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环境论文,文化素质论文,人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持续发展”，是当代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一大主题。其核心，就是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围绕科学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影响这一命题，结合人口生态经济问题，系统剖析和论证了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意识、领导决策、控制人口增长、环境科学技术、就业的环境压力及环境人口容量变动等诸方面的影响和作用。进而提出，努力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前提。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人口 科学文化素质 生态环境 生态经济 三大前提 环境容量
面对人口激增、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经济发展受阻的严峻挑战，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新型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核心，就是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缓解资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研究，就成为人口学、生态学界有识之士普遍关注的焦点。人口特征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统一体。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影响，自然包括人口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在表象上较直观，容易形成共识。但是，隐没在人口激增背后的更本质的人口质量问题，特别是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往往容易被忽视。笔者认为，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努力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前题。为此，就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谈一点粗浅认识。
（一）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影响生态环境意识
人类经济活动在对待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上，客观地存在着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矛盾。是兼顾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还是只顾眼前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惜以破坏生态平衡、牺牲长远经济利益为代价，最后招致大自然的严厉惩罚，这关键取决于人口生态环境意识。
生态环境意识同文化素质密切相关。一般地讲，科学文化素质高，则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生态经济规律的自觉性会相应增强，便于掌握保护资源、环境的知识和技能，生态环境意识随之提高；反之，对自然生态规律和环保知识缺乏认识，易受传统价值观念、单纯经济观念的影响，生态环境意识也就十分淡薄。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人类愚味无知时，人类的行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当人类认识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时，就有可能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使保护环境成为人类的自觉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各级领导者的文化素质会影响决策层的生态环境意识，进而直接影响着生态经济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影响人口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大小。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低、生态意识淡薄，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以高消耗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在相当普遍的地区，对农业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经营：种植业广种溥收，用地不养地；林业过量采伐，重砍伐轻抚育；牧业滥垦草原，超载过牧；渔业竭泽而渔，重捕轻养。这种掠夺性经营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致使资源衰退，形成了农业上的恶性循环。实践证明，在生态经济问题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庞大而素质低下的人口，总是扮演着推波助澜的主要角色。
当今生态环境问题已上升为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之一，是否具有强烈、健康的生态环境意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表明，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达1.8亿，相当于福建省总人数的2.6倍和日本全国人口的1.5倍，占世界文盲总人数的1/4。若考虑15岁以下儿童中有约4000万辍学者，和接受过小学教育而长久不用的知识退化者，则全国12岁以上文盲人口仍在3亿左右①。而且新文盲还在增加，每年新增200万以上。中国这一文盲众多的人口大国，不遏制文盲大军队伍的扩展，不大大地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就谈不上整个民族生态环境意识的真正觉醒。而在“生态盲”、“环境盲”充斥的国度里，难以想象生存环境会根本改善，更难想象经济社会能持续发展。
