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瞬 因提法达与巴以和平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提法论文,巴以论文,进程论文,和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底，在以色列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巴勒斯坦民族大起义。巴勒斯坦人称他们的这次起义为“因提法达。”因提法达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以色列的占领政策，还可以说是促使巴以和谈的契机。然而这次起义并没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图全面分析因提法达在推进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恢复因提法达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同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将有助于了解巴、以冲突的历史原因和当前的中东局势。
一
导致因提法达的主要原因，是1967年后以色列20年来对被占领土的占领政策。但在因提法达爆发前夕的三个事态的发展，则直接促成了起义的爆发。
第一个事态是1984年以色列决定提高在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交税额，同时进一步减少巴勒斯坦人从他们水井中提取用水的数量。以色列企图使巴勒斯坦人难以忍受生活而出走，以期达到吞并的目的。以色列希望1948年大批巴勒斯坦人逃离的情景再现。但这次巴勒斯坦人没有离开，除了明显的理由之外，他们知道，他们在其它阿拉伯国家作为难民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只能用起义来回答。第二个事态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1987年11月在安曼举行的紧急首脑会议上，对巴勒斯坦问题未予足够的重视。巴勒斯坦人认为，阿拉伯领导人正在淡化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承诺。第三个事态是1987年12月初，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国首脑会晤，甚至没有考虑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①a]显然，没有外部力量愿意促使以色列认真对待以土地换和平。形势对他们惊人地不利。所以，如果要使情况出现变化，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就必须自己起作用。
犹太人萨克莱的被刺以及由此而来的车祸事件成为因提法达的导火索。1987年12月6日，犹太商人[②a]什洛莫·萨克莱在加沙的露天市场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巴勒斯坦青年刺杀。12月8日下午，一位以色列卡车司机驾着一辆大型拖车逆行在通往加沙的道路上，与巴勒斯坦人乘坐的面包车相撞，造成严重车祸，死伤的人全都来自加沙最大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杰巴利耶难民营。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卡车司机故意撞车，为萨克莱的死报仇。这一事件很快激化成骚乱，迅速向外蔓延。经过将近两个星期，到12月21日，70万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举行了总罢工，以响应他们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同胞们的暴动。[①b]
巴勒斯坦人称他们的暴动为“因提法达”，他们没有把它称为“萨伍拉”——起义的标准阿拉伯词。标准的汉斯·韦尔《现代阿拉伯成文字典》把“因提法达（Intifada）”解释为“震动、发抖、颤抖。”要想弄清楚为什么没有选用“萨伍拉”，却选了“因提法达”，就得追查这个词的词根。几乎所有阿拉伯词都有一个由三个字母组成的词根。Intifada是由阿拉伯字母Nun、fá、dad组成的，即Nafada，其意是“摇动、抖开、抖出、掸去尘土、克服懒散、达到目的、完成、使自己摆脱某事、拒绝与某事有牵连和与某人断绝来往。”西岸和加沙人之所以选用这个词，而不用“起义”，因为他们和在黎巴嫩的同胞不同。他们认为，首先和主要的不是推翻以色列的统治，不是消灭以色列，而是尽量去掉他们自己身上的“以色列性”，把以色列的习俗、语言、产品、制度等从他们的世界中清除出去，保护自己的民族性。所以，因提法达的真正含意是：巴勒斯坦人要求脱离以色列体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虽然他们在暴动中一直没有提出过明显的口号，也没有具体纲领，但因提法达这个词完全能够表达他们的一切愿望。
只有通过因提法达，西岸和加沙人才能真正地作为一个民族出现。因提法达实际上标志着把西岸和加沙人从约旦化和埃及化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由于以色列的镇压和对他们的侮辱，使巴勒斯坦人有了共同的痛苦经历，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并将他们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巴勒斯坦人用石块对抗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所表现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勇气，给西岸和加沙人带来了他们以前从未享有过的尊严和自我价值感。同时，也使巴解组织在制定政策和决定时，给予他们新的重视。
1987年12月开始并持续了两年以上时间的因提法达运动，使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基本上是非暴力的民众不服从，还有正确的信息——公开了对以色列的承认。[②b]它使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进一步团结，国际形象大为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举行直接谈判。
二
在因提法达爆发之前，具体说是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虽然主张与以色列举行和谈，但在承认以色列上总是躲躲闪闪、含糊其词，不敢公开表态，因而也就谈不起来。其主要原因是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政治态度存在严重分歧。这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长期处于两难的境地。
一般来讲，生活在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和生活在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政治要求也有差异。
