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投资型经济增长”的历史、现实与未来_年均增长率论文

“促进投资型经济增长”的历史、现实与未来_年均增长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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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日本《中央公论》月刊1995年1月号上发表的题为《虚幻的亚洲经济》一文, 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该文认为,东亚经济奇迹并非依靠技术革新促进生产率提高而实现,而是依靠增加对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实现。这种“增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迟早会越来越慢。再过十几年,东亚经济不可能再出现像最近几年这样的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将以亚洲为中心的看法也需重新商讨。

克鲁格曼教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极富挑战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本文不打算对该文的观点作全面的评论,仅对“增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东亚经济奇迹是否虚幻等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实际上,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增长速度会趋于缓慢。根据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经济(GNP或GDP)增长速度的高低与该国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同阶段有较大联系。一般说来,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序列为: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工业为主—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高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序列为:第一次产业为主—第二次产业为主—第三次产业为主—信息产业发达(后工业化时期)。美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这些国家工业化处于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阶段,以及从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阶段过渡时期,或该国产业结构处于第二次产业为主及第二次产业为主向第三次产业为主阶段过渡时期,其经济往往表现为高速增长或经济增长的幅度很大;工业化处于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阶段,或产业结构处于第三次产业为主尤其是信息产业发达阶段,其经济往往表现为中低速稳定增长。

例如,美国是1812—1814年英美战争时开始工业革命的, 1861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加速了工业化的步伐,到1879年第二产业(包括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已超过农业,在各部门产品增殖所占比例中居第一位。到1929年重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已超过轻工业在全部加工工业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已略为领先,到1950年,第三产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1960年达57%〔1〕。 根据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判断,美国从1956和1957年开始进入信息社会即后工业社会〔2〕。 美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美国自19世纪末期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居首位以后,直到1956年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前这段时期,其经济增长年份增长幅度一般都较大,GNP增长率最高年份为1941 年达16.1%,其次为1922年达15.8%;从1915到1955年的40年间,GNP 增长率在7%以上的有17年,其中有7年在10%以上。只是由于周期性经济衰退使GNP出现负增长或低增长的情况,40年间有13年是负增长, 下降幅度最大为1932年达-14.7%,使经济增长过程表现为大起大落,这种抵消作用,才使GNP年均增长率有所降低,1915—1955年的GNP年均增长率为3.5%〔3〕。美国自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到1995年期间,经济增长年份增幅一般都不太大,GNP增长率最高年份是1984年为6.8%,其次是1962为6.6%;经济衰退年份GNP 下降幅度也不太大, 降幅最大年份是1982年也只有-2.5%,使经济增长过程表现为中低速稳定增长, 1955—1995年40年间,GNP年均增长率为2.9%〔4〕。

日本是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工业革命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其工业化已达到一定水平。日本经济在第二次大战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首先着手恢复经济,优先恢复农业和轻工业,同时重点恢复以煤炭和钢铁为中心的基础工业。1946—1955年经济恢复期间GNP 年均增长率达9.2%。1955—1973年实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增长, 这期间GNP年均增长率达9.7%,18年间有9年GNP增长率在10%以上,增幅最高年份为1961年达14.4%〔5〕。从70年代初起, 日本工业化开始进入大力发展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工业;80年代初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战略,加速发展高技术密集型工业。此时第三产业迅速发展,1970年占GDP的47%,1980年达53%〔6〕。日本工业化自进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工业阶段并向高技术密集型工业阶段发展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1973—1955年22年间,GNP年均增长率为3.5%,经济增长年份增幅一般都不很大,增长率最高年份是1988年为6.2%,其次是1977、1979 年均为5.3%;经济衰退年份降幅也不大,仅有一年即1974年负增长, 降幅为-1.4%〔7〕。经济增长过程也表现为中低速稳定增长。

