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莎评的人性论特征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论文,特征论文,意义论文,梁实秋莎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上半叶评论过莎士比亚的中国学人中，梁实秋是一位引人注目、特立独行的批评家。仅1932-1939年间，梁实秋就发表20余篇莎评文章，成为这个时期国内撰写莎评最多的人。这些文章虽然评论内容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评论莎士比亚的立足点是基于人性论。众所周知，在20世纪20-30年代，梁实秋因宣扬“人性论”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人的联合围攻，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梁实秋的名字是与臭名昭著的“人性论”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尤其是随着梁实秋的离世，大陆学者开始对他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价，对他在许多方面所做的成就与贡献也都开始给予肯定，许多是非逐步得以澄清。
梁实秋莎评的人性论基点
人性论是梁实秋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他的莎士比亚评论同样立足于此。他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的标准”(梁实秋1：312)。他还说：“批评之任务在确定作品之价值，而价值之确定，又有赖乎常态标准之认识”，“批评的主要的努力还是在于根据常态的人生经验来判断作品的价值”(梁实秋1：302)。梁实秋认为，人性是普遍的、固定的、永久不变的，文学的任务就在于描写这种根本的人性，文学表现人性才有永久性，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不断以莎士比亚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指出：莎士比亚所以永恒不朽，正是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他竭力为莎士比亚的人性立场辩护，指出他是基于人性的立场来揭示人生与社会的，他的描写具有适合人类的普遍性，不具体属于或代表哪一个阶级。
在1926年10月27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文学批评辨”一文中，梁实秋认为，文学乃人性的产物，“《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所以文学作品的伟大，无论其属于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土，完全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标准之下衡量起来。无论各时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气候是如何的不同，总有一点普遍的质素，用柏拉图的话说，便是‘多中之一’”(梁实秋1：125)。他在“《李尔王》辩”一文中说：“莎士比亚的重要作品，没有一部其主题不是与人生有密切关系的。莎士比亚把握人的基本情感，所以他才成为‘不是某一时代的，而是为一切时代的’。《哈姆莱特》写复仇，《马克白》写罪恶，《奥赛罗》写嫉妒，《李尔王》写愤怒，这全是人类的基本情感”(梁实秋1：694)。1933年他在《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撰写“莎士比亚是诗人还是戏剧家？”一文中又指出：“莎士比亚的性格是富于想像的，但是他的想像的成分是可注意的。他的想像是伦理的(ethical)，是集中的，是向人心的深处想；不是浪漫的，不是放肆的，不是向狂诞处想。他对于‘人’特别的感觉兴趣。他对于各阶层的人都感觉兴趣，于是运用他的想像力去求了解；他对于各方面的生活都感觉兴趣，于是运用他的想像力去求体验。他的作品便是此种了解与体验的实录”(梁实秋8：596)。梁实秋的艺术感觉是独特的深刻的。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莎士比亚富于想像的深处的伦理的人性的内容。例如，1936年他在“《李尔王》序”中认为《李尔王》之所以伟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该剧的“题材是有普遍性永久性的”，“这戏里描写的乃是古今中外无人不密切感觉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伦常的关系乃是最足以动人情感的一种题材，莎士比亚其他悲剧的题材往往不是常人所能体验的，而《李尔王》的取材则绝对的有普遍性。所谓孝道与忤逆，这是最平凡不过的一件事，所以这题材可以说是伟大的，因为它描写的是一段基本的人性”(梁实秋8：491-492)。1937年，他在“《暴风雨》序”中还说：“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里描写的依然是那深邃繁复的人性——人性的某几方面”，但“他依然是驰骋着他的想像”(梁实秋8：258)。
