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意识形态或知识型视域下的文学范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范畴论文,知识型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0)05-0021-04
“典型”在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尽管在当今国内外围绕着典型这一概念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已经有些沉寂，但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曾有的特殊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观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重要性的强调，使得“典型”概念及其相关的文学形象，对很多读者而言仍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集体无意识，并继续作为判断作品价值的潜在尺度对文本阅读发挥着影响。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来，典型不再是叙事文学追求的目标，这是否意味着典型这一观念退出了文学发展的进程？笔者认为，典型作为一个更偏重认知功能的文学范畴，并不是纯粹的美学范畴或艺术尺度，而其认知的对象、范围和思维方式，是由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决定的。典型在其生成及发展过程中的含义，与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纠结在一起，它的内涵与特定时代的认知范式有着密切联系。
一、意识形态与“知识型”
首先有必要明确意识形态的内涵。“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早由18世纪末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特拉西在《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提出，本义是指“关于观念的科学”，即探讨认识的起源、可能性和可靠性等问题；但是这个概念自出现以来，它的新意义也在不断呈现，使之成为西方思想史上使用最频繁而意义最含糊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的出现，与培根的假象理论不无关系，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虚假意识”的潜在涵义。自从拿破仑把特拉西等反对其帝国野心的哲学家们轻蔑地称为“意识形态家”时，这一概念就被赋予了贬义色彩并在一定范围内保持至今。尽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论断，使得意识形态一词成为一个中性的表述，但这一表述本身并未摆脱其所属的意识形态支配，反而成为意识形态左右人的思维方式的又一佐证。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论述了意识形态理论，他指出：“意识形态”总是折射出人们实际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是人们的生活过程的反映和回声。当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工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时，“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源泉。）”[1]53。马克思还认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社会生存的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对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2]629。
恩格斯也指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虚假意识”。在致梅林的一封信里，恩格斯谈到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质：“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3]501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人——的论述中，我们能发现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某些共同认识，即它的想象性、幻觉性或虚假性。人们所说、所想和所相信的东西，是被社会的物质性力量所决定的，但是这个现实基础常被人忽略，观念和教条本身往往被当作自明真理。这种虚假的观念，无论是有意的欺骗，还是无意而又必然的谬误，它实际上都为某种隐含的权力所支配，或者说，它受到某种世界观及其认知模式的左右。对此，卡尔·曼海姆在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也曾作过这样的表述：“世界只是对于认知理智才作为‘世界’而存在，而且主体的精神活动决定着世界的表现形式。”[4]67他还指出：“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类事务并不能通过把他们的各种因素分别孤立起来加以理解。一个历史时期中的每一个事实和事件只能依照含义来作解释，而含义又总是涉及另一种含义。因此，一个时期的含义的统一和相互依赖的观念总是构成那个时期解释的基础。”[4]69
