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技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体制改革论文,启示论文,我国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日本科技体制改革的现实背景
二战以后，日本推行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立国”战略。在经济立国战略下，所有方面都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使得日本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完成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建立的科技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日本实现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迫使日本政府必须面对新的现实去重新思考日本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问题。因为，战后日本在推行“经济立国”战略期间，是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对抗的冷战体制下推行的。在冷战体制下，日本充分享受了“后进国利益”，并利用了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使其较容易地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在对引进的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基础上加以改良，使之变成了自己的专利技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然而，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国都把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科技竞争置于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冷战结束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将原来用于军备竞争的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迅速转移到经济、科学技术竞争上，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大力发展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新产业技术，强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使得美国连续近十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而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等也在利用“后发优势”迅速推进了科技进步和科技产业发展，它们甚至在某些方面与日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使日本越来越感到被追赶的竞争压力。事实表明，日本战后以来所形成的科技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科学技术竞争，它必须进行体制的转换，即从“经济立国”战略下的以引进、模仿、改良为特色的科技体制向“创造”为核心的体制全面转换。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历届政府虽几经拿出改革措施力求重振日本经济，但都未能奏效。这其中固然有日本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等因素的制约，但也有科技体制方面的因素。因为，日本已完成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走到了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前列，需要进行独创性的研究与开发，有效地运用科学技术开创新兴支柱产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拉动其经济增长，摆脱其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将科技体制改革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提出了“科技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口号，并围绕着这个战略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创造”的科技创新体制，以求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科技竞争中获得优势，继续巩固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地位。
二、日本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
1.改革科学技术管理机构，强化政府对科技工作的管理
在新的科技战略下，为了强化政府对科技工作的管理，日本政府对科学技术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撤销了1959年成立的日本科学技术领域最高的决策机构“科学技术会议”，并于1995年在内阁成立了“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成员由议长和议员组成，总人数不超过14人。议长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议员主要由学术权威担任。“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具有制定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协调政府各省厅之间有关科技项目、关系的职责。“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成立后，将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新成立的文部科学省主要任务是全面振兴科学技术以及制定和推动研究发展计划，协调与有关部委的关系，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对“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重要项目和文部科学省的研究工作进行评价；对国立科研机构和国立大学的研究机构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等。改革后，各机构将在新的体制下重新定位和运行。日本政府通过对科学技术管理机构的改革，明确了各机构的职责和任务，从整体上强化了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与管理，为建立科技创新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改革后的科学技术管理机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与文部科学省，先后制定、出台并着力推进了一系列旨在实现“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的战略规划，如“知识产权战略”、“信息技术战略”、“生物技术战略”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使日本近几年在这几个领域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2.建立健全培养“创造性”，“开拓性”人才的制度环境
90年代以来的日本科技体制改革中，为了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科技体制，推进提出的“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日本政府突出强调“知识创造”的重要性。所谓知识创造，就是以企业、大学、政府研究机构为核心，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促进知识创新和发明创造。但是，能否进行“知识创造”，关键在于能否培养出一大批“创造性”、“开拓性”的人才，而能否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创造性”、“开拓性”的人才，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健全一套有利于培养“创造性”、“开拓性”人才的制度环境。日本政府对于这一点已有充分、深刻的认识。90年以来，随着日本政府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将建立健全培养具有“创造性”、“开拓性”人才的制度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性措施。
