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办教育动作的成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办教育论文,成本论文,动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当专门讨论民办教育投资者的收益时，很多人都会认为；利润太高了！也正因为很普遍的这一认识，就使得“办学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条文的产生，并曾成为整顿民办学校时的一根有力的棍子。姑且暂不谈当时拿起这一棍棒的人是如何理解把握这一办学宗旨性条文的，就是单从民办教育产权运作过程中所需承担的成本上看，利润并不很高，不能由此把多数民办教育者拉到“以营利为目的”的范围中去。
举办教育是有收益的。教育的利益回报获得者除了投资者本身以外，还有国家、政府、企业和家庭、个人。由于国家、政府的严格监察及干预，所以教育市场就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民办教育成本也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市场成本了。这一点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它可以使民办教育成本不小于平均成本，却可以使之大大超过平均成本。从民办教育刚刚恢复发展的这几年情况看，政府给予的真正经济上的扶持或资助极少，民办学校的成本大大高于同层级国办学校平均成本。
一、规模成本
为使人才培养过程合理、经济，教育单位必须达到适度的规模（如基本的年级数、班级数、学科设置数等），否则将造成平均成本的极大增加。这一特点，无论是民办或国办教育都必须遵循。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国办教育的几十年形成的办学过程的经济核算中，这是忽略不计的（因为大家都一样，生源有保证，学校按地段办）。但民办学校就不是这样，它既没有生源的保障，又不是按地段划分，它在初始及今后的发展上，到底能大到什么样的规模，是不可知的；但它再小不能小到缺年级（每年级少于3个班）和缺学科的规模。因为小于这个规模， 一开始就会影响到自己办学的信誉，在学校基本建筑（设）上不能有好的布局，以后有可能扩大规模时会造成更大的浪费或不经济。
教育规模成本的强调，还在于有的人认为，企业的利润都没有办学利润高，这样高额回报的办学趋向怎么行？对这一议论必须理智地分析。
1.民办教育，特别是学历教育任一阶段的民办学校，在开办到完成第一个教育周期之间，它所能有的年均回报利润绝对不可能高于办企业同年段的最高利润。其原因之一就是，举办学校的基本规模所需的投资，大大高于一般企业的初始基本投资（达到可以开始营运的低限投资）。几个人的公司有几万或几十万元就可以运作；百多人的工厂，也可少至几十万或百万元投入，就可开工生产。但举办一所小学（6 年制）就五、六十名教职工，但没有上千万元投入，能招生入学？原因之二就是，生源与学费是决定一定规模条件下办学利润的最初始的关键要素，而生源与学费却受制于原有一个合理的、被办学者和就读者（家庭）双方认同的“边际价格”。即当学费越高时，可能支付与收入差额越大，可能利润越大；但就会因经济承担力越重，使生源数量越少。这样，初始教育投资的平均成本和日常教育成本平均数就越大，实际教育经济收益就越少。生源数与办学设计规模背景离差越大，越不经济；反之，生源数与办学规模越接近或超过（亦有限制，不能无限超过），生均平均成本越小，平均收益也越大（越过基本设计规模人数的边际收益越大），总收益就越大。这就是办学利润不可能很高的关键。
2.教育质量具体到每个学生身上是不确定的。作为家长，对于自己的子女进了这所学校后是否更好些，或最好是怎么样，则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家长对于自己为子女教育作投资其可能的最高价值收获，是处在“白箱”中的。因此，他不可能盲目地支付高学费，去让办校者牟取暴利的。
3.假如社会上有这么个被教育市场确认了的高回报办学趋向，而让办学者获得比企业平均利润高的利润，并能吸引更多的实业家投资办学，这除了能让全社会更关心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外，还能更多地增加国家教育的整体投入，又有什么不好呢？
