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教育与当代农村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当代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21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和现代化进程？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的原因又是什么？怀着这一份沉甸甸的疑问，我们从2002年7月至2002年12月在长沙四县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农村社会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欣慰也令人震惊。其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的第一动因，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杠杆，农民收入增长的最新源泉。当前农民最普遍的社会心态就是发财致富治穷根，一切可以挣钞票赚大钱的门路成为了农村讨论的中心话题和发展主题，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此，如何致富和快速致富成为广大农民心理情结的畅快宣泄。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的驱动下，职业技术教育构成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广大农民关注的中心问题。理由也极其简单，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一捷径。依照当前农民的话说：“要致富，学技术”，“学门技术奔小康”，“技术就是发财路。”更为重要的是，以教育和技术为中心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第一动力，这就使得人力资本的竞争即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竞争的基本内容，在上述情况下，人力资本的重构和改构也就引起了农村社会结构动人心魄的大裂变，大重组，例如家政结构与家庭结构、阶层的解构和析层、还有人口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劳动力结构、职业结构、经济结构甚至农村权力结构，都因为人力资本结构的巨变而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农村人力资本同农村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最引人注目的社会课题之一。事实上，中国农村现代化是一个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变迁相联系的综合系统，如果以农村人力资本的变化为中心来考察农村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变迁轨迹，也就抓住了牛鼻子，并由此得以十分准确地把握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过程。
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管理结构
当前农村现代化首先表现为政治侧面和社会文化侧面所发生的变革，而政治侧面又包括法与政治、当前农村封建家族专制主义的铲除和民主风尚的形成等等内容，这又同一大批朝气蓬勃和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青年群体进入乡村两级权力结构息息相关。据统计，仅仅长沙县24个村一级的权力班子平均年龄就由1989年的45.7岁下降到2002年的37.5岁，村长和村支部书记的年轻化和知识化成为农村权力结构优化的最重要的标志。最近5年来，湖南农村的村支部和村委会普遍实行了农村党员普选和村民普选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氛围空前浓厚。而选举出来担任农民致富带头人的支部书记和村长，高中和中专毕业生人数竞然占到了76%。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新当选的村干部中，82%的人员有过两年以上到城市打工的经历，67%的人有过从事技术工种或者企业管理工作的资历。例如，望城县乌山乡14号样本张某，34岁，于1992年在长沙电子职业中专毕业，随后在广东中山福迪电子公司打工6年，先后担任过技术员、电子维修领班、车间主任，他不仅精通电子生产技术，而且对电子产品工艺流程十分熟悉。1998年他自带资金5万元回乡创办配电屏工厂，招收了60余名青年在工厂打工。由于他懂技术、懂经营，又办事公道，因而于1999年换届选举时被村民民主选举为村长。张某的选举口号是“四个一工程”：“每户学一门技术，搞一个致富门路，找一个市场，培养一个致富人才。”张某带领村民风风火火建起了规模为600亩的无公害蔬菜基地，组织了人数为150余人的农产品销售队伍，在望城和长沙的蔬菜市场设置了28个销售点，建立了种植专业化、运输专业化和销售专业化的一条龙配套体系。他还大力拓展多种经营，开拓了扫把、拖把和插衣杆把的“三把产业”，结果农民收入大增，全村2152人的人均收入由1999年的1462元跃升到2002年的2457元，实现了全村脱贫的目标。上述事例说明，当前湖南农村管理层结构的变化首先体现为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以教育水平、经营专长和技术专长为基本特色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中青年村民进入村级领导班子的首要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大批具备知识素养和技术素质的中青年人进入村级领导班子，大大改进了农村基层领导班子的人力资本结构，成为拉动湖南农村21世纪腾飞的强劲火车头。
人力资本与乡村经济文化结构
