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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没有灵魂和操守的“经济动物”？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领域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巨大的。但是，瑕不掩瑜，瑜也难掩瑕。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倍受关注的“制假售假”、“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败德行为，近年来愈演愈烈。而发生在2001年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似乎预示着道德危机离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不远了。
2001年8月22日，广东信宜500多人因为食用含有“盐酸克伦特罗”成分的猪肉，出现了头晕、呕吐和手颤等症状。这起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产生的原因是，一些养猪专业户和养殖场为了增加瘦肉比例，在猪饲料中添加了含有违禁成分“盐酸克伦特罗”的“瘦肉精”。
尽管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出了禁用瘦肉精的通知并大力整顿查处，尽管广东省政府信誓旦旦要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11月7日，广东省河源市又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瘦肉精”中毒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共有484人食物中毒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两次重大“瘦肉精”中毒事件之后开展的全国清查行动表明，在猪饲料中添加“瘦肉精”并不是广东一个省存在的现象，而是在全国许多地方普遍存在。
2001年，同“瘦肉精”猪肉一起被揭露出来并和千百万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件还包括“毒大米”、“假棉花”、“地沟油”、“吊白块”粉丝、“矿物油”瓜子、“黑心”月饼等等，这些事件和同样轰动全国的“银广夏”事件、名教授“抄袭剽窃”事件、“南丹矿难事故”、足坛“假球”“黑哨”、上访者在高检被殴打、假文凭假证件假药材泛滥等等事件一起，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2001年中国人的败德图谱。有些消费者面对“问题食品”恐怖地说，以前，我们只知道菜农滥施农药、滥用生长素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潜在损害，而近来被揭发出来的“问题食品”，则不仅谋去了我们的财，而且还有生命，因为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已经成为“问题食品”的受害者。
更令人胆颤心惊和不可思议的是，以治病救人为目的的医疗机构、制药厂、医学研究机构也加入了制假售假的大军，使假药品、假药材在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药店泛滥，这无疑是刺向患者的一把利剑。
国家药监局去年披露，广西半宙制药集团第三制药厂为了扩大销售，擅自在所生产的黄柏胶囊中加入国家药品标准中没有的成分，使所谓的“梅花K”黄柏胶囊成了含有严重毒性的假药，患者服用后，肾脏受到损害，伴有蛋白尿、肌无力等症状，最严重的出现昏迷、急性肾功能衰竭。到2001年9月，仅湖南省株州市一个地方，因服用“梅花K”黄柏胶囊中毒者58人，病危者超过3人，其中一名约30岁的女士成为植物人。
面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制假售假”、“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败德行为，有人感叹见利忘义的人多了，见义勇为的人少了，奸商多了，诚信少了；有人怀恋改革开放以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景象，感叹现在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对当前的社会道德秩序忧心忡忡，惶惶难以终日；有人甚至惊呼，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道德滑坡”，中国人正在变成没有灵魂、没有情操的“经济动物”。
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说：“我一直试图探讨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底线伦理。底线伦理即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你可以做不到舍己为人，但你不能损人利己；你可以不是圣贤，但你应该认同道义和人道；你攀升不到道德最高境界，但道德最低下限必须坚守，因为那是人类最后屏障！市场经济初始，价值多元化胚胎形成之际，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伦理亦直面挑战，不杀人、不说谎、不欺诈、不奸淫、不偷盗，在市场经济下亟待重申。”
败德行为：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原罪”？
据农业部一位官员介绍，如果要养殖一头瘦肉型的猪，必须从育种开始，其成本要比养殖普通猪高出许多。而用瘦肉精把一头普通猪变成瘦肉型的猪，只需要10到20天的时间，成本只要8块钱，而净利则高达22块钱，利润率为275%。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暴利让一些养殖企业、养殖户趋之若骛。在个人利益面前，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被弃之不顾。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说过：“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那么，当前中国社会上存在的“道德滑坡”现象，是不是应该归因于市场经济建设？经济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制假贩假、坑蒙拐骗，是不是可以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呢？因为在时间顺序上，我们所说的“道德滑坡”，是伴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出现的。
