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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4)03-0014-06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冲决中世纪宗教神学迷思的“文艺复兴”，旨在复希腊罗马人文主义之古，把“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现代的大学也必须“复兴”。我提出的“大学复兴”是对“文艺复兴”的挪用，旨在把被“解构”的大学精神加以“重构”。
一、“大学复兴”的现代性解读
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大学要复兴的是什么？
当下，人们在论及大学所遭遇的种种困惑时，无不对“大学精神”的沦颓感到焦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了社会的中心，大学以其“理论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产地的独特地位，“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结构”，另一方面，大学的个性在逐渐被消解，精神在日益沦颓，作为社会价值引领者和守护者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可以说，大学最大的危机莫过于精神的危机。大学所要复兴的就是它的精神。
大学精神即大学的人文精神，就是大学的理念和价值追求，是所有大学中的人的一般心理状态。
大学精神是大学产生、发展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动力。大学通过高等教育的途径，守护、传承人类世代创造的优秀文化资源和精神传统。这本身就是教育，也是大学的最基本职守，是大学产生、发展的最基本动因。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他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这里所指的是大学所从事的教育与研究的意义、内容大，即非指一般的学问，而是指伟大崇高的学问。《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点明了大学的“三纲”，或大学的三大目标、三大功能。《大学》最为典型地彰显了中国古代为教、为学、为人的“大学”理念，蕴涵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意识和人文精神。孔子极为重视学校的人文精神教育，他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知”、“勇”、“美”、“才”诸方面得到全面修养和发展，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人文主义教育家。孔子和《大学》的教育理念对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影响甚巨。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就是首先要求士子学做人，追求人格之完美，而不是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主要目标。书院教育德行、学问并重，为学的目的首在“修身”。书院在教学中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倡导学术争辩和学派交流。古希腊罗马的大学是一种“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即是培养绅士乃至通达而有修养与识见的文化人。博雅教育的倡始者亚里士多德主张教育必须适合于“自由民的价值”，有利于他们的智慧、道德和身体的发展，而不应该具有实用性或职业性。这一大学教育理念对欧洲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影响颇大，甚至影响至19世纪英国的大学，纽曼就主张大学应进行博雅教育。在纽曼的思想中，所关注的是个人的理智的培养、情趣的陶冶和人格的完善。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大学还是欧洲古代的大学，人文精神是它们共同秉持的精神。
尽管大学精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但是它的现代形态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才能形成”。[1]在对文艺复兴的解读中，传统的模式是强调空间意义，忽视时间意义，将“中世纪”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我将它称为“空间解读模式”。科学的解读模式应该是“时间解读模式”，因为文艺复兴是“一系列随时间、地点而变化的‘时间中的事件’，这一时期与中世纪有着许多‘新的一致性’。”[2]最突出的是近现代大学的产生及大学精神的传承。大学是欧洲中世纪的学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团体，它发端于对神学精神的阐释，“靠积累的成果通过每次都提供了可能的偶然事件，慢慢地组织成功。这些成果经常在事后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3]中世纪大学强调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提倡古典教育（注重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同时，中世纪大学所提供的办学理念、组织原则、教学体系、法律地位等，是近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制度的先驱，特别是它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教授治校”，成为现代大学的理想追求和理想模式。
但是，到了13世纪后期，罗马教廷对大学进行全面控制。作为人类知识与价值的代表，大学的地位式微。大学因此也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重镇，成为欧州重新获得和了解古希腊罗马哲学和科学知识的重要媒介。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重新研讨古希腊罗马教育家的著作，发扬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教育思想，提出人文主义教育要培养体格健康、知识丰富、多才多艺的新人。人文主义教育家极力反对中世纪封建的、经院主义的教育，主张以人为中心，把人的思想感情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反对强迫纪律、残酷体罚和死记硬背，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文艺复兴时期是大学精神全面发展的时期。以大学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把欧洲引领进了近代。
