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开放度、供需政策与经济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供需论文,对外贸易论文,风险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来，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经济出现了长期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其中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78～2014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高达21.7%，远远高于GDP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涨到2006年的65.2%，虽然近年该比重有所回落，但是仍然在40%以上，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改革开放成果显著，贸易开放度迅速攀升，使得我国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国际分工中加快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率，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越来越严重，而处于全球化失衡和从属地位的中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外在通货膨胀风险、金融风险等输入性经济风险的冲击，经济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增加（赵进文、丁林涛，2012）。 当前有关对外贸易开放度的研究主要从其测度方法，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关联性等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关于对外贸易开放度测算的研究，基本上都以对外贸易（即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基础，来反映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程度（李翀，1998）。随着金融在对外开放中的影响和作用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研究从贸易和金融两个方面来研究对外贸易开放度，在具体构建开放度指标的时候又包括开放政策和开放结果这两种测算方法（胡立法，2004；赵伟等，2005；吕志鹏等，2015）；其次，有关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对外贸易开放有助于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并形成规模效应，最终通过技术的进步、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包群等，2003；张庆君，2008），目前该方面的研究如火如荼，从研究方法（张立光、郭妍，2004；包群，2008；张建清、蒋坦，2014）、模型设定（贾中华、梁柱，2014）、研究范围（兰宜生，2002；李洁、张天顶，2006；陈福中、陈诚，2013）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再次，对外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率间的动态关系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常常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构建具有价格粘性的凯恩斯主义模型进行研究，基本结论是对外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存在负相关（Romer，1993；黄新飞，2007）。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并转型，对外贸易开放度具有时变特征，因此我国有关对外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多数倾向使用非线性和非对称的测度方法，得出两者之间关联性的结论也存在阶段性的差异（李杰、庞皓，2011；赵进文、丁林涛，2012）；最后，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经济政策的关联性主要集中在货币经济政策，而且常常与通货膨胀和产出等政策目标一起构建模型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开放度发生变化时，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裴平等，2006；马勇、陈雨露，2014），如何进行最优货币政策选择（何国华、张龙翔，2013）等问题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采用基础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度量对外贸易开放度，然后从以下两个方面研究对外贸易开放度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一方面，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视角出发研究对外贸易开放度与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斜率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分析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中获得经济政策操作的启示；另一方面，从经济风险的角度出发，研究对外贸易开放度与我国产出和通胀风险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为对外贸易政策的实施和国家风险的防范提供政策建议。 二、对外贸易开放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将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来构建对外贸易开放度与宏观经济之间关联性的分析框架，并通过相应的理论模型来分析经济开放度与通胀和产出之间的相关性到底会呈现怎样变化？经济政策对此将做何反映？ （一）基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分析 Romer（1993）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有负向的相关关系，即开放程度越高，通货膨胀越低，此时总供给曲线（如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将更加陡峭，这一方面说明快速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率上涨的影响将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说明通货膨胀率一旦出现快速增长，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摆脱这种局面（Mishkin，2007），也即政策制定者将面临更大的产出通胀替代比，此时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在产出增加条件下，有更大幅度的上升。此时，一般都会避免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
图1分析了不同对外贸易开放程度的经济在一定量的需求冲击下（如货币政策冲击，如图1中带有箭头的粗线条所示），产出和通胀所产生的变化。其中，
分别表示在开放程度较高和开放程度较低的总供给曲线，斜率越大说明经济开放程度越高，总供给曲线AS越陡峭；
分别表示在开放程度较高和开放程度较低的总需求曲线，斜率绝对值越小，说明经济开放程度越高，总需求曲线AD越平坦。图中的虚线表示在一定量的需求冲击所导致的总需求的变化。我们看到在一定量的需求冲击条件，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条件下，经济中的产出通胀均衡点从原始的均衡点A变化到新的均衡点C；而在较高的经济开放度的条件下，均衡点从A点变化到B点，虽然最终的均衡点都有相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但是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其产出水平较低，说明经济的开放程度越高，产出通胀的替代比就越高，即想降低一个百比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就得付出更大的产出下降的代价。因此，经济开放程度和产出通胀比的关系是政策制定者决定他们是否采取强烈的反周期货币政策的重要经济理论基础。 （二）对外贸易开放度与产出和通胀的理论模型 为了检验对外贸易开放度与产出和通胀之间的相关关系和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Svensson，1997）来加以说明，即：