首先，日本政府对国立大学进行了改革。日本政府改革国立大学的着眼点是适应信息化、活性化社会的发展需要，改革国立大学管理体制中有碍于培养创造性、开拓性人才的弊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为营造学术创新氛围和实现大学自主经营创造条件。2003年10月1日开始，日本对改革国立大学制度为主的教育改革法律已经生效。这些法案主要有《国立大学法人法》、《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大学财务经营管理法》等六项法律。日本文部科学省采取上述改革措施是为了防止国立大学成为僵化的官僚机构，严重制约教育、科学研究的自由环境，从而不利于“创造性”、“开拓性”人才的培养。长期以来，日本国立大学教员身份受到公务员法等法律的保护，待遇优厚、工作稳定，大学在维护“学问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旗帜下，对外来的影响多持排斥态度，从而形成了“学阀”体系。这种“学阀”体系是以同窗、同学和师生为纽带的，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压抑着具有创新精神的新生力量的成长。日本国立大学在聘用教师方式等方面的改革至少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两个弊端：一是消除“近亲繁殖”的弊端，活跃科研可以创新空气；二是打破了任职没有期限的“铁饭碗”，增强教师的竞争意识、危机感，促进人才的流动性，适应信息化、活性化社会的发展需要。
其次，日本政府对科研机构进行了改革。这主要是将原来协助政府部门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特殊法人”改革为“独立行政法人”。2003年10月起，JST、JSPS、NEDO、理化学研究所以及农业生物特定产业技术开发研究机构等特殊法人改革或合并成独立行政法人。宇宙科学研究所、宇宙开发事业团、航空宇宙技术研究所合并为“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改革以后，这些研究机构定期制定研究计划并接受文部科学省的评价和考核，但在业务和人事安排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政府部门不再干预其具体业务和人事。这项改革一是增大了研究机构的自主权和责任；二是规范了政府对研究机构的法制化管理；三是强化了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的竞争意识。
再次，日本政府将企业研究者第一次纳入了政府研究费的支持范围。文部科学省决定，从2004年起，将把企业研究者纳入“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的支持对象范围。此前，作为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独创研究经费——“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只能用于与个人或研究团体内的研究者，所形成的知识成果向社会公开。而企业研究者的成果因为多用于企业的赢利，所以一直没有资格申请。但在这次改革中，得到文部科学省指定的企业的研究者可以申请“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最后，日本政府为了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还出台了另一项引人注目的人才政策，即以取得博士学位的但还没有固定工作的30岁以下学者为支持对象，以培养将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顶级人才为目标，任期为二至五年，其间由国家拨付工资和研究费，并对其所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给予支助。
3.不断增加科技总投入过程中，对基础研究加大了支持力度
近年来，日本经济虽然在低谷徘徊、停滞不前，但日本政府非但没有减少对科技的总投入，反而连年持续增加。1996-2000年日本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总投入经费为17万亿日元。2001年启动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科技经费总投入预定为24万亿日元。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03年发表的白皮书，日本科技投入总量及其占GDP比例总体上都呈上升趋势。近几年，日本科研经费已占GDP的3%以上（2001年日本的科技研究费16.5万亿日元，占GDP的3.21%），这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居于首位。同期，其他发达国家科学研究费投入占GDP比例，美国为2.79%，英国为1.90%，德国为1.90%，法国为2.20%。日本政府在不断增加科技研究经费的过程中，对基础研究加大了支持力度。
所谓基础科学研究是指不直接考虑特定的应用目的，而是为了确立某种假说和理论，包括纯粹性基础研究和目的性研究。二战后，日本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过多注重产品的应用技术开发，而相对忽视了基础科学的投入研究。因此，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基础科学研究比较薄弱。日本在1988年发布的《产业技术白皮书》中，对本国和美国的48种基础技术产品进行了比较，结果都落后于美国。在过去的十年里，日本的基础科研费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的比率只增长了13%～14%，与美国的15%，法国、德国的20%相比要低。关于日本的基础科学研究比较落后这一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引起了日本各界的不安，并在80年代后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渐成共识，从此，日本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从资金、人才、组织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在90年代以来的科技体制改革中，日本政府认识到，没有原始创新的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力。因此，日本政府在推进“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过程中，更是比以往更重视基础科学的投入、研究。2001年日本启动了第二期科技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在未来50年内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目标。近年来，日本政府以此为目标，在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重点倾斜政策。这些政策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建立具有世界水平的战略研究基地，来培养国内优秀人才和吸引海外优秀人才。为了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并能够在短时间内发明、创造一些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日本政府提出并建立了一批具有各方面优越条件的研究基地，以此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来日本进行研究。从2002年起，日本开始实施《21世纪COE计划》（即建立“卓越基地”计划）。
其次，扩大竞争性科研经费预算，建立有利于创造优秀成果的竞争性研究、开发环境。用于基础研究的竞争性科研经费主要包括两项：一是用于支持学者自由构想和独创研究的“BOTTOMUP”型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主要由日本学术振兴机构(JSPS)具体运作，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进行评价；二是围绕国家战略目标的“TOPDOWN”型的“战略性创新研究推行事业”，由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负责具体运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事业”，这是一项集中资源，围绕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纳米材料和环境科学四大重点领域实施的基础研究计划。该计划由JST根据文部科学省制定的战略目标，先设定研究专项，并为每个研究专项选定最合适的研究负责人，领导和推动研究工作。为了推进“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事业”，日本政府在经费使用等各个方面确定了优先使用权，可见，日本政府对基础科学的重视落实到了具体行动上。
再次，制定、出台了一些待遇优厚的人才政策，解决基础研究人才相对不足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国间的经济竞争其实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尽管日本政府对基础研究领域在资金投入、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了特殊的政策，但总体上讲，日本的基础研究人才相对不足是制约其基础研究事业发展的一大因素。为此，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有关旨在留住、培养和引进基础研究高层次人才的制度措施。这主要是：高龄资深研究员制度、特别研究员制度、海外派遣研究员制度、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制度等。这些人才制度的推行有严格的申报、审核、筛选过程，申报人一经通过批准，便可享有优厚的研究费和生活费。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在重视基础科学问题上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已形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相配套的制度。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迅速在基础科学尤其是在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纳米技术及材料和环境科学四大尖端科技领域有重大突破，以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
