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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1-0005-06
学习科学发展观，给我们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它扑面而来的、浓郁的生活气息。人们感到科学发展观亲切、实在、管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生活观人学的现实性和丰富性。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归根结底就是要以人的生活为本。科学发展观要落到实处，就必须真正落实到人的生活层面。生活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必将对人们的生活观产生重要的影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应发现科学发展观所蕴寓的生活观的内涵，应树立适应科学发展观的生活观，形成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生活方式。
一、科学发展观：现实的生活的回归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观的一个新的“范式”，不仅在于在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上为人们提供了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和解决问题的新手段、新方法、新工具的理论基础，而且在于对于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生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
在前人留下的浩瀚的辞海里，再也没有比“人”这个概念更多、更歧义丛生了。然而，人的定义尽管纷纭繁多，却没有真正揭开这个千古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迄今为止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是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1](P15)
什么是虚假？脱离现实的生活是最根本的虚假。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正是现实性。所谓现实性，就是实际的生活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人。这里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P73)。“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P71-72)马克思恩格斯更明确地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P72)这些论述充分说明，现实的个人是活生生的、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这些现实的个人，是具有现实的需要，不断追求自己美好生活的人。
长期以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支配下，在人的问题上导致很多“左”的错误的认识和做法，致使人的很多问题成为禁区。譬如，人权和人道主义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被抽象为阶级性，人的丰富的需要被“政治”的统一性所代替，人的现实性被抽象化，人的丰富性被单一化。本来应当是丰富的生活却变得单调、乏味。人们处理问题，想到的不是人，而是物。人不在“现场”，因为人不是本。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占据着支配地位。关心生活似乎就是“脱离政治”，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是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但深层次的问题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为了人、向人的现实生活回归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人学的角度来看，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由虚假的自我向真实的自我转变。人具有自己真实的需要，譬如渴望物质生活的富足，渴望爱情等等。但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人的真实的自我被压抑着，不敢表现出来。譬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同志看到漂亮的花布，特别想用来做一件漂亮的衣服，但又害怕被说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于是只好压抑着内心的需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们不得不说着言不由衷的假话，真实的自我被虚假的自我代替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人的需要和利益放在第一位，人的正当的、合理的需要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表达，人由虚假的自我向本真的、真实的自我转变，生活中的压抑感被充分地释放出来了。关心个人的利益，改善自己的生活不再被当做一种罪过。真实的自我是关切自己生活幸福的自我，是满足自己利益需要的自我，正如密尔所指出的：“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上外，任何他人对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社会对于作为个人的他所怀有的关切(除开对于他对他人的行为而外)总是部分的，而且完全是间接的；而本人关于自己的情感和情况，则即使是最普通的男人或妇人也自有其认识方法，比任何他人所能有的不知胜过多少倍。”[3](P82-83)
第二，由抽象的自我向现实的自我转变。追求理想是人性的重要内容，但远大的理想必须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脱离现实的生活基础，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强调远大理想，用所谓的远大理想来代替、甚至牺牲现实生活，就会把人的理想抽象化或幻象化。20世纪50年代我们搞“大跃进”的时候，人们只想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不切实际地搞起了“按需分配”，甚至把农民的家庭养殖也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在人为拔高生产关系的“穷过渡”运动中，人民群众并没有得到实惠。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4](P10-11)而生活是最实际的，柴米油盐、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生儿育女这些东西都是每天要处理的、是不能回避的。如果只是满足于抽象的带有虚幻性质的远大目标，只是对群众进行空洞的说教，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贴不近、够不着、搭不上，这种说教既高又空，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声誉。把抽象的大目标和人们的现实需要对立起来，最典型的公式是：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在一系列“革命”的口号下，群众的实际生活却被严重地忽视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当下，努力解决老百姓生活的现实问题。这种做法更加适合人性的现实需要，把人从抽象的自我拉回到现实的人间。正如休谟所指出的：“接近的对象比远隔的对象必然有大得很多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主要关心的是那些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他们不很远隔的对象，他们只享受现在，而将远隔的对象留给机会和命运来照管。你如果向一个人讲他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他将不理睬你。你要是和他谈明天将发生的事情，他就会注意倾听。家中摔破一面镜子，比千百里外一处房子着了火，更能引起我们的关切。”[5](P467)