（二）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影响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激增对生态环境的直接影响，表现为资源需求和资源供给两个方面。随着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总量急剧膨胀，一方面会带来对资源需求总量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会导致人均资源供给量的不断减少，从而使资源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广大农村，特别是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条件比较落后的边远山区，人口增长对环境的直接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为谋求裹腹之粮，被迫耕作于高山陡坡；为获得锅下之薪，无奈去铲光草皮；为获取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而超载过牧，酷渔滥捕，滥伐林木；为了满足充分就业，盲目哄采矿山、不惜污染水源；……。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使土地、森林、草原、能源、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处于一种超负荷的状态。人口骤增对环境资源的冲击和压力，超过生态系统承载力可负担的阈限，加上缺乏环境意识，就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我国人口现在已突破12亿大关。虽然生育率下降为世界较低水平，已跨入低出生率国家的行列（国际通用标准──出生率在20‰以下）②，但每年仍出生人口2000多万，相当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人口总和；年净增人口1300-1500万，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全区人口。有人把中国人口比作一个硕大的雪球，尽管向前滚动的速度可以放慢，但其体积却在惊人地膨胀。不少人口学家已经断言：按目前人口增长速度发展下去，本世纪末人口突破13亿已成定局。无疑，我国2000年达小康和下世纪中叶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正面临着无情的人口挑战，资源环境正承受着日益沉重的压力。
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对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缓解人口压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妇女生育水平是影响和决定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而人口生育率又直接受到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影响。一般说来，父母文化程度愈高，则生育率愈低；反之，生育率则愈高。凡经济发达、文化层次普遍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妇女生育率较低，人口增长率则相应降低；凡经济落后、文化层次普遍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妇女生育率较高，人口增长率相应偏高。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以50岁以上妇女总和生育率为例，文化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几乎可以少生育一个孩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平均生育2.05个孩子，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分别生育2.85个、3.74个和4.8个，文盲半文盲生育5.86个。由此可见，文化程度与生育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人口素质差异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具本表现于：③
第一，直接影响婚、育年龄。具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的妇女，愿把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多用于学习工作上，故晚婚、晚育、少育；文化程度低的妇女，把生儿育女当成头等大事，则早婚、早婚、多育。
第二，直接影响重视人口质量的程度。素质较高的家庭，为适应现代社会生产与生存竞争，注重优生优育优教，将有限的资金、时间、精力，用于培养少数量、高素质的子女，从而导致较低生育率；而在以手工劳动为主体、生活水平低的经济落后乡村，把一个孩子从婴儿抚养到能参加劳动并不需太多投资和太长时间，而孩子成为劳动力以后带给家庭的经济效益却非常明显。文化素质不高的家庭，出于对家庭眼前经济利益的考虑，必然重视家庭人口数量，尤其是劳动力数量，从而导致较高生育率。
第三，影响生育意愿、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及节育技术的掌握运用。文化程度愈高，受传统生育观影响愈小，愈易接受新的生育观念与生育方式，执行人口政策的自觉性愈强，生育率必然会降低。而素质较低的人口群体，“传宗接代”、“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的影响根深蒂固，不易理解和接受国家制定的人口政策，难以推行科学的节育技术，从而使人口生育率居高不下。
资料表明：90年代初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25，比80年代初的2.58下降了0.33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城市妇女生育水平下降的结果。80年代以来，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至现在的1.5左右，而农村妇女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6左右④。此外，父母的文化素质与子女的文化素质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0.8⑤。由此看来，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和生育率之间，正在产生“马太效应”──文化素质越高的人群，生育率越低；文化素质越低的人群，生育率越高。这将使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相对减少，低素质人口比重相对增加，人口总体素质呈下降趋势，从而形成所谓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逆淘汰现象。这意味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总体文化素质在日趋恶化。应当看到，在人口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贫困地区，人口、环境、经济的发展，始终难以跳出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人口素质低下──人口再膨胀这样一个“怪圈”。可以说，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是降低人口生育率的催化剂。发展教育，努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水平，扭转人口文化素质的逆淘汰，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一项治“本”措施；是贫困地区走出“怪圈”，步入人口适度增长──经济健康发展──生态环境健全──人口素质提高──人口有效控制良性循环的根本途径。
（三）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影响发展环境科学技术
