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桃花源”思想的产生与主题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桃花源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生与论文,思想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0)02-0100-07
“桃花源”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中所想象的和睦的人间社会，它宁静、富饶、淳朴，激发了历代文人的雅兴：他们或者追加相关的神话和传说，或者附会有关古迹，或者创作大量的咏叹诗文，甚至，南朝刘义庆所辑《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食桃艳遇仙女的天台山被称为爱情的“桃花源”。“桃花源”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和主题在后代反复出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时代和作家人生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桃花源”这一原型主题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学和文化内涵，成为理想生活境界和爱情世界的象征而历代传承。研究领域对“桃花源”的探讨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其有无以及在何地问题，如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①；二是对“桃花源”主题的研究，如程千帆《相同的题材与不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②然而亦尚未见有将“桃花源”放在整个古代文学历程的背景下，对其渊源及流变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讨论。因此，本文在借鉴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以原型批评和主题学分析的方法，在探寻“桃花源”思想渊源的基础上，分析古代文学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文人笔下的“桃源”风貌和特色，以此来呈现“桃花源”主题不断演进和变化的态势。
一、桃花源思想的渊源
(一)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社会的象征
丹纳《艺术哲学》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③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即艺术创作体现出艺术品产生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文化特征。
魏晋时期，由于农业工商业之日益发达，政治机构之日益庞大，发生了人口集中于都市的现象，隐士才感觉到江上风清与山间明月那种恬静的环境，是那么值得留恋，于是情不自禁地在抒情的诗歌中加进了很多描写自然风物的成分，代表人物是陶潜。而魏晋时期的隐逸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超然物外，内在自足。这一时期著名的逸者嵇康《难自然好学论一首》中的一段话具有代表性：“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其中所流露出的对“洪荒之世”的缅怀是基于“物全理顺，莫不自得”的恬淡怡然，这与庄子的无为平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陶渊明在精神上更多地秉承了庄子、嵇康的一脉，而又极鲜明地表现出了自己独立的隐逸人格。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陶渊明似乎较庄周和嵇康更遥慕唐尧之世的淳朴和自然适性，因此，他在《桃花源记》中畅想着怡然自足的人间乐园：远离尘嚣、宁静富饶、古朴和睦，充满人间平实的幸福。
