动价值论发生根本转变的立场。他高度评价了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所作的贡献，认为“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象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5]92～93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不仅从新的世界观、方法论高度赋予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新的内涵，在一些理论观点上实现了对李嘉图的超越，而且还以吸收并运用李嘉图的观点为基础，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入批判，在完成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方面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首先，马克思在剖析蒲鲁东所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立的观点基础上，初步阐述了关于商品二因素的原理。蒲鲁东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例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自由的生产者和自由的消费者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供给的，并把它们看成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引起的两种对立的力量。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批判了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蒲鲁东“既不能在稀少和交换价值中发现使用价值，又不能在众多和使用价值中发现交换价值”[5]83，即便换成效用和意见、自由的生产者和自由的消费者的说法，结果还是一样。马克思强调，“供给的本来并没有效用。它的效用是由消费者确定的。即使产品的效用得到公认，但产品究竟不仅仅代表效用。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和原料、工人的工资等一切生产费用进行交换，一句话，和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换。因此在生产者的心目中，产品代表交换价值的某种总和。生产者所供给的不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5]85～86可见，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中，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因素，说明了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剖析蒲鲁东所谓“科学的发现”即“构成价值”观点基础上，坚持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在批判蒲鲁东关于“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论点的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价值决定的社会性，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总是社会的，是和供求相联系的，“供求的‘比例性关系’，也就是一种产品在生产总和中所占的比例，根本不决定于这种产品按照相等于生产费用的价格的出售。只有供求的变动告诉生产者，某种商品应当生产多少才可以在交换中至少收回生产费用。这种变动是经常的，所以资本也就不断出入于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5]105～106“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中，单只这种摇摆运动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5]106可见，马克思已清楚地说明了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即要承认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就必须承认供求的变动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马克思的这一认识为他后来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奠定了基础。 第三，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关于“商品应精确地按其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论点的基础上，阐释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的特性。马克思认为，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自然就会得出结论：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是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劳动作为商品是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而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因此，“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如果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换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报酬，这种说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5]95我们把劳动时间当作价值尺度，各个劳动日并不就是等价的。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价值不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着多少简单劳动日”[5]96竞争使商品中所包含的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从而复杂劳动是复合的简单劳动。显然，马克思已经较为清楚地说明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的性质是简单劳动。 第四，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混淆“劳动价值”和“劳动的价值产品”的基础上，阐明了二者的区别。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是无法用来确定或衡量商品价值的，因为“劳动价值”说明的是生产劳动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用“劳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是循环论证，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劳动价值”实际上还说明了它是劳动商品的价值，它本身还需要加以确定，因此，它也就无法作为确定商品价值的尺度了。马克思反复强调：“象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5]97～98。可见，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劳动就是产品价值的源泉，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 第五，马克思在剖析蒲鲁东关于价值比例规律应用的观点基础上，初步阐述了货币的产生及其特性的原理。针对蒲鲁东“金银就是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明确认为，如果有用产品的价值既然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那么这种产品就永远具有交换的性能，金银除了像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商品以外，还具有普遍交换手段，即货币的特性。而价值、货币这一类经济范畴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们只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就货币的价值决定来说，马克思认为，金银在流通中是可以用纸币来代替的。只要流通的需要和发行货币的数量之间保持着一定的比例，那就不可能产生保持货币的内在价值和名义价值之间的比例问题。马克思赞扬了李嘉图的观点，指出：“金银之所以永远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而决不是由于它们在数量上和财富总额成比例；或者更明确地说，金银之所以经常保持均衡，是由于在一切商品中只有它们作为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不管它们的数量和财富总额的比例关系如何。”[5]126可见，马克思对货币的性质及其价值决定问题做出了初步论述。 《哲学的贫困》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主张，显然是以吸收李嘉图的观点为主导的，并非是马克思对自己观点的系统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述实际已包含了对李嘉图理论进行科学革命的根本因素，并且已经初步实现了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统一。马克思晚年在谈到他的这部著作时说到：“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6]可以认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是后来能够系统、完整地论述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起点。 四、《资本论》创作中运用唯物史观对劳动价值论的探索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劳动价值论的探索获得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一方面，19世纪50年代初的《伦敦笔记》，对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马克思于19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完成的《资本论》手稿，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基于有关价值和货币理论重要文献的研究，以及对当时理论界关于价格、货币理论论战的密切关注，研究了价值和货币问题。