第三，由集体的无个性自我向个人的有个性的自我转变。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离不开集体，没有集体利益就没有个人利益，这种观点是对的。但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却把这种观点推倒了极端，把集体强调到可以完全不考虑个人利益的程度，完全忽视了个人需要和个人利益。譬如，我们在宣传英雄模范人物时，往往把他们说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说他们心中只有集体，而没有家庭，没有父母，没有子女，没有自己。曾经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这种情况在战争状态或特殊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普遍地、不加区别地推广到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切方面，就难免陷入片面性。试想，如果一个集体从来不尊重个人，不关心个人的生活，个人还会关心这个集体吗？我们可以用“大河没水小河干”来比喻集体对个人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忽略了一个常识问题：小河没有水，大河的水从哪来的呢？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个体缺乏活力，整个集体和社会就会失去生机、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个人需要和个人利益，要求下放权力，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就是因为这项改革把农民的责、权、利有机地联系起来了，把个人利益作为驱动的机制，不仅把农村搞活了，也把整个社会搞活了。科学发展观肯定集体的价值、人民的利益，但更强调使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个人，让每一个个人真正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体会到生活的美好。那种打着“集体”的、“公共利益”的旗号否定、剥夺个人利益的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
第四，由单一的自我向多样性的自我转变。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年代，人的政治的属性似乎成了唯一的属性，不是这个立场，就必然是那个立场，个人是单一的、没有任何选择的。生活也是单调的，甚至穿什么衣服，也都是统一的。稍有差别，就被说成是“奇装异服”。分配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没有任何差别。现在不同了，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管理方式日益多样化，不仅收入差别很明显，而且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多样性的生存已经是普遍的生活现象，生活的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已成为客观的事实，人的全面发展日益成为个人追求的生活目标。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就是不断向真实的人的回归的过程。向人的回归，就是向人的生活的回归。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人的问题、人的生活问题凸现出来，不仅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活变迁的真实反映，而且也为人们关注现实生活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二、科学发展观：一种全新的生活观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要落实到人的现实生活中，就是要树立一种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生活观。这种生活观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面的生活观。1894年1月3日，意大利社会党人朱泽培·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请他为将在3月出版的周刊《新时代》寻找一段题词，用来显示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特征。卡内帕认为，新纪元的特征应当区别于佛罗伦萨诗人但丁所描述的“一些人的统治，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的特征。恩格斯于1894年1月9日从伦敦回信，写道：“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段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P189)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有的同志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提出的构想，现在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人的全面发展为时尚早。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本质的基本要求。现在不提，不为此而努力，什么时候提呢？共产主义不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到来，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确立人的全面发展的信念，并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奋斗。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要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通过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之所以比动物具有普遍性，恰恰就表现在人的生活的全面性超过了动物生存的片面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7](P59)
人的生活的全面性，就是人不仅要有物质生活，还要有精神生活，不仅有经济生活，还要有道德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经济人”大行其道，似乎人的其他属性都不重要了，只剩下经济属性了。
其实，市场经济可以叫人不偷懒，逼着大家去竞争，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甚至可能诱使人们“勤奋地”去撒谎、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甚至利用高科技造假、犯罪。“三鹿奶粉事件”和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的发生，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感性认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成为社会的公害，制假贩假行为不仅直接破坏了市场的秩序，也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一些人对商品、货币的崇拜造成是非标准的颠倒，使假的变成真的、丑的变成美的、恶的变成善的，使爱情、友谊、荣誉、良心、尊严、德性等一切美好的东西黯然失色。我们知道，“八荣八耻”里面讲的内容，本来就是我们做人的底线伦理，但却需要胡锦涛总书记来强调、来号召、来动员，这说明在一些人那里，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已经非常模糊了。
人的生活的全面性，还表现在人的生活应当是健康的生活。国民的健康水平，也是衡量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标。对社会而言，健康就是生产力，健康就是资源和财富。忽视了健康，不仅会造成生产力和财富的巨大破坏，而且也给人的身心带来极大的痛苦。据洪昭光教授介绍，2001年，我国的卫生资源消耗614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4％；因病和伤残过早死亡损失了7800亿，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2％。加起来一共13940亿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6％。可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发展是多么重要！从这种意义上说，年纪轻轻就累死或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应受到批评，而长期保持身体健康而又积极工作的人应当受到奖励。《北京青年报》2005年2月5日发表的《有感于三位十杰患绝症》一文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14家新闻单位共同举办的“全国十杰检察官”进京颁奖，却有两位女性身患绝症不能出席，出席者中有一位被誉为铁人的检察官也身患绝症。长期以来，我们宣传的先进典型大都是带病工作的人，似乎不以健康做代价就不能做出成绩，成为先进典型。这样的典型精神固然可嘉，事迹固然感人，但是，人的生命毕竟是最宝贵的。我们应当树立健康工作的新理念，媒体宣传也应把握这个导向。
