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山区古村落历史地理研究_土楼论文

南岭山区古村落历史地理研究_土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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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3X(2002)05-0100-05

以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为核心,东起福建西境,西至贵州东缘,包括湖南、江西的南部和广东、广西北部,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南岭山区,是我国地理环境最为复杂,民族民系成分最多,至今保存古村落类型最多样、数量最丰富、地域特色最鲜明的地区之一,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1、南岭山区古村落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

村落是人类聚集、生产、生活和繁衍的最初形式,自古有之,但一直处于演进发展之中。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一些演进较为缓慢的特定地域,仍有幸保存着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村落,而且村落的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均保存较好,这样的村落即我们所称的“古村落”[1]。古村落的平面形态、功能构成、建筑风格、文化氛围,以及数量、规模、质量等,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背景。

南岭山区是由若干突起的花岗岩穹隆山簇与短轴背斜山地,重叠与牵连着不同岩性和不同形态的山地丘陵组成,其间点缀分布有许多各种不同规模等级的灰岩盆地和局部红岩盆地。岭北湘江主要支流如潇水、舂陵水、耒水、资江,沅水支流清水江、渠水;岭南珠江水系中的北水支流武水、浈水、涟江,西江支流贺江、漓江、融江,东江支流寻鸟江、定江;以及江西赣江支流章江、贡江等,均发源或穿过境内,造成一些深切峡谷嵌入曲流,以及串珠状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由于构造、岩性加上流水的侵蚀切割,以致山体破碎,出现褶岭隘道、湘桂夹道以及河路口、龙虎关、永安关、梅关、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等南北间的山垭低谷和走廊地带,历为我国重要南北交通孔道。全境地质构造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面积合计占全区山地总面积的80%以上,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山体海拔多在600~1000米之间,最高峰苗儿山2142米,而一些河谷平原最低海拔在100米以下,气候、生物等自然要素的垂直分异规律明显。在纬向上岭北为中亚热带,岭南属南亚热带,总体上属暖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北之间的水热条件具有一定递变性特征。全境热量丰富,雨水充沛,光照充足,且光、热、水配合良好。区境年平均气温17~21.6℃,无霜期270~320天,≥10℃的积温5600~7937℃;年日照时数为1473~1925小时之间,太阳辐射总量为108~112千卡/平方厘米;多年每年平均降水量1400~2200毫米,70%集中于春夏两季。区境地带性植被为结构复杂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具有区系成分复杂、种类繁多、基底资源丰富的特点,有利于多种经济林木的繁育和发展;森林植被覆盖率近60%,是我国重要林区。野生动物仅陆生脊椎动物便有700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大的有100多种。在亚热带湿润季风环境下,岩石风化强烈,形成深厚红色风化壳,土壤以红壤和山地黄壤为主,一般自然肥力较高,适种性广。本区是全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铅、锌、银、钨、铋、钼等储量在全国处于前列地位;大理石、钠长石、高岭土、石墨、岩盐等储量也十分丰富。南岭山区的多数河流水量丰富、落差很大,水能资源丰富。