为了说明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联合影响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本文在式（3）中给出了货币需求方程。参照Leeper和Roush（2003）可以设定一个最优利率政策规则来最小化损失方程，即
三、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经济政策和经济风险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检视对外贸易开放度与供需政策，以及经济风险的关联性和作用机制。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从图5的对外贸易开放度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度的趋势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尤其是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呈现显著的上涨，一度超过60%并接近70%，直到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爆发才结束上涨趋势，并缓慢下降，其中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全球性经济衰退，我国经济开始衰退（如图2所示），价格水平下降（如图3所示），对外贸易低迷，导致对外贸易开放度急剧下降，但随着积极货币政策的采取（如图4所示），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对外贸易开放度又逐渐恢复，但却没有打破对外贸易开放度下降的长期趋势。 （二）对外贸易开放度与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 下面本文基于对外贸易开放度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理论关系。从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设定和斜率的估计出发，分析和验证对外贸易开放度与总供给和总需求斜率之间的关系。 1.总供给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2.总需求模型的设定和估计。 类似地，基于方程（5）中的理论可以检验总需求曲线与经济开放程度之间是否存在上文理论模型中所阐述的正向关系，具体地，可以建立如下的模型用来估计总需求曲线的斜率
，即
最后，为了验证总供给曲线斜率和总需求曲线斜率与对外贸易开放度之间的正向关系，采用如下区制转移回归方程估计开放度与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斜率之间的关系，即
3.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之间关联性的实证结果。 根据上文给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理论模型，以及与经济开放度之间的关联性，本文首先根据方程（7）和方程（8）估计出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中的斜率。根据上述对模型滞后阶数筛选的方法，文中方程（7）和方程（8）均选取滞后阶数为1的回归，并在方程（8）中剔除了回归系数不显著的货币增长率的系数，并尝试使用3年（12个季度）、4年（16个季度）和5年（20个季度）的滚动回归模型估计得到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滚动时变斜率，通过模型（7）和（8）估计结果的AIC和BIC的比较，最终选择3年滚动时窗的滚动回归模型。最终得到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时变滚动回归系数如图6和图7所示，并采用区制转移模型（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得出其与对外贸易开放度高度相关区制的平滑概率，并用阴影标识出来。
首先，从图6中总需求曲线的斜率来看，除了1999～2001和2011～2013年以外，其他时间总需求曲线均为负值，与宏观经济理论中开放经济条件下总需求曲线斜率为负（向右下方倾斜）的理论结论和经验证据基本上一致，说明通胀缺口与产出缺口存在反向替代关系；同理，图7中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基本上满足宏观经济理论中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斜率为正）的基本假设。
其次，表1给出了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与对外贸易开放度之间相关关系的估计和检验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开放度与总供给曲线在高相关区制内（如图7中的阴影区域）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即对外贸易开放度越高，总供给曲线就越陡峭：表1中第三列的总供给曲线和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区制转移模型的斜率参数均为正值，且都非常显著，说明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均为正值，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所不同的是其相关程度存在些许差别，2000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对外贸易开放度逐步平缓上升，但是与总供给曲线斜率的相关性相对较弱。 （三）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风险 上述研究通过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间接地分析了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性，实际上对外贸易可以直接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进行传导的外部冲击，给我国经济带来重要的影响（孙立坚、孙立行，2005；贾俊雪、郭庆旺，2006），王聪和张铁强（2011）认为在经济开放进程中，美国次贷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要远超于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开放增加了金融风险。因此，研究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经济风险的测度。 参考刘金全（2002）、刘金全和张鹤（2003）、刘金全和张海燕（2003），以及Wang和Yao（2007）将在一定置信水平下，预期最大的经济下降量称之为经济在险水平（Growth at Risk，以下简称GaR）用来度量经济增长的单边风险，该方法类似于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表示在给定置信水平下超过设定目标的预期最大损失的VaR方法（Jorion，1997）。
上述单边经济风险的测度方式，随着采取的变量不同，其经济含义也有不同。若
为经济增长率，
则表示经济下行风险的测度；若
为通货膨胀率，
则可测度通货紧缩风险。此外，还可以对方程（10）和方程（11）进行相应的改写，采用
测度不同程度（随着所选
的不同而不同）的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风险，如图9中的实线就表示在给定时点的过去五年内经济增长出现严重过热的经济风险，从图中可以看出经济过热的风险强度与高速经济增长区域对应。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7年前后所对应的经济过热风险加大（由于滚动计算的原因，高速经济增长区域与严重经济过热风险区域存在一定的滞后）。也可以通过设定目标增长率或通胀率
通过公式