第二，协调的生活观。协调的生活，也就是和谐的生活。这里所说的和谐，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作为自在之物，从表面看起来是被动的，但自然界有自己运行的规律。如果我们不遵从自然的规律，破坏自然界自身的平衡，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要受到影响。譬如，如果我们污染了空气，我们的呼吸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污染了水源，我们的饮水质量就会下降；如果我们向大气中排放过多的二氧化碳，产生温室效应，导致气候变暖，就会引起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恶劣的天气，将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事实上，气候变暖已经不是“如果”了，现在出现了很多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不仅仅是“如果”了，已经成为铁的事实了。
二是人与人的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和谐的前提。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人际关系存在着功利化、商品化、庸俗化现象。人际关系功利化导致人与人之间感情冷漠和人际关系上的急功近利，使人感到世态炎凉，缺乏了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加了社会摩擦力、离心力，使社会不能集聚起最大的力量加速发展。人际关系商品化必然造成是非标准的颠倒，人际关系的冷漠。当人们把金钱视为幸福的绝对尺度而疯狂追逐时，美好的情感在人们行动和生活中的作用必然不断下降。贪婪的欲望永远都是人际关系的腐蚀剂，人格扭曲和变形的人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的积极建设者。人际关系庸俗化的最大的危害就是，破坏民主法制，危害公平正义原则，庸俗的“熟人圈”之间的内耗不仅增加了管理的成本，而且像“网络病毒”一样，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侵蚀社会本应拥有的健康肌体。
三是人的身心的自我和谐。《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段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人际关系要和谐，首先要使个人的身心和谐，让生命与自我和谐。人具有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人在对客观环境的认识中也认识自己与环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人生曲折，道路坎坷，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一些人在逆境中奋起，一些人则在挫折与失败中沉沦。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大家，但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自杀之路。台湾的三毛用一条丝袜结束了曾给人们带来无数浪漫幻想的生命。诗人顾城杀妻自尽，他曾在诗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事实证明，花前月下，诗情画意，并没有解决文学家和诗人灵魂深处的惶恐。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
我国每年有近28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天750人。此外，每年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这意味着每天有5000多人想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率居高不下，抑郁症与日俱增，究其原因，就是对人生的真正价值缺乏认识。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追求和精神支撑，生命就是枯燥的，人生就是乏味的。人的生活的无意义感是自杀的根本原因。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不能认为自己有理就“得理不让人”。应学会理性地、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要在市场竞争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而不要嫉妒别人的富裕和成功。媒体报道有一个年轻人，因产生“仇富”心理，结果烧毁了20多辆私人小汽车。其实，他在烧毁别人小汽车的同时，也烧毁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让生命与自我和谐，就是要自省、自尊。只有自己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世界上最难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我。让生命和自我和谐，就能为生命提供内在的动力，不断地提升自己，使生命的价值不断放大、升值。
第三，可持续的生活观。人类的生活是一个连续性的链条，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上代人生活的延续，又是后代人生活的前提和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就生活的层面来说，可持续的生活观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可持续的生活观，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活，还要考虑未来人的生活，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可能性。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生活对后代人是不负责任的。每代人都有义务为后代人留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际平等”的生活观。
二是可持续的生活观，不仅要考虑到富人，更要关注穷人。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不是看它对强势群体的态度，而是看它对弱势群体的态度。老人、孩子、残疾人的待遇应当是我们社会关注的重点。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另一部分人发展的能力，一部分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代内平等”的生活观。
三是可持续的生活观，要不断提高主体的素质与能力。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它的合理开发有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资源是无限的，是一种比自然资源更为可贵的资源。如果只是从自然资源来看，会得出增长极限的悲观结论，如果转向人类自身的资源开发，对人类的未来就会充满信心。因为人与自然的矛盾的主导方面是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核心在于更新和发展文化，在于转变人的观念，在于人对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将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7](P120)。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立意在于把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个统一，不是通过消除人和自然界的差别、降低人的主体地位、贬低人的价值来解决，而是靠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来解决。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是可持续生活观的根本宗旨。
三、科学发展观：确立新的生活方式
