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视角中的未来图书馆论——读哈里斯和翰奈的《走向未来：后工业化时代的图书馆情报服务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论文,未来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哈里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美国社会的信息化进程，美国图书馆界的外部信息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比如，信息中介业的快速发展、信息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信息的有偿服务、政府部门信息处理和运营的私有化等等。这些变化都给图书馆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理解和适应这些变化，美国的图书馆情报学界明显地形成了二种对立的理论思潮〔1〕。一种认为，不论美国社会的信息化如何变化， 只要维系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那么，美国图书馆服务所依据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例如，信息利用的机会平等、公民求知的自由和求知权利的保障等就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发生任何动摇。仍然必须坚持图书馆的免费、公平、全体、以人为本的服务，强调图书馆的知识自由等等。这种思潮目前仍然在美国图书馆界中占据主流地位。比如在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有关公共图书馆的论著，例如威廉姆斯的《美国公共图书馆和目标问题》〔2〕、珀捷托尔的《公共图书馆学》〔3〕、哈夫纳主编的《民主主义和公共图书馆》〔4 〕等一系列著作反映了这种思潮的强大存在。我们曾经介绍过的伯德萨尔的《电子图书馆的神话》实际上也是这种思潮的产物〔5〕。另一种理论思潮则是针锋相对， 他们认为，美国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运营的一系列的原则实际上是19世纪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它并不是永恒的。在进入信息社会以后，图书馆外部环境发生了具有深刻意义的结构性的变化。如果图书馆死抱着过去的原则和意识形态而不作相应的变革，幻想在信息市场化的浪潮中保留那一块远离商业化的“净土”的话，最终将会被时代所抛弃。他们主张图书馆服务导入市场原理，通过有偿、高效率、“精英”服务、电子图书馆化，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准，参与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的竞争。这种思潮从70年代逐渐开始显露，而到了80年代已经形成比较大的气候。包括兰卡斯特、巴克兰德这样一些当代著名的美国图书馆情报学家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这种观点。这一思潮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往往侧重于技术的、经济学的分析，并且基本上是以60年代以来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的各种“信息社会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的。1993年出版的哈里斯和翰奈的《走向未来：后工业化时代的图书馆情报服务的基础》〔6〕也不例外， 它是近年来反映这一思潮的代表性的理论著作。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肯塔基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系的教授。其中的第一作者迈克尔·哈里斯是当今美国图书馆情报学界的颇有知名度的图书馆史学家和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家。哈里斯的研究生涯是从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形成历史的研究开始的，在7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美国公共图书馆历史形成的论著，对谢拉等人的公共图书馆形成的权威性解释提出了挑战，而一跃成为美国“第三代图书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7〕。 国内也曾经翻译出版过他写的一本图书馆史的简明读本〔8〕。以后， 和谢拉一样，哈里斯的研究兴趣也从图书馆史开始扩展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在8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论文〔9〕， 对芝加哥学派以来的美国图书馆情报学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批判和图书馆“正典主义（canonism）”〔10〕的理论分析，再度引人注目。而这本书则是他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令人惊奇的是，这本书一反哈里斯的论著常见的“新左派”的激进的思想倾向，而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这在某种侧面上反映了冷战结束以后的美国图书馆情报学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
这本书共有6章，分别为“信息时代”、 “面对后工业社会的图书馆员”、“国家、资本、国家信息政策”、“中立性、客观性、信息职业和图书馆员”、“后工业化时代的职业”、“结论：后工业化时代的图书馆情报服务的开端”。
这本书在首先介绍了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信息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内容以后，探讨了以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各种未来图书馆学说，其中对作为后工业化社会理论的“图书馆情报学版”的兰卡斯特的“无纸图书馆论”进行了重点剖析。他们认为，后工业化社会理论和兰卡斯特理论的根本弱点在于对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不足，而偏重于技术决定主义，因此在预测未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图书馆发展中存在着重大的失误。比如“无纸社会论”和“无纸图书馆论”的断言是明显的例证。但是，和伯德萨尔态度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信息社会理论，认为这些理论真实反映社会变化本质特征，是可以作为分析未来图书馆的理论基础。他们指出，兰卡斯特为代表的未来图书馆论决不是空穴来风，它不仅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上的真实反映，它也是适应了美国图书馆意识形态的演变在理论上的现实需要。19世纪到本世纪的30年代后期，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图书馆的教育使命，杜威为代表的图书馆学家认为图书馆员就好象是医生和教师一样，应当有一种社会责任，为读者选择和提供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图书来教化人的心灵。这种把读者都看成是病人，需要通过图书馆员的“阅读监测器”的社会使命去医治各种人类疾病的图书馆意识形态，随着1939年《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的颁布以后逐渐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民主主义文化的武器库（arsenals of democratic culture）”的意识形态，即强调图书馆在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客观性和被动性，强调读者有权自主选择自己所需的任何知识的权利，即知识自由的权利。巴特勒曾经把这种图书馆员的角色蜕变比喻为从“文字福音的传播者”到“文化财富的保管者”〔11〕。这种转变也导致了图书馆职业权威性的危机意识和图书馆员使命的再认识的需要，而兰卡斯特为代表的未来图书馆理论恰好填补了这一过渡期的理论空白。因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作为未来信息社会“信息中介者”的图书馆员职业理论基础。
