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上的贡献——兼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谬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谬论论文,对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理论界有的论者在阐释唯物史观的发现时，往往简单地把这一发现归功于马克思。因此，在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中往往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天才发现。诚然，恩格斯也这样谦逊地说过。同样，恩格斯也这样说过：“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都有了直接的意义。”①关于这一问题，在今天，当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谬论还在流行的时候，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唯物史观发现的过程中，历史地、逻辑地探索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发现上的一致性。这一方面已成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
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及其实质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分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个共同的论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人类中心论”，恩格斯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物质决定论”。《比较百科全书》恩格斯一章的撰写者卡尔·巴列斯特雷姆说：“马克思主张的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人类中心说，根本不同于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具有内在可理解性的概念。”②英国的莱·科拉科夫斯基证明说：“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潜在先验论和马克思观点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说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③美国的诺曼·莱文则直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宇宙观上的矛盾是：“马克思的宇宙观是以人为中心的，恩格斯的宇宙观是以物质为中心的。”④
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归结为“人类中心说”和形而上学“物质决定论”的对立并不是目的，他们的真实用意在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按照科拉科夫斯基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在恩格斯那里，辩证法是对自然界、人类历史和思想中一切运动或活动形式的研究。因此，就有支配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和人们思想中反映同样规律的主观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主客体的统一。科拉科夫斯基这样区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在于说明二者的历史观根本不同。他从以“人类为中心”出发，说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只在人类的历史中起作用：“历史发展最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完全一致，达到存在和本质的同一”⑤。而恩格斯把辩证法转用于自然界，肯定是很幼稚的。科拉科夫斯基综合其他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提出：“‘辩证法’这个词指的是精神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不能转用于自然界，不能创立一套普遍规律，把社会生活的规律只当作这些普通规律的表现形式”。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不这样的话，历史发展就不是以人为中心了，“就会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了”。⑥
卡·巴列斯特雷姆也是以“人类中心说”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观上的对立的：恩格斯把历史看成是客观的、由经济决定的过程，按其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方向发展，而“马克思只是联系着人来设想自然界，认为自然界是人类劳动的异化客体”。⑦
总之，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以人为中心的，人被看作主动的力量。因此，这种辩证法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对恩格斯来说，历史的主体是自然界，或存在于人之外的某种抽象的经济和自然的力量。在这样的理论中，不难看出，资产阶级学者的目的是在于，通过贬低、攻击恩格斯，在貌似抬高、肯定马克思历史观的情况下歪曲科学的唯物史观理论，特别是抹杀恩格斯参与唯物史观发现的历史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学者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把恩格斯排斥在唯物史观之外，他不仅不是这一伟大发现的共同缔造者，而且由于他的“低劣”的思想使这一历史观蒙受“不幸的重负”。对于资产阶级学者的这种伪造，我们将通过恩格斯参与唯物史观发现的历史过程予以驳斥。
二 恩格斯在唯物史观探索上的艰难道路
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学者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说”，我们指出如下一点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及其本质的科学认识是通过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不断深化的。社会生活表现为不同的层次，主要表现为显而易见的政治斗争、比较间接的哲学理论等等。基于以上情况的是其背后的经济原因及其理论的分析。唯物史观较之以往的历史观——唯心史观、各种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社会的经济分析，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各自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中，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现代科学上走到了一起。这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们的友谊既反映着他们个人的天才，又体现着人们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时代精神。这种友谊不仅不是偶然的，而且有着深刻的时代的内在原因。现在的问题是，对这种时代的内在原因科学地揭示出来，特别是将恩格斯在这一伟大友谊的建立和他在唯物史观发现上的艰难道路揭示出来。
恩格斯在科学历史观的探索中走到经济学这一道路上来，是一个艰巨的探寻过程。恩格斯是1842年11月中旬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到12月27日，他就为《莱茵报》写了五篇通讯。这五篇通讯是《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种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从这些通讯的内容上看，恩格斯对英国社会的认识，是从一般的社会政治状况，进到阶级关系，然后再进到各种政党的不同立场，之后进一步深入到各种政治、阶级、政党背后经济关系的分析。《谷物法》一文着重分析英国谷物法与反谷物法同盟在1842年的斗争。这一斗争涉及当时英国三个主要阶级的经济利益：土地贵族，即大地主阶级拥护谷物法，旨在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反谷物法同盟主要是以工厂主为核心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使谷物价格下跌而降低工人工资。与此同时，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开始存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先进的工人的这种见解最初就体现在宪章派的运动中。恩格斯的《谷物法》不仅开始表现出从经济上认识阶级的本质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原则，而且在如下两个问题上开始显露出唯物史观的萌芽。
第一个历史观萌芽，即经济决定政治、新的经济斗争产生新的政治思想。恩格斯分析说：“谷物法和反谷物法同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使租佃人摆脱了他们高贵的土地占有者的精神影响。历来谁都没有像英国的租佃人即从事农业的这部分人这样不关心政治问题……但是现在，由于谷物法和反谷物法同盟所传播的几十万册书刊的影响，租佃人的头脑中也产生了政治思想。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同大地主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直接对立的”。⑧在反谷物法之前，土地贵族以农业代表的身分出现。通过反谷物法的斗争，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贵族就不再以农业代表的身分出现，而是以自己私人利益的保护者身分出现了。”⑨通过谷物法和反谷物法的斗争，那曾被掩盖着的经济上的对立显示出来了，通过经济利益上的理解和斗争，新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历来“不关心政治问题”的阶层，现在“头脑中也产生了政治思想”。