抱着价值中立的态度来看待意识形态，可以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它是出现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人的精神活动能力发展起来后的产物[5]129。“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43。在某种意义上，“真实地想象”是对意识形态之虚假性的描述，它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以及之前的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等量齐观，因为前者是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在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时并不总是赋予它贬义色彩。但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认识事物的角度、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仍然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和展开的。当其对“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进行“一般表现”的时候，必然依据着一个建构知识和证实命题的一般方法；这个一般方法，并不产生于其考察的对象或材料本身。上述“历史关系的真实性”也不是先验的，而是依据自身理论进行认定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真实关系”，首先仍然是一种特定认识方式下的理论自洽。
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其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这里所说的“决定”是指观念上的直接原因，而非现实的根本原因。福柯在他的《词与物》中，以“知识考古学”的视角指出西方16世纪以来的四种知识型：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当代知识型，其特征分别是“相似性”、“（符号秩序的）再现”、“人”和“无意识结构”。福柯对西方思想“知识型”的上述划分虽然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对我们认识不同时代的知识构成方式的差异，还是颇有启发的。典型作为一个判断人物形象艺术价值的标准，其内在要求是通过个别的特征揭示出其普遍性（社会性），即以细节的真实显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处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的人，用福柯的概念说，是“根据经济学、语文学和生物学的规律而生活、讲话和劳动的个人，并且还凭着一种内在的扭曲和重叠并借助于那些规律的作用而获得权利去认识并完全整理它们的个人”。在福柯看来，“在18世纪末以前，人(l'homme)并不存在。生命、劳动、语言的历史深度也不存在。他完全是新近的创造物，知识的造物主用自己的双手把它制造出来还不足200年”[6]402，换言之，它是“现代认识型”的产物。这一看法恰恰揭示了特定时代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作为从个别中显出一般的典型，一方面它显现出的是依据特定时代的认识方式所看到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它是一个偏重于认知的概念，典型与否的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物的特点与上述认识方式的契合程度。
二、典型内涵与意识形态及知识型的内在关系
在西方，典型是古已有之的范畴。“典型”的涵义在历史发展中，依次经历了古希腊罗马典型观、中世纪典型观、文艺复兴典型观、新古典主义典型观、德国古典哲学典型观以及现实主义强调特征化的典型观的演变过程[7]4。其中，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的典型观都具有注重普遍性或共性的类型化特征。我们从贺拉斯的“合式”原则里看到了人物性格的类型化的年龄共性，从布瓦洛的“自然”、“理性”原则里看到了社会和人生共有的“常情常理”（实为封建贵族宫廷生活的情理）；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对人的价值的推重，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思维所提倡的共性与个性统一的观念，使得典型概念中“个别”与“特殊”的因素逐渐清晰。在典型内涵的这一演变过程中，最值得重视的当属德国古典美学提出的“特征”说：“欧洲在十八世纪以前典型理论的重点是放在普遍性（即一般）上，但在十八世纪以后，其重点则逐渐转移到个性特征（即特殊）上来。”[7]51对“个别”和“特征”的重视是与当时西方的哲学和美学界学术风气、创作倾向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鲍姆嘉通、维柯、康德和希尔特等学者都很关注审美对象的个别性和具体形象性。鲍姆嘉通强调的“个性”、维柯所说的“哲学飞腾到普遍性相（一般），而诗必须沉没到个别事物里去”、康德提出的“审美意象”和希尔特的“特征”等，其共同点是以个别性取代普遍性，这既是理论风气的转变，更反映出理论的时代精神，即资产阶级对伸张个性的要求，以及在认知方式上对古典主义类型观的反叛。典型内涵的这一转变，体现着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状况，与资产阶级要求冲破中世纪的封建等级秩序和道德伦理，建立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主张个性解放等时代要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内涵的合理性一开始就是与当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
如果从福柯的知识型理论出发来看待“典型”概念内涵的发展过程，可以认为“相似性”的阶段涵盖了自古希腊以来以模仿论为基础的类型观和文艺复兴时代对人性的抽象表现，“再现”阶段则对应于新古典主义以人物行动（符号）注解“古典的”、“理性的”、“高贵性”等另一套符号系统的文艺倾向；以“人”为核心的现代知识型与现实主义的“个性与共性同一”、“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观念相吻合。现实主义的典型观，正是这一知识型或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物，是时代心理和认识模式的反映。随着“人的死亡”时代的来临，作为与“现代知识型”相适应的典型观的退场是必然的。它不足以构成叙事文学艺术标准的恒定尺度。
作为一个具有确定内涵的现实主义文学范畴，或者作为在这一概念统辖之下的内涵演变过程，“典型”的确已经成为历史，其原因在于时代的认知方式（“知识型”）发生了改变。但改变了的认知方式仍然要以新的感性形象来呈现其认知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时代的典型情绪（如卡夫卡的小说）、以个体心理呈现的典型经验（如意识流小说）、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境遇（如荒诞派戏剧）等等，都成为“典型”在新时代的变体。“典型”会在不同的时代以各种面目出现，依附于一定的人物形象或情感意绪，作为“世界”和“作品”相联系的方面，满足读者对社会人生的认知需求。