在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首先肯定了李嘉图关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以及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通过举例论证商品的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例关系，说明了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商品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深化了李嘉图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其次，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与资本本质的分析中，马克思批评了李嘉图对价值与财富的混同，认为“李嘉图只是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其实，“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充裕程度，而价值取决于生产的难易”[7]108～109，由此分析了价值与产品产量的运动，虽然马克思这时还未能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也未能提出使用价值的范畴，但他的分析已经包含着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思想萌芽。第三，马克思赞成李嘉图对“对外贸易是价值增值的源泉”观点的批判，确信只有劳动时间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他指出：“我们所能交换的只是我们的劳动，我们劳动的产品。”“价值永远也不可能通过对外贸易而增加。”[7]117～118同时，马克思还分析了流通和新价值生产的关系，提出流通过程固然不能增加新价值，但是新价值创造的唯一途径却在于流通过程。 在货币理论方面，马克思重点探讨了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19世纪40年代末，欧洲经济学界围绕英国1844年皮尔银行法的实施展开了激烈争论，通货学派认为，货币发行的数量决定货币的价值，银行券的发行应该遵循金银流通的规律；与此相对立，银行学派则认货币和信用制度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由，1844年皮尔银行法是导致1847年经济危机的原因。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这场争论，实质涉及的就是货币和危机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相关理论资料和实际资料，推翻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理论，明确指出：“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融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没有任何关系。”[8]他对货币的五种职能作了探讨，并对80多位作者关于货币流通问题论著的有关论述作了摘录，写了《完整的货币体系》手稿。此外，还总结了自己对货币、信用和危机之间关系的研究，写了《反思》的短文，在赞同斯密把贸易分为实业家之间贸易和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贸易的基础上，萌发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的思想；在批驳把信用看作经济危机产生根由观点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的思想。 从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间，马克思写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被我国学术界统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间，马克思写的一部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手稿，被我国学术界统称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两部手稿运用唯物史观完成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一是剔除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确定了以商品作为价值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从价格的现象形态中揭示出价值的本质，从交换价值的外在形态中揭示出价值的内容，并在阐明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基础上，明确了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因素；二是揭示出商品的二重存在形式，即作为“自然存在”的形式和作为“纯经济存在”的形式，也即商品本身和商品价值的二重存在、商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交换价值的二重存在。在对商品的二重存在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质，即一种是抽象的、质上相同只是在量上不同的劳动，另一种是自然的、在质上不同的劳动；三是在价值形式发展的分析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即商品生产各自特殊的劳动时间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四是从商品价值的内在规定上推导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在现实的交换过程中，商品的二重存在形式由“观念”转化为“实际”，即一方面是作为交换的商品本身，另一方面是与交换的商品本身相分离的，并作为交换价值独立存在的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就是货币。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此，马克思初步得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两点重要结论：①“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出同产品并存的货币。因此，货币同特殊商品的并存所产生的混乱和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改变货币的形式而消除的……同样，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9]90②货币具有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交换手段、在契约上作为商品的代表、同其他一切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四个属性。“所有这些属性都单纯来自货币是同商品本身相分离的、物化的交换价值这一规定。”[9]90五是形成了价值形式发展性质的基本思路。一方面，金作为货币实际上是在自身的一定量的物质形式上表现了商品世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价值形式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生产中的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并不表现在商品自身上，而表现在与含有同一劳动时间的、与其他一切产品相等的、可兑换的特殊商品上。货币就是作为这一特殊商品而成为商品交换可兑换的媒介的。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在他后来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突出的理论研究成果，就是对生产价格理论这一劳动价值论的充分发展形式作了研究。马克思探明了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关系，考察了这一转化的内在机制。在论述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中，马克思首先区分了三种不同含义的生产费用，即为生产过程预付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商品生产本身所花费的东西、预付资本的价格加平均利润决定的价格，认为在这三种含义的生产费用中，只有第一种含义的生产费用，才是同“剩余价值向利润形式的转化……相适应的。”[10]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指出，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同时，按价值计算的生产费用也必然转化为按生产价格计算的生产费用。其次，提出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竞争理论，即同一生产部门内部的竞争和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揭示了竞争机制在价值转化中借助于资本转移发挥的作用。第三，揭示了“平均价格规律”。以五个资本生产部门(资本Ⅰ到资本Ⅴ)为例，马克思对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整体过程中，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及实质作了分析，提出了生产价格的较为完备的定义，即“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商品中的预付资本，不论是工资、原料、机器还是其他)加平均利润。”[11]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分析的生产价格理论，既是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具体运用，同时也奠定了资本、剩余价值、地租等问题分析的重要基础。 五、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相统一的整体展现 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运用，使马克思真正认识到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从而也才使马克思真正能够实现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资本论》整体地展现了这种统一性。 