我国环境保护科学技术自70年代初兴起，经20多年研究开发，在生态技术上独辟蹊径，开发出一批单项和综合性生态工程技术，推广应用获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效益。但总体来看，环境科学技术尚较落后，特别是在污染防治的实用技术上，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本国工业技术，实用技术成果少，转化效率低。如我国废水防治技术不过关，工业废水处理设施的总体有效投资率仅31%，2/3以上的设施因报废、闲置、停运等因素而难以发挥效益。据统计，我国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仅26%，城市垃圾和粪便的无害化处理率不到6%，大量没有得到处理和利用的各种固体废弃物堆积于城市郊区或排入江河湖海，成为二次污染源⑥。人类保护环境的实践证明：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技术支持能力的不足，在于环境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而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也在于发展环境科学技术，依靠先进的保护生态、治理环境的科学技术手段，使环境问题获得较好解决。
然而，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家科技人口比重、素质及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要发展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提高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技术水平，无不需要先进的环保科技手段的支持，需要强大的环境保护产业作保证，需要高素质科技人才去完成。但是，只有国家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了，科技人口的素质和比重发展了，才可能为环境保护事业源源不断地提供高素质的科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环境管理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才能向环保事业提供各种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技术，才可能使先进的环保设施得以良好地运转。
据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推断，中国各类专业和技术人员有3442万人，仅占在业总劳动力的5.32%。总量还算可观，比重小得可怜。目前美国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已高达15%，法国为15.5%，原西德为13%⑦。专业科技人才相对量太少，尚未构成中国现代化的一支主体力量。科技人口力量薄弱、比重小这一劣势，是我国环境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尽快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壮大国家科技人口队伍，提高科技人口素质，是加快中国环境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影响就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是长期困绕我国农村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已逾9亿，占总人口80%。农村劳动力4亿，其中隐性失业者达2亿以上。令人忧虑的是，随着农村人口以每年1130万──1300万的速度递增，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均拥有的农业土地资源逐年减少，使农村劳动力供给量大大超出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以下数据更令人震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1984年为58.2%，1992年达66.6%，预计到1997年将高达69%⑧。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既抑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然而，这种农村劳动力就业供求对生态环境冲击、压力的大小，与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具体表现于：
第一，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会加大就业压力
我国农村现行的就业体制仍然是自然就业。即，达到甚至低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无需履行任何手续就可直接进入生产领域，并取得一份报酬。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家庭的富裕程度就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多寡。所以，低文化素质的农村人口往往急功近利，纷纷让子女辍学参加生产劳动。在学率与就业率此消彼长，青少年非在学则在业，使剩余劳动力总人口隐形膨胀，加剧了农村劳动力供需平衡的失调，进而加大了农村就业对资源环境的冲击。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低文化素质直接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我国人口文化素质的地域分布和部门分布很不平衡。全国的文盲大部分集中于农村。我国现在农村文盲、半文盲还占农村总人口的23.5%，而70%是女性。全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不足5年，而日本1957年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就已达11.7年⑨。目前城市企业冗员达2000万人，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为有限，再则，由于剩余劳动力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专业技术少，就业门路窄，难以向技术密集型、资源集约型的产业转移，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初级或粗加工产品的生产。因此，采矿、建煤窑砖窑、造纸以及电镀、印染等，便成了最简单、最便捷地寻求生产经营门路、脱贫致富的途径。为此，“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独特的新事物──乡镇企业，便在中国农村俏然兴起。乡镇企业的发展，对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振兴农村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迫于低素质就业人口的巨大压力，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的布局尚未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资金不足、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经营管理不善，缺乏必要的环保设施。结果，一方面造成资源、能源的巨量消耗和浪费；另一方面废水、废气、废渣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于乡镇企业相嵌分布的农业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如土法冶炼、乡镇小造纸业，是乡镇企业中污染和破坏环境最重的行业。乡镇小造纸厂每生产一吨纸排放的污水量是国有大企业的3倍，有机污染物为4倍，悬浮物则高达14倍！往往一个厂就可污染一条河，一座水库，一片农田。农业生态环境已亮出“黄牌”：目前我国每年发生的急性污染事故60%至80%与农牧渔业有关，遭受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1000万公顷（1.5亿亩），每年造成粮食损失120亿公斤，经济损失约10亿元以上。全国有2.5万公里的河流水质不符合渔业水质标准，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鱼虾基本绝迹。每年因突发性污染事故造成鱼、虾、贝类死亡多达20万吨，经济损失几亿元⑩。三废直接进入农业生态经济循环，不仅影响到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使人民的健康、生存受到极大威胁。