通过第一点的分析，证明办教育的规模成本比办企业平均规模成本大得多且不能无限小。因此可以看到，办教育就因为这规模成本，都不可能无限小，而反会因此增大办学平均成本。通过第一、二、三点分析，又可以证明，学费和办学规模是不可能无限地提高扩大的，办学利润同样会严格地受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平均收入、社会教育需求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规律的限制。那种不想让教育投资者获利的观念，是一种停留在“朴素阶段感情”的超现实幻觉；而担心教育投资者获取暴利的想法，则是一种对办学过程经济学运作效应的不明晰判断。
二、组织成本
组织成本包括学校教育管理过程本身产生的管理成本，如雇用管理人员、购买办公用品等，另就是举办教育者和校长本身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失误。组织成本直接影响到办学规模。
教育活动的整个运行过程，是由一群高文化素质的人具体运作的培养人的专业活动。加上教育的规模特点，致使举办教育的组织成本要比一般的社会实体或企业的大。因为，不管人数规模多大，只要是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校，她就是一个多层次（领导层、职能层、班组层），多结构（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校办厂、共青团、少先队等），多系列（思想政治工作、教学教研工作、体卫工作、总务后勤工作、基建维修工作、保安工作等），多因素（人、财、物、时间、信息等）的有机集合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当这所学校达到最低限学生人数规模而开始运作时，正是学校组织成本平均值最大的时候。在此之后，学校规模越大，虽生均之组织成本越少，但总组织成本还是越大。
要使总教育组织成本最小，同时生均教育组织成本为最小，是由一位全能的精于某一教育阶段各科教学的教师，与一名学生相对而建立起教学关系的时候。但这时一定是个别教育成本最大、最不经济，却不一定是教育质量最好的时候。这除了人的成长发展非常需要一个广泛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关系以外，还由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工越来越明显。
学校的产生，事实上就是企图通过对一群精于某学科知识技能的专业教师的有效组织，提高师生比例，以大幅度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大面积提高新一代素质的社会进步现象。或者说，举办学校就是通过适度规模层次的组织成本投入，而达到以大大低于“一对一”个别教育成本的生均教育成本节省，使组织成本的放大效益大大高于同额的其它教育成本投入效益的社会活动。
无论是国家办学或民办学校，都必须注意组织成本的核定与节省，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民办教育（学校）目前及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其由于非完全市场因素造成的高于国办学校单位组织成本的方面，第一是教师职工、管理人员对学生数的比例增大。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争生源、重许诺带来的不得不以减少教学班学生数，以求得可能的优势加强教学高质量的促成。另一个原因就是组织层次和功能多了，如要比国家办校多一个董事会、董事长的层次，而这管理层的一个职能就是要使尽解数去筹集或营运经费，以保障办学的经济基础不产生偏差或动摇。第二方面可以增大组织成本的是，民办学校都是新校，校风、学风都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教职工聚集时间短暂而未很好形成，这样学校内在组织的有机性、协调性、有效性就显得比有十几年、几十年的国办老校差。这不能算是管理失误，但却是组织效度失误。
从经济学角度上看，使民办学校组织成本大幅度增大的是第一方面及其两个原因，这也是从学校内部状态看的。若就学校外部原因而言，那就是民办学校的生源并没有行政指令式的区域归属，而是随教育市场规律作用下的随机性获得生源，这一风险性运作也增加了民办学校的组织成本。
三、周期成本
