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斯大林一直遭到批判，他被描绘成一个没有文学修养、在文学领域实行高压政策、压制文学的发展和摧残文学人才的专制暴君。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的后期，这种批判达到了顶点。有的作家歪曲和捏造事实，给斯大林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目的是要把他“妖魔化”。现在这股风也刮到了我国。因此有必要根据近年来发表的斯大林的文章和讲话、解密的档案材料以及与斯大林有过接触的人士所写的文章、书信、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对斯大林的文学思想、文学政策以及他和作家的关系作尽可能详细的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帮助人们全面了解斯大林。这样做也许将有助于对斯大林的这位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公正的和符合实际的评价。
一、斯大林的文学思想
斯大林从学生时代起，就对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尤其喜欢读俄罗斯作家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的书。他写过诗，并在报刊上发表过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他在学生时AI写作的6首诗。其中献给格鲁吉亚诗人埃里斯塔维的一首诗于1899 年收入纪念文集；另一首诗《晨》于1912年被编入格鲁吉亚的《国语》课本。克连达里泽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把他的两首诗与格鲁吉亚著名诗人鲁斯塔维里、恰夫恰瓦泽等人的作品一起作为范文来分析。恰夫恰瓦泽非常欣赏少年斯大林的诗歌才华，据说曾这样说过：这孩子“要么会成为一个大诗人，要么会成为一个大革命家”。参加革命活动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写过诗，他的旧作也没有重新出版过。1939年，在斯大林60岁诞辰前夕，有人曾向他提出翻译出版他的诗作的建议，他幽默地说：“格鲁吉亚的经典作家本来就很多了。就让它少一个吧。”1949年贝利亚又作了一次翻译出版的尝试，他暗地里请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塔尔科夫斯基）翻译斯大林的诗，为了保密，不告诉他们诗的原作者是谁。参加翻译的一位名家对这些诗大加赞赏，说它们能得斯大林奖金。不久斯大林得知这件事，叫他们停止翻译，有人谈到这件事时半开玩笑地说：诗人朱加施维里由于斯大林的干预没有成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尽管斯大林没有再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他喜欢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后，公务极其繁忙，可是他仍然抽时间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广，不过读文学作品仍是他的一大爱好。1926年初，斯大林曾拟订一个书单，委托工作人员照这书单购书。现从档案馆里找到了1926年4月到12 月往斯大林住所送书的清单，清单上列有300多种各个门类的书籍和杂志， 文学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包括高尔基、巴别尔、皮利尼亚克、涅维罗夫、绥拉菲莫维奇、普里什文、爱伦堡、富尔曼诺夫、利别进斯基的作品以及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文学批评著作。西蒙诺夫成为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后，与斯大林有了较多的直接接触，参加了历次斯大林奖金评奖会，最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他确实喜爱文学，认为文学较之其他艺术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对其他一切或几乎其他一切艺术起决定作用的。他喜欢读书，非常内行地谈论读过的东西。他记得住书中的细节。他身上有他的某种艺术禀赋，这一点我毫不怀疑，这大概是从青年时AI写作诗、迷恋诗歌而来的吧。”（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 ）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斯大林有文学才能，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艺术鉴赏力。
斯大林没有对自己的文学观点作过系统的表述，他的言论散见于他的报告、文章、讲话和书信中。我们记得，斯大林当过民族人民委员，对民族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对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区别和联系问题发表过意见，提出了“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这一著名论断。（注：见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3页。）他还提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应加以反对，而到社会主义时代，则应“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发展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注：见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6页。）这些观点早已为我们所熟知，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斯大林在他1929年写的《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这封信里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在文艺方面（以及在戏剧方面）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问题这一提法的本身是不正确的。‘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而在这之前，他在向俄共（布）十四大做政治报告时谈到“右倾”和“左倾”哪一个更坏时说：“两个都更坏”。后来又多次重复说过这样的话。在这封信里他提出：“如果在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注：见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5页。）可是他不主张对阶级性作狭隘的理解，反对用简单化的态度对待文学作品，反对给作品贴标签，而主张进行具体分析，看作品对无产阶级的益处大还是害处大，然后再决定取舍。例如他对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的态度就是如此。这个剧本是根据作者的小说《白卫军》改编的。它写了以土尔宾上校为代表的一群“真诚地”坚持自己信念的白军军官。在作者笔下，他们都是一些正直的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较量，最后终于承认他们失败了。这个剧本上演后，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它被称为“异己的、敌对的、有毒的、侮辱性的剧本”，被说成是“事后为自卫运动进行辩护的一种尝试”。就连卢那察尔斯基也认为布尔加科夫那样写白军军官是“严重的失误”。可是斯大林没有把这剧本看作反苏维埃现象，认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因为它写到像土尔宾那样的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这就“显示了布尔什维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注：见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7页。）同年，他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的谈话中重申了自己的这个看法。（注：《电影艺术》，1991年第5期第136页。）这里斯大林提出了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即看它们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如何，看它们究竟对谁有利。
