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先进分子对青少年健康的关注及启示
□ 王冠中 张 乐
摘 要： 五四时期，在“群盗入室、白刃环门”的国际局势中，面对国内“种弱国贫兵窳”的现状，先进分子将民族振兴的重任寄托在青少年群体身上，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给予了极大关注，不仅强调了青少年健康对于个体发展、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价值，而且还对影响青少年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以及青少年自杀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并由此提出了维护和促进青少年健康的具体路径。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著述，对在新时代重估青少年健康价值，构建青少年健康整体性治理框架，科学开展青少年心理疏导工作和预防青少年自杀等，都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关键词： “五四”；先进分子；青少年健康；民族复兴
五四时期，从新文化运动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最终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行动上推崇俄国十月革命，并逐步指引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代表人物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这一群体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社会变革等方面都起到了导向性作用，对其特征和历史评价的相关研究也非常丰富。通过学术史梳理发现，以往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以他们思想转变历程、转变原因，以及他们如何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重点，而对他们结合时代环境关注青少年健康的思想研究，则相对比较欠缺。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有必要从社会史视野，对这一群体关注青少年健康的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以利于更好探寻这一思想旨趣与他们随后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选择之间的关联，同时也可以为新时代中国青少年健康水平的提升提供借鉴。
一、“五四”先进分子关注青少年健康的背景
从国际环境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矛盾得以全面暴露，由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与以英、法、俄和比利时等国组成的协约国兵戎相见，战争最终以同盟国战败告终。战后由英、美等国操纵的巴黎和会，拟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由此点燃了中国青年胸中的怒火，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这是就国际政治环境而言。就全球健康发展而言，20世纪初期，人类健康面临的主要威胁，仍然是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等。人类对这些疾病的医治模式，也由此前的机械论医学模式发展为生物医学模式，在细胞学说和细菌理论的指引下，人类对传染性流行病和营养缺乏病的防治研究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但防病形势依然严峻。
从国内环境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有列强瓜分，内有军阀混战。经济上，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列强的资本输出中走向崩溃，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形态还没有生成。社会事业上，一方面，长期的战乱和频发的灾疫，使社会凋敝，疫病丛生；另一方面，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大量使用童工。如当时的上海，童工使用非常频繁。上海工部局童工调查委员会将当时上海的租界分为10个区进行调查，发现租界中雇佣童工的大小工厂共计275个，童工总数173272人，12岁以上的男童工44741人，女童工105921人；12岁以下的男童工4475人，女童工18135人[1]。无论从劳动强度、营养水平还是卫生状况看，童工的广泛使用，都戕害了青少年的健康。
三江平原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东北部，是中国最大的以沼泽为主的湿地分布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大规模农业开发，三江平原景观受到人类活动较大干扰，土地利用类型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必将引起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本文以土地利用变化较为剧烈的三江平原为研究区域，以遥感影像为主要信息源，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析三江平原近15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转化类型及其空间分布，为三江平原土地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上述国际国内背景表明，“五四”先进分子关注青少年健康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国际国内背景造成国运危艰、青少年健康状况恶化等现实，激起了当时有良知知识分子的一种共鸣。
二、“五四”先进分子关注青少年健康的主要内容