近代的欧洲，科学理性把人提升到万物至尊的地位。但科学理性在对中世纪“祛魅”的同时，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搭建了科学主义的神坛。尼采指出，科学主义“不仅遮蔽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使人远离了事物本身，而且遮蔽了人的内心世界，使人的个性色彩淹没在平庸和一般化之中”。[4]“如今的大学成了精神退化的工场，高等教育的任务不过是把人变成机器。”[5]大学不仅成为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而且成为“研究中心”。由于科学理性占据着近代大学的话语权，人文精神陷入危机。然而，即使如此，大学仍然在极力守护着自己的精神领地，就是主张大学应开展科学研究活动的洪堡，也反对在大学中进行专业性的职业训练。近代大学人文精神传统的留存，也应归功于科学理性的力量。一方面，科学理性的霸权地位，直接导致了人文精神对它的反动，另一方面，科学理性为人类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途径，它使人类冲破了蒙昧主义的阴霾，凸现出人性力量的伟大。
大学发展至今，在科技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有力的推进器。但同时，大学在背离自我精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大学所蕴藏的危机也越来越深刻。正因为如此，大学精神才重被提起，并且得到从未有过的关注。这里，提出“大学复兴”，旨在恢复被科学主义、工具主义遮蔽的大学精神，重构被世俗化、市场化解构的人文主义价值。
二、“大学复兴”所面临的现代性挑战
将大学复兴付诸实践，实非易事。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的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的权力太过强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精神自身的脆弱。
先讨论第一方面的问题。随着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工具理性过度张扬、价值理性备受挤压，已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大征象，也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大病灶。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实惠，当人们津津有味地品尝这些现代化的“善果”时，却同时也咽下了由人类自己酿造的“苦酒”。更可怕的是，要么咽了苦酒却不知苦滋味，要么是自觉地去吞咽苦酒，即明知是苦酒，偏偏去咽，甚至把它当作甘霖。台湾著名教育学家黄俊杰先生用“自我之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ation)来厘定台湾社会的现代性困惑。他说，“当前台湾人的‘自我’，从‘人—我’互动的脉络中脱逸而出，成为社会中孤伶伶的、不再是生存于互相滋润的社会网络中的‘个体’。于是，这种‘人—我’互动脉络中脱逸而去的‘个体’，就只关心自己的短期利益，特别是生物层面的食、色等欲求”。这种病态的欲求必然走向“自我中心主义”。而在日趋多元化、功利化、物质化、自我本位化的社会氛围中，“信徒的信仰、教会的型态以及宣教的形式、内容都产生了变化”。其次，“当前台湾人的‘自我’，是从‘人—自然’互动的脉络中脱逸而出的‘自我’，这种‘自我’由于与大自然断裂，所以不仅与大自然之间毫无孺慕之情，而且恒处于紧张对立之状态。”台湾的“经济奇迹”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而创造的，但大自然也对台湾进行了报复。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台湾人的素质之低落。[6]黄先生的观点尽管是针对台湾社会的，但实际上，对整个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
其实，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的恶果远不止这些。工具理性以其“制度化”、“意识形态性”的强势占据着社会各个领域的话语权，人类从来没有如当下这样关注自己的主体价值、生活情状和精神状态，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上，企望大学能够振衰起蔽。但是，大学同样面临着诸多的现代性困惑和挑战。
再讨论第二方面的问题。当下，大学面临的困惑和挑战是多方面的，如规模、结构、效益之间的矛盾，市场化、大众化、世俗化带来的问题，教师的学术道德的问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金耀基先生说，“今日，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了。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7]特别是大学生的人文素质问题，尤其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热点。有学者指出，现在培育出来的学生是单向度的“考试人、生物人、有钱的穷人、文明的野蛮人、破碎的人、有IQ没有EQ人及识字的文盲等”。在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中，教育的功能已从培养健全之国民，而偏向过分充实学生的专业技能，忽略学生人格之养成，这些都是与大学精神相悖的。
实在地说，当下的大学已经不再是一块“圣土”。但是，人们仍然把大学视为最后的“精神家园”。从大学自身言之，守护住大学精神，就保住了大学的“根”和“脉”，大学也就能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
从理论形态上说，大学精神只是一种理想、追求，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但却是大学臻于完善的动力与支撑。作为理想，大学精神有着缜密的内在结构体系，但其功能却是脆弱的，在工具理性的话语霸权面前，大学精神的能量显得太过单薄、弱小。大学精神最深刻的现代性困惑，正在于此。
大学处于社会当中，大学不是市外桃园，不是真空地带，总是要和社会发生着各种关系。事实上，大学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象牙塔”，大学始终在与社会的互动、对时代的回应中不断进化革新。大学精神所揭橥的是一种超功利的关怀，具有形而上的色彩，很难在现实中达致完美，只能说逐步趋于理想化状态。当下，知识成为商品，使大学走下了神坛，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大学在世俗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在拆除自己亲手搭建起来的精神大厦。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内在冲突，它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大学怎样才能做到既独立于社会，又影响和引领社会？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理想的实现过程就是它对现实抗争的过程。大学精神的形成就是大学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与现实不断抗争的结果。如在争取自治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大学在其成立之初都同当时的市政当局和教会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甚至发生过大规模的械斗。巴黎大学是中世纪大学的典范，成为与教皇和皇帝三足鼎立的势力，当时有“罗马有教皇，德国有皇帝，法国有知识”的说法。“中古以来，大学求独立自由，经过无数的奋斗与努力，它们向教会争自由，向皇室争自由，向一切世俗的权势争自由。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可说是一部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8]由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抗争使大学不断实现自己的理想，守住了自己的精神领地，抗争成为大学的独特品格，成为大学精神的一部分。大学复兴的最深刻动力即在于此。
