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的科学化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然而投资有时也会给人以困惑和不安。因为它既可以带来经济的繁荣、活力和效益，弄不好也可能产生逆反效应，带来结构失衡而造成物资积压、短缺甚至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可以说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个痼疾。去年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把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结构调整的关键何在？我认为，关键是投资的科学化。
一、对不科学投资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的剖析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一是企业层次，主要是项目没有形成规模；二是行业层次，主要是企业生产都试图向上下游蔓延，很多行业搞成了一个较全面的体系；三是地区层次，主要是地区之间分工不明确，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
在很长的时间内，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投资体制并没有与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对接，“投资饥渴症”普遍存在。由于长期片面追求高速度、高产值，重复引进，重复建设，这种不科学投资造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是：
1.企业集中度过低。与美国、日本的行业前10家企业相比，机械工业集中度我国为4.8%，美日为50—60%；电子工业集中度我国为15 %，美日为65—90%；汽车工业，我国前三位企业的集中度为33.6%，而美国为90%。
2.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据测算，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1989年达0.9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22个，比1981 年增加了6.9个百分点；中部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 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似率为97.9%。
3.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近几年，我国全部研究与发展费用中，企业支出比重仅为25%左右，而1986年美国企业科技支出占全部研究与发展费用的比重高达73.3%，同年日本为66.5%，联邦德国为73.3%，韩国为67.1%，巴西也达到66.8%。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8%，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80年代以来，我国共获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研成果奖达十几万项，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还不到1/10。
4.更新改造严重滞后。“六五”至“八五”期间，在国有单位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项目的资金占65%，而改建项目的投资资金却由“六五”时期的29.6%下降到“八五”时期的19.1%。更新改造方面的投资，由“七五”时期的20.1%，下降到1994年的17.8%。“一流的厂房，二流的设备，三流的产品，四流的效益”，在我国屡见不鲜。
不科学的投资造成结构的失衡、扭曲，最终表现在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的大量投入来拉动。“六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固定资产投资率则平均为25.5 %； 1986 —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5%，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为31.8%；1991—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为34.8%。投入多，产出少，使反映全社会投入产出关系的社会净产值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92年比1978年下降了11.2个百分点。“六五”期间每投1元固定资产，当年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3.2元，“七五”期间减少到2.2元，“八五”期间也仅为2.3元。
二、投资造成结构失衡的原因剖析
在探寻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投资体制改革是造成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这种思路是不妥的。我国于1979年、1984年和1988年先后三次对投资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突破了中央政府单一的投资格局，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改革还突破了单一的国家财政拨款的投资渠道，形成中央政府投资、地方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社会集资等多元的投资渠道。但由于投资体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尚未理顺，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着缺陷，从而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具体地说，其原因是：
其一，投资决策分散化导致经济结构失衡。改革所确立的分权模式，其中一个重要之点是将中央统得过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调动地方政府行使管理本地区权力的积极性。从基本建设投资来说，这意味着由中央决策的项目减少。据统计，基建投资由中央批准的项目由1990年的53%下降到1992年的44%，这几年比率更在下降。分散决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分散决策只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散，投资决策依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尽管我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已进行了18年，但在投资方面，吃大锅饭的体制和机制依旧，“跑步（部）前进”仍然是获取项目批件的主要手段。加之现行产权关系和投资责任并未清晰，无论是投资企业还是审批投资的主管部门，对投资项目的经济责任均很抽象。这种投资责任的模糊性，促使地方政府不顾自身条件过分投资，并更多地向利润高的加工产业投资，追求产业体系完整化。可见，投资决策分散化而投资仍然是政府行为，是造成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原因。
