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中国论文,形式论文,效果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在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非洲大陆不但总人口中超过60%仍居住在农村地区，而且粮食短缺问题在贫穷落后地区依然十分突出，直接威胁着千百万人的生命与健康。①此外，相当部分非洲国家依赖出口棉花、蔗糖、烟草、可可、茶叶等农产品来获取外汇收入。因此，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始终是非洲大陆发展的一个中心议题。如何有效地帮助非洲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快速长期增长也成为世界各国对非洲援助政策密切关注的问题。
与此相应，在中国对非洲的官方援助中，有不小的比例投向了农业领域。据统计，1960—2010年，中国在非洲共援建了约220个农业类项目，占所有援非的成套项目数量的1/5左右。②另外，中国政府每年还会向非洲国家无偿援助一定数量的粮食、种子、化肥、农具等物资，因金额不算很大而且属于一次性赠与，在此不做赘述。农业成套项目形式多样，包括农业技术实验站、农场、示范中心和水利设施等，项目价值少则近百万、多则数千万人民币。这些援助项目对非洲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能有效地帮助当地农村实现脱贫致富？这无疑是提供了资金、物资和人力的中国政府与人民所关心的问题。
与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能通过援助将自身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移植到非洲。过去三十多年间，原先同为“第三世界”伙伴的中国和非洲却展现了两条对比鲜明的发展轨迹。一个已摘掉了贫穷的帽子，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个尽管每年接受国际各方几百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却依然发展缓慢，饥荒和战乱不时爆发，甚至需要以前的“穷朋友”如中国、印度再施援手。如何能将中国的成功经验提供给非洲参考借鉴，成为提供援助的中国和接受援助的非洲国家共同关注、思考的课题。
国内外研究者对中国援非农业项目的效果评价不一。周建军和王强、恭为农、齐顾波和罗江月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对非的援助形式只重视政治效益，不重视经济效益，因此导致资金难以真正发挥作用。③郧文聚在肯定中非农业合作成绩巨大、双方受益的同时，也指出由于没能将中国发展农业的理论经验和非洲实践相对接，项目的可持续性和可重复性始终是个问题。④陈燕娟和邓岩则强调农业援助要以企业为主体，坚持市场化运作才有生命力。⑤与此相对，蒋和平、徐继峰和秦路等发现农业企业在非洲要长期经营面临投资环境差、资金难以筹措、政策支持不足等诸多挑战，要实现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持续发展并非易事。⑥在国外学术界，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和唐晓阳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农业合作活动虽然逐渐以经济实用主义取代了以往只重政治的方针，可目前一些项目未能与非洲当地政治社会环境有机结合，其成效有待观察。⑦樊胜根（Shenggen Fan）等则认为尽管有地域差别，但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农业援助、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助于将中国的发展经验传播到非洲。⑧
通过这些讨论可以看到，学者们对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有效性尚无定论，也未找到解决援助项目可持续性的方法。而中国援助的形式、内容和规模却在不断快速变化，其对非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亟待评估检验。因此，本文希望能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从新的视角对中国农业援非项目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问题进行探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加入新的材料，分析近年来新出现的援助形式的效果是否有所改善。第二，采用新的观察思维，以往的研究将中国改革前的政治性援助与改革后的市场考量割裂区分，但笔者认为不能将这两种观念简单对立，其变化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试验探索过程，而且这一变化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密切相关。第三，倾听新的声音，不仅从中方援助者的角度出发，也结合非洲受援国官员的意见，多维全面地理解援助的效果。第四，探讨评价援助的新标准，笔者认为，要认识援助的长期和深层效果，不能单纯讨论援助项目个体的成败，而要把这些项目放在国际发展的大背景下，追溯援助与发展的关系，思索援助的根本意义，从而可以恰当地评判具体项目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贡献。