以上美国、日本在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和产业结构发展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或幅度发生变化的情况,在东亚国家也已经或将要出现。例如,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从50年代初,香港从50年代中后期,新加坡从60年代初相继开始实行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70年代初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工业化开始进入加速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阶段,香港则转向了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同时加速发展外贸、航运、房地产、金融和旅游各业的多元化战略;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的工业化相继进入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中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阶段。与“四小龙”工业化发展阶段相适应,自5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60年代初以来,“四小龙”一直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见表1), 而香港和新加坡由于经济成熟较早,同时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一直较高,1970年该比重为62%,新加坡为68%,1990年分别为73%和63%,因此自80年代以来,香港和新加坡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六七十年代略有降低(见表1)。 根据有关预测,随着“四小龙”的经济日趋成熟,工业化进程日益接近后工业化阶段,其经济增长率将显著降低,香港自90 年代后期起, 新加坡将自2005年起,韩国和台湾将自2010年起,其GDP年均增长率都将在4.0%以下。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东亚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比“四小龙”落后一步,其经济高速增长将可持续到21世纪前5年,2010年后,马来西亚、泰国的GDP年均增长率将显著降低(分别为3.0%或4.0%),中国、印度尼西亚也进入中速增长期(为5.0—6.0%)〔8〕。

表1 亚洲“四小龙”1960—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

年份

1960—1970 1970—1980 1980—1990 1990—1995①

新加坡

8.8 8.5 6.4 7.9

香港10.0 9.3 7.1 5.2

韩国 8.6 9.5 9.7 6.9

台湾②

9.9 8.3 8.0 6.4

①1994和1995年数字为预计数.②1960-1990年为GNP.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等有关各期资料整理。

从以上美国、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济增长过程比较看出,其共同之处是:从开始工业化直到进入后工业社会(或经济成熟)阶段,都经历了或将要经历经济高速增长(或经济增长年份增幅较大)、增长速度趋缓直至增长率显著降低的过程。其不同之处是:美国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前,经济增长年份虽然增幅较大,但经济增长过程却表现为大起大落,从而使年均增长率有所降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虽然在周期性经济衰退年份增长率有所降低,但降幅一般不很大,尤其是很少有负增长(如日本和台湾就没有过负增长),即使有负增长幅度也不大(如香港降幅最大是1975年,为-1.5 %,韩国是1980年,为-2.0%,新加坡是1985年,为-1.6%)。之所以有这种不同,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尤其是在 1929 —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前,美国长期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实行不干预政策,从而经济增长过程表现为一种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动。二次战后,政府对经济运行实行适当干预或宏观调控,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通行做法,从而减缓了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冲击力,使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比较平缓。

美国、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之所以会经历从高速增长(或增幅较大)转向增速趋缓的不同时期,一个主要原因是两种经济增长型的转换。

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投入物即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增长(在当代由于土地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极其有限,一般可忽略不计);一是由对每单位投入物使用效率的提高,这是通过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管理水平等而提高了生产率的结果,被称为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我们据此可以把经济增长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主要(不是单纯)由投入物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可称为“增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一是主要(不是单纯)由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促进的经济增长,可称为“提高生产率型的经济增长”。

“增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有如下特征:第一,它主要出现在一国以发展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工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阶段,这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等物质要素来实现,而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少。第二,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固定资本(厂房、机器设备)等投入,因而要消耗大量的物质材料和占据广阔的空间。第三,其许多产品尤其是重化工业产品如矿砂、煤炭、钢铁、水泥、化肥等具有“重、厚、长、大”的特征并在产值中占很大比重。第四,“规模经济”成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重要因素。以上原因使其增长方式往往具有外延型、粗放型和数量型的特征,从而使其经济增长表现出增幅大、速度高的形式。例如1965—1972年,日本货运量年增长率为12%,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1%。