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高尔基寓所与40余位作家进行了座谈。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集会。根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批评家捷林斯基所作的详细记录，斯大林在会上就一些重大的文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生产灵魂”），同机器、飞机、坦克的生产相比，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当他说到这里时，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的伏罗希洛夫插话说：“这要看什么时候”。斯大林坚持自己的意见，接着说：“不，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灵魂是腐朽的，那么您的坦克就一钱不值。不，生产灵魂要比生产坦克重要。”然后他对自己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在座的作家说：“我们国家的各种生产都是与你们的生产相联系的。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如何参加社会主义生产，那么你们的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刚才有人说得对，作家不应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他们应当了解国家的生活……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请你们帮助他进行灵魂的改造。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注：《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156—157、166页。）“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名言就是斯大林在这次座谈会上说的，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应起的重要社会作用及其担负的重大社会责任作了高度的概括。
大家知道，苏联20年代到3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人曾提出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并大肆宣扬，企图把它强加给整个苏联文学。斯大林是不同意这种提法的。在这次座谈会上曾是拉普领导人之一的基尔顺向斯大林提出如何看待世界观的作用问题，斯大林立刻意识到基尔顺是要他讲一讲如何看待他们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便回答道：“您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吧。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然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有这样的艺术家，譬如说，莎士比亚。”在场的曾任拉普总书记的阿维尔巴赫马上提出异议，斯大林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他就不写诗了，他将成为经济领导人或想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大家都想进中央委员会。”接着他严肃地说：“你们不应当让艺术家的脑袋里塞满各种论点。艺术家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如果他将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就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167页。）这里斯大林特别强调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表现生活真实，而作为社会主义艺术家则应主要表现“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即表现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和发展的趋势。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质特点之所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正确思想的指导，斯大林那么说，是为了强调艺术创作不应从概念出发，而应从实际生活出发。
重视真实地表现生活，是斯大林的一贯思想，这一点也具体表现在他对许多作品的评价中，20年代末到30年代如此，40年代到50年代初仍然如此。同某些人的断言相反，斯大林并不喜欢粉饰生活和廉价的歌功颂德的东西，他重视的是那些深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作品。上面说过的他对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的肯定，还有他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重视，就是鲜明的例子。又如乌克兰剧作家柯涅楚克在战争年AI写作了一个叫做《前线》的剧本，其中表现了刚愎自用的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与懂得现代战争规律的年轻军长奥格涅夫之间的冲突，批评了前者。当这个剧本在《真理报》连载时，有人打电报给最高统帅部，认为它是对苏联红军的恶毒攻击，要求停止连载和禁演。斯大林打电报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您对剧本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个剧本对红军和红军的指挥人员将会起巨大的教育作用。剧本正确地指出了红军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闭眼不看是不正确的。应当有勇气承认缺点并采取措施消除缺点。这是改善和提高红军的唯一途径。”（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0页。）由于斯大林的干预， 这个剧本得以在各地上演。40年代后半期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批判也并不表明斯大林有意提倡粉饰现实和轻松地表现生活。根据西蒙诺夫的回忆，在评斯大林奖金时，斯大林支持和推崇的作品“与轻松地表现生活毫不沾边”，当时他肯定潘诺娃的《旅伴》、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和卡扎凯维奇的“悲歌式”的小说《星》，他赞扬潘诺娃的另一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小说《克鲁日利哈》，说它“写得很真实”。50年代初，当“无冲突论”成为一种错误倾向影响了不少人的创作时，斯大林便出来进行批判，号召作家大胆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他在1952年2月26 日的会议上谈到戏剧状况时说：“生活中是有冲突的。这些冲突应该在戏剧创作中得到反映，否则戏剧创作就不存在了……没有冲突，也就没有深度，没有戏剧。”后来流行一时的“我们需要果戈理，我们需要谢德林”的口号，就是他在这次会上提出来的。（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204页。 ）当时《真理报》在一篇编辑部文章里传达了斯大林的这个意见，后来它又写入了马林科夫向十九大作的政治报告里。