接下来第二部分将回顾中国历史上对非洲农业援助的各种主要形式和效果，并找寻其得失成败的原因；第三部分会联系当前实际，介绍最新的中国农业援助项目在加强可持续性、改善援助效果方面的试验和挑战；最后一部分讨论援助与发展间的关系，分析如何才能利用援助实现发展的最终目标。因为援非农业项目数量有限，而建设时间跨度大，形式变化多样，又散布于各国，可比性不强，故本文不采用定量方法，而以案例分析为主，注重其中模式与思想的变化。
二、农业援助形式的历史演变
为了找出有效性问题的症结所在，有必要先介绍历史上中国援非项目的各种形式及其效果。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援助项目多为大型农场和农业技术推广站，至80年代初总共兴建了87个农业项目，耕种面积达4.34万公顷。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坦桑尼亚的姆巴拉利农场和鲁伏农场、乌干达奇奔巴农场和多禾农场、刚果（布）的贡贝农场、扎伊尔的恩吉利实验农场、加纳的水稻和棉花农场、马里的甘蔗种植园以及毛里塔尼亚的姆颇利农场等。另外建设了16个水利项目，惠及7.1万公顷土地。⑨这些项目普遍在建成伊始取得显著的成功，生产经营兴隆，但在移交后不久却往往出现运营情况大幅滑坡的现象，有些渐渐荒废，有些勉强支撑，还有的甚至倒闭出售。例如，1977年建成的坦桑尼亚姆巴拉利农场占地6000多公顷。农场在建成后的前八年中，每年的大米产量可以满足坦桑尼亚市场需求的1/4。还饲养了10万余只肉鸡，1000头生猪，近300头牛，只用了不到六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⑩然而从1985年开始，姆巴拉利农场的水稻单产和种植面积开始明显下滑，每公顷产出从1981年的8.2吨跌至1988年的3.5吨，亏损也逐年加剧。（11）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对农机具进行保养维修和更新。在技术合作期结束后中国专家撤走，农场的经营管理更是陷入困境，最终在2006年被出售给一家当地的私人企业。（12）乌干达奇奔巴农场在1976年建成后同样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从1985年起生产直线下降。（13）其他还有不少农场和推广站也都有类似的经历，缺乏可持续性。中国研究者后来总结原因，指出当初援助这些农业项目时，“过于强调上档次、上规模，过多考虑示范作用，很少考虑经济效益”。（14）结果在农场经营中如果受援国政府资金短缺，没有足够投入来维修保养，便难以保证农场长期可持续运转；而技术推广站则规模小，开支大，经济上不能自足；一些农业科研项目更是花费巨大，但见效缓慢，令受援国负担沉重。（15）加之一般在中方专家离开后，农场管理运营往往会出现变化波动，也可能导致项目失败。
吸取了经验教训后，中国开始逐渐改变农业援助方式，更加注重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知识型、智力型的合作。即使在建设一些大型的农田设施项目时，也强调向农民传授种植生产技术。如1984年建成的加纳的阿菲费灌溉工程不仅修建了一座水库并开垦改良了近千公顷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将土地分给了两千户当地农民，调动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农民纷纷主动要求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在项目移交给加纳十余年后，中国专家推广辅导的技术和小型农具仍在垦区使用，田里的禾苗长势良好，耕地面积还比以前扩大不少。（16）在卢旺达的鲁奔迪和卢瓦玛加纳垦区，尼日尔的萨加、哥罗、塞白里和蒂亚吉埃尔下四片垦区的开发过程中均采取了类似模式，由中国政府提供资金兴办水利设施，购置机械农具；当地政府协调管理，组织农民承包租赁土地；中国专家则提供种植示范和辅导，传授农民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相关技术。在这种模式下，双边政府没有长期的经济负担，农民自垦、自种、自收、自营，有较强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能有效保持项目的生命力。（17）此外，中国政府还为非洲国家组织了一系列的农业技术学习班，有时邀请非洲技术和管理人员到中国观摩，参加栽培技术、动植物保护、水利和农业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研讨班，有时则派遣中国教员到非洲，在农田现场提供技术指点或为当地民众开办藤编、农具维修之类的培训课程，因其成本小，反响不错，这一合作形式延续至今。
不过，技术交流中也存在着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在马里，中国专家曾尝试推广宿根稻栽培，在试验田取得成功后在大田大面积种植时却遭到了失败，一些措施如水整水播、深水淹草等无法实施。究其原因，在试验田种植时，中国专家能精心照料，严格保证技术要求，但在大田推广时土地条件、管理方式都有显著差别，所以效果不尽如人意。（18）70年代末，布罗蒂加姆教授在非洲调研中国农业援助时也注意到部分当地农民不适应中国专家带来的耕作方法，使技术传授的成效大打折扣。比如，中国农民插秧时讲求水深一致，稻田表面看起来要像湖一般平整，仅留绿色秧苗顶端在水面之上。可西非的农民抱怨这样做太难了，在中国专家走后，当地人便按自己的标准判断田地是否平整，结果经常会将一块块土丘留在水面外，而插在土丘上的秧苗就都枯死了。另外，西非的旱作小米和稻谷每公顷只需要50～79个工作日的劳动量，而中国的灌溉水稻却平均要150个工作日（当然精耕细作后，产量也会相应高出数倍），这导致中国水稻技术在缺乏劳动力的非洲农村不易推广。（19）