经济是文化的物质基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发文化结构的变化，而文化结构的变化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价值尺度。特别是文化知识和职业技术这一块，既是文化的，又是经济的。目前农村低收入弱势群体，首要的困难就是缺乏职业技术，这种缺乏文化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贫困的积累，所以，包含经济与文化两大内容的村民知识结构和技术结构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发展的瓶颈和扶贫最突出的问题。我们调查了长沙四县37个村，98%以上的年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贫困户无一例外都是小学文化以下的文盲半文盲家庭。所以，对这些贫困村民进行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当前农村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可见防止农村贫富分化首先就必须向穷困户灌输职业技术教育。同时还值得注意的走，乡村政治结构的提升和民主氛围的形成是同乡村文化的变革密切相关的。这正如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所预言的那样：社会文化侧面的现代化，内容表现为“父权家长制的解体与核心家庭化、功能群体（组织）的形成，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和城市化，公共教育的普及，科学革命、合理主义精神的形成等等，则反映这一领域的现代化”。这一理论已经在当前湖南农村改革的伟大浪潮中获得证实，其具体运作过程表现为：人力资本的改进使得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得以展翅高飞而进入陌生的城市谋生，这就必然使得人们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宗法制父权家长制家庭走向解体。人力资本的提升犹如一把锋利的双面刃，一方面促进了父权制家庭结构的解体，一方面又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经济实力，使得核心家庭的扩散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这类技术工人和成功经营者在城市滋滋润润的家庭生活又通过打工者的信息管道迅速传播到乡村，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农村文化的载体、核心家庭模式同美国的核心家庭模式完全不同。美国的核心家庭同父辈家庭处于一种缺乏经济联系的平行联系网络，子女们至多不过是每周到父母家探访一次而已。而中国农村的新一代核心家庭却同父辈家庭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比如说，孙子女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核心家庭占到这类家庭数量的64%，这是因为务工和务农的青年男女整天忙于挣钱谋生，根本无暇照顾子女，因而不得不将孩子们送到祖父母家庭中抚养。更重要的是，这些中青年人的核心家庭尽管独立成家，每个月却要负担老一辈人50至150元的生活赡养费，而且父母的医疗费和丧葬费也是由子女分摊的。同时，由于农村女性打工者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扩张，她们在家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因而女性一方的父母同样享有子女的抚养费，而女性提供赡养费的多少同她们的人力资本档次（教育程度和技术特长）存在明显的正比例关系。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挣钱越多，提供给娘家的赡养费也越多。特别是进城经商的个体户家庭，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个体经商行业中，女性挣钱的数量往往比丈夫要多，她们汇回娘家的钱也更多，诸如兄弟结婚或者父母生日寿礼之类，这些女性打工者都要往家里送钱，而男方多数持默许态度。由此可见，尽管核心家庭大量涌现，但中国古老的敬老爱老的家庭文化传统并没有消失。特别是女性打工者负担娘家老人的情况，更是蔚然成风。这种女性家庭权力的扩张，可以视为女性人力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农村文化进步的基本变量。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数以万计的农村青年进城打工，他们日复一日地受到城市文化风气的浸染，以致于他们的思维观念和文化理念都完全同城市人趋同了。同时，这些打工者又自告奋勇充当了城市文化向农村灌输和扩散的中介角色并由此而产生文化管道效用，这就使得农村文化越来越趋同于城市文化。而农村文化习俗的改变和文化视野的拓展，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村民群体人力资本的革新。
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阶层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认为：“社会阶层，即我们所定义的社会资源在国民社会内部不平等分配的状态，”“社会阶层不是社会群体，然而也不是社区，”“于是，我们把它同群众与市场一起称为准社会。”他还说，“在社会阶层定义中所使用的关键概念是社会资源(SOCIAL RESURCES)，”“社会阶层分析中通常举出的社会资源是收入、权力、威望、教育这4种”。这位学者明确指出，社会资源呈现为多种组合，有物的资源，包括资本和生产手段；有关系的资源，即权力；还有文化的资源，即知识、技能、信息。因而“社会阶层就是指有人社会资源多，有人社会资源少的不平等状态”。然而在当前中国农村中，各种社会资源形态，无论就传统社会学理论的收入、权力、威望和教育四种资源来考察，或者就富永健一提出的物的资源、关系的资源、文化的资源三种社会资源分配系统来考察，人力资本都在上述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当前农村村民的收入、权力和威望都建立在教育这个全新的基础上；或者说，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当前农村村民向上流动的基本动力，划分社会阶层最重要的依据。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于1959年在《对人力的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论，其内容包括三大板块，第一，资本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在后工业社会，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第二，“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因而他主张将教育投资列入生产性投资范畴。