生活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大都来自1967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如海法、雅法和加利利等地方。所以，只有以色列完全撤出，换句话说，只有赶走犹太复国主义者，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全境，他们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享受居家之乐。他们对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并无特别兴趣，因为那里并非他们的祖籍。加沙如同贝鲁特一样远离自己的家园。因此，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巴勒斯坦极左分子的政治立场，即梦想有朝一日以色列消失后，他们能重返自己真正的家园。
然而对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170万[①c]巴勒斯坦人来说，情况则不同。的确，1／3以上的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是来自1967年以前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他们在被占领区也是难民，不过，他们至少仍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在1967年以色列人到来之前就世世代代住在西岸的城乡，只是世代居住在加沙地带的人稍微少些。对他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以色列的占领，而是以色列的统治。他们的问题不是以色列占了他们的房子、土地，而是有以色列士兵在他们门前站岗，限制他们的自由，以色列政府在压迫他们。他们在以色列被视为二等公民，遭受歧视。如果以色列结束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控制，士兵撤离并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居家之乐。因此，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更愿意接受一项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②c]
但长期以来，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敢公开地把这一意图告诉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知道，签署这样的协议意味着放弃半个巴勒斯坦，而他们没有这种权力，只有巴解组织才有权这样做。他们也清楚，即使在西岸和加沙也有许多巴勒斯坦人在梦想并坚持要重返1967年以前的家园，更不用说那些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难民了。这些人宁死也要捍卫这一权利。
长期以来，巴解组织流亡在外，主要在巴境外的难民中开展活动，支持它的基本群众都是那些来自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这些人是巴解组织得以成长的土壤，是这些难民养育了巴解组织。所以，巴解组织的政治纲领是按这些难民们的愿望和主张制订的，代表着难民们的利益。巴解组织成立时制订的赶走犹太复国主义者，解放巴勒斯坦全境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③c]正是反映了难民们的愿望。在整个60和70年代，巴解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渴望，迎合的也正是这种梦想。多年来在贝鲁特巴解组织游击队中流行的一首最受欢迎的歌是“萨伍拉、萨伍拉，哈塔勒——纳丝尔，”即革命，直到胜利。
然而，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对巴解组织的影响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巴解组织中的成员不多，由巴境外的难民们左右了巴解组织；另一方面，他们的要求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对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抱有幻想。他们寄希望于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和巴解组织能收复全部巴勒斯坦，解放他们的家园。当时，巴解游击队是巴勒斯坦政治生活中的动力，且队员个个出生入死，这些西岸和加沙人没有理由不听从他们的指挥。所以，他们对巴解组织的政治主张大都持默认的态度。
然而，40年过去了，围绕巴勒斯坦问题打了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比以前更加强大。严酷的现实使他们清楚地看到：以色列有大国的支持，阿拉伯军队难以战胜以色列国防军，巴解领导的游击队无法与以色列摩萨德匹敌。20年的历史证明：巴解的政治主张难以实现。而生活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则每天面对以色列统治的现实，忍受煎熬。他们对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在失望中抛弃了全部解放巴勒斯坦的主张，更加坚定地要求采取现实的妥协方案。[①d]
这就使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作为象征，它要把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和在境外的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阿拉法特一直觉得应该部分地代表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这些阿拉伯国家难民们的利益，因为是这些难民养育了巴解组织。这意味着阿拉法特总要力求部分地给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持强硬路线的人留有一些希望，像阿拉法特多年来所一直保证的那样：总有一天，巴勒斯坦将收复全部领土。然而他对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和愿望也是清楚的。而且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主张。正是被占领土上人民的因提法达，促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抛弃了全部解放巴勒斯坦的幻想，公开承认了以色列，走上了和谈的道路，同时也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摆脱了两难的境地。
三
在因提法达之前，以色列内部在处理被占领土上历来存在分歧。主要分歧在以色列最大的两个政党——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之间。下面我们就看看两大政党在处理被占领土上的观点及对巴以和解的态度。
在希伯莱文中，“利库德”是“统一”、“联合”的意思。事实上利库德集团是由许多右翼政党联合而成。它成立于1973年9月。1977年5月在以色列第9届议会大选中首次获胜。自1977年到1992年7月，利库德集团一直是执政党。