鉴于以前援助项目的中方人员离开后，项目往往无法持续，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如何能让中国技术人员长期留在非洲，在当地扎根，从而使援助的影响不只停留在短期和表面现象，而可以更深层次地改进受援国的农业生产状况。主要的方法便是将援助与市场相结合，通过企业运作来维持维护援助项目。1996年，应几内亚请求，中国农业部成立了非洲农业开发中心，以企业的身份与几内亚农业部农业工程局合资组建了中几农业合作开发公司，中方占80%股份。（20）农业部为项目定下的基本思路是“政府扶持，企业经营；积极慎重，由小到大；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以粮为主，多种经营”。（21）遵循这一原则，公司开发建设了一个占地约2000公顷的农场，种植袁隆平的高产杂交水稻，每年可以收获两三千吨大米；并根据市场需要兴办了一万套父母代种鸡场、五万只商品蛋鸡舍、年产5000吨的小型饲料加工厂、塑料编织袋厂、大米加工厂、农机修配厂等。（22）在十几年后，不仅企业依然正常运转，收益良好，而且也为几内亚提供了大量的农畜产品，在企业内培养了一批熟悉农业技术和机械操作的雇员，向企业外的农民则推广示范了科学种田的方法。（23）
这一方式的推广也得益于援外大方向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国家大力推行优惠贴息贷款的经援方式并鼓励援助与投资贸易等市场活动相结合。不少农业企业因此谋划利用政策的扶植“走出去”，有的在非洲新建农场，也有的改造振兴以前的援助项目。其中比较成功的有赞比亚的中垦农场、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马里合资改造的糖厂等。虽然一些中国政府的农业援助项目已在非洲扎根，并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但问题依然存在。首先，生存下来的项目效益依然有限，比如加纳的阿菲费项目曾经濒临破产，当地技术人员也没能准确掌握中方的技术；（24）坦桑尼亚的剑麻农场多年来也一直为取得利润而困扰。其次，即使是这类勉强维持的项目也并不是很多，有些项目受非洲当地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影响而夭折，例如，1996年在加纳援建的一家可可加工厂由于政治因素至今未能投产。最后，有些企业面对中国国内严格的融资审批程序而却步，农业前期开发投入大，但从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优惠贷款的要求高、限制严，所以企业对利用援助性信贷在非洲开展农业项目的兴趣不高。（25）这意味着农业援助的长期效果和可持续性依然是个未解的难题，而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迅速上升，与非洲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交往迫切需要更多、更有效的援助项目，新的援非形式于是应运而生。
三、当前农业援助新形式
进入21世纪后，中非政治经贸合作快速增长、不断深化，借助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农业援助更趋系统化和多样性，其中一个重要的新形式就是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在非洲建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后应非洲国家要求增至14个；在2009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沙姆沙伊赫会议上，中国又再次承诺增加至20个；而到2013年3月，中国在非洲实际有25个建成、在建或待建的中心（参见下页表1）。示范中心的形式融合了农业援非几十年来的经验与思考，有三个目的：第一，要运用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示范高产作物、良种繁育和各类蔬菜牲畜的生产，向当地社会展示现代化农业科技。第二，要培训所在国的技术人员和农民，传授实用技术。第三，希望中心能长期持续地运转。中国政府提供项目的建设费用和前三年示范培训等援助活动的资金。三年过后，如果所在国政府愿意，中方可以继续管理示范中心，但会以实施企业为主体，进行市场化经营，将中心建设成能收支平衡甚至赢利的商业性农场。（26）中国政府一般为每个中心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建设资金，并在三年培训期内另资助共1500万元人民币经费。（27）
由于农业示范中心建设时间不久，有一部分仍然在建或待建，所以尚不能对其影响做全面的评估。不过，笔者接下来将对示范中心迄今为止的实施情况做初步小结，考量示范中心的三个设计目的是否能成功实现，特别通过在田野调查中直接了解的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马拉维三个国家的示范中心来探讨其实际效果和可持续性。