1929年2月斯大林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的谈话中就已提出， “不能把纯粹的党的标准机械地搬用到文学界”，他说：“要求美文学及其作家都具有党的观点，那么就得把所有非党人士赶走。”斯大林重视非党作家的创作。他在谈到被拉普批评家归入“同路人”行列的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和拉夫列尼约夫时说：“这两位作家及作品《铁甲列车》和《决裂》所带来的益处，要比几十个或上百个只会向读者硬灌、不会用艺术笔法写作的共产党员作家大得多。”（注：《电影艺术》，1991年第5期第135、136页。 ）在上述高尔基寓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斯大林进一步讲述了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说：“党员人数少，非党人士要多得多。如果非党工人群众不跟党走，那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说，需要造成一种影响力，引导他们跟自己走。推开同情者是很容易的，而要取得信任却很难。‘散布恐怖’，把人抛开很容易，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难得很。我们为什么解散拉普？就是因为拉普脱离非党作家，就是因为它已不再做党在文学方面的事情了。这些人只是‘散布恐怖’……”（注：《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63页。）10多年后，他对自己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谈到了对文学的党性的理解问题。 他在1950年的一次会议上说：“人们经常使用‘打倒非党的文学家’这句引文。但是并不明白它的含义。列宁的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那时我们还处于在野的地位，我们需要把人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那时人们有的在这边，有的在那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都往自己一边拉人。列宁想要说的是，写作是一件具有社会性的事情。当我们处于在野地位时，我们曾反对无党性，向无党性宣战，以便建立我们的阵营。而在掌握政权后，我们就应为整个社会负责，为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的联盟负责——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应当懂得，我们在野时和我们掌握政权后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有过这么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是的，叫阿维尔巴赫。起先他还是有用的，后来就成为对文学的诅咒了。”（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178页。 ）这里斯大林提出要根据不同情况理解文学的党性原则，反对它的滥用。
斯大林在上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谈到对新与旧的看法。他说：“这里大家都反对旧的，——为什么一切旧的都不好？谁说过这话？你们以为在这以前一切都不好，一切旧的东西都应当消亡？谁对你们这样说的？伊里奇总是说，我们把旧的拿来，用它来创造新的。推陈出新，为我所用。我们有时用旧东西的糟粕来遮盖自己，让自己觉得暖和些。不要害怕，不要急于把一切都消灭。”（注：《文学问题》， 1991年第5期第167页。）他的这段话得到在场的高尔基的赞同。 这里斯大林重申了列宁关于新与旧、关于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的看法，这可能对后来“人民性”概念的恢复、 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和隆重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活动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
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首先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考虑它们的政治影响，在评价作品时，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经常以“现在我们是否需要这本书？”为标准来决定这本书的取舍。他反对无思想性，反对形式主义，曾经说过“形式主义不符合人民需要”这样的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文学爱好者，重视作品的艺术性， 欣赏艺术质量较高、特点比较突出的作品。有时作为政治家和作为文学爱好者的他在评价某些作品时，内心往往出现矛盾和斗争。例如，他觉得吉洪诺夫的诗集《南斯拉夫笔记》里的诗写得不错，但当时苏南两国关系恶化，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给它评奖。又如他对1952年同时获斯大林奖金的拉脱维亚作家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和兹洛宾的《斯捷潘·拉辛》的态度是矛盾的。斯大林对《走向新岸》并不喜欢，认为它在艺术上有缺陷，但是考虑到它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对国外有影响，便同意给奖。在讨论《斯捷潘·拉辛》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斯大林认为它反映了历史真实，艺术上有许多优点，说了许多赞扬的话，称作者是一个有才气的人。不料这时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拿出了一份材料，说有人揭发，小说作者兹洛宾被俘期间在集中营里表现不好。按当时的看法，如把奖金授予这样的人，会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正在踱步的斯大林听了这话后站住了，沉默很久，又走动起来，一边走，一边嘴里说：“原谅还是不原谅？”这样来回走了三趟，最后终于说：“原谅吧。”（注：见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189页。 ）显然，他在来回走动时是在想，是首先考虑政治影响，还是首先考虑这是一部好作品，这一次他选择了后者。