《广群芳谱》引《纪谈録》云：“陶渊明所记桃花源，人谓桃花观即是其处，不知公盖寓言也。”④“艺术的意义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情感和意绪，或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主观现实。”⑤然而，桃花源的构想也是有着现实的成分的，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说：“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⑥并在文章中列举《三国志·田畴传》、《晋书》苏峻、祖逖等人传记等加以佐证。程千帆先生的《相同的题材与不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引用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的观点可与之互读。⑦《桃花源记》结尾所云南阳刘子骥之事，《太平御览》卷五百四引《晋中兴书》曰：“刘驎之，字子骥，一字道民。好游于山泽，志在存道，常采药于名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石囷，一囷开，一囷闭。或说囷中皆仙方秘药，驎之欲更寻索，终不能知。桓冲请为长史，固辞，居于阳岐。”⑧《初学记》卷五所引臧荣绪《晋书》与此略同，《晋书·隐逸传》从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这样说：“此叙驎之所见，颇类桃花源，盖即一事而传闻异辞。陶渊明集五桃花源记，正太元中事……”即认为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时采取了刘驎之入山采药之传说⑨，这是较为可信的说法。
可见，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文学意象，并非实有其地，是以当时社会现实和传闻为素材，寄寓自己理想的虚实浑涵之境的理想社会的象征。
(二)天台山“桃花源”——理想爱情的象征
南朝也有与陶渊明《桃花源记》类似情境的故事。《太平广记》卷六十一引《神仙传》“天台二女”条：“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远，不得返。经十三日，饥，遥望山上有桃树，子熟。遂跻险援葛至其下，噉数枚，饥止体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见芜菁叶流下，甚鲜妍。复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饭焉。乃相谓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色甚美，……因邀还家……夜后，各就一帐宿，婉态殊绝。至十日，求还。苦留半年，气候草木常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乡，归思甚苦。”⑩
南朝时期，人们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而作为生命本能的情爱，无疑也是受到压抑的，这反过来更能激发起人们对爱的自由境界的向往。美丽多情的女子是纯真自然的代表，是与政治相悖的美好存在。故事中的两位仙女婉态殊绝，温柔体贴，使身处异境的刘晨和阮肇体会到了无私的爱。而这种无私的爱无疑是作家自我的心理需求，是对他们遁世思想的包融。因此，天台山就成了后世人们心目中的爱情的“桃花源”。
由上所述可以说，无论是陶渊明的笔下的那个恬美舒适的桃源社会，还是刘晨、阮肇艳遇仙女的天台山，都是理想的境界，因而令人无限倾情地追寻，并可借以寄托对自由和无碍世界的欣羡和希冀。
二、桃花源题材作品的主题表现
“艺术是创造出来的表现情感概念的表现性形式。这样一种表现性形式本身是一个恒量，然而，对这种表现性形式的创造方式却是一种时时改变的变量……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性因素是艺术家意在表达的概念。”(11)历代慕陶、崇陶的文人和士大夫，无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桃源”内涵，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桃源”文化，显示出对“桃花源”原型意义的衍生和丰富。从主题学角度看，这些作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避世、隐逸主题，主要源自于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集中体现在唐宋文学中；二是桃源题材的仙化主题，呈现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与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天台“桃花源”分、合兼具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唐代文学中；三是情爱主题，取材于《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天台山艳遇的故事，而集中体现在宋词和元曲及明清通俗文学中。
(一)隐逸主题的表现
1.对隐逸和神仙意境的追寻
陶渊明《桃花源记》产生之后，桃源的隐逸意蕴早在南朝时期就被关注，陈代徐陵《山斋诗》即云：“桃源惊往客，鹤桥断来宾。复有风云处，萧条无俗人。”这其实是对桃源隐逸意趣的认定。