政治、经济重心一直处于黄河流域的历史时期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南岭山区被视为边远蛮荒的瘴疠之区,是“蛮夷”、“蛮僚”、“峒蛮”和“山都木客”及其演化后的畲、瑶、苗等族的聚居地,经济开发历史相对较晚。但南岭山区毕竟是交广襟喉,地理位置重要,历代统治阶级着意经营。秦凿灵渠,沟通湘漓二水;并修横浦、阳山、湟溪三关,修筑通岭南的驿道,又“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资治通鉴》卷七);汉武帝承接南越,设立岭南九郡,并加速了对南岭山区的经济开发。为使其有利于接受江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首先将南岭山区统属于岭北的零陵、桂阳、豫章三郡管辖,并在桂阳(今郴州)设官营铁治;茨充任桂阳太守时,教民“植桑、柘、麻、苎”;卫飒率众“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周昕又“开凿六泷”(《后汉书·地理志》)。通过这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经济活动,使秦汉时期的南岭山区已成为中原大地通往交广地区的交通要冲,促进了南岭山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永州、赣州、南雄、韶州等地区成为了交通称便、商贾云集、经济繁荣的都会。但在山重险阻、交通闭塞的广大山岭地带,仍采用“火耕水耨”,甚至“民以山伐为业”的落后生产方式,农业规模十分有限,这些却为北来移民准备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历史上因战乱或灾荒等原因,曾发生过中原汉人三次大规模南迁活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掀起了中原人口南迁的第一次高潮,其前锋沿湘、赣谷地进入了南岭山区北侧;历时八载,战祸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唐中期“安史之乱”,引发了中原汉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南迁浪潮,其移民前锋已达到岭南,乃至东南诸山地;北宋“靖康之难”到忽必烈入主中原之间150年间,为我国历史上中原汉人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时期,其移民已进入南岭腹地闽、粤、赣边的深山大壑之中,并形成了特色独具的客家民系。历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居住于南岭山区的汉族各民系及畲、瑶、苗、侗等少数民族,既有相对独立发展演变的过程,更有相互间迁移融合的过程。南岭山区有效生存空间的有限,加上南岭山区腹地的客家人、湘赣系汉人、瑶民等民系民族的向内或向外的频繁迁移,构成了极为复杂的人文社会环境,使南岭山区古村落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呈现出五彩纷呈的特点。

2、南岭山区古村落历史地理的一般特征

南岭山区的古村落,在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已形成了自己的固有特色和风格。

其一,地域类型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南岭山区的古村落,论历史年代自唐经宋、元、明、清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尤其明清时期的古村落最为常见;按功能特征,农耕型、山伐渔猎型、山水隐逸型、工矿型等齐备,但以农耕型为主体;按其历史成因,原始定居型、地区开发型、民族迁徙型或客家型、避世迁居型、历时嵌入型等样样齐全,但以客家型最为突出;按村落的平面形态特征,聚集型、松散团聚型、散居型都有,尤以规模较大的聚集型多见;按其文化性质,宛如皖南地区的商业型和浙江永嘉地区的典型耕读型,在这里都有,但耕读型最为普遍。同时,瑶、苗、侗、壮等少数民族古村寨亦可找到其典型代表。从总体上看,南岭山区的古村落表现出多元、多样性特征,堪称古村落博物馆。

其二,功能、结构的地域差异性。南岭山区古村落按其实用功能和结构特征,各个不同地域会显示出明显差异,尤以客家古村落和少数民族古村落最具地域特色。地处南岭山区东部的闽粤赣边客家中心区的古村落,既保留了中原汉文化古风,又与当地特殊而艰险的自然、人文环境相适应,表现出的第一个最鲜明特征,就是宗族聚居,即一个村落几乎都是由许多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共同组成的宗族大家。他们利用这种宗族血缘的内聚力聚族而居,聚族同恶劣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抗争,甚至聚族而共同开拓外部世界。第二个鲜明特征是土楼建筑和土楼文化。土楼一般规模宏大,高可三、四层近20米,每层房间大型的多至上百间,可居住同一血缘的大家族几十家乃至几百家。它对外封闭,对内开敞有序,是客家人家庭理想与世俗生活的完美结合,血缘与村落自然空间的高度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聚居”和“土楼”的共同特征下,其建筑风格会表现出较大差异。如赣南客家区域以“土围子”为代表,闽西客家区域的典型民居形式是方或圆“土楼”,“围垅屋”是粤北梅州客家区域的普遍类型;粤北始新一带以棋盘屋最具特色,闽西汀州客家区域以府第式五凤楼为代表[2]。而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集中于交通十分闭塞的深远山区。如湘南江永“千家峒”为世界瑶胞祖源之地;湘西南的通道双江流域和桂北三江的寻江流域为我国侗族的中心聚居区。瑶、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保存下来的古村落,同样具有聚族而居、防御功能突出的特点,他们一般以“寨”的形式出现,据险而居,据险而与外部世界抗争,故而每个寨设有寨门或山门。侗寨的鼓楼、花桥(风雨桥)、凉亭、以及寨门、井亭、吊脚楼,为侗族古村落建筑的“六宝”,亦为村落平面布局的六个有机组成部分,极具民族地域特色。湘南的江华、江永和粤北的连南、连山和乳源,地处南岭山区腹地,为高山瑶的聚居区,其村寨一般也设有寨门,村寨建筑多为竹木结构干栏式,平面布局较为自由灵活,村寨中多设有堆木场,屋宇门梁上常挂有玉米棒、干辣椒、干薯藤等农产品,显示出山地农林聚落的特征。