实践证明：低文化素质农村人口，会加大过剩劳动力就业对生态平衡的冲击和压力。缓解这种压力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尽快地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控制农村人口增长。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拓宽就业门路，减少就业人口膨胀的压力；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合理布局，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适应各地区的资源特点和生态条件，向农民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经营知识和生态知识，提高农村开发利用农业自然资源的技能，有利于从事深度利用资源的劳动密集、知识密集的集约农业，从而把巨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转变为改善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强大动力。
（五）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影响环境容量
所谓环境人口容量（环境容量）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在一定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条件下，资源相对稳定所能承受人口规模的大小，又称环境承载力。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生存环境近乎于自然生态系统，环境容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自然生产力。而今，人类生存的环境已不是昔日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是处处打上人类活动印迹的生态经济系统。它的环境容量就不仅取决于自然生产力，其容量变动更主要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环境人口容量实质上是相对于生产力而言的。在不同生产力水平及社会经济条件下，客观上存在着大小不同环境容量。然而，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人口生态学意义来讲，科学文化素质是认识和开发利用环境的能力。低人口素质，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降低环境容量；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进步，从而使社会抚养能力上升，使环境容量大幅度提高。可见，人口素质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影响到环境承载力的大小。因而，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环境容量的大小，无不与整体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有着必然的联系。人口总体科学文化素质，是环境容量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表现为：
第一，提高开拓新资源的能力，扩大自然资源拥有量
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能够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有用的自然因素。所以，一种自然因素（物质或能量）在人类无能力利用之前，还不能成为资源。如地震释放的能量尽管巨大，但目前它还不是人类的能源。人类利用自然物质作为自然资源，是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生产力的进步而发展的。当人口素质很低时，缺乏开拓新资源的能力，往往局限于依赖某些最容易获取的、与衣食住有关的生活性资源，而无力利用更广泛的资源。而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开拓新资源能力的大大增强，人们便可用先进而又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去拓展资源系统，向自然环境索取更广泛的天然物质。以能源为例，人类使用最早的能源是树木柴草，后来逐步由煤、石油、天然气取代，而今天又开发了原子能、核能、潮汐能、地热和太阳能等新型能源。现在人类能利用的自然资源种类，比刚进入文明时期不知扩大了多少倍，而且今后还将继续扩大。那些人类尚未探明、尚未发现，甚至尚未认识的资源──潜藏在海水、海底、极地、空间和地壳深层中的物质、能量，都需要很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作为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从而提高人口的资源拥有量。
第二，高素质人口的迁移，会提高移入地区的环境容量
我国的人才分布很不均衡。专业技术人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于特大城市，边远地区人才奇缺。人口素质在地域上分布的不平衡，往往使边远地区的生态危机日趋加深；资源丰富的优势难以得到发挥。在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破坏严重、经济十分贫困的边远落后地区，并不缺少简单劳动力，而是缺少各种科技人才。高素质人口的迁移，可带动边远地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调整劳动力的配置，使之适合于当地优势资源的开发；引入先进地区的科学技术，加快落后地区的开发，逆转环境恶化的趋势，从而提高移入地区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环境容量。合理、适度的人口迁移，可在高素质人口迁移──提高生产力──改善环境──增加环境容量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种人口迁移，是人才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实质是知识、技术、经验、信息的流动。长远观点而言，向大西北移民开发，是提高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治理生态环境，提高环境承载力的一条途径。
第三，低耗、高效地利用资源，走资源节约型发展经济的道路