“提高生产率型的经济增长”有如下特征:第一,它主要表现在一国以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阶段,这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提高总和要素生产率来实现,其中科技进步对提高总和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第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信息型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出现小型化、分散化的趋势,并使得能够大量节约仓储时间和空间的即时供货系统(Just in time system)广为流行, 高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生产中的物耗和能耗。第三,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和尖端科技产品的增长,使化纤、光导纤维、袖珍电子产品、精密仪器、信息产品等“轻、薄、短、小”型产品的比重不断上升。第四,在物质要素投入增长不大的情况下,产品的附加价值量却增加了。以上原因使其增长方式往往具有内涵型、集约型和效益型(或质量型)的特征,从而使其经济增长表现为中低速稳定增长的形式。例如1972—1978年,日本货运量年增长率为0.2%,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

克鲁格曼教授把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称为“增长投入型的经济增长”,认为这并非是通过改善生产效率,而是通过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方面的投入而实现的经济增长;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有些可取之处,但过于绝对化而且很不全面。若进而把这一结论引伸,认定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必是“虚幻”的,则更有失偏颇。

确实,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来实现的,把它称之为“增长投入型的经济增长”,也未尝不可。但克鲁格曼把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看成是“不能使生产效率提高的单纯的投入增长”,则并不符合实际。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0—1987年,在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产出增长的贡献中,资本投入的增长占57%,劳动力的增长占16%,总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占28%(见表2)。

实际上这种“增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并非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所独有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这种类型的增长。可以说,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现在所经历的,正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例如,1840—1960年,美国生产投入要素增长对国民生产净值增长的影响占71.4%(其中劳动力占42.7%,土地占5.9%,资本占22.8%),而代表新技术、 更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形式、规模经济等的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则占28.6%。在工业化前期的1840—1900年,生产投入要素增长的影响更高达82.7%(其中劳动力占47.2%,土地占9.6%,资本占25.9%), 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只占17.3%。当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生产率增长的影响逐步扩大,1900—1960年,生产投入要素增长的影响下降为55.9%(其中劳动力占34.8%,土地占2.5%,资本占18.6%), 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则升为44.1%(见表3)。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工业化前期, 曾经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与上述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何其相似。既然美国等国家能够在“增长投入型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业的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主要靠增加投入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就必定是“虚幻”的。

表2 东亚和部分工业国要素投入增长与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地区和时期资本

劳动力

总和要素生产率

1960—1987

东亚

57 16

28

1960—1985

法国

27 -5

78

前联邦德国 23 -10 87

日本

36

5

59

英国

27 -5

78

美国

23 27

5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表3 1840—1960美国生产投入要素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对国民生产净值增长的影响%)

时期 劳动力 土地 资本 生产率

1840—196042.7

5.9

22.8

28.6

1840—190047.2

9.6

25.9

17.3

1900—196034.8

2.5

18.6

44.1

资料来源:转引自[美]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著:《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美国等国家之所以能在“增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成长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增长投入型的经济增长”逐步转向“提高生产率型的经济增长”。如表2所示,1960—1985年, 美国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占50—87%。其中,科技成果的应用成为促进生产率提高从而推动产值增长的主要因素。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中,科技因素在本世纪初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仅占5—20%,到80年代已平均高达80%〔9〕。

因此,亚洲经济是不是“虚幻”的,并不在于其是不是“增长投入型的经济增长”,也不在于其增长速度是否将趋于减缓,而在于其是否能从“增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逐步向“提高生产率型的经济增长”转换。实际上,如前所说,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已经开始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中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科技因素在促进生产率增长及产值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另外,在亚洲还有一类原先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正在实行经济体制的变革,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可以预料,当原先属于“增长投入型的经济增长”的亚洲国家相继转向“提高生产率型的经济增长”之后,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发达的亚洲将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注释:

〔1〕《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年》,三联书店北京1983年版,第23页。

〔2〕[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 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70》(英文版),政府出版局1975年版,第226—227页。

〔4〕根据《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70》(英文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主要经济指标》有关各期资料整理,1988年后为GDP,1994、1995年为预计数。

〔5〕[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年》,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7〕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 《主要经济指标》有关各期资料整理,1988年后为GDP,1994、1995年为预计数。

〔8〕[香港]《亚洲商业》1995年1月号,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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