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靠什么立国？——对第一生产力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靠什么论文,第一生产力论文,理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时代的年轮演绎至20世纪末叶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谁也无法否认，谁也不用怀疑，科技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角，它在生产力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因此而获得了第一生产力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特别是实用工业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人们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科技在体制、投入、效益乃至与经济的接轨等诸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为21世纪的科教兴国战略铺就一条坦荡之路。
一、16载风雨，中国科技为经济建设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科技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从而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体系。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连续推出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科技计划，如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攻关计划、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计划、星火计划、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计划等等，这些计划大大地推动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为在未来的竞争中不落后于人，中国在占领高技术制高点方面也作出了决策。1986年，中国推出以追踪世界科技发展最新动向为目的的“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 确定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七个领域的15个主题作为中国发展高技术的重点。据统计，在国家科委组织的5个领域中，已取得研究成果近700项，达到国际80年代中后期水平的近400项，其中部分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如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国在培育遗传工程农作物方面已走在西方国家前面；自动化领域的计算机继承制造系统实验工程，前不久获得国际大奖——“大学领先奖”，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863”计划实施8年来，中国科技界组织起了一支阵容整齐的高技术研究队伍，一批中青年科研人才脱颖而出，还建成了15个重点研究基地、中心以及一批实验网点，为我国今后高科技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80年代，国家科技攻关共取得1.5万项科技成果，其中1.2万项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获得直接经济效益400亿元。 如在资源勘探方面采用新技术，大大提高了矿藏勘探的现代化水平；在钢铁生产方面，转炉炼钢顶底复合氧气吹炼技术、连铸技术得到了推广，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能源；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机车牵引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结束了蒸汽机车的生产历史；在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中，开发了近500种专用集成电路并应用于电力、冶金、化工、纺织、轻工等行业；在轻工纺织等消费品领域，开发出一大批新技术和新产品……
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星火计划，10年来共建立了43个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完成项目5.1 万项， 并为农村培训技术管理人才2070万人，其作用非常明显。据统计，上海每年的农业增产中，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至少占42%。
我国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六五”“七五”、期间，共实施技改项目45万多个，完成投资5500亿元，为建国以来28年投资总额的31倍；“八五”以来，我国每年约有4 千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使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增强了活力。
在科技为经济服务的同时，中国科技产业化进程也在加速。据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统计，1985年以来，中国相继在27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52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一批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1994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工贸总收入达1000多亿元。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联想、希望、北大方正等一批高技术企业，已成为中国现代企业的佼佼者。科研院所利用自己的优势，多模式地创办企业群体，提高了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发挥综合学科与技术优势，努力培植高效益的开发项目，仅3 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值2000万元，利润超过400万元，外汇创收50万美元。
二、投入已成为瓶颈，科技发展难以驶上21世纪的高速公路