4.建立健全科技评价体系，保证科技活动的健康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活动都应建立一套较为合理、科学的评价体系，这是检验科技成果的价值和有效性的手段，是科技活动健康发展的保证。日本政府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也将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评价体系视为一个重要的方面。为了配合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实施，1997年8月日本内阁批准实施了《国家R&D评价的大纲性指南》（简称为“评价指南”），2001年11月批准了修改后的评价指南。为了突出评价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在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成立之初设立的五个“专门调查会”（后扩展为七个）中，就有一个是“评价专门调查会”，其职责是对日本政府的R&D资源实行有效配置，制定科技评议准则，对重要的R&D活动开展评价等。在国家R&D评价指南指导下，各相关部门根据具有指导性的评价指南开展评价活动，一些部门还依据评价指南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针对研究课题的性质和领域灵活地制定评价标准。对完全依照政策导向开展的项目和依据研究开发制度进行的课题，要邀请外部第三者进行评价。在进行开题评价时，要对课题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意义、效果以及目标的明确性等进行评价。进行中间和结题评价时，要评价课题是否达到了当初设定的目标。对竞争性资金支持的课题，要聘请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资深专家，从课题的独创性、前沿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同时对照国家标准评价其质量。进行了开题、中间和结题评价之后，各部委还要对研究开发成果所产生的效果进行跟踪评价。在评价影响和效果时，还要验证以往的评价是否妥当。日本科技活动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及评价结果的合理使用，在日本科研资源配置科技政策的制定、科研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日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启动（如国立研究机构和国立大学由原政府部门转变为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也要求评价体系进一步改进与完善。因此，新出台的国家R&D评价指南根据改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对原有的评价体系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如评价指南中增加了有关独立行政法人机构的评价内容。今后， 日本政府还会随着第三期科技基本计划（2006-2010年)的形成与颁布，对评价体系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以推动科技活动的健康发展。日本政府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不断建立、完善科技评价体系防止了一些个人或研究机构在获得课题后的研究过程中，敷衍了事、不认真对待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从而保证了国家科技活动的健康发展。
三、日本科技体制改革的成效及对我国的启示
如前所述，日本90年代以来的科技体制改革，是日本政府在新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对本国未来科技发展战略重新审视、定位的必然结果；是要在21世纪继续保持、巩固世界经济、科技强国地位和摆脱近十年来经济低迷状态所做出的战略决策。日本政府对这次科技体制改革重视程度之深，改革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它涉及到了科技管理机构的强化、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战略、人才制度以及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等各个方面。这次改革对今后日本的经济、科技以及教育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日本政府经过几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在一些方面已初见成效。如2001年世界主要刊物发表的73.8万篇科技论文中，日本占10.4%，比1996年高0.5个百分点，比1991年高1.5个百分点。2002年，日本有两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奖，使日本近几年来四次获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上事例说明，日本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政策措施无疑是得当的、正确的，它对提升日本在世界科技领域里的领先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又是我国近邻，我们有必要对它在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做法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以有助于提高我国整体科技发展水平。笔者认为，可在以下几方面得到启示：
第一，不断扩大科技研究经费总投入是科技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日本政府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却不断增加科技投入，说明了其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相比之下，我国在科技投入方面略显不足。2002年中国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仅提高到1.23%，达到1287.6亿元。但这是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总体而言，在科技投入上我国与日本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正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所说的那样，“在看到科技投入增长的同时，也要看到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影响科技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的科技发展，必须扩大科技研究经费的总投入，以促进科技活动的健康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第二，科技创造、创新是支撑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任何国家如果没有科技创造、创新，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在世界上崛起，就会处于落后状态。日本虽然已是世界发达国家，但在9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中，依然把科技创造、创新提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围绕着“创造”、“创新”这个中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日本在科技创造、创新上已初见成效。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与日本国情不同，有些经验不能生搬硬套。但在经济、科技发展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必须在一些科技领域进行“创造和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变。
第三，培养一大批具有“创造性”、“开拓性”的人才是一个国家科技创造、创新的关键。日本90年代以来的科技体制改革中，将人才的培养视为科技创造、创新的关键。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培养“创造性”、“开拓性”人才的制度，为确保科技创造、创新奠定了人才基础。目前，日本的科技人才在每万人中所占比例居发达国家之首，这是日本重视培养人才的结果。而我国在培养人才方面与日本相比，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当前，我国政府对人才建设也十分重视，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但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人才培养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培养人才只注重数量，忽视质量；学术界论资排辈、近亲繁殖的现象仍然很严重；人才市场体系尚未健全，阻碍人才流动、阻碍“创造性”、“开拓性”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很多；分配制度不合理，未形成有效的人才竞争、奖励机制等等，这些弊端无疑对培养一大批“创造性”、“开拓性”的人才不利。因此，我国要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大力度改革、完善现有的人才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创造性”、“开拓性”的人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