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周恩来1972年的整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浅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大多数知道1975年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的整顿，而很少谈到1972年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整顿。从1971年底开始，1972年重点实施，延续到1973年的整顿，是我们党内出现的第一次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尝试，它为1975年整顿奠定了基础。由于指导这次整顿的基本精神是1972年公开提出的，主要方针、办法也是在1972年出台的，我们权且称它为1972年整顿。
一、艰难的起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错误做法更抱怀疑态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对与不对发生疑问。周恩来在经历了数年“文化大革命”后，尤其在林彪事件后，对“文革”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由于时代、环境的局限，周恩来虽然没有公开表露过一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他对“文革”的否定，已经在他领导的1972年整顿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然而，1972年整顿，却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起步的。人民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林彪的自我毁灭，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工作，这些都是1972年整顿的有利条件，但是其困难的方面更多更大。其一，毛泽东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不能容忍否定“文革”，并对否定“文革”的倾向加以防范。其二，原来与林彪一伙勾结一起的江青、张春桥等，一时成了“反林”英雄，仍在招摇撞骗，更何况他们是在“文革”中发迹，在中央掌握了很大权力，当然也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其三，当时全国各地大多数领导权仍在拥护“文革”路线的人手里，他们也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其四，对于“文革”持怀疑和不满态度的人，尚处于直其五，国民经济极度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推出纠正“文革”错误的正确而系统的经济措施，很不容易。
周恩来以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以大无畏的精神，高超的斗争艺术，在与“四人帮”的坚决斗争中，拉开了1972年整顿的序幕。
二、整顿的基本精神
1972年整顿，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批极左。林彪反党集团是在“文革”中形成的，而“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周恩来在当时情况下，不能公开讲明自己的观点，只能通过揭批林彪的反革命罪行，进而触及其实质，以表明他对“文革”路线的否定。
周恩来对林彪反党集团极左本质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更可贵的是他把批极左贯穿于1972年整顿的始终。他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认为极左同样可以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危害。他于1972年6月10日、11日、12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作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尤其着重讲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时光明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对与会的312名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教育很深。周恩来试图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他在会见各部门、各地方领导人时，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批极左，批无政府主义，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
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根据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宇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周培源，要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重视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7月23日，他批转了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三点意见给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要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象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9月，他又在写给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不久，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的核心是加强科学研究，并发出了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
为了使批极左进一步在全国展开，周恩来于1972年8、9两月，两次指示人民日报社，要在该报社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根据周恩来的意图，《人民日报》于10月14日刊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从理论上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深入批判。《光明日报》于10月6日刊登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所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这些文章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认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进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提高思想水平，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为批极左作了舆论铺垫。
三、整顿的主要内容
1972年整顿，是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入手的。这些主要问题的整顿措施，很快带动了全国各项工作转入正常轨道。
第一、整顿经济。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进入70年代时，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失控的局面。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物资匮乏，物价上扬，工厂生产停顿。解决经济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1972年整顿，首先抓的正是经济整顿。
1971年11月3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的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这三个通知的下发，对于从全局上稳定国民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同年12月，周恩来明确提出了认真整顿企业，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意见。根据他的意见，由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规定各级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等七项制度，提出企业要掌握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七项指标。以此为开端，全国的各个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开始恢复生产、健全制度。1971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的倾向。
为配合整顿经济工作，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提倡又红又专”的口号。
在企业整顿初见成效的基础上，周恩来又着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在他亲自指导下起草的《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即经济工作十条），就是围绕着解决这一问题进行的。他在听取起草情况汇报时指出：1969年后，“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需要克服。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对此要“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要抓，否则就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平均主义问题，“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经过整顿，我国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观，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5%，1973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
第二，解放老干部。
“文化大革命”当中，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周恩来紧密配合，使这一工作很有进展。周恩来着力解放老干部，这实质上是一次组织整顿。