坦桑尼亚的中心由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下属的中一种业公司承建。该公司此前在坦桑尼亚并无项目，但曾在老挝等国试验过海外种植。2009年，中一公司争取到了在坦桑尼亚建设示范中心的任务，从2009年10月至2010年11月快速完成了建设。中心位于离达累斯萨拉姆约240公里的达卡瓦镇，占地62公顷。其中10公顷为试验田，种植杂交水稻、玉米和大棚蔬菜，还建有一个现代化的养鸡场；办公室占地2公顷，包括培训设施与组织培养实验室；另有50公顷铺设了灌溉和排水系统的农田做生产之用。在将建成的中心移交给当地业主的典礼上，坦桑尼亚总统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Jakaya Mrisho Kikwet）亲临现场，对中国人能如此迅速建成此项目深感满意。（28）
然而，中心接下来的运营却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中心要培训当地技术人员时发现找不到足够学生。因为坦桑尼亚技术人员要从全国各地来中心培训的差旅费不在中方援助之列，而坦桑尼亚政府没有为此列出足够预算，结果学员来源大大缩小，中心的示范作用大打折扣。（29）其次，如果三年后中心完全移交，杂交水稻的种植可能会出现问题。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中国政府不允许出口杂交水稻的亲本，国外种植必须每年从中国购买种子。而坦桑尼亚农户认为每年买种子费用太高，不愿意花这笔钱。中心的经理尝试劝说当地农民在种子上稍做投资，将来能换回四至五倍的收成，但收效不大。他对此很无奈，说当地人对生活“得过且过，没有统筹的观念”。最后，中心的长期经营模式也尚未确定，中方经理表示在三年示范培训期满后，如果坦桑尼亚政府将中心仍然委托给重庆中一经营，他们完全有信心通过50公顷农田、养鸡场、蔬菜种植、育种和其他农技服务使其赢利。可这需要到时进行新的谈判，目前前景尚不明了。（30）
笔者也走访了坦桑尼亚农业部的负责官员，她表示示范中心对向农民展示先进的农业技术很有帮助，但告知坦桑尼亚政府已对中心的将来有初步打算，不太可能用做商业用途，而更可能被用做研究服务机构。事实上，坦桑尼亚政府为示范中心选定的地点紧邻一座以前朝鲜援助的农业技术站，将来很可能会将这两个外援项目结合为一家农技研究所。而关于杂交水稻，她说，米饭是坦桑尼亚人的第二主食（在玉米之后），但因为价格高，所以一般只在逢年过节时才吃，这意味着水稻种植在坦桑尼亚的潜力很大。不过，正因为米饭是一种高档食品，坦桑尼亚不会像中国那样只追求水稻产量。当地人觉得中国的高产米口味不如本土的稻米，坦桑尼亚发展水稻技术时会更注重产量与口味的平衡，“不但要高产，还要好吃，有香味”。（31）
埃塞俄比亚示范中心的承建单位是广西八桂农业科技公司，这家企业在国内曾有管理八桂农场（广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的成功经验，所以在商务部埃塞俄比亚项目招标时被选中。埃塞俄比亚政府将示范中心安排在距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仅90公里、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的金奇镇附近。中心占地面积52公顷，包括大棚蔬菜、食用菌园、试验区、作物示范区、放牧区与养殖园。
与坦桑尼亚政府不同，埃塞俄比亚政府对农业示范中心在培训和市场领域的示范作用非常重视。一方面，他们把示范中心与本国的农业职教培训项目紧密结合，将示范中心定位为“（职教）培训师的培训师”；另一方面，期望示范中心能集中展示面向出口的园艺蔬菜生产、包装与销售整套过程。埃塞俄比亚农业部的项目协调人说，“如果（示范中心的）实践模式好，我们会立刻把它推广到国内其他地区”。（32）同时，埃塞俄比亚政府已经决定在三年示范培训期满后不再聘用中方企业，而会由埃方接管运营中心一切事务。
与此相应，广西八桂公司的经理介绍其在培训示范的三年中的目标是：第一，要根据当地条件开展研究，保证在中国有效的经验在埃塞俄比亚也能适用。第二，培训当地技术人员。第三，要保证在中心移交时，当地伙伴有继续成功运营的能力。（33）虽然目标明确，但要真正使传授的技术适应当地实际却并不简单。一个例子是八桂公司规划示范养猪技术，但埃塞俄比亚人几乎不吃猪肉，认为示范这一技术在当地几乎没有意义。在了解了埃塞俄比亚人的习俗与想法后，八桂公司的经理表示将重新考虑养猪的计划，他说：“所有种植养殖项目都会和埃方讨论决定，我们将只做受埃塞俄比亚人民欢迎的项目。”（34）
与前两个项目相比，马拉维的农业示范中心商业元素更多。承建企业青岛瑞昌棉业自2004年起在赞比亚种植棉花。2007年年底马拉维与中国建交时，青岛瑞昌棉业受当地农业部邀请开始在马拉维种棉、收棉，并与中非发展基金合作投资2500万美元在巴拉卡地区建起了轧花厂和榨油厂。公司目前与马拉维国内约十万户小农户合作，由公司技术人员向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发放化肥农药等物资，然后按约定收购棉花。2011年与2012年公司连续两年在马拉维成为棉花收购冠军，击败了多家来自英国和印度的竞争对手，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鉴于瑞昌棉业在当地得天独厚的优势，2011年10月，商务部指定由其承建在马拉维的示范中心。