应当看到，虽然中国科技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整体上说，我国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据统计，近年来，每一研究人员的年平均费用，美国为15万美元，日本为10万美元，而中国研究与开发机构中科技人员的年平均费用为3.13万人民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科技投入的总体水平偏低是事实。然而，对科技投入的界定、统计口径意见不一，导致结论也不一，实际上影响了对科技投入的决策。
“科技投入总量”是科技界近儿年使用较多的说法。依据是把我国科技活动分为研究与发展（R＆D）、成果转化与应用、科技服务，这三类活动经费的总和构成科技投入的总量 ；主要来自政府财政经费，企业及科研院所、高校自筹经费，国内银行和金融机构科技贷款。 其中R ＆D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多被视为衡量我国科技投入强度的最重要的指标。
90年代初，中科院、国家科委、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等单位专家组成的研究组，设计并测算了我国科技投入的主要指标，其成果被国家统计局应用。从1992年起，首次由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我国科技投入总经费和R＆D及其占GDP的数据。据国家社会与经济年度公报， 我国R＆D/GDP的比值，1991年为0.72%，1992年为0.71%，1993年为0.62%，1994年为0.5%。据了解，科技专家们对科技投入过低的责怪， 大都源于近几年我国R＆D的相对投入呈下降趋势。为此，近年科技界提出并经中央确定到2000年要实现R＆D占GDP1.5%的目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春发表《世界科学报告》，公布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中国与印度并列为0.8，往下有拉美、 中东国家，均为0.4，往上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为1.6，中欧和东欧国家为1.7。
由此看来，投入偏低已成为无争的事实。
科技投入偏低， 严重制约了基础研究。 最近在香山召开的“面向21世纪我国基础性研究发展战略”会议上，有关部门对我国的基础研究现状做了如下评述：
我国基础性研究的总体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少数领域中的某些研究工作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资金投入、科研设施建设、研究水平、队伍素质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均有较大差距，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目前情况看，由于科研经费短缺，仪器设备更新速度慢，青年人才不稳定等原因，孕育着对我国基础性研究的严重冲击。对基础性研究发展存在的困难和危机，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不仅如此，投入的不足，也制约了科技成果的转化：许多科技成果束之高阁，就连有些直接受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为缺少投入，也对科学技术表现冷漠。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刚举例说，对比美、日一些大公司动辄几十亿美元的开发经费，我国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整个1991年的留利才800万元人民币， 它哪里有钱通过“企业行为”去投资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三、科技与经济结合，中国人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就在我们由衷地感激科学技术给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好处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所作的贡献实际仅占20%，比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还低30个百分点！而同期的美国和日本，这个比例数已经高达80%。
应该说，不是科学技术本身不具备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依靠的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的突飞猛进是世人有目共睹的。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机构星罗棋布，科技活动硕果累累，基本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布局基本合理的科技体系，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技术难得的“丰收季节”。据有关资料报道，尽管我国的科学技术与世界水平还有差距，科学技术自身的进步自始至终都还是一个需要全社会给予极大关注的问题，但从1980年起我国重大科技成果毕竟一直在以年均25%的高速度增长着。1981年至1991年的10年，全国获得省部级以上重大成果共15.6万项。进入90年代后，每年被登记的重大成果更是高达3万多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约占15%， 上海市甚至达到37%，同时，每年还有3万多项专利成果。从科技资源总量上看， 我国已与日、美相当。难怪有人极言之：即使现在不再搞科研，就把这些现成的成果都用上，中国的经济也不是上一两个台阶的问题。
但很遗憾，如此庞大的“成果群”，在经历了10多年经济及科技体制改革的今天，虽然基本摆脱了80年代以前那种“三品”（礼品、样品、展品）的命运，官方公布的推广率数字却仍只有10%左右。而就是这个所谓的“推广”，其标准之低也实在有负一个“广”字：在机械工业部，一项成果的覆盖面在3—5年中能达到该项成果可应用面积的10%便可算作被推广了；国家教委要求则更低，覆盖面够4%就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我国一些一流的学术刊物正在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当作科技成果的参考杂志受到密切注视，一些有市场价值的成果还非常迅速地在异国他乡转化为能创造利润的现实生产力，甚至有的产品还回过头来打入中国市场，大赚中国人的钱。
为什么长期以来科学技术的“资源”优势一直不能“开发”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呢？
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整体，科技与经济本应是密不可分的。人们不禁深思，问题的关键症结究竟何在？