第三，他强调教育投资的市场效应，并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而进行运作。几乎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在《作为国民财富的人力资源》一书中，大大发展了舒尔茨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完善化。哈比森指出：“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而当前中国农村的发展与变革，正雄辩地证明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前瞻性与预见性。长沙四县的调查数据表明，以教育和知识技能为标志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分层的基本动力和首要因素。其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所有的划分阶层的因素和村民社会向上流动的动力，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人力资本的牵引和制约。从收入来看，受过高中和大专教育，拥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收入平均为7561元／年，初中文化的村民人均收入只有2931元／年，至于小学以下的文盲半文盲村民，收入则更低，人均仅为1367元／年，农村的贫困户多数就是这些人力资本贫弱者。从收入来源和职业分布来看，教育程度较高和拥有一技之长的村民从事建筑包工头、施工员、电梯技师、电脑公司维修技师、农用电器维修技师或者市场推销员等职业，收入普遍超过了每月1000元的小康线。他们之中有的进入了公司白领阶层，年收入超过了3万元大关，而美国社会学家通常将3万至8万元年俸的中国白领作为进入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由于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数以万计的大专和中专毕业生返回农村。仅长沙县一县的乡村，就拥有回乡的大中专毕业生13000余人。这些回乡的大中专毕业生极大地改变了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状况，并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农村新白领和高收入者。这一批拥有一技之长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村民，大量进入乡和村两级领导班子，有的担任乡干部，有的担任村干部，执掌着农村基层政治的权力。从经济权力来看，乡村企业的厂长、经理、建筑包工头的知识构成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调查了长沙县和望城县87名的乡镇和私营企业负责人，其中拥有大中专学历的人数多达69人，占到负责人总数的79%，而在15年前的1987年，这些乡镇企业的负责人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却只有24%。从社会分层的另一要素威望来看，当前村民仰慕的并不是乡干部和村干部，事实上，自从土地承包以后，村民对干部的依赖性已经大大减弱，因而极少看到村民请干部吃饭的情况。众所周知，乡村礼俗仪式的角色地位是衡量人们威望最重要的标志，而现在主持村民起屋典礼和结婚典礼的，并不是村干部，而是那些有技术有本事的能人。调查事例雄辩地说明，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社会阶层划分和村民向上流动的首要标准。
农村职业教育多元化与实用化
值得注意的是，电大、职大、夜大甚至职业中专的农村毕业生同样遭遇了就业难的大磨难，大困惑。一方面农村极其缺乏人才，以致于农村成为21世纪中国就业最有希望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这些职业教育毕业生却又面临着艰难的就业困惑，形成一个无法解开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个令人尴尬的逻辑悖论。其理由非常简单，现在成人教育，重理论而轻实用，重纸面而轻技术，大专教育一律向本科看齐，加大理论力度；职业中专的实践性课程也开得大少。会计专业的毕业生做不出最简单的帐目，机电专业的毕业生无法维修最普通的电动机，于是这些毕业生赚起钱来反而不如师徒相授的农村青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走这些饱受村民嘲讽的接受成人教育的大中专毕业生，几年之后却一跃成为农村最先富起来的群体。理由也非常简单，这些毕业生拥有很好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根底，他们经过几年工作经历摸爬滚打的风风雨雨，逐步将自己的理论同工作实践相结合，因而能比师徒相授的学徒出身的农村青年更有能力，更受重用，赚更多的钱，依照村民的话说，“这些仔子妹子后劲足”。比如说，望城县黄金乡村民、45号样本周某，2000年在长沙电大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之后，来到朝阳路菜市场替老板打工，由于他为人羞涩，不善交际，卖菜营业额老是上不去，因而饱受老板嘲笑。可是他善于搞市场调查，发现台湾分割肉市场连锁系统进入了长沙，市场没有打开，而市场前景却看好。于是他干脆跳槽替台湾分割肉连锁店打工，由于这种分割肉新鲜滋润，而且切好分装，大受家庭主妇欢迎，于是周某每个月能销售分割肉1000余公斤，获得纯利2100余元，成为菜市场有名的富裕户。毫无疑问，当前农村成人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同实用脱节，因而影响了投入产出的效率。在上述情况下，各类成人教育进入广大农村的前提，就是加大实用性，大力拓展实用性课程，并将这些课程同村民脱贫致富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农村的贫困者都是缺乏技术专长的文盲半文盲，职业技术脱贫的问题也就变得非常紧迫，非常突出。成人教育一旦同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进步的实际需要结合，它在农村也就建构了最为宽阔的价值平台，拥有最为广阔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