翻阅梁实秋的莎评文章，这种人性论的批评随处可见。广而言之，梁实秋的人性论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有着内在联系。这一点毋需多言。从细处看，人性论不仅来自他的老师白璧德，更来自于18世纪英国著名批评家塞缪尔·约翰孙(1709-1784年)。人们常常提到梁实秋的人性论与白璧德的渊源关系，却忽视了与约翰孙批评观的事实联系。然而，这正是我们探知梁实秋批评观的有据可查的另一重要来源。
约翰孙对梁实秋莎评观的影响
约翰孙对梁实秋莎评观的形成有深刻的内在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从他对约翰孙关于莎士比亚评论的认同上可以看出，也可以从他早年出版的著作《约翰孙》中对约翰孙批评观的介绍和肯定上看出。
作为18世纪欧洲文学批评史上的著名批评家，约翰孙的超卓见解不仅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成为18世纪莎评基调中的主旋律。约翰孙为编辑出版《莎士比亚戏剧集》(1765年)所撰写的长篇序言集中了其批评观的精华，尤其是他的莎评中的“人性”的基本观点。他明确指出文学批评应求援于人性(杨周翰43)。据此，他认为，莎士比亚所以能赢得人们的普遍喜爱，获得超越时空的价值，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忠于普遍的人性”(杨周翰42)，“给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以正确的表现”(杨周翰38)。莎士比亚超越所有近代作家之上，“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真实镜子的诗人”(杨周翰39)，他的戏剧是“生活的镜子”，是“用凡人的语言所表达的凡人的思想感情”(杨周翰41)，真实地揭示了人性最普遍的存在状态。他指出：“莎士比亚把遥远的东西带到我们的身边，使奇特的事物变为我们熟悉的东西；他所表现的事件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假若真正发生了这个事件，那么它所引起的效果很可能正如莎士比亚所刻画的那样；我们可以说他不仅表现了在实际危难中人性的活动，而且也表现了在受到不可能遭到的折磨时人性的活动”(杨周翰41)。所以，从表现普遍人性的真实状态的角度来强调、揭示莎士比亚的永恒魅力，是约翰孙对莎士比亚研究的一大历史性的跨越和贡献。
约翰孙的批评观深刻地左右着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评论。1932年，梁实秋在自己写的小册子《约翰孙》中认为，“约翰孙是英国文学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梁实秋8：3)，他写的序言是“最重要的一篇批评”(梁实秋8：39)。这篇序言引起了“许多学者对于莎士比亚研究的热心”(梁实秋8：23)。他在“《约翰孙》序”中说：“读过包斯威尔的《约翰孙传》的人，大概对于约翰孙都要发生强烈的爱慕了。至少我敢说我个人是如此的。”并且声明说：“读者若觉得我对于约翰孙的赞美多于指责，那也许是私人嗜好之不自觉的流露，要请读者原谅的。”也是在这个序里，他格外明确地表示了这样的观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殊情形，但是主要的人性是大致不变的，所以我们若以无偏见的态度去研究一时代的文学，这种研究永远是有兴味的工作”(梁实秋8:3-4)。梁实秋在《约翰孙》中反复援引约翰孙关于“人性”的观点，认为约翰孙所说的“人性”的意思，“大概就是文学是普遍的固定的人性的描写，而人性(nature)一名词的涵义也不外就是人的理性与情感的总和。文学的材料即是人生，而文学的精义即是人性的描写。”他说约翰孙“估量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完全是从这个出发点立论”的(梁实秋8：39)。他阐发道：“约翰孙的宇宙观并不是以为宇宙是停止的，一成不变的，他是以为宇宙一切变动中存有不变动者在。人性即是变动中之不变动者，即是‘多中之一’。文学价值即在于这永远不变动之真理的描写。所以约翰孙特别注重文学家对于生活现象之选择的工夫，宜择其普遍者，而遗其琐细特别者”(梁实秋8：40)。因此，梁实秋在1937年第十一期《北平晨报·文艺》上发表的“莎士比亚之伟大”一文中，引用了约翰孙针对莎士比亚的两段重要评论：
惟有普遍人性之适当的表现才能使大众得到快乐，并且长久的快乐。特殊的情形只有少数人知道，所以只有少数人能够判断其表现是否逼真。幻想的创造之离奇的穿插也许能予人以暂时的快乐，因为一般人没有不好奇的；但是奇异的快乐不久就要消失，人心只能安稳的停留在固定的真理上面。
莎士比亚是一个表现人生的诗人，在这一点上他胜过了一切作家，至少胜过了一起近代作家。他忠实的把生活反映出来给读者看。他所描写的人物，不沾染某一地点的特殊风味而为其他各处人所未经验者；也不带少数人能懂的某一种特殊职业或学术的意味；也不受偶然的时髦或暂时的风尚之影响。他所描写的人物，是普遍人性之真实的产物，这种产物是世界永远产生的，我们永远能观察到的。他所描写的人物，其语言动作均受一些普遍的情感与原则之支配，此种情感与原则能激动一切人的心，能激动全社会的进行。别的诗人的作品里，其人物往往是个性特著的单人，在莎士比亚里，往往是类型。(梁实秋8:659-660)