教育活动是一个周期很长的社会过程，中、小学毕业分别需6年，大学毕业需2—7年，就是以其非质量周期去分，最短也是一个学年或一个学期。
这个周期在经济学上的成本增减变化的意义在于，当学生把学费缴交给学校后，他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学费在实际使用周期内是否足以支付了。也就是说，学校必须承担自己测算周期中的物价升降所造成的学费使用亏盈之责任。
例如，一所收取教育储蓄金的学校，对入学者收取了20万元，并承诺以每年12%的利率支付其一年的所有在学费用。但10年后，此20万元已不是10年前等值的20万元了，这时，20万元的12%是根本不可能支付其一年费用了。或者说，10年后20万元的12%根本不能达到初始时同样金额所保证的各方面教养教育水平。要保证学生从入学到毕业这一周期中在学费用支付水平等同，学校就必须在足以支付每年学生费用以外，千方百计地不断使储蓄金本金增大，以不断的积累使年与年之间的支付水平等同。否则，就只能因实际费用支付水平落差太大，而影响整个办学质量水平。
周期成本在以政府财政拨款为教育经费来源的国办学校中是忽略不计的，或者说，学校是不去承担这一责任的，要负责的是政府。民办学校却是这一成本的直接承担者，其虽然与市场物价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成本最终形成额度的大小，就既有学校收学费前测算的准确度问题，也有政府物价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之水平、额度问题。所以说，周期成本在民办教育总成本中，要属非完全市场成本的一种。
四、条件成本
民办教育一出现，不同教育投资主体办的学校之间的竞争就客观存在了。教育竞争就是教育质量的竞争，但由于质量形成的周期性局限，这竞争就往往突出地表现在条件竞争（赛）上，民办学校要下大力气解决的几个方面的问题是：①高规格、现代化校舍。如广东，有的民办学校基建投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000元（1994年）；一所现代化标准的校园初始投入已达亿元以上。②高标准设备，包括教学设备、生活设备等等。③高学历教师。在全国范围内招聘高学历、有成就的校长、教师从四方聚来，当然也要高薪优酬。④高质量承诺。为使学校规模达到最佳状态，给自己的方向及质量水平提出高要求，并在条件完备上确实投入多多。⑤高水准环境。如大面积校园及其美化，除教室外的很多活动房舍空间、高标准宿舍及高质量膳食、保险与保安等等。另外，民办学校还为“体制”付出了不菲的条件成本。如来自四面八方的教师，原来在本地都是较有成绩的，异地到了民办学校后，既没了编制，也不能申报职称，连业务学习也缺少渠道，由此产生的不安定感和受雇佣思想，严重影响着职业效能。所以，这些人既然已背井离乡，就不怕再次飘流，哪所民办校高薪酬，就流向哪里。他可以把教育当职业，但却不把某一学校的发展当成自己的“事业”。正如英豪学校创办者所说的：希望政府能够解决教师的合理流动，给我们编制，我们支付工资，万一学校出了问题，希望政府能妥善安排这些教师。这样的话，你把他们的工资减三、五百元都没有问题。
五、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著名经济学家科斯阐述企业本质时使用的关键概念。他认为，交易成本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也就是说，价格机制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它包括的内容如：要完成一次交易有必要发现谁是愿意交易者，需要有人告知谁愿意交易及其条件，需要处理后来演变为讨价还价的谈判，需要拟出合同，需要采取行动监督合同的实施等，这一切都构成了交易成本。另外，每一阶段又包括了许多具体的成本形成，而专家、技术和现代广告的出现会减少搜寻交易对象的成本，交易所和格式化合同也能减少合同成本，但却永远不能消除交易成本。教育交易成本大量地花在现代广告等中介物上。
国办学校基本上不存在“交易成本”：积几十年办学，著名者已如雷灌耳，不著名者说也没用。名校生源划区而定，价格（学费）统一，一切均在国家计划（规划）之中，不要合同，亦无须监督合同。