利库德集团主张兼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们称西岸为朱迪亚和撒玛里亚，[②d]认为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有无可争辩的主权。[③d]声称“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不能有别国存在，这一地区应由以色列管辖并享有完全主权”，认为巴解是“恐怖组织，”公开扬言“利库德集团将极力消灭这个组织。”[①e]利库德集团在国际关系中信奉强权政治，主张对外扩张，建立大以色列，推行沙文主义，要用武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以色列工党，是指所有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潮，自称代表犹太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是由19世纪末的“锡安工人党”发展演变而来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直到1977年，在前后60年的漫长岁月中，工党始终是巴勒斯坦（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舞台上的主角。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工党的纲领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拥有“民族权利。”主张结束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控制。强调在保证以色列安全的条件下，在联合国242和338号决议的基础上进行无任何先决条件的和平谈判。但它反对巴解组织和任何支持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否认以色列生存权和实行恐怖的组织参加谈判。在领土问题上，工党既反对吞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也反对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主张阿以双方在领土上相互妥协。
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心目中有三个基本目标：以色列政治学家阿赖赫·纳乌说，要把以色列建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位于犹太人历史家园的国家。[②e]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全部巴勒斯坦领土，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建立的犹太国的范围之内，甚至超过这个界线的某些区域，即属于今日约旦的土地。[③e]因为这一地区是犹太历史的中心区域，是《圣经》戏剧实际演出的舞台。1947年11月，联合国把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巴勒斯坦土地分成两部分，把约1／2划给犹太人建国之用，把另一半答应给巴勒斯坦人。这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被迫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戴维·本—古里安毫不犹豫地把选择摆在犹太人面前。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达到我们三个目标中的两个。我们被提供了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民主国家的机会，不过只是在一部分以色列土地上。我们可以坚持要全部的以色列土地，不过，那样我们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如果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目标上作出妥协，那么这妥协就在获得全部以色列土地上作出。我们现在先满足得到的一半，以后还可以想着另一半。”[④e]犹太人接受了本—古里安的抉择。因此，在1948—1967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其两个半目标满足下生活，甚至繁荣起来。
1967年“六天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在六天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把犹太人的控制区基本上扩展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初所寻求的全部以色列历史领土。从那时起，以色列再次面临这个重大问题。因此，在六天战争的第七天，在一片欢腾和旗帜飘扬中，一个巨大的问题再次荡漾在以色列人头上：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还是那样，只能达到三个目标中的两个。
第一个选择是保持以色列所占领的全部领土，包括西岸和加沙地带，仍旧是犹太人的国家。不过，只有取消以色列的民主才能做到这一点。永远控制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居民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镇压，永不给他们政治权利。那样，以色列将变成一个种族主义国家，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对以色列来说，第二个选择就是吞并西岸和加沙，并保持民主。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放弃犹太国家的性质。因为如果当时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10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授予选举权，再加上以色列境内的50万巴勒斯坦人，如果出生率和移民率继续保持不变的话，到21世纪初，他们在数目上将超过犹太人。以色列的第三个选择是保持犹太人和民主国家的性质。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放弃西岸和加沙大片土地；要不就赶走大批的西岸和加沙居民，以保证进入21世纪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犹太人占绝大多数。因为全世界绝不会容忍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强行赶出被占领土，所以这一选择难以做到，实际上只有放弃领土。
然而，在1967到1987年的20年间，以色列的两大政党——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一直在处理被占领土上争论不休。它们并未在这三种选择中作出肯定的抉择。实际上，它们是把这个问题挂了起来，避开作出选择。