由于审批繁琐及雨季耽搁，2013年年初中心尚未建成。据马拉维分公司负责人介绍，示范中心计划建在马拉维棉花产区之一塞利马，不仅有棉种培育的实验室，还可能与马拉维政府合作建一家棉种公司，改变目前依赖进口棉种的局面，每年能为当地节省近千万美元外汇。当然中心也会重视培训当地农民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技能。马拉维农业部邀请青岛瑞昌棉业投资时就曾在合作协议中要求其传授棉花种植技术、培训当地研究人员，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企业始终难以顾全这方面的工作，示范中心的建立可以大大帮助企业履行培训和研究等社会公益责任。而依托中心的建设，瑞昌棉业也期望能进一步增强其在塞利马地区的经营活动，会再建一座轧花厂，打造公司在马拉维的第二个基地。（35）
从以上三个例子可以看出，第一，示范中心要展示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的目标相对容易实现，只要手续顺畅、物资到位，中心一般能够很快建成。不过，各国对示范技术的选择却有各异的要求，例如中方推荐的杂交水稻或养猪技术未必符合非洲的需要，所以中心的建设方仍需增强与当地社会的沟通交流，精选适应非洲情况的实用技术。第二，培训任务比较复杂，牵涉配套经费以及与当地现有农技培训项目对接的问题。由于国情不同，难以设定一个普遍的最佳方案，有待在具体实践中摸索出最适合所在国的形式。（36）第三，要通过商业模式来维持示范中心运转的想法不能完全被非洲国家所接受。目前，南非和埃塞俄比亚已明确表态在三年培训期满后不会委托中国企业继续经营，其他有些国家如坦桑尼亚对市场化运营也并无兴趣。由于示范中心是援助项目，移交后便属于受援国的财产，中方不便干涉其决定。不过，还是有几个中心成功地将援助与商业投资结合起来。除马拉维以外，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苏丹示范中心的承办企业都同时在所在国经营了大规模农业项目。示范中心为商业项目提供了研究培训的平台，塑造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商业运营则促进了中心的农业技术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协助了技术传播，从而使中心能长期持续地发挥作用。
总体而言，虽然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农业示范中心为其提供技术援助，但中方预期的效果并不能完全实现。新的援助形式在针对资金不足、培训不到位、效果不持久等老问题进行相应改进的同时，却往往遇上新障碍、新挑战，效果依然无法尽如人意。可以料见.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探索在今后还将继续。
四、从援助到发展
怎样提高援助的成效不仅是中国对非援助独有的难题，西方国家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非洲的援助面临同样的困境，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援助未能帮助非洲走出贫困，反而造成一些国家长期依赖援助，无力独立发展。出生于赞比亚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达比莎·莫约（Dambisa Moyo）还为此写了《死亡的援助》（37）一书，批评援助对受援国有害无益，认为只有投资和商业才能促进非洲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持续不断地试验改进援非的形式究竟会不会有真正的效果？中国式的援助能否最终有助于受援国长期的发展？
其实，回顾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演变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援助项目正在模糊商业与援助的界限，日益讲求经济效益、增强市场化经营元素成为近年对外援助改革的大趋势。将援助与企业经营相结合不仅可以产生利润，供养常驻人员，保证设备维护，从而延续援助项目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更可作为示范样本带动其他企业模仿成功经验，或直接融入当地经济完善产业体系，提升产能，创造就业；同时，企业能够切实深入地了解当地市场环境、把握发展动态，由它们提供与经营相关的技术培训，比如马拉维的棉种培育和棉花种植指导，实用有效，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自然受到受援国政府和民众的欢迎。这意味着，对利润的追求反而能够有利于改善援助的效果，而纯粹不求经济效益的援助难以持久且成效不彰，援助向商业化的转变为解决援助有效性指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新思路。
援非形式商业化的转变源于中国本身的经验，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历程密切对应。当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时，援助也自然以政治为中心，不计成本；而当责任承包制在中国推广时，援非的垦区开发也采取了类似的模式，鼓励农民自种自营；此后当中国农业生产进入资本化和产业化运作阶段时，援助方式也体现出相应转变，由大企业借助优惠贷款在非洲经营农业项目，并将科技培训等内容与商业项目有机结合。援助中加入的商业元素其实都是在中国国内市场改革中历经考验、行之有效的方式。中国自身正是通过不断深化扩大市场机制改革而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迅速推动了农村现代化。中国的成功经验证明市场经济是落后国家脱贫发展的最佳道路，而在援助中强调市场经济正是为了协助受援国从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吸取经验。