从1863年7月开始，马克思正式以《资本论》为标题进行写作。从《资本论》的写作来看，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相统一的整体展现主要表现在：第一，马克思沿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的思路，以商品为研究的出发点，展开了对交换价值、价值、价值量、价值形式等问题的分析，构建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体系。第二，马克思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探索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分析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二重性理论，特别是它与商品二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劳动二重性的提出，使“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古老的命题从此有了崭新的含义。“劳动创造价值”已经被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且在社会商品生产过程中，已经被进一步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并转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这样的二重性。第三，马克思创立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研究中未能提出的关于价值形式发展问题的一系列专门术语，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系统地论述了价值形式发展的全部理论问题，使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序列中得到了证实，从而使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结构具有了高度的统一性。第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第一次系统地展示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整体结构，最后完成了这一科学理论，解决了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迷惑不解的价值规律与生产价格的矛盾问题，也为论述商业利润、信用制度、银行、地租等问题奠定了基础，发展了劳动价值论。 从《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来看，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相统一的整体展现可以概括为12个基本点。①价值是商品的因素。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据以建立的基本前提。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是它的不可缺少的另一个因素。一个物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这个物就不是商品。②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商品经济的规定。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价值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一种客观实在。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③价值实体是抽象的人类的一般劳动。④劳动二重性理论是价值理论展开的“枢纽”。劳动二重性理论解决了只有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以及劳动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价值的问题，说明了生产过程中价值转移与价值创造的区别问题，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从而揭示了价值创造的意义所在。⑤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然会发生变化。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⑥价值形式及其历史的发展。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价值形式经历了从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的发展过程。货币形式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完成形式，货币成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外化，由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外部对立发展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货币既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也是解决商品内在矛盾的先决条件。⑦价值的构成。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在运用具体劳动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同时，也运用抽象劳动创造出自身的等价和超过自身等价的价值部分包含在新产品中。因此，商品的价值就是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部分之和，即w=c+v+m。⑧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的关系。这是三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问题，它们分别发生在社会经济过程的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分配领域。生产领域主要是价值创造问题，流通领域主要是价值实现问题，而分配领域主要是价值分配问题。价值创造就是经过劳动创造形成了新的价值，这个新的价值的长度已经决定了；流通和分配就是决定这一长度折成几节，每节多长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说明的是资本天生的平等，按资本的实力来分配利润，但不管怎么分，价值的总长度是不会变化的。⑨价值的外在转化形式。商品的价值表现是商品的货币形式，当价值用货币来表现的时候就表现为价格。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转化形式。商品的价格是经常变化的。商品价值的变化和货币材料的价值变化引起商品价格变动，是价格变动的内在因素。市场供求等因素是价格变动的外在因素。商品的价格最终仍是由价值决定的。⑩价值的内在转化形式。当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转变为成本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后，商品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就是价值的内在转化形式。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需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生产价格形成以后，商品市场价格借以波动的中心，也由市场价值转化为市场生产价格。在价值的规定性中，市场价格是市场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在生产价格的规定性中，市场价格则是市场生产价格的表现形式。价值的这一内在转化并不否定价值规律。(11)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总体化。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抽象劳动的主体是劳动者。随着科学技术和分工协作的发展，以及结合劳动的出现，劳动过程被分解了，直接劳动者成为组合劳动者的群体，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者被分成几个层次。分解了的劳动过程形成为一个总体，在分解的劳动过程中就出现了总体工人。由于总体工人的出现，使原先单一的直接劳动者的划分变得复杂了。现在抽象劳动的主体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总体，因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主体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总体，抽象劳动的主体复杂了，也扩大了，即服务于同一的有机的劳动过程的劳动都创造价值。(12)价值从抽象规定到具体规定的上升。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方法，也是全面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极其重要方面。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最初阶段，阐述的是劳动价值论最本质的、最简单的规定。随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规定性不断增加，劳动价值论也就越来越接近于具体，越来越接近于事物的表象。因此，在开始时抽象掉了非本质的因素，然后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慢慢地还原这些因素，直到最后达到具体的总体。 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过程，是一个由怀疑到靠近、肯定，再到创新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在经济学研究中创立、运用唯物史观、实现了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内在结合的过程。考察这一过程，使我们在走向历史深处中可以通过方法的整体性和逻辑的整体性，把握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历史整体性，真正去理解马克思、解读马克思的思想。标签：劳动价值论论文; 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生产费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