以色列领导人避免回答对于西岸和加沙怎么办的问题，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若干年来其阿拉伯邻居就没有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迫使以色列人作出回答。阿拉伯人绝没有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印象：以色列人可以离开这片领土，而仍能保持安全。所以大多数以色列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留在这里。在六天战争结束3个月之后，即1967年8月29日至9月1日，阿拉伯国家在苏丹喀土穆召开的首脑会议上，确定了对以色列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的共同立场，即所谓“三不政策。”这个僵硬立场，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坚持了许多年。只有埃及敢于在1978年摆脱这种立场，向以色列提出一项建议，使以色列无法回避：你准备以占领的全部西奈沙漠换取全面的和平吗？问题这样提出时，以色列给予肯定的回答，于是埃以之间实现了和平。
如今，从因提法达传来了明确的信息：巴勒斯坦人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仅仅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他们赞成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意愿在因提法达爆发一年后，通过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在日内瓦联合国大会上得到明确的表达。现在全世界都听到了阿拉法特的宣言，他们等待以色列的回答。这样，以色列再也无法回避了，他们必须回答对西岸和加沙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处理被占领土问题被提到了以色列的政治议事日程，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处理这一问题。
四
因提法达是如何促进巴以和解的呢？它在巴以和平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首先，因提法达促使巴解改变了政策，公开承认以色列，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
因提法达爆发后，西岸和加沙人通过暴动把他们的意愿明确告诉了阿拉法特，并强调说，现在他们是巴勒斯坦政治生活中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巴境外的难民。他们明确地告诉阿拉法特，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讲话，必须公开承认这个犹太国家。对阿拉法特来说，如果他不按照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确定政治方向，他就有失去其领袖地位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象征的危险，同时还有可能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中产生确具权威的新的领袖人物。
阿拉法特早已准备这样做了。自从1982年巴解组织被以色列赶出贝鲁特之后，巴解组织不仅失去了它在阿拉伯前线国家的最后一块基地，也失去了它在巴勒斯坦斗争中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在1982年战争前，是在贝鲁特的阿拉法特和那些游击队来发号施令，而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主要是接受命令的。但自从阿拉法特离开贝鲁特后，权力的平衡开始逐渐有利于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这种权力的转移作为因提法达的成果甚至更为明显。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再无所作为地坐在收音机旁收听阿拉法特及其游击队在安曼、或贝鲁特、或突尼斯等地做些什么事的新闻了。现在是阿拉法特及其游击队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关于他们的报道了。所以，早在1982年9月，阿拉法特已决定“打内部牌。”[①f]从那以后，巴解组织的政治重心已逐渐由境外移到境内。因提法达爆发后，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经过痛苦艰难的抉择，终于抛弃了全部解放巴勒斯坦的政治主张，决定采取现实的妥协方案。于是在因提法达爆发一年之后，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宣布接受联合国242和338号决议以及1947年联合国的边界划分方案。这就含有承认以色列在1967年以前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在12月日内瓦联合国会议上，阿拉法特代表巴解组织和全体巴勒斯坦人民正式宣布，承认以色列，放弃恐怖活动，首先迈出了和平进程中关键的第一步。
其次，因提法达使以色列爱好和平的人民进一步觉醒，使以境内的和平运动高涨，有力地推动了巴以和平进程。
犹太民族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最初，犹太人是怀着善良的意愿去巴勒斯坦定居的。他们一再强调要“小心翼翼地尊重这个地方非犹太居民的利益”，[②f]并且坚信阿拉伯人一定会成为自己的朋友。当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后，许多犹太人为自己的移入迫使阿拉伯人出走而伤感。许多敏感和富有同情心的犹太人承认自己有犯罪心理，尤其是在犹太知识分子当中。以色列史学家阿摩斯·阿隆在他所著的《以色列人：缔造者和后代》一书中指出，犹太人重返家园而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遭难这件事勾起的犯罪心情、内疚感，是以色列作家作品中的一个主要题材。没有一个有感情的人能够看着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而无动于衷。然而，当时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是为世界上的排犹形势所迫，他们不回来就要被灭绝。所以，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求生存的愿望“远比使阿拉伯人遭受难堪和屈辱而产生的敏感更为重要。”[③f]
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便与阿拉伯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和敌对状态。犹太人对安全问题的心理压力并没有减轻。在1967年“六天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等大片阿拉伯领土，以色列人生活在阿拉伯人炮火威胁之下的情况有所缓解。然而这时以色列政府中的沙文主义势力抬头，尤其是利库德集团上台后，一方面以安全为由加强对被占领土的统治；另一方面强调以色列对被占领土有着历史的权利，企图吞并被占领土，实现大以色列的迷梦。此外还竭力向本国人民灌输巴解组织是专门屠杀犹太人的纳粹的残渣余孽的思想。利库德集团这样开导以色列人：“犹太人曾经不相信《我的奋斗》，但我劝你们要相信《巴勒斯坦宪章》。”在1982年侵黎战争中，贝京一再把贝鲁特比作柏林，将被围困在该城的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比作希特勒。他们还抓住巴解所进行的恐怖活动进行大肆宣传，这在当时蒙骗了不少以色列人。因提法达爆发后，利库德集团宣传说，巴勒斯坦人的起义不仅是为了纳布卢斯和希伯伦，而且是为了海法和雅法。巴勒斯坦人绝不允许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巴勒斯坦人得到解放之日，将是犹太国家（以色列）灭亡之时。”以色列建国以来4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①g]