从家庭方面看，旧式家庭封建父权的压制，对青年婚恋自由的禁止，也会严重影响到青少年健康。在家庭关系上，封建父权的泛滥，会给儿女身心健康带来伤害。鲁迅1919年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认为，一个家庭本应以后代儿孙辈为“更有价值，更可宝贵”，但遗憾的是，中国旧式家庭却与此完全相反，父权苛责子女，使其“专做他的牺牲”，给子女身心健康造成打击，“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17]。此外，封建父权母权和社会习俗对青年婚恋自由的干预，也会影响到青年健康。正如李大钊所言：“其或遇伉毅卓特之青年男女，对于自由解放之要求甚为强烈，对于恋爱神圣之自觉甚为彻底”，而“社会家庭又从而诟谤之，诋毁之，厌弃之，拒绝之，使之转徙天涯，风尘沦落”，结果必然会使青年男女“展转流离，穷愁潦倒，以殒厥身”[18]。
1.青少年健康的重要性
“五四”先进分子对青少年健康重要性的关注，既体现在个体发展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国家和民族发展层面。在个体层面上，青少年身体健康对生命延续和学习、生活质量提升，均具有重要意义。在《青年体育问题》的随感录中，陈独秀指出，青少年身心健康对于缓解个体疲弱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健全思想，健全身体，本是应该并重的事，现在青年不讲体育，自然是一大缺点”，要求学生界应警觉“体魄疲弱”问题[2]。从这段话不难看出，陈独秀不仅强调了青少年思想（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并举的重要性，同时还指出通过体育实现青少年健康的具体路径，并对当时学校体育应注意的问题，列出了“三戒”，即戒“（一）兵式体操，（二）拳术，（三）比赛的剧烈运动”，认为这些都是军国民教育借体育之名戕害青少年健康之举，应努力戒除之[3]。此外，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刊发《体育之研究》一文，指出：“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他将德、智、体三者放在一起，“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4]。从德、智赖以存在的生理基础出发，来强调健康体魄对于青少年的重要性。此外，毛泽东还从生理与心理、身体健康与意志坚强的关系出发，强调青少年健康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性，认为“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5]。
从社会层面看，青少年健康与社会存亡休戚相关。陈独秀认为，青年之于社会，如新鲜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6]。唯有新鲜活泼且身体健康的青少年，才能担负起促进社会进步之重任。李大钊则从青年与老人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青年与老人之于社会，均为其构成之要素，缺一不可，而二者之间，尤宜竭尽其所长，相为助援，以助进社会之美丽，文明之发展”[7]。强调健康且奋发有为的青少年与经验丰富的老人，都是社会文明进步必不可少的力量。毛泽东还从美学的角度，强调青少年通过体育锻炼，使身躯呈“美好之态”，能给社会带来精力充沛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也是“社会之所尚也”[8]。
从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层面看，“五四”先进分子赋予了青少年健康更为重要的价值。新文化运动之后，陈独秀连续撰文，对当时青少年健康弱化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表示担忧。早在1915年阐述新教育方针时，他就指出：“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9]？到1916年，陈独秀进一步批评道：“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10]！陈独秀对当时中国青少年健康状况的这些批评和担忧，可谓振聋发聩。李大钊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与国家和民族关系的论述更为直接，认为“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并提出“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11]，将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任，寄托在身心健康的青少年身上。毛泽东在号召青少年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文章中，同样也将学生体质的增强，提高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高度，认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堪可忧之现象也”[12]。
2.2.2 结构设计不科学。在根部加工的过程中由于切削量过大，导致气缸套的根部受到较大的剪切力而出现裂纹。如果清根不彻底，尺寸误差较大，余量过大，导致气缸套无法安装到底。
2.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因素
一是加强运动和体育锻炼，努力提高青少年健康素养。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人身适当之运动，为健康之最要条件，盖新细胞之代谢，以运动而强其作用也”[33]。此外，他还强调体育、体操、图画和游戏等对于促进青少年健康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在此方面应向西方学习：“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34]。毛泽东更是将体育放在人生发展的重要位置，强调“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体育、运动可以“调感情”“强意志”，达到“身心并完”之功效[35]。恽代英专门撰写、翻译《学校体育之研究》《运动之训育方法谈》等文，为青少年学生如何开展体育运动提供科学方法。