20世纪80—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便曾在非洲大力推行减少政府干预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的“结构调整”政策，结果却乏善可陈，没有给非洲带来实质性的飞跃发展。为什么中国的市场改革却能成功？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结构调整政策试图从国家政策、财政、所有制等宏观层面发起激进改革，要求非洲国家政府在限期内满足一系列条件才能获得其所需的贷款，结果往往造成当地经济剧烈动荡，并产生了许多没有预见到的副作用。而中国的改革多从某个地区、某个部门、某个方面、某项政策开始试点，“摸着石头过河”，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践积累，吸取了各种失败挫折的教训后才形成相对成功的模式，并逐渐推广到其他地区和部门。同样是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式道路的特点之一在于没有生搬硬套任何标准理论，而是通过坚持不懈的试验和实践，找出适合具体国情、民情的经济模式。
在亚洲、非洲等地的传统社会中，尤其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光靠政策开放或政府措施并不能有效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由于长期以来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基本局限于一片狭小的区域，自给自足，对现代化、全球化的资本流通和市场竞争缺乏了解，在文化观念、生产技能以及经营意识等方面都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不适应。例如，非洲农民或不愿投资买种子，或不习惯科学的种植方法，或不知如何出口产品。在此情况下，即使宏观政策调整了，大多数农民并不会随之立刻改变他们习惯的生产方式，迅速向现代化市场经济转变，反而经济动荡可能会对脆弱的传统农业产生负面冲击。所以，传统农业社会要发展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是改变广大农民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这种改变不只是几条政策、几个想法或几项技能的改变，而是社会生活中包括文化教育、技术设施、商贸流通、组织结构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变革。如果仅注重改变个别局部，而没有带动其他方面的变革以相适应，则往往会造成新潮外来的观念或技术无法融入当地整体环境，缺乏适用性与可持续性。无论是西方从宏观政策着眼推动的非洲市场化改革，还是中国散布在非洲各国的援助项目，如果没能全面接驳当地社会，作为一个片面外来的措施，只会产生短暂表层的效应。
可如果单独的项目和措施不能奏效，援助怎样才能推动庞大繁杂的非洲社会整体进行现代化的改变？其实，在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现代科技遍布全球的今天，任何传统社会都不可能完全置身现代化潮流之外。非洲即使是最偏远的村庄或是游牧的部落也都受到了手机、汽车、进口商品、外国游客等各方面的冲击，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更是主动迫切地要推动本国转型为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只是由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差异过大，或转变过程中各方协调不足才导致变革进展缓慢，落后局面依旧。正因为当地社会自身要求并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转型，外界的援助才有了意义。虽然外来的局部的援助项目（如农场或工厂等）无法使一个社会立刻脱胎换骨按现代经济模式运转，但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提供部分先进的硬件设备，缓解落后造成的巨大物质条件差距；另一方面，可以便利当地人直观具体地学习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作为范例引导促进社会转型。也就是说，援助可以帮助当地社会更快速、更平稳、更顺畅地转型。