其三,古村落地域分布的高度集中性。中国的古村落以追求秀丽的山水风光、恬静的田园生活和理想的耕读环境,为至真至美的境界[1]。因此,多依山傍水,贴近自然。南岭山区虽自然生态环境十分优越的平地不多,而环境优美的小型山间盆地却成串沿河溪分布,这些地区自然成了古村落高度聚集的区域。据不完全统计,仅九嶷山山间盆地中就集中分布有自南齐永元年间(499年)至北宋治平年间(1064年)建村的山水型古村落13处[3];山间古瑶寨数十处,1637年徐霞客楚游时还留下了“穿瑶房而披锦幛,转一隙复撵一峒,透一窃更露一奇,……恍惚梦中曾从三岛经行,非复人世所构也”(《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40页)的记载。同时,南岭山区移民世家成份突出,尤其是形成于宋元以后的客家民系,要在已被土著或前期移民占据的地盘上插足生存和发展,其聚落更需要集群分布,于是在客家民系与闽南福佬系邻近的南靖县梅林、书详两个乡集中分布有客家古村落39处及其225座土楼[4]。

其四,历史文化特征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中国古村落经世代繁衍生息发展,已形成了自己的固有模式和风格,但总体而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和完善的过程。历史时期的南岭山区,尽管远离中央王朝的文化核心区,但来自中原地区的历代移民,他们不忘故土,在各种不同领域继承和保留了中原汉文化的传统古风。作为一地自然、人文风貌集中反映的古村落,在规划布局和建设中当更是如此。同时,南岭山区特有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生存竞争现实,迫使先民们不得不在固守传统的同时,自我完善以适应外部环境的积极心态去创造具有鲜明移民和山区居民色彩的新型古村落。这在闽粤赣边客家中心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村落建筑的选址和平面布局,便继承了“天人感应,崇尚自然”的传统思想,追求人居环境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且上升到了“风水”崇拜。不仅讲究室外“大风水”(大自然环境),而且讲求室内“小风水”(小自然环境),强调房屋要坐北朝南,房屋中轴线要与子午线相近;注重村落前后左右四方的山水形态,追求直观的佳山胜水组合之妙,乃至不惜培植“风水”,即用人造自然的文化行为来补充天然的山水[5]。又如宗教观念、宗法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客家人根据其特殊历史和社会地位将其发扬光大,创造出按血缘聚族而居的超大型土楼建筑群,形成了通过各种强化宗教凝聚力的土楼文化。再如尊儒重教,“耕读传家”,亦为中华重要传统。在南岭山区更是不遗余力,表现在村落布局上诸如“尚书第”、“状元楼”、文星塔以及书院、学宫等景观到处可见。如九嶷山古村落“下灌村”,为南齐陕西籍荡寇将军李道辨所建,村内设有书院,建有状元楼、文星塔、状元桥,并孕育出了唐代头科状元李郃等名士;在闽粤赣边客家中心区中的“大夫第”、“进士第”、“石龙旗”、藏书楼、崇文阁等文化景观更比比皆是。有的还把书院设在土楼内,土楼雕塑中有“鱼樵耕读”等图案,土楼门上有“承前福得勤和俭,启后孙谋读与耕”(承启楼)之类的堂联,表现了客家人重视教育,竭力培养后辈,走教育兴家立业的心态[6]。