对这种说法，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刘军宁并不认同，他认为，资本并不必然带来罪恶，道德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普遍的道德共识，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初创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另外，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带来道德滑坡，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为人们道德水准的提高准备了有史以来最充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刘军宁解释说：“专为提升人的道德水准而设计的社会型态从未取得过成功，僧侣主义的破产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为提升人的道德情操提供了最佳的经济结构，而财富是同情、关心他人的前提，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们实践美德提供了基础。因为市场经济被证明是最有利于财富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效果最显著的制度。”
国家行政学院王伟教授甚至不同意“道德滑坡”这一说法。他说：“如今，对道德状况的评价，人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爬坡论和滑坡论上。在以前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一句话说不对，就能成为反革命，坑蒙拐骗也没有经济基础，所以很难比较。如果非要在二者之中做出一个选择，我宁可选择爬坡之说。当前人们的个人意识提高了，于是又出现了新问题，但不能简单地定为道德滑坡，尽管问题不少。”
看来，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板子并不能打在“资本积累”和市场经济制度身上。
告别旧道德，建设新道德
在计划经济中，公共的利益凌驾于个人的私利之上，所以传统道德体系往往是要求我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为公，大公无私”，当利己与利人相冲突时，往往要求人们做出自我牺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是在个人利益的驱动过程中实现的，个人自由、私利受到充分尊重，人们追求个人利益被看作是正当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存在的是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体系。
市场经济为我们带来了富裕的物质生活，但我们还关心，市场经济能为我们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吗？
“市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并不认为市场经济能够消灭不道德，也不认为市场经济中存在提升人们道德水平的机制，但是市场经济存在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后果法则”，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动机都是为了赚钱，但却在客观上丰富了市场供应，为他人提供了服务，而这并不是他们自觉的高尚行为，而是赚钱行为的“副产品”。
现代信息经济学理论，则为我们揭示了市场经济提升人们道德水平的机制。按照他们的理论，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如果你是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就应该考虑到未来收益，并将它折现到现在以使经济效用最大化，而这个最大化就是道德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你毁掉了名誉与诚信的原则，以后别人就没办法与你合作，于是人人都要讲道德。
由于我们社会经济正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社会上出现了这么多假冒伪劣之类的败德行为。但是，新的道德秩序必然在市场经济“博奕”的过程中得到重建。
以“瘦肉精”事件为例，短视和败德虽然曾经给那些养殖企业和饲养户带来过超额利润，但是，随着他们的败德行为被揭露出来，他们很快就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批评，受到来自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惩罚。据报道，在广东河源，当地居民几乎不再食用猪肉加工制作的食物，自由市场上大量的猪肉摊无人问津，养猪企业和饲养户的生猪存在栏里卖不出去；政府部门也出动大量人力物力严查“瘦肉精”生猪和猪肉，一批企业和个人被曝光，生猪和猪肉被封存和销毁。为了重建人们对于猪肉及其制品的信心，一些企业和个人已经开始加强自律。于是，不使用含有“瘦肉精”饲料、不卖含有违禁成分“盐酸克伦特罗”猪肉的新道德准则就在“博奕”过程中得到重建。
犹太人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以前，他们总是把好的东西展现给他人，事成之后再把次品推销出去。犹太人的传统做法，曾经被欧洲的一些商人看作智慧的顶峰，这也正是中国人目前广泛采用的做法。然而这种伎俩在欧洲大市场早已行不通了，如今西方社会中的商品道德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对伦理道德的狂热。
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已经说过：“现代政治经济学规律之一就是生产力越发展，就越不能采取作为它早期特征的那种琐碎的、哄骗和欺诈的手段。”
不做圣人，但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一个社会要使财富增加，要使社会发展有一个好的效率，就需要有道德力量的限制。如果人们普遍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社会发展就越有效率；而普遍的道德水平低下，社会发展就要为此付出成本。
德国是一个人人都非常自律和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的国家，在柏林的地铁，没有售票的人，也没有人、没有机器查票，而且票价还按乘坐距离分为不同的面额。但是到这里乘坐地铁的每一个人都会自觉、自愿地到自动售票机上买一张票，几乎没有人逃票。由于人们都能自觉买票，地铁公司就节省了设备的费用，节省了人力，因此它的成本就可以降低，这样做效率就非常高。
相反，由于我们缺乏基本的道德共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常需要为此付出成本。大连非常缺水，每一个家庭一个月只能够用三吨半水，超过部分，要多收十倍的钱。于是，很多家庭就用“嘀嗒嘀嗒”偷水的办法。为了对付这个普遍的偷水现象，自来水公司就给每个家庭换上了一个精密水表，就是滴水这个水表也能转，但是这个水表价钱很贵，也要十倍的价钱。这件事情说明，如果大家都讲道德，就可以不用装这个水表，精密水表的费用就可以节省下来；但是大家都不遵守公共道德，就不得不搞这个水表，最后大家都倒霉。
雨果说：“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为人的常轨。”如果我们做不了一个圣人，那么，就让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