接着，他们从宏观的背景下讨论了7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政策和信息政策的变化。他们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在70年代初还是进步改良主义的，但以后逐渐向新保守主义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也左右了美国的信息政策。比如，在1970年尼克松政府下成立的“国家图书馆情报学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ofLibrary and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NCLIS）”，在最初发表的长期信息政策发展目标中还是非常强调图书馆等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 ）在保证公民信息利用的“公平性”作用的。但是，到了1975年以后，由于经济政策的变化，开始强调私有部门（private sector）的信息产业在国家信息流通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强调公共部门应当保护和培育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1976年的“洛克菲勒报告”则已经完全地体现了信息产业界的利益。顺应这一变化，美国的政府部门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私有化、商用信息系统大举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等信息市场化加速发展。因此作者认为，70年代后期开始困扰美国图书馆界的“有偿服务”和“信息商业化”等问题，实际上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潮流中的必然反映。而美国的图书馆员并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这种时代趋势，还在怀念和沉湎于60年代在丰厚的政府资金恩惠下的“无忧的时代”，还在继续使用那些曾经有效但现在已经过时的“原理”。
在确认了图书馆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后，作者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中立性”、“客观性”、“信息利用公平性”等在40年代到70年代形成的，目前仍占支配地位的美国图书馆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他们提出信息时代的图书馆员必须要有新的职业伦理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对上述的核心概念，应该根据新的时代变化重新定义和认识。比如，“面向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信息利用的免费服务”是大多数图书馆员信守的“天经地义”的原则和前提。因为他们坚信只有人人都能自由地、免费地利用信息才是民主主义制度的前提，并且以“信息是一种公共财货（public goods）”的传统的经济学原理作为理论依据来维护它的正当性。 信息是一种使用后其价值不会减少，而且相对于信息生产的成本而言复制成本又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话，私有主体的生产开发的经济驱动力就会丧失。这是信息是公共财货的理由。但是作者认为这种经济学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因为通过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使信息生产者获得必要的经济回报，信息也就和其他经济财货一样，成为“排除可能”的特殊商品。这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而图书馆员还是以图书馆中心主义来看待外部信息环境的变化，而不是从整个社会或社会科学的视角上把握这个问题，死死恪守那些暖昧的概念，这是非建设性的。作者认为，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财货来看待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共识，应当以这一个基本点出发来探讨图书馆情报服务的问题。所以，按照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和理解信息或文献资料的生产、交换、提供的过程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说，社会就可以看成一个市场，即使图书馆这样一种公共部门，它的服务也可以按照市场原理进行运行。
作者在书中对电子图书馆问题并没有详尽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在后来发表的两篇论文中鲜明地把上述观点和电子图书馆论结合起来了。比如，其中一篇针对高曼的批判电子图书馆进化论的观点的论文中〔12〕，作者使用了“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经济学概念为电子图书馆存在的经济合理性作了辩护。图书馆服务的前提是必须拥有完备的藏书，但电子图书馆服务的基础并不是藏书而是多样化存取手段。也就是说，为了维持图书馆服务所必需的大量藏书所付出的高价成本，即机会成本，可以随着电子图书馆化发展而节省下来。在另一篇论文〔13〕中哈里斯不仅肯定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非书化”发展趋势，而且对这种变化对图书馆情报学发展的积极意义作了高度评价。因此可以说，主张图书馆服务引入市场原理的观点和主张用电子图书馆取代图书馆的观点在理论基础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哈里斯在80年代曾经对图书馆情报学的“封闭性”进行了批判。和他的其他论著一样，这本著作也大量引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图书馆情报学中有关信息社会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开放的图书馆情报学”的范例。但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是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把图书馆放在美国宏观的政治经济变化的潮流中进行分析考察。当然它只是反映了美国图书馆情报学界的“一种声音”，“一种角度”。在批判性地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的时候，从不同角度倾听各种声音，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深化思考。这也是我们推荐这本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