其实不只是吃炸串儿的瞬间让我快乐。北方的秋冬，下晚课差不多七点钟，天早就全黑了，寒风扑面是常态，有时伴着冷雨，满街都散着法桐的落叶和毛球，若遇到下雪，路上则只剩暮白。
“五四”先进分子对青少年健康的关注，做到了对身体与思想、生理与心理并重。除前文所述陈独秀和毛泽东有相关论述外，李大钊也认识到：“人体的健全，全在身体和精神得保持平均的调剂的发展”[27]。对于青少年健康，身体与精神的健全，两方面缺一不可。
“五四”先进分子关注青少年健康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从学校教育方面看，旧式刻板的教育模式和精神桎梏，也不利于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恽代英在《救自己》一文中提到，学校和教师对青少年不当的教育与教学，使青年与社会现实相隔离，一些学校以“思想顽固的人”充当教员，“把青年极可宝贵的光阴教以无用之学……耗其精神，窒其聪明，使其养成一副笼统空泛的脑袋，完全不知事理”，所以他号召在这类学校中学习的青少年要学会“救自己”，不能受刻板旧式教育模式的精神桎梏[19]。对当时一些学校在“军国民教育”名义下开展所谓体育教育给学生健康带来伤害，恽代英也分析了原因，认为生理卫生学知识之缺乏，体格检查不到位，对运动安全知识之误解等，是其主要原因。所以他强调，学校体育要“改片段的体育为有统系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兴趣的体育”[20]，使学校对青少年的体育教育模式得以完善。
从社会环境、社会制度方面看，公共卫生制度不健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欠缺，工厂制度放任资本对劳工的剥削、童工的使用等，都会对青少年健康带来伤害。在1919年的文章中，李大钊对当时北京城市公共卫生落后状况进行了揭示，认为“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是今日北京市民生活的内容”，为了改善此种落后状况，他提出人力车夫备卫生口袋，设立廉价且清洁的平民浴所，设立平民食堂，治理街口巷里的屎尿，设公立医院和清洁厕所，清理臭气熏天的下水沟等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的举措[21]。此外，李大钊提出“废娼问题”，认为“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22]；还揭示了资本制度下恶劣的工厂卫生条件，使“洁白的儿童、柔弱的妇女”“精神上都受到不可言状的痛苦”,“儿童们为了要工作，失去读书的机会，失去预备将来的大事业的机会了，而且他们身体没有发育完全，劳力过度，妨碍了身体的康健”[23]。同样，陈独秀也对公共卫生问题极其关注。1920年，他呼吁要更加关注劳苦大众的穷人的卫生，不要只关注“老爷们的卫生”，专门撰写《霍乱和痢疾》《老爷们的卫生》等短文，强调改善公共卫生对于防止疫病的意义[24]。公共卫生制度的不完善，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少年公共卫生意识不强。陈独秀在回答“新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时，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一个城市里面公共卫生极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底效果上总是力量很小”[25]。所以青少年健康状况恶化，从公共卫生制度到公共卫生意识，都需各担其责。
“五四”先进分子还在更深层面，探讨了影响青少年健康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原因。众所周知，物质生活水平低并不一定会导致健康的损害。损害健康的罪魁祸首，在于心态失衡。人类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被激发的过度欲求，与现实生活中欲求难以得到满足带来的痛苦，是健康维护的大敌。正如李大钊所述，“过度生活”表现为“衣食之享用过度也，戚友之酬应过度也，物质之销耗过度也，精神之劳役过度也。以有限之精力，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肩过度之负担，鲜不气竭声嘶，疲于奔命”，同时，“应用不足，贪念斯起，洁白廉正之精神与虚荣夸张之欲望交战于胸中，而不获胜”[26]，其痛苦以及由此导致健康的损害，可以想象。从节制欲望和保持心态平衡方面，来分析健康的影响因素，就是今日看来，仍振聋发聩。
3.青少年心理健康及自杀问题
从青少年个体方面看，饮食、个人卫生等，是日常生活中影响青少年健康的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述：“饮食不求洁，无机之物、微生之菌，入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足，则目力受害不小”[15]。日常生活中这些细节不注意，健康自然难以保全。恽代英从现代细菌学出发，不仅专门撰写《细菌致病说》一文，介绍西方细菌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机理，而且明确指出“人之有正当的健康者，必内部清洁，机能健全，滋养适当，抵抗力甚高，则病菌不能侵入之”[16]，将对青少年健康影响因素的分析，建立在现代生物科学基础之上。
他们对青少年因心理健康导致的自杀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1918年11月，梁巨川因不满时势投潭自杀，引发社会震动，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引起青年自杀的模仿效应。1919年6月，武昌中华大学学生李鸿儒，听到青岛归还失败的消息后，在痛感国事日非的忧伤中投河自尽；同月，北京大学毕业生周瑞琦，也因听到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投水殉义；同年7月，从日本留学归国途中的汪世衡，因痛感国耻跳车投河自尽；11月，北京大学本科生林德扬，也因中国政府外交软弱而投河自杀[28]。一时间，青年自杀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第一，委婉的表达。航空服务人员在进行服务过程中，往往会碰到许多旅客提出各类的意见以及要求，服务人员应该尽可能地满足旅客。对自己能力范围外的要求，不能及时答复的，不能直接对旅客进行拒绝，应该委婉地说明具体原因，并提出合理的建议，以此为旅客提供选择的空间，让旅客深刻感受到服务人员的诚意，最终让旅客从心中肯定乘务人员的服务。