我国是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资源浪费强度很高的国家。资料表明，目前，我国能源利用率只30%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30个百分点；农田大水漫灌；其灌溉水利用率不足30%，比先进灌溉方式至少多耗水30%以上；工业用水复水率仅20%，而发达国家已达70%──80%；煤炭开采中的总采收率在40%左右，基本是采一半、丢一半。据统计，创造同样多的国民生产总值，能耗强度为发达国家的3──5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也要高出一倍左右(11)。资源利用率低，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人口文化科技水平偏低，难以迅速发展高效率、低能耗的产业，难以普及节能、节水、废物资源化等资源节约型新技术，使投入于生产过程中的大量资源，仅少部分转化为产品，大部分成为废物流失，从而加剧了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改进资料利用，抑制资源的过度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废弃物的资源转化率，使一份资源作几份之用，从而提高资源环境的人口容量。
第四，建立高产农业生产体系，提高农业自然资源的食物供给水平
在人类生态系统中，人口容量的提高与农业自然资源食物生产水平的发展密切相关。最新研究资料表明：我国中低产田面积为13.12亩，占耕地71.26%，高、中、低产田的面积比重分别为28.74%、29.64%和41.62%；低产林地占林地面积25.7%；低产水面占已养殖水面的71.9%(12)。粮食平均单产250-270公斤，与日本、英国粮食亩产320公斤的水平相比，差距甚远。草地畜产品生产力不高，百亩草地的产肉量只有24.5公斤、奶26.8公斤、毛3公斤，仅为相同气候条件下美国的1/27，新西兰的1/82。农业资源生产力偏低，原因在于农业科技水平落后，农业社会生产力较低。在广大农村牧区，沿用传统耕作方式、传统饲养方式的仍占绝大多数，采用现代设备和技术的，可谓难能可贵。据报导，中国现有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只有35%得到推广。其中，东部地区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大致在40%左右，西部地区仅30%左右。将近70%的科技成果束之高阁，而发达国家早就达到60%以上(13)。不难推断，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接受和运用科技成果的能力较差，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农村牧区人口的高增长、低素质，是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根本掣肘因素。
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后备资源调查结果表明：全国中低产田、低产园地、低产水面、低产林地的开发潜力大于荒山、荒水、荒滩，尤其以中低产田的开发潜力最大。据我国著名的草地专家任继周教授研究指出：草原生态系统的生产效益具放大效应。如将草业系统中的植物生产层和动物生产层（主要指草食家禽）合理开发利用、优化组合，两者生产的潜势之积约为现有草地畜牧业生产水平的25──300倍(14)。然而，农业自然资源生产潜力的挖掘和发挥，关键在于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增加能量、物质投入。而人是知识、科技的载体和传播媒介，没有农业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乡村的人才，就谈不上科技兴农。因而，提高农业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建立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提高农业自然资源的食物供给水平，提高资源生产力，以有限的农田、草原、森林、水面等资源，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从而提高单位资源供养人口的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作用于生态环境的人口，是一个数量和质量的综合体。人口数量增长过快，是构成生态环境压力的主导因素；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则是影响资源环境的终极因素，即根本性影响因素。自1992年6月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主题。所谓持续发展，通俗地说，就是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的发展。那种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长期后果的耗竭资源、损伤环境、破坏发展基础的经济发展，从长远看是不能持续的(15)。可见，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当今，“三大前提论”已形成人们的共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然而，基本前提应包涵提高人口素质。没有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没有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就没有环境资源意识的真正觉醒；就没有环境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就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就难以缓解；环境资源承载力就会日益缩小。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讲，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是三大前提的前提，是保证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本文得到沈斌华教授的精心指教，在此谨表谢忱！（收稿日期：1994年12月20日）
注释：
① 吴国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C[,5].《人口学》，1992年第3期。第39页。
② 《人民日报》1994年3月21日。
③ 曾海云《浅谈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与降低人口生育率》，C[,5]《人口学》，1992年第3期，第102页。
④⑦ 国家统计局编《’92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7、27页。
⑤ 刘秀莲、魏玉华、吕良《近忧与远虑》，C[,5].《人口学》、1993年第2期，第17页。
⑥（11） 曲格平、李金昌著《中国人口与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⑧ 吴忠民《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压力》，C[,5]《人口学》，1993年第2期，第15页。
⑨ 熊宗仁《农民问题──西部开发视角的焦点》，C[,5]《人口学》，1991年第9期，第13页。
⑩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主办《生态经济通讯》，1994年，第1期。
(12) 《经济参考报》1994年
(13) 《经济参考报》1994年10月29日。
(14) 《内蒙古草地资源》编委会编著《内蒙古草地资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5页。
(15) 陈昌笃、王祖望《持续发展与生态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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