二、斯大林的文学政策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后的六七年内基本上没有过问文学界的事。在20年代上半期，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比较多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斯大林关心和直接抓文学工作是从20年代末开始的。我们知道，20年代的苏联文学界派别林立，团体众多，各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论战连绵不断。俄共（布）中央1925年作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文学界的团结问题。但是这个目的未能达到，文学界仍纷争不已。当时拉普唯我独革，排挤所谓的“同路人”作家，动不动就抡起大棒打人， 许多人很有意见。 1929年斯大林连续写了几封信（《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答共产党员作家》、《致费里克斯·康同志》等），就文学问题和某些具体作品（例如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批评了拉普某些成员的极左表现。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也对拉普领导人的宗派主义以及在文学界发号施令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但是不团结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于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经过认真考虑，于 1932年4月23日作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定取消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这个决定得到许多作家（尤其是所谓的“同路人”）的拥护，他们立即联名上书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等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法捷耶夫、基尔顺等拉普领导人有抵触情绪，也上书中央，斯大林亲自做工作，说服了他们。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决定成立以高尔基为名誉主席、格隆斯基为主席的苏联作协筹委会，负责有关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和筹建作协的具体工作。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几年内，文艺工作成为联共（布）中央的工作重点之一。据统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与文艺有关的。
上面说过，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它在2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积累了不少经验。文学界的许多人早就觉得有必要对这种新文学的特点进行理论上的概括，20年代以来就使用过“新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宏伟现实主义”、“英雄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倾向性现实主义”、“辩证现实主义”等术语来表达这种新的文学现象。在召开代表大会前，对新文学的本质特点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并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来加以表述，成为筹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开会进行了讨论。会前斯大林与格隆斯基进行了商议。格隆斯基建议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为共产主义现实主义则就更好”。斯大林对他的提法作了修正，他说，为了团结广大文学艺术活动家，没有多大必要去强调苏联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把共产主义作为具体的目标提出来，这就有些冒进了。他主张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因为第一，它比较简短，第二，好理解，第三，指出了文学发展的继承性（由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注：《文学问题》，1989年第2期第147—148页。 ）在讨论会上，原拉普领导人基尔顺、阿菲诺盖诺夫等人坚持他们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斯大林在这次长达六七个小时的会议上先后发言10—15次，进行耐心的说服。后来斯大林在上面提到过的在高尔基寓所召开的座谈上再次进行了解释，就这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的提法才最后确定下来，并写入了作协章程草案。这里应该指出，根据当时的提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并不排斥其他方法。在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章程草案中强调说：应保证“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方法和体裁”的可能性，后来在讨论中才把这句话里的“方法”二字改为“风格”的。尤金在关于章程的报告中曾批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肯定现实的说法，强调它“就其实质而言是批判的”。（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文学出版社，1934年，第666页。 ）后来出现的“唯一创作方法论”、“只准肯定现实论”是违背当年提出时的初衷的。
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期曾几次往后推，它到1934年8月17日到9月1日才胜利召开。于是统一的作家协会宣告成立， 高尔基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团主席，谢尔巴科夫当选为书记处第一书记。新成立的作协做了许多工作，在组织文学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成为联共（布）联系作家的主要纽带。当然在它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作协领导机关后来沾染上了官僚作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作家群众，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和它曾起过的积极作用。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作家协会成立前后作出一系列改善作家的物质条件的决定，例如调整稿酬，改善作家居住条件，给予作家以科研工作者的同等待遇，拨专款修建创作之家和休养所，计划建“作家城”等。此外，在斯大林亲自倡议下创办了高尔基文学院，并开始修建文学院大楼。而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决定成立文学基金会，后来在五六十年时间内广大作家的生活能得到保障，文学基金会起的作用不小。苏联解体后被抛到“野蛮的市场”上后生活变得没有着落的作家们，都对它表示怀念。事实说明，斯大林在支持文学事业方面一直是比较慷慨的，他曾反复说过：“我们不吝惜钱”。应该说，苏联文学的发展和创作成就的取得，是与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国家这位慷慨的“赞助人”的支持分不开的。