《谷物法》显露出唯物史观萌芽的另一个方面是阶级的经济实力及其变化与政治斗争变化的关系。《谷物法》的分析表明，谷物法和反谷物法的经济斗争，是通过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来进行的。在英国，当时主要的有三个党：托利党、辉格党和体现着工人集体意识的宪章派。托利党是土地贵族的党，辉格党则是以商人和工厂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党，宪章派是一种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政治派别，当时正在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越来越认为宪章派是他们集体意识的表现。以上这三个党派，在当时谷物法的经济斗争中，明显表现出了他们对立的政治态度。《谷物法》开篇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谷物法就要寿终正寝了。人民极端痛恨‘谷物定价’，无论托利党人运用什么诡计，他们在激愤的群众的压力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⑩在反谷物法的斗争中，托利党为什么不惜运用诡计来抵制，人民群众又为什么这么激愤呢？因为谷物法的废除，谷物就将自由输入。那时，“贵族就要按对自己不太有利的条件和租佃人签订契约。”(11)辉格党人在反对谷物法的斗争中，得到了租佃人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示着英国重要阶级之间经济利益发生的变化，而且将深远地影响着英国的政治形势，即英国议会政治格局的变化。恩格斯的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政治形势的变化。由于租佃人认识到反谷物法对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现在他们大部分人都成了辉格党，并且由于大地主现在已经很难对租佃人的选票起决定性的影响，托利党的252个席位也许很快就会全部落到辉格党的手里。即使落到辉格党手里的只有一半，下院的面貌也会因此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这样一来，就使辉格党人在下院经常占多数。”(12)
恩格斯在英国最初表现出来的这些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对他以后的思想形成以及唯物史观的制定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正如恩格斯以后回忆时所说的：“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以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13)
三 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建构中的重要贡献
我们探讨唯物史观的建构，在一定意义上，比阐释这一理论的典型形式要复杂得多。因为它表示着这一理论从不同道路的探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14)恩格斯晚年也曾这样地表示过：“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谈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这一理论的阐发。”(15)恩格斯如上的话写于1886年，这是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三年。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之前”他“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显然指的是1843年以前。1843年以前，至少到1844年《德法年鉴》时期，恩格斯独立地参加“创立”的理论是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命名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这指的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马克思的论述中进一步得到证明。马克思在说到唯物史观创立时，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这条道路指的是恩格斯亲自考查英国工人状况，即通过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得出的。
马克思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根据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所说，该书是他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状况而写的。这就是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所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是在《德法年鉴》以前，即马克思恩格斯共同钻研他们的见解之前的观点。以上的文献考证表明，无论是马克思，抑或恩格斯都明确表示了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理论建构过程中“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
为了进一步理解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上的贡献，我们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开始认识到经济事实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1842年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之后，他看到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决心为改变这种处境而进行斗争。同时，他也从以往历史教训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为了说明这种条件，恩格斯特意指出：“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只要四五个龙骑兵每人把住一个出口，就拦住了几千个集合在广场上的工人。‘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15)因此，当时的英国，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才能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根本的问题，是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因此，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16)
物质利益和原则两者的关系，是唯物史观建构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恩格斯在其思想进程中，重视物质利益问题对他具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是指在他“两个转变”中的作用。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传记家科尔纽作了很好的说明。他写道：“在英国的环境和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直接影响下，恩格斯很快地就摆脱了感伤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日益摒弃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很快认识到，至少在英国，这些原则不仅没有决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且自己本身是为这一发展所决定的。”科尔纽的这一论断，是就恩格斯如下的话说的：“在英国，至少在正在争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17)从恩格斯思想进程来说，物质利益观点的确立，是他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向唯物主义世界观、从民主主义立场向共产主义立场转变的内在原因。
物质利益观点在恩格斯思想进程中的第二重意义，是在唯物史观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这里，主要是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明确地是从物质利益着手分析社会问题，并以此为重点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工人们！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不仅研究你们的状况、苦难和斗争，“同时我也有很多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而且很快就确信，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经常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18)