对桃源的隐逸意趣的追求更集中体现在中唐文人的笔下，“桃花源”的高尚隐逸情趣自然成为大历诗人的精神所向。施肩吾《桃源词二首》即云：“夭夭花里千家住，总为当时隐暴秦。归去不论无旧识，子孙今亦是他人。”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隐逸”云：“施肩吾，字希圣，睦州人……而少存箕颍之情，拍浮诗酒，搴擥烟霞。初读书，五行俱下，至是授真筌于仙长，遂知逆顺颠倒之法，与上中下精气神三田反复之义，以洪州西山十二真君羽化之地，慕其真风高蹈于此。”(12)将这首《桃源词》和施肩吾的高蹈情怀联系，其中所流露出的对桃源隐逸意趣的肯定是极为明显的。卢纶《同吉中孚梦桃源》则直接表露出中唐文人对陶渊明桃源境界的渴望，“云中碧潭水，路暗红花林。”“园林满芝木，鸡犬傍篱栅。”碧水环绕、红花掩映的地方就是诗人梦想的桃源。
施肩吾诗歌是截取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渔人入住桃源的情节，子孙的谢世、乡邑的零落，无不带着中唐社会现实的萧索和寂寞色彩。而卢纶则选取了《桃花源记》中武陵人初入桃源时的片段，将“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现实描写，改换成绿潭碧水、花林幽深的虚幻憧憬，并且辅之以熠熠生辉的“芝木”等道教意象，表现出唐代诗歌意境追求的唯美色彩。
陶渊明《桃花源记》和刘义庆《幽明录》中的“桃花源”是红堤绿岸、桃花流水的世界，是代代文人集体无意识的精神追求，而视桃源为仙境则是这一追求的极致反映，这一现象在唐代文人笔下体现得比较明显。
包融《桃源行》云：“武陵川径入幽遐，中有鸡犬秦人家，家傍流水多桃花……多君此去从仙隐，令人晚节悔营营。”诗歌结尾处的“仙隐”表明了该诗的“桃源”已不再是陶渊明笔下的理想社会，而是变成了仙隐之处，主题与意境都发生了变异。
王维则将“桃花源”的仙界氛围进行了极致的想象和表现，其《桃源行》中“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的诗句将“桃源”描写成为空灵优美、自由无碍的仙境。诗歌仍然沿用了《桃花源记》的写景模式，然而，由于王维是盛唐的诗人和画家，对于诗歌的色彩技巧较为讲究，他以青溪红树、桃花流水点染出桃源的优美，清代张谦宜曾言：“比靖节作，此为设色山水，骨格少降，不得不爱其渲染之工。”(13)刘禹锡的《桃源行》更是将桃源的仙界意蕴渲染得淋漓尽致：种玉餐羞、灯爇松脂，这显然不是陶渊明“桃花源”中人的种桑树麻的农耕生活了。
唐代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桃源题材作品，即将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与刘晨、阮肇故事的天台山遇仙故事相结合，体现出亦仙亦隐的思想追求，代表作是权德舆《桃源篇》，诗歌选取的是《桃花源记》中的景物描写部分，又增加了一些细腻的感觉体验的成分，渲染出桃源的古朴之美。而诗歌的后半部分以“良会应殊刘阮郎”等句子将刘晨、阮肇的仙境桃源自然融入，增加了诗歌的瑰丽色彩，体现着中唐文人既希望隐逸又憧憬着仙界的思想。而韩愈《桃源图》诗开头的“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的肯定表述，对视桃源为仙境的传统认识的否定又恰恰反映了唐代文人将桃源题材仙化处理现象的普遍。
清代王先谦云：“《桃花源》章，自陶靖节之记，至唐，乃仙之。”(14)那么，唐人又将桃源仙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由于桃、桃花在传统文化中与宗教的关系。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说道：“古人于植物多有迷信，其最显而易见者为桃。”(15)源远流长的桃与仙的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思维。二是唐代浓厚的道教气氛的影响。“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道教)却带来了积极的批判精神，丰富的想象力，浪漫的审美理想以及色彩绚丽、神奇诡谲的意象。”(16)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完美近乎梦幻，为后世文学中的神仙境界的表现提供了蓝本；烂漫的桃花林更是唤起了留在唐人记忆中的仙境的想象，因而，不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是否有道教的影响痕迹，都无妨兼容并纳的唐人取之为遐想的仙景而形诸诗文，原本高尚深邃的桃源理想，在唐代社会特殊的崇道氛围中被加入了宗教式的体验与幻想，雅与俗的结合使“桃花源”成为中国文化中仙隐世界的象征。
2.强调“桃花源”与现实的对立
崇尚理学的宋代，外患如阴霾般浓而不散，艰危的时局使文人借古抒怀的思想日益强烈，以古刺今、议论时事的现象极为普遍。就桃花源这一传统题材和意象而言，文人则从政治角度出发，将桃源视为与黑暗现实的对立面，对桃源的避世、隐逸主题表现出异于唐代文人的理性思考和认识。
宋代以桃源题材进行创作、表达对桃源隐逸主题的认识和见解的首先是梅尧臣，其《桃花源诗》有“鹿为马，龙为蛇，凤皇避罗麟避罝。天下逃难不知数，入海居岩皆是家。武陵源中深隐人，共将鸡犬栽桃花”的描写，《桃花源记》中对夹岸桃林景色描写、桃源中人生活和劳动的自得自适等充满祥和愉悦情调的场景都被略去，而是将武陵人来桃源隐居与现实政治的混乱联系起来，表明桃源的本意即是与黑暗社会对立的地方，渲染了桃源的与现实社会的对立性。