3、南岭山区古村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开展南岭山区古村落的研究,重点应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南岭山区古村落形成的基本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能理清一定区域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建立相应的景观层位与剖面,达到所谓“复原”景观的效果。从不同村落的景观层位可以判断其不同的发生发展条件,或渐近式形成(本土为主)或偶然事件下形成(迁徙为主),或呈辐射状由平地向山地、由山麓向山腰或山顶的扩散状形成多族混合为主。许多古村落都是由先住民在土地条件好的有水的平地形成的,越是后来者越没有好土地,因为好土地已被先来者占用了。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山区古村落会出现由低地向高地发展的垂直地带性现象。

第二,南岭山区古村落的选址与布局特点。聚落的历史地理研究必须研究其选址与布局的规律和特点。聚落选址和布局的特点,一是与居住者的民族特性有关,二是与所处自然环境有关,三是与所处社会环境有关,四是与居住者的文化习俗及民间环境意识有关。比如客家传统聚落的选址,就与客家人所处社会环境(动荡)、自然环境(山区)、民族特性(防御安定)、民间环境意识(风水)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三,南岭山区古村落的景观类型与景观特征。景观的研究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景观是对一定区域地理事物及其特征的综合反映,既包含有形的要素,如建筑式样、民族服饰等,也包含无形的方面,特别是可感受的氛围,如文化气息、宗教气息、宗族气息等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要素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的景观,这是人文地理学长期以来研究的核心内容[7]。其实,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各种区域性的景观实际上是一种“意象”(image)的表达。意象是一种感觉中的心理图像,是对一定区域所获得的综合印象的表达。对于景观的意象研究则特别强调意象的“可识别性”、“可印象性”和“标志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强调一个区域的整体意象,也注重意象的特征和构成,尤其是要把握意象的标志性要素[8],从而把握景观的根本特点。把握了景观的根本特点,就能对南岭山区古村落景观进行有效的分类。

第四,南岭山区古村落经济社会生活的嬗变。南岭山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着汉、瑶、畲、苗、土家、侗、壮等十多个民族,其社会文化生活与外界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社会经济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对南岭山区古村落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演变予以关注。

第五,南岭山区古村落的人居环境思想的研究。关于传统聚落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其选址与空间布局的规律和特点,更要研究总结其有效的规划思想,从而为今天的人居环境规划服务。人居环境学本身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以环境和人的生产与生活为基点,研究从建筑到城镇的人工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的新的学科体系”[9],是一门以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在内的所有人类聚居形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着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综合地加以研究[10]。南岭山区传统聚落在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

4、南岭山区古村落历史地理学研究可资借鉴的方法

开展南岭山区历史地理学研究,涉及到众多的学科领域,除了借助相关学科的特殊方法外,还应有自身的研究方法,大致可采用如下方法。

(1)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法。通过实地勘察,了解其不同聚落的海拔高度、地形部位、生态环境的演替、人居环境的特点,观察分析不同区域的景观特点,并进行意象调查。

(2)社会学的田野样本法。关于区域的调查,可以引进社会人类学的两种常用样本研究法,即参与观察(Paticipant-Observation)法、深度访谈(Depth-Interview)法。选择一至两个古村落进行样本研究,通过研究者较长时间的深入生活和调查,全面了解古村落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聚落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进而探索传统聚落人居环境模式和文化多样性发展模式。

(3)历史学的文献分析法。南岭山区古村落的历史文化特征明显、信息丰富,且拥有较多的地方文献和家谱资料,应借助历史学的文献分析方法作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4)建筑学的古建实测法。古村落保存完好与否的重要标志就是古建筑群的完好程度,因此不仅要判断有关古建筑的年代特征,而且要对重要的标志性的古建筑进行实地测绘,建立完整的古建档案,为古村落景观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5)历史地理学的景观“复原”法。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古村落的研究,寻找不同文化集团在各自地域所创造的不同文化景观,并对不同文化景观因形成时间的不同而导致的景观剖面进行相应“复原”(或还原),从而发现区域景观形成的过程和规律,并从这一规律中寻找对今天的人居环境建设和景观创造具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成分,从而有效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0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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