然而，不久利库德集团宣传的谎言就被揭穿了。因提法达给以色列人传来了明确的信息：巴勒斯坦人并不是要消灭以色列，只是要求结束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统治。这一信息使以色列犹太人民的和平运动高涨。1988年1月，就有8万以色列人加入了特拉维夫的促进和平组织。3月，1300多人签名上书，要求从西岸和加沙撤退。到年底，以色列促进和平组织增加到50多个，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与巴解对话。1988年11月，和平组织发起了一个“现在就去和巴解讲和平”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内容包括：以色列犹太人与巴勒斯坦村庄之间的互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的对话。该运动1988年12月在特拉维夫吸引了5万支持者。1989年3月，《纽约时报》对58%的以色列人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有80%的人支持工党的和解政策。[②g]巴以和解成为以色列犹太人的民心所向。
其三，因提法达在总结几十年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了民众不服从运动的新策略，对以色列产生了真正的压力。
为什么民众不服从运动能对以色列产生真正的压力？首先，民众不服从运动是10万人以上的集体运动。因提法达领导人萨里·努赛贝赫[③g]解释说：“10万人不服从就会对整个占领区的基础形成威胁，因为占领区是以我们主动合作为基础的。”[④g]事实上，如果10万人都拒绝为以色列工作，烧掉身份证、不纳税的话，以色列占领当局就会陷入混乱。要么，他们不得不将这10万人全部逮捕，但以色列监狱没有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要么，他们只好正视现实，让巴勒斯坦人自治或独立。这样就使巴勒斯坦人口众多的优势转化为真正的政治动力。其次，民众不服从运动要求脱离以色列体系，建立自己独立的社会体系和互助组织。巴勒斯坦人要脱离以色列体系，他们就必须发展自己独立的经济、教育、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基础建设，必须建立自己的学校和互助体系。巴勒斯坦人在街上暴动，高呼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他们能真正建立起一个独立统一的组织，那可就不容忽视了。它会不容置疑地向以色列人证明这块土地上有另一个渴望自由的民族集体，而成为根据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宣布的独立宣言的具体表现。这种努力一旦成功，他们将成为以色列的国中之国。
因提法达的民众不服从运动，使占领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戴维·哈特曼解释说：“以色列人束手无策了。军队向内阁大嚷大叫说，如果没有政治解决办法，军队无法把暴动平息下去；而内阁又向军队大嚷大叫说，只有把暴动平息下去，内阁才能拿出政治解决办法。”[①h]正是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因提法达迫使以色列走到了谈判桌前。
其四，因提法达不仅使以色列政府把解决被占领土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而且使利库德集团的反动政策彻底破产，由工党上台推进巴以和平进程。
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后，决定以武力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使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上消失。它首先采取了对阿拉伯前线国家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战略，借口巴勒斯坦游击队以这些阿拉伯国家为基地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是，利库德集团的报复战略不只是报复，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企图加剧阿拉伯前线国家与巴解的矛盾，迫使阿拉伯前线国家采取行动，来阻止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为自己的政策服务。当这项政策由于阿拉法特等巴解领导人不断努力，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团结而遭到失败后，利库德政府决定自己亲自动手，来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按照利库德集团的逻辑，只要能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就可以永久地霸占被占领土。正是这一逻辑，使沙龙和以色列国防部下决心在1982年夏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侵入黎巴嫩，对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巴解组织被迫离开贝鲁特，把总部迁往突尼斯。这样，利库德集团认为，它可以安然地统治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了。
然而，利库德集团的梦想被被占领土上的人民起义打破了。巴解组织虽然远离巴勒斯坦，然而由巴解点燃的巴勒斯坦民族复兴的烈火并没有熄灭。在被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不断发展，最终酿成了1987年底巴勒斯坦人民的大起义。这次大起义的爆发表明，武力无法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存在，标志着利库德集团推行的强权政策的彻底破产。
在因提法达爆发后，工党议员猛烈地抨击利库德集团在被占领土上的政策。曾任以外长的阿巴·埃班警告说：“以色列人民迟早会认识到，想统治150万巴勒斯坦人只是一个妄想。”[②h]他把利库德集团对西岸的政策称为“丑恶的想法”。[③h]因提法达也震醒了不少利库德成员。在1988年以色列竞选期间，著名利库德政治家、特拉维夫市长沙罗姆·拉汉特（Shlomo Lahat）告诉他的同僚说：“我坚信，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和平的代价和真正的安全是撤退。”[④h]