王安石《桃源行》表现得更为直接，“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立足于北宋的现实，以桃源中“种桃者”的生活环境描写，表达了对社会太平、君主贤明的期望，这其实已经超出了对桃源为避世和隐居之地的向往意义而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诗歌虽是沿用陶渊明桃源题材的隐逸主题却能独出心裁，清代金德瑛对此这样评价：“单刀直入，不复层次叙述。此承前人之后，故以变化争胜。”(17)王安石《桃源行》对《桃花源记》隐逸主题的处理方式除了时代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与他的文学主张有关，《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概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18)
《苕溪渔隐丛话》曰：“王介甫作《桃源行》，与东坡之论暗合。”(19)苏轼在处理桃源题材避世主题时除了“暗合”王安石的命意外，更表达了对桃源境界的独特理解，其《和桃花源诗》(并序)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余在颍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曰‘仇池’……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亦云：“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20)陈寅恪先生曾言“古今论桃花源者，以苏氏之言最有通识。”(21)苏轼的《和桃花源诗》(并序)是对陶渊明桃源题材的具体化解读，而其将桃源视为摈弃一切世俗欲望之后的境界的认识，无疑深得桃源隐逸意蕴之本真。
苏轼《和桃花源诗》(并序)中对桃源题材和主题的独特感悟得到了后世文人的广泛认同，代表作是南宋汪藻《桃源行》，“那知平地有青云，只属寻常避世人”、“何事区区汉天子，种桃辛苦求长年”的描述，既寄寓着对崎岖兵乱的社会现实的慷慨，又表达了自己对桃源避世主题的体悟，而这种体悟显然与苏轼《和桃花源诗》的认识是一致的，《庚溪诗话》对此这样评价：“语意新妙，王摩诘、韩退之、刘禹锡、王介甫诸人所未道。”(22)
唐、宋时期的文人，由于不同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各自选取了表达自己对桃花源这一传统文学主题的理解的最合适的形式，他们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虽然其具体用意不同，但都表达了对这一理想境界的憧憬。
(二)爱情主题的表现
《幽明录》中记载的刘晨、阮肇艳遇的天台山，是男女无拘无束相爱的“桃花源”，因此，成为后世诗、文、剧作者乐于引用的题材，在中晚唐的游仙诗、宋词以及元代戏曲等文学形式中，演绎着一幕幕令人神往的桃源爱情故事，而这些故事则通过以下方式强调了桃花源题材的情爱意蕴。
1.深入挖掘情感内涵
《太平广记》卷六十一“天台二女”条对刘晨、阮肇艳遇经历的过程描写其实很简单，然而，这种仙女与凡夫的邂逅本身即具有理想性，它以时空的无限延伸性发展满足了作者和后世文人的强烈的情感需求。从文学主题角度而言，这种高蹈飘逸的艺术表现成为人们表达理想爱情主题时的心理定势，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
晚唐诗人曹唐是较早对桃源情爱主题进行发挥的诗人。晚唐社会的衰乱现实使文人有着普遍的避世隐居的经历，曹唐固然也不例外，唐末文人在淡漠政治的同时又颇注重个人生活，因而更多地体现出市井俗趣。“市井俗趣”的文学表现就是轻艳风调盛行，而这一点在曹唐作品中体现为对刘、阮天台桃源恋情的瑰丽想象和细致描写，其《大游仙诗》中以一组五首的组诗形式渲染了这一古老的人、仙恋爱故事，第三首《仙子送刘阮出洞》和第四首《仙子洞中有怀刘阮》是代表作，在这两首诗歌中，曹唐对刘、阮天台桃源故事的情感因素进行了深入挖掘，以仙、凡恋情为表达重点，艺术地强调了这一故事的情感内涵。
尚理趣的宋诗绝少仙篇，而以咏叹个人情感为主的倚声合乐的词里则不乏其类。刘晨、阮肇天台山艳遇的传说成为宋词专门词调——《阮郎归》，又名《醉桃源》，“《阮郎归》以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二仙女，留住半年，思归甚苦。既归，则乡邑零落、经已十世的传说为调名的。”(23)由此可见，《阮郎归》词调大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达男女相思之苦；二是表达思乡之浓；三是表达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因其本身具有的情爱成分给宋代文人抒写个人情感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所以他们以《阮郎归》为词调，对桃源题材情爱主题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宋词《阮郎归》情爱主题的作品大都是以仙子的口吻，表达对“阮郎”的相思之情，如张先《阮郎归》：“仙郎何日是来期，无心云胜伊。行云犹解傍山飞，郎行去不归。强匀画，又芳菲。春深轻薄衣。桃花无语伴相思，阴阴月上时。”秦观、吴文英等人亦有《阮郎归》之作。