三、大学复兴之道
当下，全球化“所引发的科技与人文的疏离，功利与理想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抵牾，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又促使人们反思大学教育的使命与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是惟一能够沟通两个不同世界——物质与精神、科技与文化、过去与未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桥梁。”[9]
但从大学本身来看，面对着市场化、政治化、世俗化的外部环境，大学的自主性、自治性精神已不复见；面对科学化、专业化、官僚化的内部环境，其人文性、博雅性也难留存。因此，大学正在陷入越来越深刻的现代性二难困境之中：不随世俗的潮流，大学难以生存发展；跟随世俗潮流，大学就离其内在的精神越来越远，越来越“异化”。单纯的扩张发展不行，一味地追求大学的传统精神也不行。可行之道，是将现代大学的两个向度统摄整合起来。问题在于，如何把现代大学这两个互相对立的向度统摄整合起来？或者说，如何在传统的人文主义和现代的科学主义的内在张力之间寻求两者的平衡点，以赋予现代大学精神新的内涵？
我这里的意思并非要现代大学回归到古希腊贵族式的博雅传统和学院制度中去，现代性的扩张并非要求大学回到古希腊。现代大学，研究、教学、服务、推广为其功能，大学的内涵早已大大拓展，大学在社会化、市场化、科学化、世俗化、大众化潮流中，已成为社会各个领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不像古希腊时代的大学，只是曲高和寡的精英教育。这是大学发展的一个向度。但同时，现代大学发展越快，离大学的原初旨趣越远，而现代性社会中的种种困境，正越来越呼唤大学去形塑人文精神以导引社会，回归人性（尽管大学不可能是万能的）。大学应当是教育的先锋，文明的堡垒，知识的殿堂，或者说，“在这个利益挂帅的社会里，总要有一些团体仍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而大学也应该是固守理想主义的最后城堡”[10]。人类对大学的期待成为大学复兴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社会资源。这是大学发展的另一个向度。
那么，如何实现大学复兴？
第一，在大学与社会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一方面，“大学不是存在于社会的真空的，它是大社会的一个组成。因此，大学的理念与性格不是常永不变的，它不能不因社会之变而有变革”[11]。另一方面，“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12]大学要在培养目标、教育方法、组织结构、法律体系、政策导向等方面加以改革，改变“单位所有制”、“职称所有制”、“待遇所有制”下的管理模式，改变应试教育、职业教育、工具教育的教育教学模式，祛除科学主义、工具主义、功利主义之魅，走出对市场化、世俗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迷思。更为重要的，大学应引领社会、辐射社会。特别在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沦丧的时候，大学不仅要束身自爱，而且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蔡元培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此言可谓深刻。
第二，崇尚学术自由。大学不是政府衙门，不是权力机关，而是学术圣地。学术独立是大学自古以来就一直秉持的精神品格。“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应该是大学的最高的‘原则’，只有在这个原则的坚持与维护下，大学才能致力于真理的探索，才能在辩难析理的过程中将错误、独断的假知识减至最低程度，而且有可能一砖一石的建立起‘知识的金庙’来。”[13]蔡元培在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教师之责任在于“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释校外学者之怀疑”。所以，大学应该养成思想自由的风气。“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的学术应该不受世事、党派、权威、习俗的束缚，不因世事、党派、权威、习俗的的变化而变化，追求真理，拒绝献媚；追求崇高，拒绝庸俗；追求公义，拒绝功利。
第三，实现大学自治。穆勒在《论自由》中说：“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要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而这个模子又必定是政府中有权势者所乐取的一种，于是就不可避免随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应地形成对于人心并自然而然跟着也形成对于人身的某种专制。”严复是穆勒《论自由》一书的翻译者，他的思想深受穆勒的影响。他在1898年写的《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中主张大学自治，反对将大学办成“党校”或“干校”，因为“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惟有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日仕之人”。严复的思想对蔡元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德国教育家洪堡是影响蔡元培大学自治思想形成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洪堡早在1792年就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的思想。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蔡元培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教育家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大学自治也是大学自古就形成的独特精神品格。大学这一精神的形成，是经过长期不懈的抗争换来的。事实上，大学从来就没有真正自治过。一是因为大学处于社会的汪洋大海中，社会的流俗不免要浸洇到大学中来；二是大学在经济上不独立，不免受各资助方的掣肘；三是由于大学独特的社会地位，政府、党派、教会等各种势力总想插手大学，将大学当作争夺的对象，并在大学中换取功利。尽管如此，大学一直在为实现自治而抗争。