对青少年健康价值的论述，除“五四”先进分子外，当时社会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也加入其中。如时任北京大学军事训练部教官的白雄远刊文指出：“吾人不欲大有为则已，如欲大有为，除学问品行外，当注意一身之健康”[13]，从健康与人生理想抱负实现的角度，论述了青少年健康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性。沈星若还专门撰写《青年与健康问题》一文，认为“人生幸福的大小，视精力的强弱为衡”“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方能劳动和奋斗”[14]，等等。这些关注和讨论，提高了国人对于青少年健康价值的认知度。
先进分子们探讨青年自杀的原因，涉及物质、精神、心理、社会等诸多方面，尤其对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原因高度重视。如李大钊所述：“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再加上人事关系、社会制度等使人“生活上塞满了烦闷，苦恼，疲倦，颓废，失望，怀疑。青年的神经敏锐，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有许多的青年，作了‘自杀时代’的牺牲”[29]。此外，李大钊反复强调，青年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的缺陷。”他认为，“以我看来，社会上发生了自杀的现象，总是社会制度有些缺陷。我们对于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30]。在同年年底，他再次强调：“这些样的自杀，个别的原因虽然不同，而时代文明与社会制度的缺陷，实在是他们的根本原因，共同原因”，一个社会若经济制度、婚姻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都“呈出死气”,“那时的青年，只有‘死’、只有自杀是他们的天国”[31]。陈独秀也认为，除精神病外，自杀的直接原因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知识信仰导致的，如厌世、殉夫、殉国、殉教等；第二类是由情绪压抑导致的，如失恋、忏悔、受虐痛苦、疾病痛苦等；第三类是由经济压迫导致的，如饥寒所迫、债务所迫等。而这三大类原因，又可以归结为“两大总原因”，即社会的压迫（精神的、物质的）和思想的暗示（个人的、社会的）[32]。探明自杀的原因，有利于帮助青少年走出人生困境，成为新生活的创造者。
4.青少年健康实现路径
如何去维护、促进和实现青少年健康，“五四”先进分子也着墨颇多，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不仅如此，作为一位演员，巩俐的专业素养也让人佩服。在拍摄《霸王别姬》时，巩俐的姐姐因乳腺癌去世，剧组给了她一天的假期，第二天赶回剧组，是拍一场结婚的戏。巩俐将所有悲痛藏在心里，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一样，出色地完成了走戏、演绎的过程，回到酒店后，她才一头扎在床上，放声痛哭。
“五四”先进分子认为，青少年健康影响因素既包括个体的饮食、营养、卫生习惯、健康素养等，也包括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婚恋关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这些因素都会对青少年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提倡家庭游戏、旅行等调节情感、增强意志和陶冶情操的生活方式。对于青少年而言，家庭是保障其身心健康的重要寓所。在《理想的家庭》一文中，李大钊强调家庭要遵循民主平等精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要循循善诱，而不能强加压制。家庭中要“卫生须近于科学，教育须近于原理”，要有音乐等娱乐设备，家庭教育“要以有美化为归”[36]。旅行、游玩等生活调节方式，对于青少年健康的维护也必不可少。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一文中，李大钊认为：“都会为罪恶之渊薮”，都会之少年，“易生厌倦之思”“易播罪恶之习”，而改进之方便是旅行，“夫旅行之事，最有裨益，最有趣味”，旅行“为其足以舒劳人精神上之疲乏也，助学子智识上之实验也，亲接自然灵淑之气象也，湛深人类爱美之感情也”[37]，所以他号召“都会少年”，要乘新春之际去旅行。1922年在为劳工群体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时，他还强调了游玩对于健康维护的重要性，认为“游玩一事，于小孩固是要紧了，就于成年的工人亦是最高无上的再造者。游玩在一种意义是增益的生活的准备……（游玩）可以回复身体的健康，精神的畅旺”，他呼吁政府应重视游玩的价值，兴办“正当娱乐的设备”[38]。恽代英也特别看重家庭游戏、娱乐对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意义。在1917年的日记中，他强调“凡家庭游戏器具为必备之物，且必有游戏室乃可”[39]。1918年，他再次指出：“家庭娱乐之提倡：娱乐之器具，如弹子、风琴，乃至皮球、毽子，乃至留声机器、幻灯，皆当逐渐购置”[40]。从旅行、家庭游戏和娱乐等方面，给出了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实现路径。
五、投喂管理。苗种投放后第二天便可投饵，将饵料投放在食台上，开始少投，吸引甲鱼前来摄食，每天投喂2次，上午8-9时，下午5-6时，投饵量为甲鱼总重2%～3%，每天观察甲鱼的摄食情况，适时调整投饵量，在制作饵料时可加入3%左右植物油，既可增强甲鱼的食欲，又可提高饵料中蛋白质的利用率。
姜堰自古万商云集，经济繁荣，是著名的苏北粮油、茶叶集散地，有“金姜堰”之称。经过多年的发展，姜堰农业有特色、旅游业有亮点，但工业支撑作用不强、推动力不强。为此，我们把产业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作为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突破口，大力实施产业强区战略，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实力。