有什么样的生活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生活观的体现，是生活习惯、生活规律的表现方式。要使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生活，必须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
第一，破除“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确立全面发展的生活方式。以物为本的生活方式，就是人为物役，人成为物的奴隶，人被自己贪婪的欲望所奴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满眼都是商品、货币、资本、利润等，“人本身”却“不在场”了。崇拜商品、货币的生存方式是一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据媒体报道，有些贪官贪污上瘾，以至于每天如果不贪污一点公款，就会坐卧不宁，茶饭不思。这种“敛财综合征”恰恰说明人已经成了金钱的奴隶。在一些人眼里，所谓的“幸福生活”就是无止境地追求感性的物质享受，就是拥有很多的财富。但物质享受是单向性的，它们的满足就意味着失去。一味追求这些东西，会使人遗忘自己本身的存在，使人的生存充满空虚感和迷茫感。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8]我国目前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人们的精神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心理健康问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简单了，而是复杂了。无数事实说明：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只有全面发展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选择。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将一味追求物欲的“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人生视为悲剧。而孔子的“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生活情趣，说明只要拥有充实的精神世界，在简朴的生活中一样可以找到生活的乐趣和幸福的感受。
第二，破除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确立低碳生活方式。人活着就要消费，消费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消费主义是不适当的过度消费。这种消费观视节俭为迂腐，把浪费当做时尚，一味地提倡过度地消费，导致相互攀比和奢靡之风蔓延。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浪费了自然资源，是造成当今社会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必须摒弃这种生活方式，而代之以低碳的生活方式。所谓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树立节俭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譬如，不使用大排量的汽车，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能源，尽量不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为应对世界气候变化，我国政府于2009年11月25日宣布，至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二氧化碳下降如此大的幅度，势必要求我们尽快调整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可以说，低碳社会必将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它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其中，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改变。一个时期以来，城市居民越来越追求住面积大的房子，其实，大房子有下列几个明显的弊端：第一，住房大，人口密度就低，城市就会不断扩张，许多人就会被大房子挤到了郊区。第二，城市无限扩展，人们上班距离变得越来越长，造成交通拥挤，必然导致过多的地皮被用来修路，抢占了居住用地，进一步造成房价飞涨。第三，远距离通勤，其中大量的时间被消耗在路上，回家后筋疲力尽，家庭生活的时间减少，生活质量下降。第四，交通压力大，能源消耗也大。况且，在取暖、制冷方面，大房子都将大大增加能源需求[9]。确立低碳生活的理念，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涉及千家万户，需要每一个公民付之于自觉的行动。譬如，人们在看完了电视之后，习惯于摁下遥控器，而不是拔掉电源插头，事实上，摁下遥控器并不是彻底关机，电视机还在耗电，如果人人坚持将电源插头拔下，全国每年将省电180亿度，相当于三座大亚湾核电站年发电量的总和。目前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低碳生活方式，这说明，在我国提倡低碳生活方式还任重而道远。
第三，破除透支健康的生活方式，确立享受生活的生活方式。工业社会是快节奏的社会，“速度崇拜”是工业社会的重要特点。竞争使人们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样，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结果却导致透支了健康。一些人身体素质下降，一些人英年早逝。人们把这种生活方式总结为：前半生用命挣钱，后半生用钱买命。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会有快乐，因为生活质量不高，生活品质降低。肉体的痛苦必然伴随着精神的折磨，身心搞垮了，不仅自己痛苦，还会给家庭、亲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生活方式上，就必须统筹兼顾，科学地安排工作、学习、锻炼身体的关系。身体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如果说享受生活是生活的最高境界，那么，健康的身体就是享受生活的最低要求。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体育界有识之士就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口号。现在看来，这个口号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生命的特征是一次性的，正是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才显得那么宝贵！那种年轻时拼命、年老时保命的生活方式目前正是我国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生活观上的短期行为。我们必须认识到透支健康的极大危害，提倡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能够享受生活的生活方式。譬如，在儿童长身体的阶段，就要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玩耍。童心、童真、童趣是儿童的天性。现在的应试教育却硬要抹杀儿童的天性，课业占去了孩子大量的玩耍时间，一个上小学的儿童的书包竟有十几斤重！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也被作业和各种辅导班占满了，结果导致很多孩子厌学，甚至轻生。孩子们本该是快乐的年纪，却感受不到丝毫的快乐；本该是绽开的笑脸，却经常紧蹙眉头；本该是欢声笑语，却整天唉声叹气！我们把大人透支健康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了孩子，使他们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常言说，“催熟的果子不会甜”。我们在向植物使用各种生长剂的时候，不能再向我们的孩子使用“催熟剂”。如果孩子不再天真，不再无忧无虑，而是充满了成人式的世故和玩世不恭，那将是社会的极大悲哀！以至于有学者呼吁：有勇气改变自己的家长，才有能力改变孩子。我们今天讲知识的革命，明天讲学习的革命，现在到了“家长的革命”和整个教育观念革命的时候了。当然，这也不仅是家长的问题，而是全民族的问题，应该在落实科学观的过程中下大力气解决。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和生活方式，它所传达的使命和任务不但是党和政府的，也是普通民众的；不但是上层的，也是基层的；不但是工作的理念和原则，也是生活的信念；不但是社会进步的指导，也是个人道德的选择！[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