恪守学术中立，是大学自治的基本立场。惟此，方可在政治、市场、习俗等种种诱惑面前，不随波逐流，在权力、名利、世俗面前不摧眉折腰。
同时，大学在经济上既要与政府、企业等各社会组织发生联系，又要在此过程中有所把持，否则，只能作茧自缚。政府要把大学当作特殊的社会公共事业，予以经济上的投入，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奢望以此作为控制大学的资本（当然，大学也为政府提供学术性、技术性的服务）。在大学内部，应以教授委员会为载体进行教授治校，政府应从职称、评奖（评估）、人事等领域退出。
第四，坚守人文主义立场。大学不是“名利场”，应祛除功利主义；大学也不是“职业训练所”，而是进行博雅和科学教育的机关。这是大学与专科学校相异之处。民国初年，学界做官发财之风盛行。预科毕业后，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而法科则趋之若鹜，大多数人将法科视为干禄之终南捷径。因做官心热，学生对于教员，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以至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并且，由于学生志在求官求财，“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针对这种状况，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中说：“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学问者也。”蔡元培指出，大学生一定要抱定宗旨，只求学不求官求财。他说：“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大学的人文精神。Humanity（人文）的本来含义是从类的角度来思考人和人的存在根基，其核心命意是超越个体、超越种族、超越国家、超越具体人伦事功，从人类整体甚至宇宙大全的角度思考世界，它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界处开始的一种超越性思想和价值观。人文精神在大学中的发展，既历史悠远，又功能独特。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欧洲大学中。古希腊的哲学家关注的是超越人伦事功的本体论问题。与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等人不同，中国缺乏对世界本源的哲思，所以，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中国的现代大学人文教育始自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大力提倡人文教育，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教育的理想在于养成人格，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原则，教育必须科学与美术并重，教育必须尊重并发展个性等等。在蔡元培的思想中，大学是与综合性、学术性和人文性这三个概念紧密相连的。以文理科教育为核心，多学科的综合性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是大学研究高深学问、培养精英人才的基本前提。其学术性，不仅指大学有别于行政、宗教、商业、企业等机构的特殊属性，尤指其“研究高深学问”与“术”加以区别：“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法、商、医、工，术也”，“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学为基本，术为支干”。蔡元培主张“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14]。这一人文教育理念体现了民族传统与世界眼光、时代精神与前瞻意识的有机统一，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高等教育。但是，由于特殊的国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主要地不是在对世界本源、本体的探究上，而是注重事功，适应现实的需要。特别是在救亡图存的急迫形势下，民主、科学等是被作为救亡的工具来认识的。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大学的人文主义教育几乎被砍光，大学在背离其原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大学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在学生的培养上，这就是教育学生具有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使学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认为，大学的人文教育，应该体现在培养学生的“三个自觉”上，即道德自觉、理想自觉、文化自觉。[15]杜维明教授说：“能不能为大学生的自由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完善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是评判大学素质的重要标准。培养批判精神，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批判，也是大学的目标。”[16]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竞争日趋激烈，利益日趋多元化，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大学尤其要培养学生创新的精神、创造的能力，特别是创业的人格，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树立普适伦理的观念，与他人协作，与自然协调；从世界本源的高度，超越自我、超越种族、超越事功，学会对世界的终极人文关怀。教育部在1998年颁发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体现了新世纪的大学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大学教育要真正体现人文精神，大学复兴要真正达至理想化，仅靠大学自身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整个社会、家庭人文精神的昂扬。因此，现实中的应试教育、高考制度必须改变，社会的价值取向必须由“学历”向“素质”转变。在当下，全球化、国际化使大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是大学的世界精神、超国界性格，这恰恰符合“中古大学”的办学理念；二是越来越重视人的作用，“以人为本”逐渐从口号变成现实。中国高等教育正步入大众化时代，高学历劳动者数量的扩张，必然会要求劳动者既要有知识、有学历，更要有素质。因此，大学复兴恰逢其时。当然，这仍然需要大学、社会共同一致的长期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