既然认识到外来援助只能是社会转型的润滑剂和助推器，而不是转型的发动机，我们就不必苛求援助的效果，不必要求所有援助项目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并能长期持续运营。在总体环境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现代化的项目运作不可能一切顺利。尤其是农业项目往往投资大，回收期长，受价格波动、气候变化等意外情况影响的风险高，而且农村地区信息闭塞、传统习俗根深蒂固，农民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比较缓慢，所以在非洲农业领域进行商业经营的难度相当大。但正是因为有各种困难，单靠市场化经营无法解决才会需要外来帮助。而且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转型都是一次前途莫测的艰难试验，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对援助项目而言，成功固然可喜，能使外来的模式适应当地实际条件，在局部领域示范先进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传统社会的变化。但即使项目没能达到理想效果，也有助于找出未曾发现的阻碍转型的因素，以利今后的变革对症下药。可以说，无论效果大小、持续长短，只要援助项目能注重当地实际，参与当地实践，就已经为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发展转型的综合性与艰巨性决定了这将是一个渐变长期的过程，所以看待援助项目时也需要耐心和长远眼光。
而对于相对发达的援助方，援助并非单方面的施舍。现代经济需要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国家间的分工合作以及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帮助其他国家发展也能为本国的企业提供新市场，为自身的国际合作增加新伙伴，促进世界经济整体繁荣。所以发展援助不仅是道义善举，其实也是经济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正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非洲投资经营，中非间的经贸往来不断加强，中国政府的援非力度才进一步增大，以助非洲国家更快、更好地向市场经济转型，因为非洲的稳定繁荣已与中国国家利益紧密相连。在此意义上，当前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可以说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延续，体现了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走向世界的新阶段。所以，对非援助应该秉承在国内改革中行之有效的实践探索精神，摸着石头过“洋”，在深化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化建设的同时实现广大非洲国家共同发展。
①United Nations,"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1 Revision," ESA/P/WP/224,March 2012,p.11,http://esa.un.org/unup/pdf/WUP2011_Hightights.pdf.
②Deborah Brautigam and Tang Xiaoyang,"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n Agriculture:'Down to the Countryside'," The China Quarterly,Vol.199,2009,p.686；李嘉莉：《中国对非经济参与发展合作的形态与成效——中非农业合作的实践经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0年5月，第2页。
③周建军、王强：《新形势下对非洲农业援助的探讨》，载《国际经济合作》，1997年第3期，第10页；恭为农：《中非农业合作的历史透视》，载《调研世界》，2001年第7期，第13页；齐顾波、罗江月：《中国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的历史与启示》，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2页。
④郧文聚：《21世纪的中非农业合作》，载《西亚非洲》，2000年第5期，第38-39页。
⑤陈燕娟、邓岩：《中非农业合作可持续性研究》，载《世界农业》，2008年第1期，第63-64页。
⑥蒋和平：《中非农业合作的思路与政策建议》，载《农业科技管理》，2008年第6期，第5-7页；徐继峰、秦路：《中非农业合作的现状、问题和建议》，载《世界农业》，2011年第8期，第32-36页。
⑦Deborah Brautigam and Tang Xiaoyang,"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n Agriculture:'Down to the Countryside'," p.687.
⑧Shenggen Fan,Bella Nestorova and Tolulope Olofinbiyi,"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Implications for Africa,"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hina-DAC Study Group on Agriculture,Food Secur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Bamako,April 27-28,2010.