三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恋、卫生等戕害青少年健康的旧制度进行彻底改造，防止“社会杀青年。”“五四”先进分子在青年自杀的相关讨论中，由罗家伦质问的“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引起了广泛关注。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对“社会杀青年”问题表示认同。所以在青年“自杀底救济”途径上，陈独秀提出要“解除社会的压迫”“改造道德的制度的组织”，并肯定自杀这一反抗手段“是社会进化所必经的现象”[41]。李大钊在分析社会经济、政治、家庭、学校、教育、婚姻、公共卫生等方面制度缺陷导致青年自杀后，得出“与其说自杀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不如说自杀流行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与其责难自杀的人，不如补救促起自杀流行的社会缺陷”的结论。最后他指出：“我希望活泼泼的青年们，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42]。这是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改造方面，为青少年健康的维护和实现指明了方向。
四是改造青少年的人生观，克服厌世心理，同时使思想变动适应社会思潮变动，防止厌世自杀和“思想杀人”情况的出现。在分析青年自杀原因时，陈独秀特别注意到因厌世酿成心理问题而导致的青少年自杀。对于青年厌世问题，他认为：“危险的人生观，厌世的自杀，乃是各种自杀底母亲，这种自杀的救济，也就是各种自杀底根本救济。”应从人生观改造出发，“只有能解答他心坎里面深处所藏人生哲学的疑问，才能改变他的人生观，才能够做他不去自杀的暗示”[43]。李大钊充分肯定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并将其凝练为一句话：“救济厌世的人生观，是救济一切自杀的根本方法”[44]。此外，陈独秀还关注社会转型期客观思潮剧变导致青年主观不适应而酿成的自杀问题。他提出“现代青年”“不幸生在思潮剧变的时代，以前的一切信仰都失了威权，主观上自然会受到悲观怀疑思想的暗示，心境深处起了人生价值上的根本疑问……所以才自杀”，对于此种情况，陈独秀认为，“这不算是社会杀了他，算是思想杀了他呵！”[45]对于“思想杀人”的情况，先进分子们救济的药方，就是帮助青年树立新的科学的人生观。
1.2.2 形成正式测试量表 在正式调研前进行127名的预测试，所有条目池护士均能够正确理解其内容，且问卷填写负担较轻。进行项目分析，根据统计分析和临床实际确定最终删除的条目，形成正式测量的量表。本量表采用Likert五级评分，分为非常满意(5分)、满意(4分)、一般(3分)、不满意(2分)、非常不满意(1分)，得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好。
五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青少年要学会节制欲求，保持平衡心态，过“简易生活。”对因被社会现代化激发的过度欲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而造成的痛苦和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损害，李大钊提出了“过简易生活”、克制欲求和保持心态平衡的建议。他指出：“舍提倡简易之生活，别无善途”,“简易生活”的具体内涵，即“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务使自己现有之精力、物力，克以应与己缘接而生之要求之负担，绰有余裕”[46]。如此，既可以保清廉节操，又可以保心态平衡和健康。
三、当代启示
百年后的今天，回顾和学习“五四”先进分子们有关青少年健康的思想，仍能受益匪浅，启示良多。
1.要自觉从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去认识青少年健康的价值
青少年是社会最鲜活的细胞，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朝气蓬勃的力量。青少年兴，则民族兴；青少年强，则国家强；青少年有活力，则社会发展才有活力。“五四”先进分子对青少年健康价值的认知，没有局限于健康对青少年个体和家庭的发展的影响上。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毛泽东，在面对当时中国对外所处“群盗入室、白刃环门”的国际局势，对内“种弱国贫兵窳”的现状时，都将青少年健康问题置于同国家共呼吸、同民族共命运的高度。这体现了先进分子以其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敏锐的鉴别能力，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以青少年群体的力量引领时代发展的睿智。其实，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道路上，一些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本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如中国周边的日本，明治维新是其由弱变强的转折点。也正是在明治时代，日本政府对以中小学生为主体的青少年的健康状况给予了极大关注。1872年日本近代第一个“学制令”颁布时，以“养生法”为主要内容的卫生教育已位列其中。1879年（明治十二年），“修身课”替代“养生法”，成为学校健康教育的主要形式，同时开始对学生身体活动能力开展体测。到1897年，日本文部省正式颁布“教育令”，使国家对青少年的健康治理走向制度化。“五四”先进分子对青少年健康价值的认知，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仍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2.要善于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出发，去判别青少年健康影响因素