其二，投资资金来源多元化而监管不力，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投资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其正面效应是调动了各方面投资的积极性，但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负面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其表现是规模小、投资少、建设周期短的产业增长速度快，规模大、投资多、建设周期长的产业增长速度慢。我国长期是日化、电子、金属等加工产业资金利润率高，能源、原材料基础产业资金利润率低。在这种不同产业利润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各投资主体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必然会把资金投向利大价高的加工业，这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且，我国多年来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着向集体和个人倾斜的倾向，居民和集团消费需求增长迅速，呈现出“排浪式”推进的高档化趋势，消费结构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档耐用消费品和办公用品上。国内需求的这种变动格局，必然牵引着地方政府和其他投资主体竞相向“热点产品”投资，形成“热点产品”的发展基本上与“排浪式”的消费需求“同步振荡”。由于加工工业需要的投资少，资金回收期短，基础产业所需要的投资资金大，资金回收期长，加上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还比较低，融资还比较困难。于是，各个地方争着上“热点产品”项目，搞“小而全”的重复建设，使大量小型化、轻型化的加工企业遍地出现，形不成规模经济，企业结构扭曲因而不可避免。
其三，区域倾斜政策强化了经济结构的失衡。进入80年代以来，我们打破了长期实行的区域生产力均衡发展布局，实行向东部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投资政策倾斜。据统计，1979—1991年，东部地区所得的国家基建投资占总额的49.17%，而中、 西部地区仅占42.75%。还有外汇留成、财政政策倾斜等。 实行向东部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从它在改革开放中实际实施情况来看，无疑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是有成效的。但应当看到，正是这种区域倾斜，使得一个地区能否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要素配置的合理和内部潜能的更多发挥，而是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争取到的优惠政策的多少，这就激起后改革地区的不公平心理，争相进行政策攀比，进而便是投资攀比，各级政府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有发展地方经济和缓解就业压力的责任，因此，其投资必然是偏于加工产业，结果强化了经济结构的扭曲。
其四，经营机制不完善加重了经济结构的失衡。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在保持投资总规模适度增长的同时，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增加投入于农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支柱产业的重点项目的资金，一般加工工业和中小型项目的投资将得到抑制。但这只是对增量资产说的，存量资产中的不合理问题则由于经营机制不完善（企业破产、兼并难以实行）很难解决，重复建设造成的低水平竞争，由于“优难胜、劣不汰”而长期存在。这种只由增量投资来调整结构，而在现有的经营机制无法对存量资产结构调整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落实结构优化的要求的。
三、如何在结构调整中加强投资的科学性
这两年的“双紧”方针为缓解结构失衡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宏观调控、市场约束的加强将是我们采取有效对策措施并借此成为缓解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有利条件。在“九五”期间，在加强投资科学性，从而在调整经济结构上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树立大市场的投资观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各个地区，各个产业部门都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加入这个统一市场和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投资的取向，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市场的需要。我们一定要树立大市场的投资观念，把握市场的静态状况和动态趋势，掌握市场的经济规律，再去确定所要投资的部门。谁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仍然自觉不自觉滞留在自然经济王国里，就会在客观上形成一种经济囚笼，即使投资了也难以使经济发展。所以，科学的投资取向，优化经济结构，都是同自然经济不相容的，它总是把出路寄于开放型、市场型经济上，放在充分考虑市场的需要上。
（二）明确投资主体的风险约束机制
在深入投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明确投资主体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问题。这里讲的主体，既包括进行基建和技改的企业，也包括为项目提供贷款的银行。企业要上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要有资金来源，要有较好的未来收益，要有一定的批准程序，投资风险和经营的盈亏都应由企业承担。与此同时，银行对项目要认真研究论证，贷与不贷、贷多贷少都要由银行独立作主，自担风险。政府则实行政策引导和宏观的平衡管理。政府参预了投资的，只是作为一个股东进入企业，分取相应红利，承担与其投资额相等的有限责任。只要对投资主体建立起风险约束机制，它就不能不考虑投资的回报率，从而形成主动实现结构优化的动力。
（三）国家要本着缩短战线、掌握命脉的原则投资
为了优化结构，今后国家对国有经济的投资，要集中用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对其他竞争性产业，国家应减少投入或不再投入，鼓励非国有经济向这些部门投资发展。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也要吸收外资，有的可采取“BOT”方式，即由外商投资建设、经营， 在一定时间后，将经营权收回。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要实行低税率和快速折旧政策，使这些企业也能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机制。
（四）投资要先改造存量，后考虑增量
鉴于我国拥有近4万亿的国有存量经营性资产， 而闲置和利用不高的就有1/3，达到1.3万亿元。 这种存量资产严重闲置而增量又不断扩张的情况，是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为此，今后国家在投资建设项目审批上应确立先利用存量，后考虑增量；先改造存量，后进行新建的原则。老企业投资改造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和工艺，不能再“复制古董”；同时，技改一定要与改革体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相结合，使企业形成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能象过去技术上“复制古董”那样，再用增量投资复制出一个我们要改革的传统体制来。
（五）健全投资的市场服务体系
由于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涉及的面很广，从项目决策开始，经过建设实施到竣工投产，要经过咨询评估、设计方案选择、生产设备定购、安装调试、工程建设等若干阶段。为了保证投资主体能够有序地进行投资，投资活动必须社会化、市场化。新的投资体制要走出过去的封闭状态，把投资服务活动推向社会，建立以咨询服务、设计服务、招标服务为内容的市场服务体系和以社会审计、工程监理为内容的社会监督体系。只有投资服务活动社会化、市场化，才能使投资科学化，也才能使投资活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从而保证投资结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