1971年11月，周恩来派人到贵州找到贺龙的夫人薛明，请她将贺龙生前最后一段情况如实报告党中央，为贺龙平反做了铺垫。1972年4月，周恩来抓住陈正人、曾山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及时而相继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且亲自作了部署。根据他的指示，卫生部组织的北京十所大医院在20多天的时间里，对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作了体检，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走上了领导岗位。
4月24日，周恩来亲自指导起草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针对“文革”中老干部遭受迫害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事实，重申党的干部政策，强调指出：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一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12月间，周恩来又指示公安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司令部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废除对“犯人”（即老干部）的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直到1973年春，已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手术前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方案。在他的部署下，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需“解放”的老干部名单。这个名单在讨论时虽因“四人帮”作梗，未能全部落实，但对全国解放老干部的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打开国门。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革”中，我国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状态，而这一时期，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经济也发展很快。在我国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打开国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无疑对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认识到这一点的周恩来，说服毛泽东，并于1972年1月和毛泽东一同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进口8套化肥、化纤生产成套设备，此后又批准进口了5套。以此为开端，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增多。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特别注重调整我国的外交工作方针，为进一步打开国门创造条件。1971年10月25日，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0月20日至26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作好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具体安排工作。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问我国，取得了重要成果。28日发表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基础。9月25日至30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的邀请访问我国，29日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恢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前后我国陆续与许多国家建交。可以说，我国与日、美、欧各国在加强交往基础上稳步发展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乃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能比较顺利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都与当时周恩来打开国门的努力分不开。
此外，周恩来在整顿中对教科文战线也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在整顿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在把持教科文战线权力的“四人帮”的破坏下而中途夭折。尽管如此，这些整顿措施还是在全国产生了好的影响，也使人们对“四人帮”本质的认识加深了一步。
四、整顿的结局和影响
靠“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起家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决不甘心周恩来领导整顿。他们竭力反对阻挠，设置重重障碍。
1972年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要“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周恩来于11月30日批示，“拟同意”。张春桥于12月1日却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于12月2日写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四人帮”还煽动一批造反派干扰，阻挠周恩来整顿经济、恢复规章制度的工作，阻挠解放老干部工作。尤其是在他们把持的教科文领域，他们对整顿工作的干扰破坏更严重。《人民日报》发表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及周培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后，江青一伙横加指责，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右倾回潮”的活动，并指使上海《文汇报》载文攻击这篇文章，还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四人帮”的这些做法、不能不影响到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过来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看到“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破坏十分严重，但他仍梦想着“文化大革命”或者还能有一个比较接近他愿望的某种圆满结束。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进行整顿，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社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12月17日，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很快传达到全党全国，此后，没有人再敢提批极左了。1973年1月1日，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由于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的基本精神是批极左，此点被毛泽东否定，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指导整顿的理论，使它很难进行下去了。
尽管如此，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在自己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仍坚持在实际工作领域里推行整顿的方针，使其能在1973年部分地得到贯彻。如1973年又有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老干部被“解放”，这年2月周恩来仍坚持主持起草《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并努力推动整顿经济的工作。这一年，我国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进一步增多。周恩来能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
1973年8月，中共十大文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再次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毛泽东在王洪文、江青写给他的一封推荐《林彪与孔孟之道》（即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的信上批道：“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第1号文件下发。此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整顿进程被打断。
但是，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其影响却不可低估。第一，这次整顿提出了批极左的主张，对于启发全党全国人民的觉悟，认清林彪、“四人帮”的本质，起了重大作用。第二，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它以更实际的方式教育了人们，启发人们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加深了人们对“文革”的怀疑和否定。第三，这次整顿初步扭转了国民经济混乱的局面，为国家稳定创造了基本条件。第四，这次整顿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使他们陆续走上领导岗位，为我党后来纠正“左”的错误，奠定了组织和干部基础。第五，这次整顿，初步打开了国门，奠定了我国后来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础。第六，这次整顿是1975年整顿的基础，而1975年整顿也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进行的。两次整顿，形成了前后呼应的对“文革”错误的两次斗争，造成了纠正错误、使党和国家走上正确轨道的持续的力量。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没有1972年的整顿，就没有1975年的整顿；而这两次整顿，均起到了暴露“四人帮”的丑恶面目，促使全国人民更快觉悟，从而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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