⑨郧文聚：《中非合作开发农业的战略选择》，载《中国软科学》，1998年第12期，第96页。
⑩薛宏：《中国对非农业发展与经济合作》，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0年3月17日，第2页。
（11）Mahmud Duwayri,Dat Van Tran and Van Nguu Nguyen,"Reflections on Yield Gaps in Rice Production:How to Narrow the Gaps," FAO,1998,http://www.fao org/docrep/003/x6905e/x6905e05.htm.
（12）《坦政府公开招标经营姆巴拉利农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经济商务代表处网站，2004年8月17日，http://tz.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408/20040800265419.html; Chambi Chachage and Richard Mbunda,"The State of the Then NAFCO,NARCO and Absentee Landlords' Fames/Ranches in Tanzania," Research Report for the Land Rights Research and Resources Institute,Dares Salaam:Haki Ardhi,2009。
（13）马建华：《乌干达奇奔巴农场重现生机》，载《国际经济合作》，1992年第12期，第38页。
（14）李嘉莉：《中国对非经济参与发展合作的形态与成效——中非农业合作的实践经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0年5月，第6页。
（15）薛宏：《中国对非农业发展与经济合作》，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0年3月17日，第10页。
（16）薛宏：《中国对非农业发展与经济合作》，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0年3月17日，第8页。
（17）周建军、王强：《新形势下对非洲农业援助的探讨》，载《国际经济合作》，1997年第3期，第10-11页。
（18）薛宏：《中国对非农业发展与经济合作》，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0年3月17日，第10-11页。
（19）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38.
（20）《几内亚世纪高大公司》，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网站，2010年11月10日，http://a7610815.site.hichina.com/d270821186.htm。
（21）《到非洲办农场——中几科巴农场访问记》，载《人民日报》，1998年1月22日第9版。
（22）《几内亚世纪高大公司》，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网站，2010年11月10日，http://a7610815.site.hichina.com/d270821186.htm。
（23）夏泽胜：《总统关怀下的中几农业合作开发项目》，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网站，2007年11月8日，http://www.cnadc.com.cn/xwdt/2007/11/ngwubkhj2y.htm。
（24）郧文聚：《从国际援助的发展看中国对非农业援助》，载《西亚非洲》，2000年第2期，第17-23页；恭为农：《中非农业合作的历史透视》，载《调研世界》，2001年第7期，第13页。
（25）蒋和平：《中非农业合作的思路与政策建议》，载《农业科技管理》，2008年第6期，第5-7页；徐继峰、秦路：《中非农业合作的现状、问题和建议》，载《世界农业》，2011年第8期，第32-36页。
（26）笔者对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官员的访谈，北京，2008年9月。
（27）也有个别例外，比如马拉维的中心因加入畜牧业内容，建设经费增至4750万元人民币。参见笔者对中国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官员的访谈，北京，2013年3月。
（28）《“重庆造”中国援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成功移交》，载《重庆日报》，2011年5月26日第A5版，http://news.163.com/11/0526/04/74V3HFEV00014AED.html。
（29）笔者对坦桑尼亚农业企业管理人员的访谈，北京，2012年10月。
（30）笔者对坦桑尼亚农业示范中心经理的访谈，达卡瓦镇，坦桑尼亚，2011年9月。
（31）笔者对坦桑尼亚农业部常务秘书的访谈，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2011年9月。
（32）笔者对埃塞俄比亚农业部协调员的访谈，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2011年11月。
（33）David J.Clark,"Project Promotea Food Security in Ethiopia," China Daily,October 19,2011,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1-10/19/content_13929487.htm
（34）笔者对埃塞俄比亚农业示范中心经理的访谈，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2011年11月。
（35）笔者对中非棉业马拉维公司总经理的访谈，巴拉卡，马拉维，2013年1月。
（36）一个在实践中改善培训效果的例子是贝宁的示范中心。针对学员不够的问题，他们采用了“走出去”的方式进行培训，开着车，带着小发电机和手提电脑到田间地头放幻灯讲解农业技术。每次讲解都会有1～200名农民参加，技术人员还能同时示范打农药。当面示范也有助于解决沟通障碍问题，因为当地农民可以看到具体操作，而不是依赖语言或转述。参见笔者对中国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官员的访谈，北京，2013年3月。
（37）Dambisa Moyo,Dead Aid,London:Penguin UK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