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工业反哺农业的制度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创新论文,农业论文,工业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传统农业没有得到充分改造的前提下提出的”[1]，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长期形成的“农业哺育工业”的战略思路始终没有改变，所以中国工业化在进入中期阶段的背景下，城乡差距拉大，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扭曲，形成了对新型工业化实现的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只是处在人均1000美元阶段，处于外向型初级出口替代阶段向外向型次级出口替代阶段的转型时期，科技导向发展阶段尚有待于攀升。激励经济发展各部门和各经济主体调整发展机制和战略，无疑是经济发展阶段转型的前提条件。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农产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中存在的激励结构类型，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在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遇到原来发展模式中既有的激励结构的阻碍，在中国新型工业化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构建一个新的激励结构，在“工业反哺农业”基础上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动”，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因此，在走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改变，进行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农村的制度创新。
一、工业反哺农业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积累的任务。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后，工业自身的积累和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能力时，就需要进行工业化的战略转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工业之所以要反哺农业，一方面是由农业先天“弱质”决定的。按照一般发展规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农业生产利润率一般达不到平均水平，必然导致其萎缩，其他产业必须“反哺”农业。另一方面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产业，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转型，对提高农业竞争力，保证粮食安全，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对工业化进程6个时期、3个阶段的划分来看，人均收入水平280-560美元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人均收入水平560-112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收入水平1120-2100美元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2] 我国目前从总体上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上来看，已经进入到了农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阶段。
从理论上来看，工业化是有阶段性的，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城乡关系和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不同的；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应该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现代的工业部门和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列。经济发展就是结构转换的过程，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最后当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解决时，这两大部门的生产力达到一个均衡。这个时候农业从过去受挤压的部门变成一个纯收益的部门，或者是被保护的部门。拉尼斯和费景汉模型强调在工业扩张的基础上来强调农业的发展，认为由于农业不发展，农业剩余出现短缺，从而工业部门的扩张受到抑制。乔根森模型不仅强调农业的发展，而且把农业剩余看作是工业部门扩张的充要条件。托达罗模型进一步强调了在二元工业化转变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的发展，但与前面几位不同的是，托达罗不是将农业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工具来看待，而是将农业的发展作为一个目标，在其模型中，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不是依靠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是如何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使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不断的缩小，最终使二元性消失。从发展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来看，早期虽然强调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把农业的发展作为一个工具来看，依据这种发展战略建立起来的发展战略是“工业是主导，农业服从工业”的农业辅助性发展战略，从这种战略的实施情况来看，既没有提高农业生产率，而且连其支持工业发展的初衷也未实现。托达罗之后的发展经济学家把农业的发展、农业与农村的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作为一个目标来看待。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农村和工业的关系，既强调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又强调工业化发展对农业的带动，以商品化和工业化为目标，实施新的农业工业化战略。因此，遵循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积极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由农业哺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型，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战略调整。
二、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工业反哺农业的制度创新
在我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意味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将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意味着政府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为此，必须进行相关的制度创新：
1.创造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制度条件。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倍受人们关注的“三农”问题，是由于制度性问题而引起的，需要通过制度的改革来解决。因此，在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战略转型时，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1)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格局。制约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因素除了农村工业自身的因素以外，还有国民经济格局的不平等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以城市工业为主导的，在制度上规定了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形成了城乡各自发展的格局，形成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协调的国民经济格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隔离制度有所松动，但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和生活条件仍有很大的困难，迫使农民只能在农村发展工业。农村工业在产业进入制度、融资制度等方面都不能享有城市工业同等的待遇，其发展的质量、规模、效益严重受阻。因此，要实现战略转型，就必须从制度上改善现有的国民经济格局，“使工农业关系由过去的农业哺育工业的工农关系转向工农业平等发展的关系”，[3] 进一步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农业的根本性改造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为前提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制定和实施长期稳定的农村基本政策，把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作为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2)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大市场。城市和农村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个板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要协调城乡关系，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首先要协调城乡两大市场和两大经济主体的关系，而协调这些关系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为此，需要解决城乡市场的分割和城乡市场体系的不对称问题，建立和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市场。