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后现代：文化交融与冲突中的学校德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学校德育论文,冲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十年来，对学校德育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笔者近年的研究看，面对新世纪的学校德育，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与认真应对。
一、近代·现代·后现代：学校德育面临的奇特文化背景
这是就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思维模式上的转变而言的。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以及道德行为操练始终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在进行，强调模仿和服从，较少进行道德上的理智训练，造成青少年学生能够记诵大量的道德规范，却缺乏必要的道德机智和智慧。思维上的转变成为新世纪学校德育改革的关键。
作为一个“后发”、“引发”的现代化国家，在我们对社会所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中，我们正遭遇着奇特的文化交融与冲突。一方面，我们要完成由近代思维向现代思维方式的转换，提倡主体性，呼唤科学精神，以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另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又使我们目睹了现代理性的危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校园的“入侵”使得前述的转换变得更加困难。虽然“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模式使得我们长期保持着一种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交融与和谐，特别是强调个体对道德的理解与领会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这一思维模式又有着明显的缺陷，由于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对主体性原则的张扬，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的系统理论方面均不发达，再加上儒家传统中对我国早期古代文化特别是关于“道”与“德”的丰富层次性的消解，导致在其后的进程中演化为以封建的“天理”与“伦常”观念压制人欲和个性，使基于主体性原则之上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未能很好凸现，严重地制约和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自明清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开始了主客二分的转向，走向了召唤西方近代的主体性的新时期。然而此时我们却发现，西方哲学已经前进得很远了，在我们提倡理性精神弘扬科学的今天，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有感于科学给人类自身所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正在逐步淡化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之利转而强调其弊。
在学校道德教育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学校道德教育中的理性主义也进行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思想史上的道德理性主义对知识、理性的呼唤，对逻辑思维的道德意义的重视，为当代道德教育理论提供了经验的、事实的根据，并使之处于20世纪中后期道德教育理论流派的主导地位，并逐步取代了行为主义与感情主义。然而，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又使人们走向了它的反面，它从根本上否定了道德教育中的情感参与，从而使道德教育失去了生动的特性进而演化为“僵死的思维游戏”。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后果是培养了一批言过其实、知行脱节的空头道德家，而不是言行一致的道德规范的自觉践行者。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奇特文化背景是一方面要从近代走向现代，一方面却要面对后现代的冲击。而源自哲学上的文化差异，又给我们的学校教育变革增加了难度。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关注则更易使我们步入思想上的误区，认为我们不必认真地完成对传统道德的现代转换。可以说，对理性的呼唤仍然是我们学校德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置身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中，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传统伦理与道德走过了西方自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几个世纪的历程，然而由于传统道德的极强生命力，我们呼唤理性的道路又似乎显得极为曲折，因而尚未完成由“天人合一”向“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现代转换。我们“仍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实、持守与变更、超越与被超越、以至生存还是死亡的冲突、矛盾和抉择之中”[1]。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不应当亦步亦趋地步西方文化与认识发展的后尘。如何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由近代到现代的思维模式的转换，并在发展理性的过程中实现对现代理性的超越？我的回答是：教育。通过教育，塑造出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并利用西方社会的道德理论与实践发展作为参照与借鉴，有效地缩短两者之间的差距。在近年的一些研究文章中，一些作者谈到了西方后现代思潮对我国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思想的影响，并认为后现代将风靡中国，在我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诚然西方后现代思潮通过一些文学与艺术进入到了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如现在风行的“调侃艺术与文化”对主流道德价值意识的消解，以及对道德权威的蔑视，都对青少年学生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并直接冲击着学校德育工作。除去学校德育自身的一些缺陷外，这种“变态文化”所形成的大众文化氛围，的确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据此预计这种思潮将主宰中国社会，并使中国进入到后现代语境之中，却是不足为据的。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之所以迅速风靡我国，有着自身的特殊背景。这是两种非理性思维在现代社会中的奇特对接：一为前科学（或曰前理性）形态的非理性（指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客不分的、混浊的天人合一境界），一为后科学形态的非理性。两者虽同为非理性，但却有着根本的差异。在我们的文化中（特别是影视文化与世俗文学），往往是吸收了西方后现代思潮中所存在的消极与不利的因素，而其积极的、正面的含义尚不为人所知，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反判与消解，各种“快餐文化”的出现，使得我们既急于丢掉传统，又难以确立起主导国人思想与行为的道德价值观念，因而，使正在迅速成长的青少年学生陷入极度的迷惘与恐慌之中，出现种种冲突便不足为奇了。