国家科委有关官员说，在党和政府及整个社会都对科技经济结合、科技成果转化非常重视的情况下，科技与经济事实上仍是“两张皮”，首先有认识上的原因，即所有的人从口头上说都认识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行动上却至今没有把科技放在第一的位置。科研人员仍然重研究、轻推广；很多企业则仍然在“等、靠、要”，等着政府给成果，投资金；一些政策部门也有误解，认为现在搞市场经济了，一切都靠市场，谁要谁去买，在科技成果推广上放弃了政府调控。事实上，不仅是我国不能全靠市场，就是在发达国家，研究、推广有关国计民生的一切共性技术时，国家也是投资的。二是有投入上的问题——发达国家研究、开发、应用的投入比是1:10:100，而我国，甚至在工业基础最雄厚的上海，其高技术企业的科研、中试与批量生产的资金投入比例也只达到1:1.03:10.55。 三是有政策法规不配套及有法不依的问题——如农业科技推广法，强调推广网络的加强，可全国已有不少地方竟把农科站撤了，使推广体系“网破、人散”。四是科技成果本身不成熟的较多，配套不好，工艺上不能满足大生产的要求，同时，成本高，经济性差，难以转化。
不但如此，由于新中国成立时沿袭前苏联的科技体制，使整个国家科技资源的分布不合理，直接导致科技与经济的分割。全国近70%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集中在企业之外的科研机构，他们所耗费的科研经费占全部科技投入的60%—70%，而全国18663家大中型企业， 科技力量却十分薄弱，在这些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企业中，有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的只有一半左右（美国和日本是100%），从事技术开发的人员， 大学毕业以上的仅有414000人，占整个科技人员总数的比例不到30%，每个企业平均22人，可这罕如凤毛鳞角的队伍，因评职称长工资等方面的问题，还大有流出企业的趋势，这怎不叫人面对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科技人员占全部科技人员总数近70%的高比例时，大有“高山仰止”之感呢？从这些企业科研投资占全国科研投资的比例来看，其规模则更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美、日都接近70%，我国只有13.8%。1993年全国企业技术改造资金投资总共248.6亿元人民币， 仅仅是德国西门子公司年开发费用的56%左右。因为既缺钱又缺人才，企业的技术开发项目也少得可怜，平均每家企业是2.5个，开发的新产品更少，平均每家只有1.33个。
僵化的体制，使科研和生产形成了两大毫不相干的体系。
从以中科院为代表的基础研究机构到各部门各省市开发应用型研究所为主的应用研究机构，“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基本上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各类企业无关。科技、经济两大系统也各有各的资金渠道。这种状况，在体制改革进行了10多年后的今天，基本没有多大改善。据国家统计局1993年的统计资料报告，全国独立于企业的县团级以上的研究院所仍多达5400多家。
四、稳不住的一头和难放开的一片
“稳住一头、放开一片”是90年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离产业开发较远的基础性研究自然是属于需按少而精的原则重点稳住的一头。然而，在科技转向经济主战场、国家财政支持力度有限的今天，面对基础性研究队伍泱泱10万之众，“稳定”二字，谈何容易！
1992年，曾有这样一个数字一度让人很兴奋：这一年，我国科技界被国际重要刊物引证的论文数急剧增长，国际排名从徘徊多年的15位升至12位，与1985年的26位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人们似乎从这一数字中看到了理论研究的曙光。然而对于不少科技界的有识之士来说，这个数字的背后却不无忧虑。“论文的数量确实有所增长，然而质量却并不令人满意，被引用的论文中有重大理论建树的文章少了，多的是一些可有可无、理论价值不大的小文章”。在对论文内容做过具体分析后，国家科委高技术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说：这种重量轻质的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某些学科领域存在学风浮泛、急功近利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科技后劲不足的弊病。
问题和弊病还远不止于此。在北大工作了40多年的翟中和教授在谈到自己带过的30几个研究生时说：“现在他们中还留在国内的已寥寥无几，那些出国的学生中不乏很有潜力的优秀人才，可他们宁可在国外的实验室里做高级打工仔，也不愿回来。说到底，还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与人家差距太大，实验条件、生活条件，莫不如此。”谈起这些，翟教授眼中有抑制不住的无奈。
除了令人痛心的人才流失外，在一些重要的基础工作领域也开始频频告急：野外观测及数据采集部门的人员老化现象、混乱的科技图书出版以及在国外冲击下形势危殆的民族科学仪器工业等……
“稳住一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和困境，那么，放开的一片又怎么样呢？10年来，科研办实体，民间办科研，在一片面向市场、面向主战场的表白后，实际上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收效不显，一些在科技开发旗帜下当各种“倒爷”，做从开饭馆到投资房地产等各种生意的不算，大多数确实在从事技术开发和转让的，也不过是从搞活自身出发，建一个车间，办一个小厂，搞“科——工——贸”一体化，将多年的科研成果开发成自己口袋里的钱。尽管这种小农经济式的“自产自销”使科研单位有了不小的效益，毕竟比成果长期赋闲于实验室无人问津要好得多，但人们认为，这只是与小集体创收的结合，而根本谈不上与经济结合。
对此，全社会都理解，政府有关部门更是体谅，在断了“大锅饭”后，这些从未自立过的“儿子”自谋生计之不易，从一开始就对科技（包括教育）关爱有加，如从银行贷款到减免税等。1994年国家科委又与外经贸部共同发文，给予年创汇能力达到50万美元以上的研究院所对外自主经营权（机械行业的企业必须连续三年产品创汇达100 万美元以上方可得到自主出口权）。这一系列扶持性的优惠政策，本意是期待体制改革最终能为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机制和环境。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恰恰是，这些政府的“爱抚”，如同一个温暖的怀抱，使刚被“轰”下“海”的一批科研机构无异于获得了“双保险”——有技术有成果，不用费大劲，变成产品就能赚钱；有优惠有照顾，竞争中基本没多大风险。就这样，虽然国务院发文，推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口的技术开发性研究院所进入企业的科技经济结合新思路，但至今“进入者”寥寥。这其中当然不排除有的企业没实力，白送一个研究所它也背不动以及级别待遇等原因（长期以来，科研活动的国家化使科研单位一直是行政机构的附属，与行政机构一样，研究院所都被冠以县团级或司局级等行政级别，一些企业虽因同样的原因也有行政级别，但一般较低，一些相当大的企业，才是县团级的，司局级的研究院所当然觉得无法进入），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一旦进入企业，作为企业的一部分运行，所遵循的就只有市场法则，而原本享有的各种优惠将全部“作废”。谁会傻到放弃舒适而选择风险呢？不仅独立的研究机构坚持继续独立，甚至一些企业内部的研究开发机构也纷纷要求从企业独立出来，以获得那些优惠。同时，也是因为有这些优惠，一些科研单位为了自身利益：如设置很高的技术转让台阶，以达到阻碍转让的目的，宁可让成果停留在科研单位的“小作坊”里被占为一己创收之“私”，也决不“出卖”以利“天下”。