重点要加强农村市场体系的培育，一方面加快农村产品市场的发展，为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加快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对接，通过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促进农村非正规部门和非农产业的发展；(3)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明确私有产权地位，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产业中更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先导；另一方面建立明确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体系，促进制度变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要利用制度创新的激励机制，激励人们发明、创造，调动生产的积极性，扩大农村的市场规模，提高农业的分工水平，协调城乡工业的发展，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进程；(4)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方面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是制约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一大障碍，虽然目前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是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仍有地区差异，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劳动力进入的门槛仍然很高。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为城乡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减低社会分工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为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建立保障体系。目前占全国人口64％的农村居民大多数并不能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因此，在实施战略转型中，一方面要建立劳动力市场风险防范机制，保证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生产时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要完善资本市场，拓展社会保障融资投资渠道，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投资风险，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法度。
2.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社会激励结构。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对过去以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战略的否定，其关键是“使制度正确”，设计社会制度结构中的关键变量——社会激励结构。按照诺斯的理解，是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确定“游戏规则”，“设计形成人们互动的强制性规定。”通过“使制度正确”的社会激励结构的调整思路节约农业或农村发展中的交易成本，形成导致工农合作、城乡互促的激励和治理机制。为此，需要加快发展农村工业化，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良性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城乡市场的分割，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1)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地区小城镇的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教育设施等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逐步形成现代化的开放式交通运输网络和信息网络，通过与发达的城市保持密切的联系来带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2)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应由农民付费转向公共财政统一提供，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多种形式办学，通过兴办高中教育和适应市场需要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的市场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改进农村工业的技术、管理水平。(3)引导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政府要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来引导城市企业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带的企业和外企投资于农村。一方面通过政府贴息贷款和一定形式的财政补贴，增加企业技术改革的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减税或特殊行业免税的优惠政策，吸引城市工业先进的技术、设备、优秀的人才向乡镇企业转移，使农村工业具有独立生产某种产品的能力，扩大其生产规模，增加利润，并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谋求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电力、交通运输等部门的通力合作，保证优先提供，从而最大可能地提高生产能力，熨平供求缺口，维持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增加有效供给。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根据市场的要求自由流动，将促使生产资源优化配置，降低生产成本，产生规模效益。
3.引导城乡工业的合理分工，走以农村为本的发展道路。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是在城市本位的基础上制定的，“按照城市发展的模式改造农村”，[4] 这种发展模式是造成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割裂的关键。因此，在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战略时，要引导城乡工业的合理分工，走以农村为本的发展道路：(1)根据城乡不同资源技术优势，在主导产业选择等方面实行城乡工业的合理分工。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城乡工业根据各自的比较成本优势确定自己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城乡工业产业结构的相同和产品的同质性造成的不必要的过度竞争。从城市工业化来看，由于城市工业在设备、技术、管理、资金、人才、信息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在产业选择上，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农村工业化来看，农村工业企业除劳动力资源和农业资源丰富之外，设备简陋、资金有限、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下、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因此农村工业要立足于农业，服务于农业，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要着力发展与城市工业相配套的产业，使其成为城市工业扩散和延伸的坚实后盾。城乡工业要合理分工，协调发展。农村工业企业为城市工业提供生产零件、配件或部分产品等初级产品，使城市大工业企业减少投资成本和扩大生产规模及生产能力，提高发展速度。城市工业则在技术管理上对农村工业以援助，提高企业素质，在配套中形成专业化生产和专业化规模经营，从而城乡企业在合理分工和联合中提高整体素质，协调好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的关系，促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战略转型。(2)发挥乡镇企业在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中的作用。我国城乡隔离体制和过度扭曲的资源配置机制，导致我国城乡关系的不协调，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形成的日益扩大的城乡经济差距与社会不平等。要改变这种状况，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乡村的战略，就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挥其优势力量建设小城镇，使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为此，需要打破乡镇企业的社区特性，把现代企业制度运用到乡镇企业中去，让乡村政府还自主权于乡镇企业，使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根据市场的需求规律来发展壮大，通过乡镇企业的工业化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在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战略。(3)建设小城镇，发挥小城镇在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乡村的作用。在小城镇建设中，关键是要提高小城镇的经济功能，通过小城镇的经济功能提高城镇的集聚效应和经济容量。要优先发展金融业、储运服务业、电信业、保险业，大力发展产前、产后服务行业来推动农村工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小城镇的建设，通过农村的城镇化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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