30年代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复杂的时期。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在国内，尤其在党内搞过火斗争，肃反扩大化达到惊人的程度，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这是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它不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这场风暴也袭击了作家队伍，许多人成为受害者。当然这个巨大历史悲剧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各种主客观原因，应该进行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认真总结教训，以免今后重演。可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其中包括某些作家，任意夸大事实，以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关于30年代到50年代被镇压和被关押的作家的人数说法不一。西方刊物上所说的数字约为600人。 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编辑部的一个名叫别尔托夫的工作人员多年来根据各种正式出版的材料建立了一套卡片，根据他到1988年底收集到的材料，牺牲的作家（包括被处死的和死在劳改营的）为1200人，幸存者为600人。（注：《图书评论报》， 1989年1月6日。）这个数字应该说也是十分惊人的。在30年代被捕的有著名文学理论家沃隆斯基，著名小说家皮利尼亚克、巴别尔、维肖雷、伊万·卡达耶夫，新闻记者兼作家柯里佐夫，著名诗人曼德尔什塔姆、克留耶夫、彼得·瓦西里耶夫、鲍里斯·科尔尼洛夫等，其中有的人被判死刑，有的人死于劳改营。根据他们的案情来分析，有的人是因牵涉进当时的政治案件（如与反对派有过联系，或支持过他们，或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活动）而被捕的，有的人则因被诬告为外国间谍而遭镇压（如皮利尼亚克、巴别尔、柯里佐夫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镇压的人当中包括原拉普的几位领导人（阿维尔巴赫、基尔顺、谢利万诺夫斯基）和文学团体“山隘”的主要成员（沃隆斯基、伊万·卡达耶夫、列日涅夫、卡萨特金等），他们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代理人。直接因文字得咎的人似乎不太多。曼德尔什塔姆可算作其中的一个。1934年他因写了一首攻击斯大林的诗而被捕。这首诗是写得很厉害的，很快就在下面流传开来。曼德尔什塔姆被捕后，帕斯捷尔纳克为他向斯大林求情，结果改为把他流放到沃罗涅日。在这之后，曼德尔什塔姆对斯大林的态度有很大变化，他甚至写过颂扬斯大林的诗。他的一首诗结尾的两句是：“在定将免遭腐朽的大地上，／／斯大林将唤醒理智和生命。”曼德尔什塔姆的再次被捕，也是因为被牵连进政治案件，罪名是他给布哈林写过信和赠过书。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当时并没有大兴文字狱，遭到不幸的作家多数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40年代下半期，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几场大的批判运动，其中1946年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以及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这两位作家的批判声势很大，这场运动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4月13日 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宣传部工作时， 批评莫斯科的《新世界》和列宁格勒的《星》杂志。
6月26日 列宁格勒市委常委批准《星》杂志新编委会名单， 左琴科成为编委之一。
7月6日 《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盖尔曼的文章赞扬左琴科。
7月底 《星》第5—6 期合刊（这一期是原来的编委会签发的）转载了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原载儿童刊物《穆尔济尔卡》）。
8月7日 亚历山大罗夫和叶戈林向日丹诺夫递交《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报告和第一份决议草案。
8月9日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开会，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斯大林、日丹诺夫、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和部分作家参加。斯大林在会上严厉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
8月14日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在决议的未公布部分写明给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卡普斯京以警告处分，给市委宣传部长希罗科夫以撤职处分。
8月15日
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做报告。
8月16日 列宁格勒召开作家、文学和出版工作者大会， 日丹诺夫在会上做报告，16位作家发言。
8月20—21日
《文化与生活报》和《真理报》先后发表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在这之后各地召开会议批判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报刊上开始发表批判文章。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来看，开展这场批判的决定是斯大林亲自作出的，在具体实施方面，除日丹诺夫外，当时担任组织局书记的马林科夫起了很大作用。斯大林在8月9日在组织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至今没有见到。现在见到的只是当时苏联作协领导人之一维什涅夫斯基在8月14 日为讨论中央决议召开的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和在莫斯科的作协理事联席会议上传达斯大林讲话的记录以及参加8月9日会议的列宁格勒作家列沃涅夫斯基的一份简单的速记记录。维什涅夫斯基说，斯大林在会上多次插话批评某些作家对西方人和外国人崇拜得五体投地，丢了尊严，使人感到难过；斯大林强调杂志“不能是非政治的”，因为我们的杂志不是“私人的企业”，而是“人民的杂志”，担负着培养新一代的任务。据传在这之前斯大林得知阿赫马托娃会见了外国人，甚为不满；后又有人向他报告，1946年4月阿赫马托娃参加列宁格勒的诗人集会时， 全场起立，鼓掌表示欢迎，斯大林非常生气，问道：“这是谁组织的？”在组织局的会议上，斯大林在听别人谈到阿赫马托娃时说，能在阿赫马托娃那里找到的，“也只是那么一首、两首、三首诗”而已，她根本担当不起培养新一代的任务。他说不能“迁就阿赫马托娃”，不能谁也不得罪，“不得罪像阿赫马托娃这样的人，那杂志就不要办了”。斯大林几次讲到左琴科，他说：“此人对战争视而不见，对火热的战争视而不见。在这个题目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左琴科的那些写鲍里索夫市的小说，写猴子的奇遇能提高杂志的声誉吗？不能。”他又说，他不喜欢左琴科是因为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宣扬者，让这样的人占据领导岗位是不行的”。斯大林还说：“不是社会要按左琴科的想法改变，而是他自己应当改变，要是不改变的话，那就让他滚蛋。”（注：见《青春》1988年第 8期第70页。）列沃涅夫斯基所记录的斯大林的插话，与维什涅夫斯基所说的大同小异。（注：见《消息报》1988年5月21日。）