二、世界性·民族性·区域性：学校道德教育中多元价值共存
随着全球各国家、地区与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传统的地域界限已逐渐被打破，各国家、民族与地域间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发生相互影响，乃至碰撞和冲突。今天，我们能够“把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的是文化，而不是地理或自然资源遗产”，“许多冲突表面上看来是政治性的，实际上包含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2]。文化的“一元”还是“多元”引起世人的注意，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在我国，我们曾经历了由传统社会的“惟我独尊”，到近代以来的以借西方文化而图自强的“西方化”两种极端的道路，而实践证明，固执于任何一端，都很难获得真正的成功。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蓝本构建本国现代化体系，这并非仅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弊端，世界其他的“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也曾走过了同样的道路。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在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怎样理解我国广大的地域内所存在的多元价值并存？
现代化所具有的首要特性便是其世界性，也即是说，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与全球化以及国际之间联系加强，使得各个国家或民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世界性潮流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当代社会，各国家之间的对抗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军事对抗发展到现在的经济与文化的对抗，在此情况之下，各国为保持自身特色并在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走向世界也是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思维方式出现在社会许多层面。当然，在历史上，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在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每一代人都有变化。但是在过去的时代，变化比较缓慢，而且主要是局部的。而今天，日益增加的信息和日益繁忙的推动向一个全球相互联系着的信息化社会转变，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在加速，并向全世界扩展”[2]。
在今天，我们正在遭遇着多种多样差异巨大的文化、观念、道德价值等。身处学校教育中的青少年学生也不例外。在很多人眼里，我们似乎仅面临着是接受其他文化的影响而逐步放弃传统，还是坚持自己的传统而抵制其他文化的浸润的两难选择。实际上，按此种思路，无论是坚持或是放弃，其思路均在于坚守文化或道德价值观念的一元性和确定性。我们得自问：有没有统一的、一元的确定不变的文化？文化有优秀与没落、高尚与腐朽之分吗？以道德为例，世界各国、各民族间对于道德内涵的见解和理论争论纷纭，但却难有一个统一的判断和确定的概念，即使在相对稳定、协调的思想体系中，也依然存在着太多的不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道德具有不同的德性。“不仅每一个德性表都是彼此不同的，就是这些表中关于同一类德性的理解也是各异的。语言学上词汇的一致性、相似性使我们误以为存在着概念的统一性和相似性”[3]。事实上，并不存在可以让人们普遍信服的、单一的、中心的德性概念。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产物，由于人类创造精神的各异，它的指向归一。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过时的信念提出质疑，而科学、艺术和宗教则提供更深刻、更恰当的价值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全世界的观念或价值和世界观都必须是相同的。不同的文化的人所信奉的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只要互不对抗，就能使当代世界增添丰富性和活力。对于全球人类活动和居住的系统来说，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2]。
事实上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再有任何共同体或国家能够统治其他所有的共同体和国家，也不再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离开其他的国家和民族而独自生存下去，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而这种依赖的内在的联系纽带便是文化。由此，承认国家、民族产生不同文化观点和道德价值观念具有同等合法性质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各种文化与道德价值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才能成为可能和现实。如果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最终才是真实的并拥有全部真理，那他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2]。“人们是社会性的，他们的存在和行为都是相互关联的。一起学习、生活和在社会中共同行动，一切都是和其他人一道，通过其他人、依靠其他人并且在其他人面前进行的。一起学习、生活、改变世界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在内部进行的”[4]。因此，全面拒斥与吸纳都非可取态度。文化作为人类自身的创造物，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中，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各有差异的生活方式，是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把握。就文化本身而言，亦无高下尊卑之分。麦金太尔认为，“即使在我粗略描述的相对一贯的思想传统内，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彼此不相容的德性概念。因而不存在任何真正统一的德性概念，更不用说统一的历史了。荷马·索福克勒斯、亚里士多德、《新约》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他们提供给我们的是各不相同的和互不相容的德性表；对不同德性，他们各有不同的排列秩序：并且还有彼此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德性理论。如果我们再看看更晚些的西方著述家对德性的论述，这些不同和不相容性就会进一步扩大；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扩展到日本或美洲印第安文化，这些差别还将扩大”[4]。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新世纪学校德育应该正确认识整个世界在新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冲突，并在分析与比较中进行借鉴，坚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指导思想，从而进一步构建反映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学校德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