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设联络处 ——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联络处论文,一个重要论文,步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3年2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五次访华。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等同他举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双方达成互设联络处的协议。互设联络处协议的达成，是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中美两国就台湾问题有了某些共同点的基础上产生的。联络处虽然不是正式的外交机构，但是起到了沟通彼此之间官方往来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曾经说过，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不能不有所接触，要接触就要有一定的渠道。
中美大使级会谈曾经是一种渠道。通过这条渠道，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相互增进了了解，相互摸了底。
1969年尼克松上台以后，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通过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方式进行接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1970年1月和2月的两次大使级会谈中，双方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举行更高级会谈的建议，美方更进一步提出派代表到北京或华盛顿进行直接讨论的设想。中方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不久，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国决定中断大使级会谈。
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双方通过各种渠道（主要是巴基斯坦渠道）相互传递信息，进行间接联系。1971年7月， 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多次为双方传送口信和具体安排下，基辛格的首次访华得以实现，在当时成为国际舆论的热门话题。
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双方讨论了今后的联系渠道问题。基辛格首先提出选在巴黎或加拿大。周恩来认为，最好在巴黎，加拿大太引人注目。关于人选问题，周恩来说，中方由驻法大使黄镇担任联络，他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我们信任他。基辛格提出，美方由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少将担任，他做过尼克松的翻译，可以同白宫直接联系。
周恩来特别请基辛格转告在美国治病的叶海亚·汗总统：他这条渠道我们必要时还用，不要一下子不用了。中国人有句话叫“过河拆桥”，这样不好。要保持友谊，美国对他很信任，我们对他也很尊重。
巴黎渠道建立后，双方代表在这里频繁接触，基辛格也常来这里同黄镇会晤。双方为基辛格1970年10月的第二次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进行了多次磋商。1973年3月，沃尔特斯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不久，黄镇被任命为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从此，巴黎渠道使命结束。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作出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11月，中国任命黄华为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基辛格同黄华建立了联系，多次秘密接触，成为中美之间的另一条重要联络渠道。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根据上海公报精神，双方还逐步开展了贸易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领域的联系和交流。
上海公报还规定，双方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基辛格这次来访，便是其例。在2月16日的会谈中， 他向周恩来提出：由于越南战争的结束，在今后的两年内，美国会在相当数量上缩减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并减少提供新的武器装备。美国想在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显而易见的联系，例如设立联络处或贸易办事处。美国的设想是：在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头两年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互设联络处；在后两年，准备以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他还说，建立联络处以后，可以通过这个机构办理巴黎渠道办理的事项以及其他一些政治问题。涉及中美之间重大的、敏感的、白宫以外无人知道的问题，还是保持在黄华和他之间的渠道内讨论。
周恩来听后当即表示，这两个方案我们都设想过。经报告毛泽东后，第二天便确定下来。
双方还商定，联络处不作为正式外交机构，但作为默契，相互给予外交豁免，享有外交特权。
周恩来所说的对设立联络处等方案都设想过，这是有根据的。早在1971年5月底，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 在周恩来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即将同基辛格举行预备性会谈和准备尼克松访华等问题。会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和对策。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写成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这个报告，对会谈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估计，提出了我们的方案：
1.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 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
2.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我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 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3.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4.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 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5.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 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
上述情况表明，中央政治局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既坚持了一贯的原则立场，又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在要求美国限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军、台湾问题不容外人干预的同时，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政府间交往的先决条件，提出了在中美不便建交的情况下，可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机构的设想，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根据他的提议，双方商定以巴黎作为今后的联络渠道。当晚，毛泽东在听取关于这一问题的汇报时说：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们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这样，我方关于互设联络机构的设想只好暂时作罢。
1973年2月16日，当基辛格主动提出互设联络处建议后， 双方便不谋而合，也就很快达成了协议。
不久，美国派出戴维·布鲁斯为首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中国派出黄镇为首任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他们都是资深的职业外交家。 同年5月1日，双方联络处正式开始工作。
在双方达成互设联络处的协议后的2月17日晚，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坦率的交谈。
谈话是从美国的两位前总统杜鲁门和约翰逊不久前相继去世这件事开始的。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两家是仇人啊！”
“是两个以前的仇人。”基辛格回答说。
“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
“美国方面的感情也是这样。我告诉过总理，美国同别的国家从未像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
“咱们谁也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毛泽东说，“你的那些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不信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是这样的。只有相互信赖和诚实才能建立友谊。”
毛泽东把话题一转，说：“你比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强得多，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几年来多次飞往巴黎同黎德寿秘密谈判，就在20天前的1 月27日越美签订了停战协定。当天，中国政府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此表示欢迎，并说这将对缓和亚洲和世界的紧张局势产生积极的影响。
基辛格回答说：“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对，我赞同你的观点。”
“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也需要嘛。”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的座位说，“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这就好。”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泽东不无担心地指出：“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辛格连忙解释说：“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泽东说：“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说：“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世界上的事情很难说啊，我们宁可这样想比较好，”毛泽东说，苏联“先打中国，然后失败，从坏处想”。
毛泽东提议：“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毛泽东把思索已久的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设想，在这里正式地提了出来。一个加拿大人后来评论说，其基本目的并不是要与美国结盟，而是要在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达成统一战线联盟。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基辛格最后表示：“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
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谈笑风生地同他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着重大问题。
他对这次北京之行感到满意。他认为，美国同莫斯科和北京都改进了关系。他说：“无论我们是接近莫斯科还是接近北京，总比让它们两家互相接近对我们更有利。”基辛格在回国途中坐在飞机上不无得意地向尼克松报告说：“只要我们善于同这两个首都周旋，就可以既干茅台又喝伏特加酒。”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国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出于各自的需要和相互需要，在全球战略上取得了某些一致意见，从而加速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互设联络处便是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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