之所以引用这两段话，意在说明：一梁实秋对该观点关注之早，二梁实秋在《约翰孙》和其他文章中对该观点都做过重点引述。由此足见约翰孙对梁实秋的影响。当然，在梁实秋那里，“人性”涵义既非单一的理性，亦非纯粹的情感，而是人的理性与情感的总和。这种总和就是值得张扬的和谐的人性。这也是梁实秋对约翰孙观点的直接继承。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包斯威尔《约翰孙传》对约翰孙的一段经典评论，也可以明显感受到约翰孙对梁实秋莎评活动的实际影响。包斯威尔说，约翰孙把莎士比亚“这位不朽诗人的优缺点都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世人赞扬莎士比亚，如同咨询顾问，全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和见解，而约翰生则如同法官审判，严肃认真，不带偏见，一言九鼎，深得人们敬佩。他好比一个解说员，可他所做的一切早已超出复述的范围。虽然他涉及的领域不能说全面广泛，可他就问题的探讨却十分深刻。这可以从后来步其后尘的一些杰出批评家的著作里得到确认。约翰生的编辑本，对每一部剧情内容加以简明介绍，突出它的艺术特色，内容丰富”(83)。如果将这段话与梁实秋莎评实绩结合起来，我们就不难发现，第一，梁实秋的确非常认同约翰孙。第二，梁实秋此后从相同的几个方面对莎士比亚每一剧本作简明介绍的思路受到了约翰孙编辑本的影响。第三，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辩证态度明显受到约翰孙的影响，他在高度赞扬莎士比亚时不讳言他的缺点。例如在“莎士比亚之伟大”一文，他认为：“批评莎士比亚而能不偏不倚的最难得”，“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有许多错误。我们不能因为发现了他有错误，便抹杀他的伟大；亦不能因为震于他的伟大，便抹杀他的错误。约翰孙在序里表示的态度最公正”(8:659-660)。
梁实秋人性论莎评的意义
探讨梁实秋莎评的人性论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仅止于此又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追问梁实秋莎评人性论特征的意义是什么，而这一意义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得以彰显。通览梁实秋赴台前在大陆同时期其他批评家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我们大致可以归为两种批评价值取向：政治层面的批评与学术层面的批评。受当时中国救亡图存、变革社会的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多推崇现实主义文学并自觉地与社会政治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基于政治层面的批评明显居于主导地位。
以茅盾的莎评为例。在中国莎士比亚接受批评史上，茅盾的莎评是不可低估的，因为他的莎评是直接服务于当时中国现实与文学创作的，所以颇具代表性。作为“文学研究会”、“左联”的重要成员和“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坛领袖之一，茅盾把莎士比亚定位于现实主义作家，积极倡导对莎士比亚的传播与研究，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成为他莎评的特色和最引人注目之处。1934年，茅盾以味茗为署名发表在8月20日《文史》第1卷第3号上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一文，成段转述了苏联专家狄纳莫夫1933年的论文“再多些莎士比亚主义”的主要观点，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评价，第一次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为当时和后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批评定下了基调。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篇文章里，茅盾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他说：“所谓苏维埃作家的‘莎士比亚化’，就是要能够找出活的真实的意象，以表现那正在进行中的发展和运动”，“就是要升到现代思想的顶点，彻底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知识，文化，以及马克司，恩格尔，列宁，斯太林的学说，然后思想不会枯窘，然后作品的内容将同时既清楚而又繁复，就像活的语言那样同时明快而又繁复”，“就是做自己阶级的勇烈的战士，以艺术为武器”，“就是站在人生的头阵，战斗著，创造著，工作著，挣扎著”，“就是找寻新的更有力的艺术创作的形式，抛弃那‘炫奇斗巧’的空虚的装饰主义，创造出思想与形式两俱完善的艺术品”(茅盾317-318)。其实，“莎士比亚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现实主义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茅盾当时将“莎士比亚化”趋同于现实主义化的接受倾向，充分表现了他对来自红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声音的坚信，尽管这种坚信后来证明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上述倾向在他1939年10月发表在《文艺月刊》第2卷第2期的“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一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篇重要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中，茅盾遵循着“从今日的现实的各大课题及明日的目的”的思路，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意义。