“五四”先进分子对青少年健康影响因素的剖析，既强调了个体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了各方面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影响，阐述了“社会杀青年”的事实。这表明，作为人类群体中最具活力和最富创造力的青少年，其健康影响因素也理应包括多个方面。一方面，青少年健康受营养水平、卫生习惯、运动偏好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在生理上遵循新陈代谢规律，如恽代英等先进分子，引进现代细胞学说、细菌理论等，对青少年健康影响因素进行科学分析；另一方面，人还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青少年健康必然受到其所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如前文所述，李大钊对社会制度缺陷导致青少年自杀的分析，陈独秀对社会思潮变动导致“思想杀人”现象的分析等。这些鞭辟入理的见解，将青少年健康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紧密相连，足见其思想的深邃。相比较而言，西方知识界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医学家恩格尔提出“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后，才正式将人类健康影响因素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相关联。将青少年健康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相关联，不仅打开了探寻人类健康的另一扇门，也为青少年健康的实现路径指明了方向。
3.要学会从改造人生观出发，按照“身心并完”的标准去开展青少年心理疏导工作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健康的重要内容，外界环境的刺激频度和个体对矛盾的易感性，是诱发心理疾病的重要因素。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上社会转型加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剧烈变革的时期，反映到青少年心理、思想和精神层面，就是出现了如前文所述的青少年自杀问题的严重。“五四”先进分子对青少年自杀原因的剖析和救济路线的构想，一方面是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方面，提出“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造”的方案，推倒“社会杀青年”的压迫环境和压迫制度，由此给我们展现出一幅“社会问题严重—青少年健康受损—先进分子号召青少年改造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路线诞生图景；另一方面，对于青少年主观心理、精神上出现厌世、“人生观杀人”的问题，先进分子们则强调利用现代心理学知识，通过改造人生观来开展心理疏导。如陈独秀专门强调，“各种自杀底根本救济”是要“抛弃危险的人生观”,“这种自杀有了救济，其余自杀底救济才有路可寻”[47]。李大钊也非常赞同陈独秀改造青少年人生观的举措，强调让有厌世倾向的青少年抛弃“厌世的人生观”，建立“新人生观”的意义，他还补充强调要使这些青少年“个人品性的力量健全”[48]，由此给我们展现出一幅“青少年厌世自杀—改造旧的人生观—建立适应社会思想变动的新人生观”的思想革命路线诞生图景。这样看来，“五四”先进分子对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方案的规划和选择，都与青少年身心健康这一社会问题紧密相连，这是需要引起现代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高度重视的论题。
4.要努力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中，去探寻青少年健康的实现路径
“五四”先进分子对青少年健康问题的探讨，给我们展现出一种显著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如在健康概念内涵的把握上，他们既强调了生理健康、体魄强健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强调心理、思想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提出了“身心并完”的要求；在健康影响因素的剖析上，他们既强调了营养、饮食、卫生习惯等个体因素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社会环境、社会制度、思潮变动等方面因素的作用；在健康实现路径的探讨中，他们既指出完善体育、体操和加强运动锻炼的意义，同时也强调要引导青少年破除旧的压迫的社会制度、实行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去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他们这些论述，展现了维护青少年健康的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将青少年健康置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中去考察，给今天的青少年健康治理以重要启迪。当下中国青少年健康状况的改善，也亟待树立这种整体性治理思维，既要看到当前中国青少年健康状况是自然、社会、环境、思想等方面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要认识到单单靠家庭、政府、卫生机构、学校或社会某一方面力量，已难以有效提高中国青少年的健康水平。此种形势下，国家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进程中，应努力构建起青少年健康整体性治理框架，把“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贯彻落实到青少年健康治理实践中。通过发挥整体的合力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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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冠中：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张乐：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程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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