很显然，放开的一片已经成了放不开的一片了。
五、让科技走上兴国之路
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科学技术更多的支持：农业要上新台阶，实现从传统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转变；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实现产品的结构合理、质量升级、效益提高，都需要科学发明与技术进步的支撑。恩格斯曾说，“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 ：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生产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动力。今天，经济的发展已向科学技术发出了强烈的呼唤，这是科技发展的良好机遇，也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
为了加快科技的发展，让它真正走上立国之道，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对策之一：加大科技投入。过去一讲科技投入，就是政府行为，这似乎是计划经济的思路，“政府行为”无疑是重要的，即便是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府的计划拨款也在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并且发达程度越低，来自政府的经费份额就越大，但正如国家计委有关同志所指出的，从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以及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失败的教训看，一个国家单纯由政府办科技、由行政主管部门“集中管理”科技工作是难以成功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科研开发的主要投资者是社会，政府只负责那些不适于企业和民间机构承担的科研工作和总体方针、政策的制定。
由此可以看出，增加科技投入是社会各方面的事情，是社会各界都应关心都应支持的大业。
对策之二：加快科技管理体制及科研机构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建立科研、开发、生产、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提高开发创新能力，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优化科研组织结构，合理分流人才。”因此，有专家建议，考虑我国改革进程和历史沿袭下来的现实，为了使科技体制的根本变革更具有可操作性，可在保留政府科技行政部门的期间内，加速其职能转变，收缩工作范围，把重点集中到关系科研后劲的基础研究和开发性研究工作上来；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则应在落实企业法，大力支持企业进步的同时，对于关系到产业结构调整，基础产业和新兴支持产业的重大技术进步工作及先进科技的普及工作，确实起到扶持、倾斜、调控的作用；对于国家项目中“重复、交叉”以及管理工作中政出多门等问题，一定要加强政府行为的规范，只允许做“裁判”，不允许当“球员”，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分工配合。政府经济部门和政府科技部门将自己定位在恰当而合适的位置上，以科学技术的推动力和经济需求的拉动力，形成全社会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国民经济的局面。
至于具体的科研机构改革，一致的看法仍是，政府直接管的科研机构绝大多数应当向科技企业转化或与企业相结合，成为生产企业的组成部分。除基础性、公益性的科学研究和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科技项目外，绝大部分科技进步活动应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进行。
对策之三：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结为一体，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强化技术开发的推广，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加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推动科研院所进入大型企业集团，鼓励企业自办技术开发中心，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国家体改委综合司司长范恒山说的好：“只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科技就必然寓于经济之中。”这已在局部得到证明，如现在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就对科技成果、高新技术非常热心，因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不靠科技，不更新产品，就很难生存。甚至有一些国有中小企业，近年来，在市场压力下，也对科技思之若渴，其情切切真有点“病急乱投医”味道。山东某水泥厂厂长就曾说，他现在最需要的一是技术，二是项目，三才是资金。为了寻找有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他说他像无头苍蝇似地多次跑北京，有一回竟找到与水泥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去了。可见，在这种机制下，无需政府从外部人为地要求“经济”采纳科技成果，运用科技已完全成为一种强烈的内在需求。而科技也在市场竞争的状态下，在不断解决市场和生产中提出的一个又一个新课题的过程中，同时获得自身既作为手段又作为目的的发展和进步。科研机构及科研开发人员，也必须与企业一道，承认竞争，面对竞争，参与竞争。这就是说如果在竞争中不能满足“经济”由于市场刺激而变得日益“贪婪”的各种需求，将随时被竞争法则所“制裁”。这种生存方式本身就完全是“经济”的了。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变成实际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空泛的口号上，大大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人民的科技意识，使科教兴国的口号深入人心，灿烂的科学教育之花，必将在中华大地结出民族振兴的丰硕之果。
（收稿日期 1995—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