斯大林在这些插话里实际上已大体上说明了他发动这次批判的原因以及他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看法。在卫国战争结束后，在文学界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当中自由主义思想有所抬头，确实出现了斯大林所说的那种崇拜西方的情绪。斯大林对此很不喜欢，用西蒙诺夫的话来说，他要设法“把有点放松了的知识分子重新牢牢控制起来，打掉他们的幻觉，让他们安分守己一点……”（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95页。）对斯大林为什么拿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开刀的问题，西蒙诺夫也作了分析，他说，当时所考虑的“与其说是他们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阿赫马托娃所获得的令人吃惊的并带点示威性的巨大成功……以及左琴科回到列宁格勒后所处的声望太高的地位”。此外，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存在着猜疑，认为“那里可能存在着建立某种精神自治的企图”。（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93页。）有人把搞这次批判的责任全部加到日丹诺夫身上，这是比较武断的。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且还可能是被迫地、违心地执行的，因为他曾在列宁格勒工作，那里有的领导干部是他过去的同事和部下，他同长期居住在列宁格勒的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关系都比较好。大概是为了表示拥护斯大林的决定，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在做报告时有些话说得比斯大林还厉害，这就使他给自己留下了骂名。
最近一些俄罗斯学者经过研究后提出，这次批判与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有关。具体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联共（布）党内以日丹诺夫为一方和以马林科夫、贝利亚为另一方的斗争的表现。他们认为马林科夫、贝利亚利用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的猜疑以及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不满制造事端，发动这场批判斗争，目的在于削弱当时作为第二号人物的日丹诺夫的势力。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确实也有一些令人感到奇怪之处。那篇被大批特批的《猴子奇遇记》本来是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在《穆尔济尔卡》上发表后又曾收入作者的一个短篇集，它是在作者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在《星》杂志上刊出的，这一期杂志出版时间又正好是在作者当上该杂志编委之后。这里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为兴师问罪制造借口。马林科夫的儿子在他的《我的父亲马林科夫》一书里对当时党内两派的对垒作了另一种描述，把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说成死对头，断定“日丹诺夫和贝利亚的利益不相矛盾”。他的说法与上述俄罗斯学者的说法有很大区别。内幕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是1946年发生的这个震动文学界的事件掺杂着领导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成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1946年8月到1948年2月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除了通过上述《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外，还通过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方法》的决议、《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又批判了一些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1948年底，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发端于戏剧评论，后来扩大到各个文艺部门以及哲学和生物学等领域。尽管斯大林指出的不健康的思想倾向确实存在，尽管他反对崇拜西方的心理、非政治化、无思想性的话不无道理，但是不能因此而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来处理文艺领域的问题，不能对思想上有问题的作家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更不能混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使用残酷斗争的方法，这样做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后来的事实也正好说明这一点。这是斯大林在处理文学问题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应该说，斯大林的文艺政策前后还是有变化的，在前期他并不主张完全采用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创作中的问题。他在《答比尔—别洛尔科夫斯基》这封信里谈到戏剧创作时说，“‘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通过竞赛，创作真正的、有意思的、富有艺术性的苏维埃性质的剧本，来代替旧的和新的非无产阶级的低级作品，逐步地把它们从舞台上排挤下去。”（注：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第56页。）他反对拉普理论家不加具体分析动不动就把有缺点的作品打成反苏维埃作品的做法，强调说，不能给艺术作品“下判决”，对它“只能进行争论”。在他的直接干预下，某些作品才得以出版。 到后期情况有所变化。 1944年1月， 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杜甫仁科的电影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下了判决，将其称为“与列宁主义敌对的、与我们党的政策以及与乌克兰人民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敌对的狭隘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纲领”。（注：《电影艺术》，1990年第9期第95页。 ）而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批判，更是这种“下判决”的集中体现。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这次批判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极端手段。过了11个月，斯大林同意《新世界》杂志发表左琴科的《游击队员的故事》。列举上述事实意在说明，对斯大林的文艺政策应作全面分析，避免作简单片面的结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