求出出现该目标的可能性（概率），如图9中的虚线即为给定时点的过去五年内经济增长低于7%的可能性，对比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来看，经济增长率低于7%的可能性总体上都较低，基本上都低于15%，经济增长率低于7%的可能性高于5%的区域在过去5年内经济增长率均有接近或者实际达到过7%的经济增长率，主要体现在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以及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因此，GaR测度经济风险的方法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定滚动时窗和目标经济增长率来检测和预警经济增长出现极端风险的可能性。 2.对外贸易开放与经济风险的关联性分析。 鉴于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风险较大，本文将重点分析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短期和中期内出现严重经济衰退或严重通货紧缩的关联性，其中图10～图13分别给出了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短期（2年或8个季度）、中期（5年或20个季度）出现严重（出现的概率小于5%）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风险。从图中实线所表示的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风险可以看出：第一，由于滚动时窗长度的不同，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中期风险将比短期要平滑，短期风险的波动幅度将更为剧烈，虽然短期和中期的风险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总体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二，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经济下行风险较大的区域均在1993～1994年，以及2008～2009年这两个区域，这也对应着图2中实际经济增长率出现大幅下降的区域，而短期和长期通货紧缩风险存在较大差别，在经济在1997年实现软着陆前后，短期和长期均出现较大的通货紧缩风险，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短期通货紧缩风险较大，长期通货紧缩风险较小。 借鉴刘金全和张鹤（2003）实证研究中经济风险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阶段性溢出的思想，采用Filardo（1994）、Kim和Nelson（1999）的两区制时变转移参数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经济风险与对外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区制关联性进行估计和检验，具体的模型如下：
其中，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不同，
可以分别表示短期和中期的严重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的风险，
表示上述研究对象与对外贸易开放度之间关联性的低区制和高区制，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参数
的值，无论是在区制1还是在区制2，其估计结果均为负值，且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短期严重经济下行风险区制1的估计结果除外）。这说明对外贸易开放度上升，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的风险均显著下降，也即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的风险，同样对外贸易开放度的下降也将会导致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和通货紧缩风险的上升。这说明我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发挥对外贸易稳定我国经济的积极作用（许和连、亓朋，2008）。第二，通过对比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风险的系数的估计值可以看出：对外贸易开放度对不同对象的作用强度不同，具有非对称性。其中，对外贸易在稳定我国价格方面的作用效果要远远大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对外贸易开放能够发挥各国资源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在全球的配置，平衡了我国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使得对外贸易开放度对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作用；而作用大小的差异说明：相比经济增长，我国价格容易受到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外在通货膨胀输入性风险不容忽视。第三，通过对比对外贸易开放度在不同区制下的作用效果可以看出，对外贸易开放度的作用效果存在阶段性和区制性的差别，其中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经济下行风险和通货紧缩风险相关性较高的区制的平滑概率已经在图10～图13中用阴影加以标识。从估计结果来看：虽然两个区制的系数估计值没有出现本质上的逆转，但是在高度相关区制的系数要显著大于在低相关区制的系数，且系数差别随着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存在显著的差别。但是从近年来看，对外贸易开始回暖，对外开放度处于较高的水平，再加上当前经济已经处于放缓阶段，经济下行（通货紧缩）的空间已经不大，因此，经济增长再出现严重下行风险，出现严重通货紧缩的概率相对较小，经济风险也在逐渐下降。 四、经验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分析了对外贸易开放度与我国总供给和总需求政策的关联性。及其与经济下行风险和通货紧缩风险间的作用机制，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对外贸易开放度与我国总需求曲线总体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总供给曲线总体上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证实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理论中对外贸易开放度越高，总供给曲线越平坦，总需求曲线越陡峭，产出与通胀替代比提高，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大打折扣。 其次，对外贸易开放度与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和通货紧缩风险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是我国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重要原因，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有助于克服当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风险。因此我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 最后，无论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实证分析，还是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风险的检验，对外贸易开放的作用效果虽然没有出现截然不同的反转，但却显示出显著的阶段性和区制性，这一方面与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外贸易作用效果的非对称性。因此，对外贸易开放度的作用需要根据国家经济运行周期的大环境，对不同的目标变量（产出或通胀）进行有目的，有规则的调整。
①这里的潜在通货膨胀率和潜在实际GDP都采用HP滤波计算得到。此外，本文还采取的CF滤波和状态空间模型的方法对潜在通货膨胀率和潜在实际GDP进行了估计，但是为了避免回归模型中非平衡特征所导致的残差非标准分布，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变量是否平稳，并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除HP滤波得出的实际GDP增长率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缺口外，其他两种方法计算出的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增长率缺口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没有予以采用，限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给出相关结果，如有读者感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②在采用滚动回归对系数进行估计之前，先确定方程的滞后阶数和，具体的方法是从4阶滞后开始搜索，每次搜索1阶级滞后，直到1阶为止。如果在95%的置信水平下，滞后阶数的系数不显著，我们就将该阶滞后从方程中剔除，以此类推，直至找到在95%的显著水平以上都显著的滞后阶数的系数，并检验误差的序列相关和ARCH效应，最终确定的阶数就是模型中包含的最大滞后阶数，进而获得最终需要估计的模型，然后以此模型为基础进行滚动回归估计。 ③在区制转移模型的估计中，采用AIC和BIC信息准则来确定是否对常数项、残差的方差项设定不同区制。表2中的模型估计也采用了类似的筛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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