民办教育的交易成本是很明显的。一所民办学校能否生存，首先看它是否有足够的生源，而这生源既是全部学校的生源，也是其它民办学校的生源。但这生源又是分散的，是不可能作单独的或某一全区域性的交易，所以，只能大量地使用广告手段。每年寒暑假前后，就是民办学校广告大战的时期，电视、电台、报刊及街道固定物，到处都充斥着动人的广告及承诺。最后的结果则非常简单化：学生读或是不读，学校生源有或是没有。其中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需家长大费脑筋的合同条款，监督已定的程式化合同的，除了政府以外，就只有家长：退学或继续就读。如广东顺德碧桂园学校，1994年招生时非常担心招不到1000人，自当年1月开始，在《羊城晚报》连连大登广告， 以一句“可怕的顺德人”炸开人们心理的悬念、疑虑，竞轰动一时，花了近百万元各种媒体广告费，却也赢来了1300名生源的结果，而且收取的教育储蓄金由最初的18万元涨到23万元直至30万元，其中非完全市场因素是很大的。
六、风险成本
民办教育是一种进入市场的经营性活动，其风险很大，我们一定不能以国办学校这种“宠儿”地位去衡量民办学校的成本与收益问题。
政策风险。大家都记得，我国民办教育的再度兴起是80年代后期，而真正达到一个高潮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1995年初一股借民办学校收费问题而在喊“公平”之否定之风，从上到下刮得很大、很厉害。刹那间，有些投入巨大的学校就因生源匮乏，难以为继。还有随时借某些政策条款干扰民办教育的行为发生等等。珠海华夏学校1994年已投入资金1.3亿元，计划小学部招生48个班，但至1995年底仅有450人；南海现代俊慧学校1995年创办，投入超亿元，只有208名学生（至1995年底），他们的风险该多大！
经济风险。前面所述的“周期成本”主要是时间经济成本，这里的经济风险则主要是指学校对收取的学费运作、使用过程中的风险性经济成本。因缴费方式不同，可大致划出三类学费运作形式：（1 ）按学年（期）为时间段，逐学年（期）交缴高学费的民办学校。其初始建校的大多数投资资金是由办学者筹集的，其中学费很少。建好校后，逐年收取的学费则可截留一大部分作为先期投入的成本逐步回收，加上经营后获取利润，以补偿前期投入的本与息。这种形式的特点是，初期自投多，后期聚资多，在生源合宜的情况下，营运经费的风险压力较小。（2 ）一次性收缴高储蓄金举办的学校。如英豪学校，是利用储蓄金前置期投入基本建设的范例。其初始建校自投约二、三千万元，其余大部分则是预先收取的学生的储蓄金。此后，这些学生则不必再缴交费用。这种形式的特点是，初期自投较少，后期本金也少，在与上一形式同样生源的情况下，营运经费的风险压力较大。（3）既收一定的储蓄金， 又逐年收取学费的学校。这是综合了以上两种学校形式的优点的方式。但相比之下，却既不能收太高的储蓄金，也不能收太高的年学费。从纯经济学角度看，其中主要风险集中点是在于价格与生源及两者之间相互认同交叉的“边际”点上。不管怎么样，收取了的经费如何运作，运作的外界氛围条件如何，运作者的素质如何，监督运作的能力如何等等，直接影响运作的收益大小，风险成本也由此而伴随。国办学校是没有这种风险成本的。在银行连连降息后，民办学校的经济风险就更大了。
办学质量风险。如果说，生源是民办学校举办初始的生命线的话，那么，办学质量就是民办学校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了。家长、学生可以由于你一时的盅惑而缴费入学，但也可以因你质量不佳而随时退费退学。没有了生源，缺少了经费，谈不上营运收益，更谈不上获利了，当然也就无办学的必要。有的学校举办者一味依自己的好恶，不时“炒”掉校长、教师，这造成的长时期的质量风险很大。所以，民办学校选校长要十分慎重，“炒”校长更是要十二分慎重。如何协调好校长与举办学校者的思想认识及其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办学校聘请“国有”校长碰到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需要被聘请“国有”校长、教师对原有经验与观念作重新审视的大问题。这样的质量风险对于绝大多数国办学校来说，也是很少的，就是有也没有形成学校的必要成本。
总之，民办教育在我国并不是新鲜事，但它在九十年代再次勃发兴起，又决不是五十年代及以前民办教育的简单历史重复，而是我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次对政府包办教育的大变革。它表现出的经营型发展方式，既是一次实践的革命，也是教育思想观念上的一次大变革。对我国民办教育运行过程中的成本考察，既是科学制定相应法规所必要，也是核定民办学校收益与合理学费额度的重要依据，这将是下一步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