三、知识型的改变与典型的变体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典型”内涵，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典型观的继承和改造。黑格尔对艺术典型论的阐发，突出了其“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本质观和辩证法思想内核。黑格尔认为，“人物性格是理想艺术所要表现的真正中心”：
理想就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因为内在因素在这种与抽象普遍性相对立的外在形象中显现为活的个性。[8]201
但是真正的自由的个性，如理想所要求的，却不仅要显现为普遍性，而且还要显现为具体的特殊性，显现为原来各自独立的这两方面的完整的调解和互相渗透，这就形成完整的性格，这种性格的理想在于自身容贯一致的主体性所含的丰富的力量。[8]301
黑格尔对人物形象的要求，是以一个个别的感性形象来显现普遍性（理念）；这一观点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典型的观念的直接来源。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对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一个不起眼的巴黎看门女人阿纳斯塔西娅·皮普勒的形象塑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欧仁·苏的小说里，阿纳斯塔西娅·皮普勒是巴黎看门女人的典型。”[9]94因为这个女人贪图小利又灵活多变的个性高度概括了巴黎女看门人这一阶层在生活和思想性格方面的普遍性。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也指出：“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3]453
在黑格尔那里显示着理念的普遍性的感性形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观里则指向了社会的人，以及显示着“社会历史发展总情势”的典型环境。这种典型观依附于用来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套理论话语，对艺术形象的完美性所进行的判断，依据的也是这种解释的充分程度。
在这一套话语的支配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艺术方面所反对的东西，实质上显示着意识形态演进过程中的冲突。如“席勒式”的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其艺术理念实质上是用形象符号再现另一套符号秩序，是观念的图解，也是新古典主义艺术原则（或“再现”知识型）的延续。它落后于以人为核心的现代知识型，显示着旧的意识形态话语特征。再如恩格斯所批评的“恶劣的个性化”，那种“对非本质特征的空空洞洞的不厌其烦的描述”，只不过是机械的摹仿论，这种形象使人不可能把对当下世界的解释代入其中；于是它成了意识形态话语外的另类声音，是不能负载意义的符号，不能构成这一时代中惯常的表层—深层模式，单薄而苍白，因而只能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它与深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自然主义那种不加选择的细节描写并不能等量齐观。恶劣的个性化是对当下意识形态话语的“不及”——未能领悟并运用这一较它更为优越的认识模式；而自然主义显然是对上述意识形态话语的“超越”：以真实和客观的名义，试图摆脱现实主义典型观里的主体因素，实际上也是在试图探索与实证主义相吻合的意识形态话语。但自然主义对主观性的超越不可能彻底，它的“客观”永远无法摆脱一个貌似客观的观者。意识流小说则以走向彻底的主观的方式来摆脱主观，试图呈现一个尽量客观的主体——这显示出叙事文学解释世界的努力，以不断演进的意识形态话语改善文学的认识功能。
因此，典型概念的精神实质是反映论和认识论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往往被理解为解说主题的工具，成为人们认识生活的本质、认识真理的一种手段。这种认识显现出19世纪意识形态观念或“现代知识型”的特点，它在自己的论域内仍是正确无误的，但与当今社会的精神面貌和认知、情感方式以及意识形态观念呈现出愈来愈多的不相适应。有学者曾发表了这样偏激而又不无道理的看法：“典型问题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某种僵局。……典型的真正本质……就是——形而上学。典型观念浸泡着形而上学的酸液，因此它也到处散发着形而上学的酸味。”[10]并主张完全抛掉典型观念。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出现的“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文学思潮，或以平常普遍的市民生活的摹写与表达这个阶层的生活情趣，标举“零距离”、“原生态”等方法和视角，或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暴露某些阶层的问题乃至黑幕为叙事的重心，但是这些作品中已经见不到批判现实主义所具有的社会理想和信念，也见不到体现着“社会历史发展总情势”的典型形象和环境。当代的社会转型已经抽掉了以往典型观的意识形态基础。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消退之后，典型的观念在现代认识型解体、意识形态观念改变的语境里近乎消亡。但是“反映现实”这一文学精神却不会消失。罗杰·加洛蒂在其《无边的现实主义》代后记中说：“任何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没有非现实主义的、即不参照在它之外并独立于它的现实的艺术。”[11]167如果认同这种观点，即现实主义精神为一切真正的艺术所共有，那么也就可以相信，我们能够在未来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中发现反映着其意识形态话语特征的、嬗变着的、广义的“无边的典型”。
［收稿日期］2009-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