在因提法达爆发前的1987年，民意测验表明，仅有42%的以色列人主张与巴解谈判。因提法达爆发后的1988年，同意与巴解对话的人增加到53%。[①i]1989年3月，主张与巴解对话的人增加到59%。1989年3月的民意测验表明，全国有78%的人支持工党的政策，这其中包括94%的左翼政党成员和49%的利库德成员。[②i]1988年下半年开始，以色列表示接受联合国242和338号决议，决定通过和谈来解决被占领土问题。1992年利库德政府垮台，工党上台，因提法达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1992年7月上台执政的拉宾政府从利库德集团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拉宾清楚地认识到：武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和解谈判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所以拉宾的基本决策是坚持推进和平进程，用政治手段解决巴以冲突，于是巴以之间在奥斯陆开始了秘密接触，达成了相互承认和在西岸的杰里科和加沙首先实行自治的两个协议，从此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真正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动力不是美国、不是苏联，而是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发动的因提法达运动，是因提法达把阿拉法特和拉宾推到了谈判桌前，使以巴之间实现了和谈。所以，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最根本的动力是被占领土上人民的因提法达运动，它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肯定。
注释：
①a 阿兰·哈特：《阿拉法特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529页。
②a 据巴解组织说是一名犹太警察。
①b 《巴勒斯坦研究杂志》（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总第17期，1988年春季号，第3页。
②b 贝克斯·布瑞纳：《因提法达的反响：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的地区影响》（Bex Brynen,Echoes of the Intifada:Reg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波尔德、圣弗兰西斯科、牛津1991年版，第68页。
①c 根据以色列官方统计，生活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为86万，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为56万。根据《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1988年3月26日公布的数字，1987年底被占领土上有巴勒斯坦人174万。
②c 《耶路撒冷邮报》，1988年1月6日。
③c 钟冬编：《中东问题八十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7页。
①d 纳迪姆·罗汉纳：《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转变》，载《巴勒斯坦研究》（Nedim Rouhana,"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abs in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季刊1989年春季号，第38—59页。
②d 朱迪亚和撒玛里亚系《圣经》中对约旦河西岸的称呼。这个地区是古代大卫王国的主要统治区域，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以撒等人的墓地据称就在西岸。
③d 伊扎克·沙米尔讲话：《以色列建国40年：回顾与展望》，转引自《西南亚研究》，1988年第4期，第39页。
①e 达洲、振堂、徐向群等：《中国人看以色列》，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53页。
②e 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③e 早在1919年，即英国发表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贝尔福宣言”后两年，犹太复国主义者根据犹太人的历史和《圣经》确定了犹太民族之家未来的疆界：犹太国的北部边界线应从黎巴嫩的赛伊达南面开始，向东经过黎巴嫩山脉和贝卡谷地南部抵达赫尔蒙山西南坡，然后抵达叙利亚大马士革南20公里的库奈特拉附近。接着向南，在大马士革——麦地那铁路线以西约10公里，沿着该铁路线抵达约旦南部城市马安，再从马安直达亚喀巴湾。这就是说，几乎所有黎巴嫩南部，包括利塔尼河、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约旦河东、西两岸都包括在犹太国的疆界内。〔引自迈克尔·詹森：《贝鲁特的战斗，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原因》（Michael Tansen:The Battle of Beirut,why Israel Invaded Lebanon），伦敦泽德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1921年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分成东、西两部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予承认，认为约旦河不是巴勒斯坦的边界，而是“东巴勒斯坦”和“西巴勒斯坦”的分界河。
④e 马克·泰勒：《对以色列领土妥协的思考》，载《南亚与中东研究杂志》（Mark Tessler"Thinking about Territorial Compromise in Israel",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总第11期，1988年夏季号，第38—53页。
①f 阿兰·哈特：《阿拉法特传》，第524页。
②f 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③f 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第274页。
①g 贝克斯·布瑞纳：《因提法达的反响：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的地区影响》，第66—67页。纳布卢斯和希伯伦是西岸的著名城镇，海法和雅法在以色列境内。
②g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89年7月13日。
③g 萨里·努赛贝赫是西岸比尔宰特大学的巴勒斯坦哲学家，杰出的巴勒斯坦政治家安瓦尔·努赛贝赫的儿子。
④g 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411页。
①h 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422页。
②h 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③h 《耶路撒冷邮报》，1988年2月24日。
④h 《耶路撒冷邮报》，1988年9月14日。
①i 《纽约时报》，1989年4月2日。
②i 贝克斯·布瑞纳：《因提法达的反响：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的地区影响》，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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