2.反复渲染故事情节
由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在唐诗和宋词中，桃花源题材作品的情感表达凝练含蓄，风格雅致婉约。文学体裁的变化引起表达方式和风格的变化，元杂剧则以篇幅较长和强烈的抒情性等特性使这一主题得以充分彰显。
元代初年至明代中叶，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三段。这一段文学史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叙事性文学第一次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元代的商业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城市人口集中，能够满足勾栏、瓦肆中群众的文化需求的话本、说唱等艺术得以进一步繁荣，特别是戏剧艺术，它以急管繁弦的节奏和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再现社会各阶层人物和社会各方面的生活，赢得了广大市民群众的青睐。在剧本的情节安排方面，元代剧作家往往毫无遮拦地让剧中人物尽情宣泄爱与恨。罗锦堂《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说：“元人杂剧取材于宗教者，道教多于佛教。盖自太祖成吉思汗礼遇邱处机而受其教后，有元一代，历朝君主，皆尊崇之；至元中叶以后，佛教势力始渐兴盛。当时文士，志不得伸，内心空虚，厌恶现实，而又不能潜修佛理，安于寂灭，故所受道教影响尤甚。”(24)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晨、阮肇天台山桃花源故事因本身蕴含着道教的求仙成分而成为元代剧作家喜爱的题材，较为著名的有马致远《晋刘阮误入桃源》、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
马致远《晋刘阮误入桃源》现仅存残剧——第四折(25)，剧云：“筵前一派仙音动，摆列着玉女金童。脱离了尘缘凡想赴瑶宫，谁想采药天台遇仙种。”著名元杂剧研究家罗锦堂认为《误入桃源》属于道释剧，剧情“出自《列仙传》卷三及《太平广记》等，并杂取唐人曹唐诗以为点缀”。(26)由《晋刘阮误入桃源》残剧的这几句描写我们可知，这篇作品的风格确实是充满着仙界瑰丽色彩和浪漫想象的神仙道化剧。
更能体现元代特色的桃源题材的作品是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为了充分展示剧中人的心事情境，元代杂剧常常不像诗歌那样崇尚蕴藉凝练，而是反复渲染，务求透彻。相比于唐诗、宋词中的刘、阮天台桃源故事题材的作品，《刘晨阮肇误入桃源》能够利用篇幅的优势，通过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将桃源题材的情爱内容充分地展开了，如第二折对刘、阮二人见仙女的描写引曹唐《刘阮洞中遇仙人》诗曰：“桃花洞里乾坤别，红树枝边日月长。愿得花间有人出，免令仙犬吠刘郎。”这是典型的抒情戏。再如《楔子》部分描写刘阮离别天台、仙子相送的情景，引用曹唐《仙子送刘阮出洞》诗，“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哪能却再来”、“惆怅溪头从此别，碧山明月闭苍苔”，这是诗歌的语言，含蓄凝练，而剧本接着以仙女的内心独白强化了这一情感：“他二人去了也，我等本待与他琴瑟相谐，松萝共倚，争耐法缘未了，蓦地思归。虽然系是夙因，却也不无伤感。倘若天与之幸，再与他相见，亦未可知。”并在其下附曹唐《仙子洞中有怀刘阮》诗。总之，这部剧作通过反复引用曹唐同类题材诗歌，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桃源仙女的内心世界，丰富了曹唐诗歌的抒情意趣和审美境界，同时，充分渲染和演绎了刘义庆《幽明录》中刘、阮天台艳遇故事的情爱细节，这也构成了这个剧作最为动人之处。
元代神仙道化剧是当时知识分子苦闷绝望情绪的曲折反映，是元代社会背景下的汉族文人力求摆脱红尘纷争和功名利禄的困扰而高蹈世外的人生追求的反映，通过令人神往的仙、凡之爱，元代文人在倍受压抑的现实社会中找到了精神的宣泄方式。
《幽明录》中桃源题材的情爱主题原型为后人的创作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从创作方式方面而言，唐人如曹唐等主要以游仙诗的形式表达对这一主题的接受和再创作，截取刘晨、阮肇和天台仙女之间的邂逅、相爱、相思、重逢、离别几个片段，以七律的格式表达了桃源境界之美和仙、凡相恋的跌宕起伏的心绪，增加了原作的意境之美和情感之美。曹唐游仙诗的桃源情爱主题的表达为宋代文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情感宣泄的先例，他们以《阮郎归》为词牌，借以表达个人缠绵缱绻的离别之思和相爱之欢。而元代文人则利用元杂剧的文体优势，尽情渲染在唐诗和宋词中尚未得以充分展现的情爱内容，结构上呈现出向《幽明录》回归的特征，即通过情节和对话描写等刻画人物形象，而在具体表达方式上，则又呈现出对《幽明录》的超越，即情节更加复杂，描写更加具体、细致等，因而，成为对刘、阮天台桃源这一传统题材和主题演绎的代表作。