第一，莎士比亚对人类的愚昧、残暴、偏见、虚伪、嫉妒、奸诈“从来不抱冷淡的旁观者的态度”他所表现出来的“为求真理的胜利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精神”，“正是各时代的求进步的人们所亲切而宝爱的德行”。他塑造的不朽人物是“针对着人类的残暴、伪善和奸诈的而奋斗而挣扎(虽然大部分是失败的)‘造像’。他们唤起了对于更光明的未来的要求，他们主张着个性的更充分自由的发展。这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虽然三世纪前的人生写照，但至今仍保有活力而且为我们多爱好的原因了。”第二，“莎士比亚这位心理学家，用他深刻的观察和犀利的笔尖，剥落了他那时代的一切虚伪者的面具”，而“剥落这一切的面具，还是现代的文艺战士的任务，这又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什么对于我们是亲切的原因了。”第三，“在今日，法西斯的群魔比起莎士比亚所写的那些‘恶棍’，更其野蛮，更其没有人性。现在也是一个‘黑暗时代’，一切的虚伪，残暴，愚昧，偏见，在到处横行，然而同时，莎士比亚‘理想’的那些为了光明而斗争的英雄们，在今日已是现实的人，而且在世界各处，这斗争的火花已经预示着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在今日纪念莎士比亚的三百七十五周年的生平，学习莎士比亚以加强我们的反法西斯的文化斗争的力量，是我们的主要课题”(茅盾469-471)。在这里，茅盾把莎士比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接受与评论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功利性。
较之茅盾，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批评则完全呈现为另一种状态。他的一系列莎评的出现，使当时已经社会政治色彩化了的莎士比亚又赋予了另外一种生动鲜活的面目，也使他成为20世纪上半叶从学术层面一以贯之地研究莎士比亚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这种本着学理探究、寻找普遍价值的学术性的批评，就是梁实秋莎评人性论特征背后所彰显的意义。如前所引，梁实秋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没有一部其主题不是与人生有密切关系的。莎士比亚把握人的基本情感，所以他才成为‘不是某一时代的，而是为一切时代的’”(1：694)。由此，他反对把莎士比亚归属到某一个阶级里面去的狭隘做法：“把一个作家硬派到某一阶级，从而断定其为某一阶级的代言人，从而断定其作品必系忠于某一阶级，更从而断定其任务必为拥护某一阶级并且反对与某一阶级对抗之阶级，其实是很牵强的”(梁实秋8：642)。因为一篇作品当中，究竟哪一段是作者自己的意见，哪一段是作家描写别人的，很不容易判断。特别“像戏剧小说之类，内中便颇多客观的描写，我们万万不可断章取义，硬派定某一句某一段是作者的自白。那是武断。可是有很多人陷入于此种错误。”他确信“莎士比亚作品的一个特殊处即是：在作品中他很少鲜明的流露他个人的意见。……莎士比亚是给社会人生竖起了一面镜子，他不是一个主观的、抒情的、自我中心的诗人”(梁实秋8：615-616)。因此，他辨证地指出，“莎士比亚作品中之讽刺的成分是有的，他的讽刺是向人性的缺陷及社会的不公道而发，这其间并无阶级的限制。任何伟大作家，对于人间疾苦都不能没有深厚的同情，然而他们的胸襟是廓大的，他们的同情是超阶级的”(梁实秋8：644-645)，“任何阶级都有他的弱点，那弱点便都是可以成为文学家的讽刺的对象的”(梁实秋8：648)。梁实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和本真性，反对基于实用的考虑将文学作为工具来使用，尤其反对把文学仅仅变为表现阶级性、政治性和时代性的工具。他指出：“文艺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但那关系是内在的，不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主从关系。我们可以利用戏剧而从事社会教育……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只是借用性质，借用就是借用，不是本来用途。”因此，他反对“文艺是斗争的武器”的说法(梁实秋3：140-141)。应该说，梁实秋这一在当时不被理解不被接受的观点，不无合理之处，今天已被理解和接受了。
总之，梁实秋基于人性论探寻莎剧的普世价值与艺术魅力，是他作为学者自由的学术选择，也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的莎评是中国莎评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宝贵遗产。关注梁实秋的莎评研究，不仅有助于探讨其莎评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亦可展示莎士比亚在20世纪上半叶一个中国学者那里的存在状态，一种不同于现实政治的功利接受的命运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