恩格斯重视物质利益问题，并不是一般地谈论物质利益的理论原则，而是用这一观点具体分析现实的社会生活，而着重分析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历史命运。在这一书的“序言”中，他分析说：“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9)恩格斯研究工人状况、分析工人运动其目的在于探讨社会的发展。他把工人状况及其运动同当时的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恩格斯和以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家不同。他指出：“法国和德国的共产主义是它（指作为一切社会灾难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引者）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为此，他进一步指出：“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pro et centra〔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状况是十分必要的。”(20)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只是一般地反映工人的贫困状况，而是旨在探讨当代社会运动的规律，以及为这种社会运动规律提供科学的“坚实基础”。《状况》一书是恩格斯继《德法年鉴》之后，即开始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上之后，在唯物史观建构过程中所进行的极有意义的工作之一。
其次，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指出这一私有制是当代世界一切祸害的根源。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自觉地把自己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话，那么，恩格斯天才的“经济学大纲”，在1843年就已经这样做了。在这一大纲中，恩格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出现，把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他尖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所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来生活。因此，工人得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些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所瓜分。”(21)所有这些，都是“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22)而引起的。
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分裂，这是一切不道德和堕落现象的根源。恩格斯如下的分析，表示着他从经济学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刻程度：“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23)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辩护相反，恩格斯指出，这一制度不是天然合理的，这一制度最终是要被消灭的。
最后，从社会的物质生产探讨社会发展的原因。恩格斯对英国现代工人阶级的产生及其历史使命的研究，使他进一步深入到这个国家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去。这就是如他自己所说，他研究了“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24)。这个工业的历史，就是英国的产业革命。研究这一产业革命，既可以了解现代工人阶级的产生，又可以“认识清楚”社会发展的原因。恩格斯这样写道：“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认识清楚。”(25)《状况》一书与以往的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意识或某些英雄人物来说明历史发展，而是从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本身来探讨社会历史的变革，从而展示了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
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发现史上，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我国学术界，有的在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时，常说到恩格斯在经济学上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比较肤浅的。经济学的影响可以说是两位伟人友谊的一根导线，而这一导线所导致的唯物史观才是体现时代精神的重要成果。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发现上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首先，这一科学历史观制定的入门途径是对市民社会的分析，特别是这一社会经济的分析。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是要通过不同层次进入经济分析。而恩格斯的“天才大纲”，则是较马克思更早地完成了这一思想行程。经济学研究，在恩格斯这里，同以往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不同，是从无产阶级解放出发，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在恩格斯这里，对经济学研究表现为对历史规律的探讨。“天才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正是表现在历史观上。马克思恩格斯史学专家科尔纽曾这样分析说：“由于恩格斯这篇文章……的推动，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以后不久，便着手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他在《经济学——哲学手搞》中就作了这样的分析，这个手稿实际上开始制订历史唯物主义。”(26)
其次，唯物史观的科学制定，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及其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为其前提的，而工人阶级的状况则是这些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恩格斯从比较后进的德国，来到经济发展比较先进的和阶级矛盾突出表现的英国，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了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经济上科学分析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是科学地理解资本主义新时代的需要。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和这种革命实践和时代需要结合起来的。恩格斯无论在理论上，抑或亲自了解工人运动的实践上，都先行于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上，特别是在最初的孕育阶段上，可以说是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结合着他们以后的合作，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不仅不是偶然的，而且在唯物史观制定和这一理论的系统阐发上，体现着他们天才能力的互补。
我们探讨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发现上的贡献，不仅可以弥补我国以往理论宣传上的不足，同时驳斥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谬说，更为主要的它有现实意义，即学习恩格斯注重新的经济关系的研究，从中探寻出内在规律，为实践提供理论根据。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经济关系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根据，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8页。
②、⑦〔原西德〕卡·巴列斯特雷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系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1页。
③、⑤、⑥《西方学者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一些评价》，《外国社会科学动态》1980年10期，第4、5、6页。
④〔美〕诺曼·莱文：《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81〕第3期，第33页。
⑧、⑨、⑩、(11)、(12)、(15)、(16)、(21)、(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9、559、558、553、559、550、551、622、610、61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17)以上见〔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Ⅱ），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88页。
(18)、(19)、(20)、(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4、278、270、295、281页。
(26)、〔法〕奥古斯特·科尔纽：《恩格斯在创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哲学译丛》1981年第2期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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