总之，中国文学古代中的“桃花源”思想产生于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对理想生活和社会模式的描绘，受其影响，发生刘晨、阮肇艳遇故事的天台山被称为理想的爱情世界。在后世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人结合不同的时代条件和自身经历，分别择取“桃花源”的超脱生活和美好爱情主题表达不同的向往和追求。“桃花源”作为一种传统题材和文学意象成为隐居避世和求仙艳遇的文学象征和文化符号而再现着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注释：
①⑥(21)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8，188，188.
②⑦程千帆.古诗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7，27.
③[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2.
④汪灏，等.广群芳谱：卷二六[M].上海：上海书店，1985：641.
⑤(11)[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版出版社，1983：109，108.
⑧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0：2300.
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658.
⑩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六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1：383.
(12)辛文房.唐才子传校笺：卷六[M].傅璇琮，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141.
(13)张谦宜.岘斋诗谈：卷五[M].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44.
(14)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诗文汇评[M].北京：中华书局，1961：359.
(15)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07.
(16)文史知识编辑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2：125.
(17)陆以湉.冷炉杂识：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4：399.
(18)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五[M].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79.
(19)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M].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3.
(20)苏辙.栾城集：卷三七[M].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10.
(22)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7.
(23)马兴荣.词学综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9：23.
(24)罗锦堂.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M].台北：中国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60.
(25)傅丽英、马恒君校注《马致远全集校注》云：“此剧残本仅《太和正音谱》和《北词广正谱》收录，《太和正音谱》题，简名《误入桃源》。天一阁本《录鬼簿》著录剧正名为《晋刘阮误入桃源》，简名为《误入桃源》。孟本《录鬼簿》著录简名《桃源洞》；曹本《录鬼簿》著录正名《刘阮误入桃源洞》。”见傅丽英、马恒君校注《马致远全集校注》，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26)吴国钦，等编.元杂剧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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